卷二 臣行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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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又不輕言犧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氣的英雄。
齊桓公的名相管仲說：“人們認為我被齊桓公俘虜後，關在牢裡委屈求全是可恥的，可我認為有志之士可恥的不是一時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對國家、社會做貢獻；人們認為我所追随、擁戴的公子糾死了，我也應該跟着死，不死就是可恥，可我認為可恥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讓一個國家稱雄天下。
” 管仲的這番話表明，有經世治國之才的人由于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以改天換地作為人生之目标，所以決不會把生死看得太重。
季布也罷，管仲也罷，這些有才有識之士，對自己一生的行為，乃至死與不死，都有很明确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标準。
] 或曰：“宗悫之賤也，見輕庾業。
及其貴也，請業為長史，何如？” 斐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
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貴聘群雄之上，韓、鲸之志也。
卑身之事則同，居卑之情已異。
若宗元幹無怍于草具，有韓、鲸之度矣。
終棄舊惡，長者哉！” [宋宗悫之賤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容必方丈。
其為悫設，則粟飯，悫亦緻飽。
及為豫州，請業為長吏也。
] 【譯文】 [我們再提出一個問題來讨論一下。
魏晉南北朝末，在劉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年），有一個叫宗悫的落魄書生，他的同鄉庾業很瞧不起他。
庾業有錢有勢，豪闊得很，宴請客人，一上幾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見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飯菜卻隻有用稗子等雜糧煮的粗飯，宗悫照樣坦然地吃。
等到後來宗悫發達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殺之權集于一身，不但不記庾業輕辱他的舊恨，反而請庾業來做他的秘書長。
]對宗悫這種不記恨過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報怨的度量該如何理解、評價呢？ 斐子野在談到幾個類似的曆史人物時說：“一個人在窮困時不悲不愁，在微賤時不氣餒不苦悶，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窮就窮，很坦然，可是絕不放棄偉大的理想。
這樣的素養、器度和品德隻有象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具有；還有一種人，倒黴的時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準，低頭認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順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無賴潑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勢了，就在英雄頭上跑馬。
韓信、黥布就是這種人。
“這兩種人，卑賤的時候被人輕蔑、侮辱的情況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卻截然不同。
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氣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負重；另一種是道德、人格的榜樣，認為人生本來平淡，從不侈求榮華富貴，淡泊中養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悫這樣的人，卻兼有這兩種情操、氣度的長處。
當年庾業在高朋滿座的情況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覺得慚愧，因為他有理想，有大志，這一點和韓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做部下，不把過去的舊惡放在心上，這種崇高的寬厚的長者之風又和曾子、原憲一樣。
确實是了不起啊！” 世稱郦寄賣交，以其绐呂祿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
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 【譯文】 後世的人在談到西漢時的郦寄把朋友呂祿騙到效外遊玩，給了周勃他們推翻呂後政權的機會這件事時，認為從個人道義上講，郦寄出賣了朋友，是不光彩的。
這個道理該怎麼講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謂出賣朋友，是指那種為了富貴榮華而忘了朋友的情義，把朋友作為換取個人利益的犧牲品，才是賣友行為。
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幫漢高祖打了天下，是開國元勳，而呂氏家族陰謀篡奪了政權，他在這場劫難中，雖然用欺騙手段把呂祿騙出去，摧毀他的衛戌部隊，推毀呂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國家，為了天下蒼生。
這不是出賣朋友，是為了拯救國難、捍衛父輩君臣開創的大業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種手段。
” 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 徐衆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
母，至親也，于義應去。
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系，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
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
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允宜先救至親。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
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
張邈叛。
太祖迎呂布，布執範令靳允母。
太祖遣昱說靳允，無以母敵，使固守範。
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 【譯文】 [曹操帶兵征讨冀州的時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後方重鎮甄城。
就在這期間，曹操手下的将領張邈叛變。
這時曹操隻好親自迎戰呂布。
當時的戰争局勢是如果呂布把範城拿下來，就可以消滅曹操，所以呂布使計把範城的守将靳允的母親捉去，想脅迫靳允為救母親歸順。
曹操聞訊，趕緊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遊說靳允，要靳允不必考慮母親的安危，固守範城。
結果靳允被說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決無二心。
”] 于是有人問：“靳允這樣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衆的觀點是：“當程昱去遊說的時候，靳允與曹操之間，還沒有形成君臣關系，而母親是至親骨肉。
