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政體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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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說：“對其所承擔的職責能勝任的就推薦他，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負擔；能專心緻志去做的事就讓他去做，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困難。
”] 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
[議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劄也。
”故三軍大敗，不斬；獄犴不治，不可刑。
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
夫慢令緻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
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
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
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 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
無本者不立，無未者不成。
何則？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
儒者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須刑法。
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于上也。
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
而商、韓見其如此，因曰： 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于下也。
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奸起也。
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
”故仲長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
然陳涉大呼于沛澤之中，天下響應。
人不為用者，怨毒結于天下也。
”桓範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衆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
”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
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
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此之謂矣。
] 【譯文】 明确告訴人民群衆死路是什麼，這是為了樹立國家法律之威嚴。
[孔子說：“當權的喪失道義卻殺部下，這是不符合禮義規範的。
”所以三隊大敗，不斬将領；有法不依，不能動用刑罰。
為什麼呢？因為當權者對人民沒有進行教育，責任不在民衆。
蔑視法律而自取滅亡的是盜賊；橫征暴斂的是暴君；不預先告戒民衆，卻責備求全的是民賊。
政治制度沒有這三種弊端，然後才能實行法治。
宣傳文明道德來使人民心悅誠服，這樣做行不通，那麼就樹立有德行的人作為榜樣來教育人民；如果這樣還達不到目的，那就證明世風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為非作歹，這就得用刑罰嚴勵制裁了。
” 東漢袁安說：“仁、義、禮、智，是法律的基礎，法、令、刑、罰，是政治的延伸。
沒有基礎，法治就無從建立，沒有派生的東西，政治制度就無法完成。
為什麼這樣說呢？實施以文明道德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須以仁義禮儀教育人，然後以有教養的先進人物和事迹給以示範，使人遷惡向善，使人民群衆每日每時都體現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自覺的行動。
儒家看到這種情況，于是說：治理國家不需要刑法。
他們不明白對下面實施法治，仁義禮讓才會在上面形成。
實施法治，是為了揚善抑惡，提倡文明，禁止荒淫。
這是治國原理的關鍵。
法家如商鞅和韓非子等人看到這種情況，于是說：治理國家無須以仁義為本，隻須推行法治即可。
結果因隻有刑法而沒有仁義，人民産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憤怒。
有仁義而無刑法，人民就會輕慢，邪惡就會随之産生。
以仁義為根本，靠法令來實現，雙管齊下，二者并重，這才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
”所以東漢未哲學家仲長統說：“從前秦國因商殃變法，張彌天之法網以便嚴密控制天下蒼生，然而陳勝在大澤鄉振臂一呼，天下雲從響應。
舉國上下都不願為朝廷效力，這都是因為老百姓極度的怨恨郁結于心的緣故。
” 南北朝史學家桓範說：“夏桀、商纣使用刑罰，不是把人做成肉醬，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來越多，終于因此滅亡。
就是因其不把仁義作為治國的根本。
”所以說，法律是以仁的寬恕作為本體，以義作為斷案依據。
由此可以明白，孫子所說的“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得”，就是這個道理。
] 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
[《呂氏春秋》曰：“夫信立則立，可以賞矣，六合之内皆可以為府矣。
人主知此論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 徐于《中論》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
刻肌虧體，所同惡也。
被立垂藻，所同好也。
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
當賞者不賞而當罰者不罰，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則為惡者輕放國法而恬其所守。
苟如是，雖日用斧錢放市，而人不去惡矣；日賞賜爵祿朝而人不興善矣。
” 蜀張裔謂諸葛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
此賢愚之所以皆忘其身也。
] 【譯文】 要想向人民敞開有功必賞的大門，就必須賞罰有信。
[《呂氏春秋》說：“信用建立後，整個國家就會井然有序。
懂得這個道理的國王，他的基業就能長久；懂得這個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輔佐。
” 東漢哲學家、建安七
”] 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
[議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劄也。
”故三軍大敗，不斬；獄犴不治，不可刑。
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
夫慢令緻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
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
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
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 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
無本者不立，無未者不成。
何則？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
儒者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須刑法。
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于上也。
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
而商、韓見其如此，因曰： 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于下也。
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奸起也。
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
”故仲長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
然陳涉大呼于沛澤之中，天下響應。
人不為用者，怨毒結于天下也。
”桓範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衆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
”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
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
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此之謂矣。
] 【譯文】 明确告訴人民群衆死路是什麼，這是為了樹立國家法律之威嚴。
[孔子說：“當權的喪失道義卻殺部下，這是不符合禮義規範的。
”所以三隊大敗，不斬将領；有法不依，不能動用刑罰。
為什麼呢？因為當權者對人民沒有進行教育，責任不在民衆。
蔑視法律而自取滅亡的是盜賊；橫征暴斂的是暴君；不預先告戒民衆，卻責備求全的是民賊。
政治制度沒有這三種弊端，然後才能實行法治。
宣傳文明道德來使人民心悅誠服，這樣做行不通，那麼就樹立有德行的人作為榜樣來教育人民；如果這樣還達不到目的，那就證明世風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為非作歹，這就得用刑罰嚴勵制裁了。
” 東漢袁安說：“仁、義、禮、智，是法律的基礎，法、令、刑、罰，是政治的延伸。
沒有基礎，法治就無從建立，沒有派生的東西，政治制度就無法完成。
為什麼這樣說呢？實施以文明道德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須以仁義禮儀教育人，然後以有教養的先進人物和事迹給以示範，使人遷惡向善，使人民群衆每日每時都體現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自覺的行動。
儒家看到這種情況，于是說：治理國家不需要刑法。
他們不明白對下面實施法治，仁義禮讓才會在上面形成。
實施法治，是為了揚善抑惡，提倡文明，禁止荒淫。
這是治國原理的關鍵。
法家如商鞅和韓非子等人看到這種情況，于是說：治理國家無須以仁義為本，隻須推行法治即可。
結果因隻有刑法而沒有仁義，人民産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憤怒。
有仁義而無刑法，人民就會輕慢，邪惡就會随之産生。
以仁義為根本，靠法令來實現，雙管齊下，二者并重，這才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
”所以東漢未哲學家仲長統說：“從前秦國因商殃變法，張彌天之法網以便嚴密控制天下蒼生，然而陳勝在大澤鄉振臂一呼，天下雲從響應。
舉國上下都不願為朝廷效力，這都是因為老百姓極度的怨恨郁結于心的緣故。
” 南北朝史學家桓範說：“夏桀、商纣使用刑罰，不是把人做成肉醬，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來越多，終于因此滅亡。
就是因其不把仁義作為治國的根本。
”所以說，法律是以仁的寬恕作為本體，以義作為斷案依據。
由此可以明白，孫子所說的“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得”，就是這個道理。
] 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
[《呂氏春秋》曰：“夫信立則立，可以賞矣，六合之内皆可以為府矣。
人主知此論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 徐于《中論》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
刻肌虧體，所同惡也。
被立垂藻，所同好也。
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
當賞者不賞而當罰者不罰，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則為惡者輕放國法而恬其所守。
苟如是，雖日用斧錢放市，而人不去惡矣；日賞賜爵祿朝而人不興善矣。
” 蜀張裔謂諸葛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
此賢愚之所以皆忘其身也。
] 【譯文】 要想向人民敞開有功必賞的大門，就必須賞罰有信。
[《呂氏春秋》說：“信用建立後，整個國家就會井然有序。
懂得這個道理的國王，他的基業就能長久；懂得這個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輔佐。
” 東漢哲學家、建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