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政體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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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一徐幹在《中論》裡說：“上天孕育衆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
身體受到傷害，人人都感厭惡；生前顯赫，死後留名，人人都很喜歡。
可是有人受害，有人發達，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然而人們依然不認真修養自身，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該賞的不賞，該罰的不罰，結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對自己以前的善行産生了懷疑；而作惡之人則不但蔑視國法，而且對其惡行恬不知恥。
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頭示衆，犯罪的人還是層出不窮；每天都封官加祿，人們還是不做好事。
” 蜀國的張裔對諸葛亮說：“先生賞賜不漏掉同自己關系疏遠的人，懲罰不偏袒自己親近的人。
不讓無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權有勢就免去對他的懲罰。
這就是無論賢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 不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
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為君為臣久而不相厭也。
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難而誅不敢。
人困放三責，即飾智以詐上，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奸也。
” 《新語》曰：“秦始皇設刑法，為車裂之誅，築城域以備吳越，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
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太衆、刑罰太極故也。
”] 【譯文】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說：“債少容易償還，職務輕松容易完成，任務不重容易上進。
最高統治者把握住簡明扼要的國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業。
這樣一來，為君為臣就永遠不會互相讨嫌。
社會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點是繁雜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卻捉不住，可是動不動還要嚴懲重罰，于是罰不勝罰，嚴重危害社會的卻不敢殺。
人民大衆為這三種重負所困擾，就變着法子來欺騙上級，雖然采用嚴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詐與邪惡。
” 《新語》說：“秦始皇設立刑法，用車裂殺人，修築大城以防備江南吳楚一帶少數民族的入侵，舉措越多，國家越亂，法令越多，惡人越放縱。
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國家，然而他的一系列舉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為采取的措施太多、刑罰太嚴的緣故。
”] 不求不可得，不強人以其所惡也。
[故其稱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順人心，政之所廢，在逆人心。
夫人惡憂勞，我逸樂之；人惡貧賤，我富貴之；人惡危墜，我存安之；人惡絕滅，我生育之。
能逸樂之，則人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人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人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人為之絕滅。
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亦叛。
晏子曰：“謀度放義者必得，事因於仁者必成。
反義而行，背仁而動，未聞能成也。
” 《呂氏春秋》曰：“樹木茂則禽獸歸之，水源深則魚鼈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
”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
故曰：強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
強之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 【譯文】 不追求得不到的東西，不勉強人做他們所厭惡的事。
[所謂“政治”，意思是要順應民心，政策法規才能得以貫徹執行，違背民心，政策法規就會被廢棄。
人民厭惡愁苦、勞累，就設法使他們安逸、快樂；人民厭惡困苦、貧賤，就設法使他們富裕、尊貴；人民厭惡危難、動蕩，就設法使他們安全、穩定；人民害怕絕後、死亡，就設法使他們生育、長壽。
能讓人民安樂的人，人民也會為他分憂，為他勞苦；能讓人民富貴的人，人民也會為他甘受貧賤；能讓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會為他承受危難；能讓人民休養生息的人，人民也會為他經受死亡滅絕的考驗。
隻要滿足了人民的這四種欲望，遠方的人自然會來親近；相反，親近的人也會背叛。
晏子說：“依照正義來謀劃，定有所得；根據仁愛去做事，定能成功。
違背正義和仁愛去行動，沒聽說過有能成功的。
” 《呂氏春秋》說：“樹木茂盛，禽獸才會來栖息；水流深沉，魚鼈才會來歸依；帝王賢明，豪傑才會追随。
”所以，聖明的國君不刻意要求歸依他的人，而是注重做好能使人才前來歸依的那些事情。
強迫讓人笑，笑了也不快樂；強迫讓人哭，哭了也不悲哀。
強硬地推行某種政策，隻有小成而不會有大成。
] 不處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曰：“安邊之策欲令漢與匈奴和親，又取匈奴愛子為質。
班固以匈奴桀骜，每有人降漢，辄亦拘留漢使以相報複，安肯以愛子為質？孝文時，妻以漢女，而匈奴屢背約束，昧利不顧，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事之固，而娛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
” 晁錯說漢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上從之。