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應該為母親的安危而去，不該為曹操守城。
“昔日劉邦的大将王陵的母親被項羽抓了起來，以此威迫王陵歸順他。
王陵的母親看出劉邦肯定會得天下，項羽必定要失敗。
自己被軟禁後，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兒子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殺，把遺書教人偷偷送給王陵，教他好好幫助漢高祖打天下。
她用這種絕決的辦法讓王陵心無牽挂，一心一意去盡忠盡節，至死無悔。
“另一樁曆史故事卻大異其趣。
戰國時衛國的公子叫開方的在齊國做官，十年沒有請假回國看望父母。
有人說開方這樣忠于職守，忠于齊國，可以提拔他為相，可是齊國的宰相管仲卻把他開除了。
理由是說象開方這種人，連父母都不愛，怎麼會愛君王，怎能為相。
“從以上兩個事例再來看靳允，就應當明白對父母孝敬愛戴的人，才會對社會、對國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應該先去救母親。
“徐庶的母親被曹操抓起來後，徐庶進退兩難。
劉備得知這一情況後，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
你若留在我身邊，曹操肯定會殺你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譴責。
你還是去吧。
” 【按語】 所以從另一角度來說，一個領導人，如果得天下，就應當體察人情，原諒為人臣子的部下為盡孝心的苦衷。
對照劉備處理徐庶的仁義慈愛，曹操應讓靳允去救他母親才對。
由此也可看出曹、劉兩人氣度截然不同。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産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邺，人不敢欺。
三子之才，與君德孰優？”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
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
優劣之懸，在于權衡，非徒鈞铢之覺也。
” 【譯文】 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據史籍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産，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騙他；孔子的學生子賤治理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們不忍心騙他；西門豹治理邺都的時候，人們不敢騙他。
這三個人能做到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你認為哪一種更好？與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說：“上面的領導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夠真愛人、真幹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義，就不忍心騙他了，就象單父的老百姓對待子賤那樣；如果上面的領導人什麼事都看得很清楚，下邊的各級官員怕被覺察，就不能欺騙了，象子産那樣；如果上面用嚴刑重法治理一區一國，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罰，就不敢欺騙了。
這三種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發點卻大不相同。
要求臣民忠心，但盡忠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如果執政者多行不義，臣民就不可能忠心。
當領導的按仁義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這就合乎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仁愛道德管理大衆，使全國人民都有文明教養，即便有人做了不體面的事也好糾正），可以達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嚴刑重法來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膽過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網的漏洞中為非作歹，幹了壞事還能逃過法律的追究，自認為高明，還恬不知恥，就和孔子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靠政治法令來治理因家，用刑罰來管理人民，有人幹了壞事能逃過法律的制裁也不覺得羞恥）一樣了。
這兩種情況，好壞的差别很大，關鍵在于領導人能權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應斤斤計較，因小失大。
”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檢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範晔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
事實未殊而毀譽别者，何也？将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雲：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
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
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
中庸已降，才則好偏。
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僞，而人賢任真。
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 籲！何為其然？夫肖貌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
故靡顔膩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
不以禮教節之，則蕩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财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
” 古語雲：“廉士非不愛财，取之以道。
”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 皆矯僞之謂也。
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為矯僞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
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譯文】 有人問：“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身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尊榮顯赫，卻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儉樸，然而在當時以至後世，對這兩個人的評價一毀一譽，截然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範晔說：“人對待仁的立場、動機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說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為手段，為在政治上達到個人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體力行地行義舉，處處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義的真谛。
“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小老婆卻從不穿绫羅綢緞，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是自己國家的光榮。
漢武帝的宰相公孫弘一輩子穿布衣，與他同朝的監察禦史汲黯當着漢武帝的面就指責他假裝簡樸。
季文子和公孫弘的行為是一樣的，可是在曆史上季文子受到贊譽，公孫弘在當時就受到了诋毀，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行義舉和弘揚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聖人（指孔子）說過，仁義的人自己就是仁義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義的教化。
害怕觸犯法規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強去做合乎仁義的事。
二者比較起來，為仁為義的行為表面上看去雖然一樣，但仔細考較，就不難發現，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
天生仁義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覺合乎仁義的人，努力用仁義的标準要求自己，并能身體力行；勉強去行仁義的，是不得已而為之。
‘安仁’、‘利仁’、‘強仁’這三者相比，當然是第一種人最好。
” [聖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備，器識、才具、學問、見地、品操，沒有一樣不完美的。
聖人以下，中等禀賦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備了，而是各有所長，各有所好，品德、才學都有長有短。
孔子批評他的學生時說：柴的缺點是愚笨，參的缺點是魯莽，師不誠實，由太粗俗。
由此看來，德才兼備有如聖者那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數，一個人要想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隻能靠後天的努力，克服糾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和壞習慣，由好的行為習慣慢慢影響心理素質。
但是世人又讨厭做作，喜歡坦率。
不過一個貪愚的人就很坦率，貪得直爽，愚得可愛，可是能因此而聽之任之嗎？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責任交給他，認為他是好的嗎？ 啊，道理可不能這麼講。
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則、形象生出來的，本身就具備陰陽之性。
雖然生下來後有清秀、混濁、賢惠、愚蠢的不同，個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榮華富貴，美貌動人.. 這種種欲望原則上是相同的。
所以男男女女都愛修飾打扮自己，美容化妝，護膚駐顔；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級車，乘駿馬，覺得這樣才風光氣派。
與此相反，苦其心志，甘願清貧，在滾滾紅塵中潔身自好，堅守節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覺得十分困難。
處處為公，大公無私，真要人人做到這一點，是很痛苦的。
在理論上是不錯，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個人要做到曆史上所标榜的忠臣孝子，必須按學問道德的标準刻苦修練自己。
大多數人并非生來就德才兼備，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後天用仁、義、禮、智、信教育節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發展，就會象流水一樣飄蕩、放浪，怎麼可能吃苦耐勞，安于淡泊，做到忠貞高潔，一心為公，見财不起意，動靜合規矩呢？所以《禮記》上說：“欲不可縱，志不可滿。
”古人說得好，清正廉潔的官員、名人不是不愛财，而是“君子愛财，取之以道”。
經》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後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寶石那樣，雕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僞劣的地方去掉，這樣才能成為珍寶。
假如任其癡愚之态放肆，随其鄙劣之情泛濫，還美其名曰“順其自然”而自視其高，認為不用理性加以規範才是不矯情，不虛僞，那麼，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認為用後天的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雖然一開始不習慣，不自然，但是通過漸進的矯正改變人性的弱點，這就是禮義的開始，而放任自流，順其天性的結果，人就會被貪婪卑劣所主宰。
即使用強制手段讓國民行仁義之道，又怎麼可以稀裡胡塗地否定呢？] 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其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
況于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将頭顱依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适足以強天下之戰。
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
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複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複加兵于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
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
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
又何稱奇哉？”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
是故纣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
故随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
夫楚之強，适足以緻天下兵耳。
” 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戰之勝，詐之可也。
若海内紛紛，雌雄朱決而失信于天下，敗亡之道也。
當亡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
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
何晏之論當矣。
] 【譯文】 有人問：“長平一戰，白起活埋了趙國的降兵四十萬，算得上是曆史上的奇将了吧？” 何晏說：“白起活埋趙國的四十萬大軍是個大騙局。
他當初答應投降了沒事，結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這不單是個殘暴的問題！從此以後，白起再也難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國統一六國的困難。
假如趙軍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況這四十萬大軍都是全副武裝呢？普天之下都看見投降秦國的将領被砍下的頭顱堆成山，歸順秦國的士兵屍骨積為丘，從此以後，如果再與秦國交戰，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戰死也是死，誰還肯再投降，哪座城還肯歸順