荀悅曰：“聖人之政，務其綱紀，明其道義而已。
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議，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
身體受到傷害，人人都感厭惡；生前顯赫，死後留名，人人都很喜歡。
可是有人受害，有人發達，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然而人們依然不認真修養自身，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該賞的不賞，該罰的不罰，結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對自己以前的善行産生了懷疑；而作惡之人則不但蔑視國法，而且對其惡行恬不知恥。
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頭示衆，犯罪的人還是層出不窮；每天都封官加祿，人們還是不做好事。
” 蜀國的張裔對諸葛亮說：“先生賞賜不漏掉同自己關系疏遠的人，懲罰不偏袒自己親近的人。
不讓無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權有勢就免去對他的懲罰。
這就是無論賢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 不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
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為君為臣久而不相厭也。
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難而誅不敢。
人困放三責，即飾智以詐上，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奸也。
” 《新語》曰：“秦始皇設刑法，為車裂之誅，築城域以備吳越，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
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太衆、刑罰太極故也。
”] 【譯文】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說：“債少容易償還，職務輕松容易完成，任務不重容易上進。
最高統治者把握住簡明扼要的國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業。
這樣一來，為君為臣就永遠不會互相讨嫌。
社會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點是繁雜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卻捉不住，可是動不動還要嚴懲重罰，于是罰不勝罰，嚴重危害社會的卻不敢殺。
人民大衆為這三種重負所困擾，就變着法子來欺騙上級，雖然采用嚴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詐與邪惡。
” 《新語》說：“秦始皇設立刑法，用車裂殺人，修築大城以防備江南吳楚一帶少數民族的入侵，舉措越多，國家越亂，法令越多，惡人越放縱。
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國家，然而他的一系列舉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為采取的措施太多、刑罰太嚴的緣故。
”] 不求不可得，不強人以其所惡也。
[故其稱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順人心，政之所廢，在逆人心。
夫人惡憂勞，我逸樂之；人惡貧賤，我富貴之；人惡危墜，我存安之；人惡絕滅，我生育之。
能逸樂之，則人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人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人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人為之絕滅。
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亦叛。
晏子曰：“謀度放義者必得，事因於仁者必成。
反義而行，背仁而動，未聞能成也。
” 《呂氏春秋》曰：“樹木茂則禽獸歸之，水源深則魚鼈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
”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
故曰：強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
強之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 【譯文】 不追求得不到的東西，不勉強人做他們所厭惡的事。
[所謂“政治”，意思是要順應民心，政策法規才能得以貫徹執行，違背民心，政策法規就會被廢棄。
人民厭惡愁苦、勞累，就設法使他們安逸、快樂；人民厭惡困苦、貧賤，就設法使他們富裕、尊貴；人民厭惡危難、動蕩，就設法使他們安全、穩定；人民害怕絕後、死亡，就設法使他們生育、長壽。
能讓人民安樂的人，人民也會為他分憂，為他勞苦；能讓人民富貴的人，人民也會為他甘受貧賤；能讓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會為他承受危難；能讓人民休養生息的人，人民也會為他經受死亡滅絕的考驗。
隻要滿足了人民的這四種欲望，遠方的人自然會來親近；相反，親近的人也會背叛。
晏子說：“依照正義來謀劃，定有所得；根據仁愛去做事，定能成功。
違背正義和仁愛去行動，沒聽說過有能成功的。
” 《呂氏春秋》說：“樹木茂盛，禽獸才會來栖息；水流深沉，魚鼈才會來歸依；帝王賢明，豪傑才會追随。
”所以，聖明的國君不刻意要求歸依他的人，而是注重做好能使人才前來歸依的那些事情。
強迫讓人笑，笑了也不快樂；強迫讓人哭，哭了也不悲哀。
強硬地推行某種政策，隻有小成而不會有大成。
] 不處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曰：“安邊之策欲令漢與匈奴和親，又取匈奴愛子為質。
班固以匈奴桀骜，每有人降漢，辄亦拘留漢使以相報複，安肯以愛子為質？孝文時，妻以漢女，而匈奴屢背約束，昧利不顧，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事之固，而娛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
” 晁錯說漢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上從之。
荀悅曰：“聖人之政，務其綱紀，明其道義而已。
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議，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