齊桓公的名相管仲說：“人們認為我被齊桓公俘虜後，關在牢裡委屈求全是可恥的，可我認為有志之士可恥的不是一時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對國家、社會做貢獻；人們認為我所追随、擁戴的公子糾死了，我也應該跟着死，不死就是可恥，可我認為可恥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讓一個國家稱雄天下。
” 管仲的這番話表明，有經世治國之才的人由于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以改天換地作為人生之目标，所以決不會把生死看得太重。
季布也罷，管仲也罷，這些有才有識之士，對自己一生的行為，乃至死與不死，都有很明确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标準。
] 或曰：“宗悫之賤也，見輕庾業。
及其貴也，請業為長史，何如？” 斐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
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貴聘群雄之上，韓、鲸之志也。
卑身之事則同，居卑之情已異。
若宗元幹無怍于草具，有韓、鲸之度矣。
終棄舊惡，長者哉！” [宋宗悫之賤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容必方丈。
其為悫設，則粟飯，悫亦緻飽。
及為豫州，請業為長吏也。
] 【譯文】 [我們再提出一個問題來讨論一下。
魏晉南北朝末，在劉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年），有一個叫宗悫的落魄書生，他的同鄉庾業很瞧不起他。
庾業有錢有勢，豪闊得很，宴請客人，一上幾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見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飯菜卻隻有用稗子等雜糧煮的粗飯，宗悫照樣坦然地吃。
等到後來宗悫發達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殺之權集于一身，不但不記庾業輕辱他的舊恨，反而請庾業來做他的秘書長。
]對宗悫這種不記恨過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報怨的度量該如何理解、評價呢？ 斐子野在談到幾個類似的曆史人物時說：“一個人在窮困時不悲不愁，在微賤時不氣餒不苦悶，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窮就窮，很坦然，可是絕不放棄偉大的理想。
這樣的素養、器度和品德隻有象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具有；還有一種人，倒黴的時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準，低頭認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順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無賴潑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勢了，就在英雄頭上跑馬。
韓信、黥布就是這種人。
“這兩種人，卑賤的時候被人輕蔑、侮辱的情況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卻截然不同。
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氣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負重；另一種是道德、人格的榜樣，認為人生本來平淡，從不侈求榮華富貴，淡泊中養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悫這樣的人，卻兼有這兩種情操、氣度的長處。
當年庾業在高朋滿座的情況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覺得慚愧，因為他有理想，有大志，這一點和韓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做部下，不把過去的舊惡放在心上，這種崇高的寬厚的長者之風又和曾子、原憲一樣。
确實是了不起啊！” 世稱郦寄賣交，以其绐呂祿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
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 【譯文】 後世的人在談到西漢時的郦寄把朋友呂祿騙到效外遊玩，給了周勃他們推翻呂後政權的機會這件事時，認為從個人道義上講，郦寄出賣了朋友，是不光彩的。
這個道理該怎麼講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謂出賣朋友，是指那種為了富貴榮華而忘了朋友的情義，把朋友作為換取個人利益的犧牲品，才是賣友行為。
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幫漢高祖打了天下，是開國元勳，而呂氏家族陰謀篡奪了政權，他在這場劫難中，雖然用欺騙手段把呂祿騙出去，摧毀他的衛戌部隊，推毀呂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國家，為了天下蒼生。
這不是出賣朋友，是為了拯救國難、捍衛父輩君臣開創的大業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種手段。
” 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 徐衆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
母，至親也，于義應去。
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系，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
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
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允宜先救至親。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
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
張邈叛。
太祖迎呂布，布執範令靳允母。
太祖遣昱說靳允，無以母敵，使固守範。
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 【譯文】 [曹操帶兵征讨冀州的時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後方重鎮甄城。
就在這期間，曹操手下的将領張邈叛變。
這時曹操隻好親自迎戰呂布。
當時的戰争局勢是如果呂布把範城拿下來，就可以消滅曹操，所以呂布使計把範城的守将靳允的母親捉去，想脅迫靳允為救母親歸順。
曹操聞訊，趕緊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遊說靳允，要靳允不必考慮母親的安危，固守範城。
結果靳允被說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決無二心。
”] 于是有人問：“靳允這樣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衆的觀點是：“當程昱去遊說的時候，靳允與曹操之間，還沒有形成君臣關系，而母親是至親骨肉。
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應該為母親的安危而去，不該為曹操守城。
“昔日劉邦的大将王陵的母親被項羽抓了起來，以此威迫王陵歸順他。
王陵的母親看出劉邦肯定會得天下，項羽必定要失敗。
自己被軟禁後，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兒子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殺，把遺書教人偷偷送給王陵，教他好好幫助漢高祖打天下。
她用這種絕決的辦法讓王陵心無牽挂，一心一意去盡忠盡節，至死無悔。
“另一樁曆史故事卻大異其趣。
戰國時衛國的公子叫開方的在齊國做官，十年沒有請假回國看望父母。
有人說開方這樣忠于職守，忠于齊國，可以提拔他為相，可是齊國的宰相管仲卻把他開除了。
理由是說象開方這種人，連父母都不愛，怎麼會愛君王，怎能為相。
“從以上兩個事例再來看靳允，就應當明白對父母孝敬愛戴的人，才會對社會、對國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應該先去救母親。
“徐庶的母親被曹操抓起來後，徐庶進退兩難。
劉備得知這一情況後，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
你若留在我身邊，曹操肯定會殺你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譴責。
你還是去吧。
” 【按語】 所以從另一角度來說，一個領導人，如果得天下，就應當體察人情，原諒為人臣子的部下為盡孝心的苦衷。
對照劉備處理徐庶的仁義慈愛，曹操應讓靳允去救他母親才對。
由此也可看出曹、劉兩人氣度截然不同。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産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邺，人不敢欺。
三子之才，與君德孰優？”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
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
優劣之懸，在于權衡，非徒鈞铢之覺也。
” 【譯文】 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據史籍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産，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騙他；孔子的學生子賤治理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們不忍心騙他；西門豹治理邺都的時候，人們不敢騙他。
這三個人能做到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你認為哪一種更好？與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說：“上面的領導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夠真愛人、真幹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義，就不忍心騙他了，就象單父的老百姓對待子賤那樣；如果上面的領導人什麼事都看得很清楚，下邊的各級官員怕被覺察，就不能欺騙了，象子産那樣；如果上面用嚴刑重法治理一區一國，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罰，就不敢欺騙了。
這三種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發點卻大不相同。
要求臣民忠心，但盡忠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如果執政者多行不義，臣民就不可能忠心。
當領導的按仁義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這就合乎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仁愛道德管理大衆，使全國人民都有文明教養，即便有人做了不體面的事也好糾正），可以達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嚴刑重法來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膽過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網的漏洞中為非作歹，幹了壞事還能逃過法律的追究，自認為高明，還恬不知恥，就和孔子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靠政治法令來治理因家，用刑罰來管理人民，有人幹了壞事能逃過法律的制裁也不覺得羞恥）一樣了。
這兩種情況，好壞的差别很大，關鍵在于領導人能權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應斤斤計較，因小失大。
”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檢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範晔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
事實未殊而毀譽别者，何也？将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雲：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
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
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
中庸已降，才則好偏。
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僞，而人賢任真。
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 籲！何為其然？夫肖貌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
故靡顔膩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
不以禮教節之，則蕩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财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
” 古語雲：“廉士非不愛财，取之以道。
”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 皆矯僞之謂也。
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為矯僞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
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譯文】 有人問：“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身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尊榮顯赫，卻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儉樸，然而在當時以至後世，對這兩個人的評價一毀一譽，截然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範晔說：“人對待仁的立場、動機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說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為手段，為在政治上達到個人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體力行地行義舉，處處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義的真谛。
“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小老婆卻從不穿绫羅綢緞，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是自己國家的光榮。
漢武帝的宰相公孫弘一輩子穿布衣，與他同朝的監察禦史汲黯當着漢武帝的面就指責他假裝簡樸。
季文子和公孫弘的行為是一樣的，可是在曆史上季文子受到贊譽，公孫弘在當時就受到了诋毀，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行義舉和弘揚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聖人（指孔子）說過，仁義的人自己就是仁義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義的教化。
害怕觸犯法規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強去做合乎仁義的事。
二者比較起來，為仁為義的行為表面上看去雖然一樣，但仔細考較，就不難發現，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
天生仁義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覺合乎仁義的人，努力用仁義的标準要求自己，并能身體力行；勉強去行仁義的，是不得已而為之。
‘安仁’、‘利仁’、‘強仁’這三者相比，當然是第一種人最好。
” [聖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備，器識、才具、學問、見地、品操，沒有一樣不完美的。
聖人以下，中等禀賦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備了，而是各有所長，各有所好，品德、才學都有長有短。
孔子批評他的學生時說：柴的缺點是愚笨，參的缺點是魯莽，師不誠實，由太粗俗。
由此看來，德才兼備有如聖者那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數，一個人要想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隻能靠後天的努力，克服糾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和壞習慣，由好的行為習慣慢慢影響心理素質。
但是世人又讨厭做作，喜歡坦率。
不過一個貪愚的人就很坦率，貪得直爽，愚得可愛，可是能因此而聽之任之嗎？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責任交給他，認為他是好的嗎？ 啊，道理可不能這麼講。
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則、形象生出來的，本身就具備陰陽之性。
雖然生下來後有清秀、混濁、賢惠、愚蠢的不同，個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榮華富貴，美貌動人.. 這種種欲望原則上是相同的。
所以男男女女都愛修飾打扮自己，美容化妝，護膚駐顔；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級車，乘駿馬，覺得這樣才風光氣派。
與此相反，苦其心志，甘願清貧，在滾滾紅塵中潔身自好，堅守節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覺得十分困難。
處處為公，大公無私，真要人人做到這一點，是很痛苦的。
在理論上是不錯，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個人要做到曆史上所标榜的忠臣孝子，必須按學問道德的标準刻苦修練自己。
大多數人并非生來就德才兼備，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後天用仁、義、禮、智、信教育節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發展，就會象流水一樣飄蕩、放浪，怎麼可能吃苦耐勞，安于淡泊，做到忠貞高潔，一心為公，見财不起意，動靜合規矩呢？所以《禮記》上說：“欲不可縱，志不可滿。
”古人說得好，清正廉潔的官員、名人不是不愛财，而是“君子愛财，取之以道”。
經》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後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寶石那樣，雕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僞劣的地方去掉，這樣才能成為珍寶。
假如任其癡愚之态放肆，随其鄙劣之情泛濫，還美其名曰“順其自然”而自視其高，認為不用理性加以規範才是不矯情，不虛僞，那麼，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認為用後天的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雖然一開始不習慣，不自然，但是通過漸進的矯正改變人性的弱點，這就是禮義的開始，而放任自流，順其天性的結果，人就會被貪婪卑劣所主宰。
即使用強制手段讓國民行仁義之道，又怎麼可以稀裡胡塗地否定呢？] 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其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
況于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将頭顱依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适足以強天下之戰。
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
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複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複加兵于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
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
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
又何稱奇哉？”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
是故纣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
故随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
夫楚之強，适足以緻天下兵耳。
” 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戰之勝，詐之可也。
若海内紛紛，雌雄朱決而失信于天下，敗亡之道也。
當亡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
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
何晏之論當矣。
] 【譯文】 有人問：“長平一戰，白起活埋了趙國的降兵四十萬，算得上是曆史上的奇将了吧？” 何晏說：“白起活埋趙國的四十萬大軍是個大騙局。
他當初答應投降了沒事，結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這不單是個殘暴的問題！從此以後，白起再也難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國統一六國的困難。
假如趙軍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況這四十萬大軍都是全副武裝呢？普天之下都看見投降秦國的将領被砍下的頭顱堆成山，歸順秦國的士兵屍骨積為丘，從此以後，如果再與秦國交戰，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戰死也是死，誰還肯再投降，哪座城還肯歸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