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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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訪了辯護團的德田靖之律師。
“我們曾以‘準備再審’為由，在監獄與久間見面。
久間在寫給妻子與監獄管教員的信中堅稱自己無罪，是清白的。
這些信件都會被檢閱，因此，福岡監獄對再審申請的計劃是知曉的。
不知為何會變成這樣……我認為再審被人為阻止了。
” 一般來說，即便死刑判決已經下達，如果處于再審申請期間，也難以執行。
久間似乎也認為自己還有時間。
在執行死刑的兩個月前，他曾給市民團體寫過一封信，信中說道：“真相隻有一個。
我是無罪的。
”“我被不當逮捕，面對警方的拷問，我一直主張無罪，因為我相信法院能認清事實真相。
可一次次的死刑判決，已經讓我對法院失去了信心。
” 法務省會定期開展死刑犯的現狀調查，調查單中有一欄專門記錄再審申請的動向。
難道監獄沒有向上級報告久間已提出再審申請的事嗎？ 在死刑執行後的記者見面會上，法務大臣森英介聽到記者問是否知曉久間已經提出再審申請一事時，不由得瞪大了雙眼，毫無把握般猛翻手頭的資料，然後從中抽出一張，大聲朗讀起來：“關于此事，如果公開表态，會傷害到死刑犯家屬以及被害人家屬的心情，因此無可奉告。
” 森大臣的回答讓我想起免田的話：“再審申請成功時，你知道檢察官是怎麼說的嗎？他說，老是讓死刑犯活着，才會發生這樣的事……” 那麼匆忙地執行死刑，背後或許另有隐情。
我這趟九州之行是想搞清楚，科警研的MCT118法鑒定是否在“飯塚事件”中發揮了作用。
調查後我發現，在這起案件中，兇手DNA型試樣的狀況比“足利事件”的還要惡劣，鑒定難度更大。
案發現場采集到的血液并非隻是一個人的，科警研認為，鑒定的試樣是兩個被害人與兇手的血液混雜在一起的“混合血”。
這種試樣的鑒定，即便放在如今采用最尖端技術進行，也非常困難。
科警研從混合血中提取出DNA，用MCT118法實施了鑒定。
結果凝膠上出現了數根條帶，從中他們得到了被害人的DNA型與兇手的DNA型。
久間的毛發則是以其他凝膠進行的鑒定。
換句話說，兇手與久間的DNA沒有同時泳動，無法直接比較條帶位置，各個條帶位置是用标尺讀取後換算成數值的。
科警研用這種方式判定兇手與久間的DNA型都是“16-26”，可這個标尺就是上文提到的有缺陷的123bpLadderMarker，很難不讓人懷疑其可信度。
此外，我還得知了一件事。
科警研的DNA型鑒定結果出來後，久間并沒有立即被逮捕，反而是檢方請了第三方再次進行鑒定，可鑒定結果卻成了殘留記錄。
被委托的第三方是東京帝京大學醫學部的石山昱夫教授。
帝京大學得到的鑒定試樣極少，除了久間的頭發，還有分别裝在四個塑料袋中的四根一厘米左右、淡褐色細絲狀纖維。
帝京大學認為數量過少，用MCT118法無法鑒定，便采用了線粒體法與HLADQB法。
結果，從纖維中檢測出了兩個被害人的DNA型，卻沒有檢測出久間的DNA型。
不僅如此，通過線粒體法還檢測出與被害人及久間都不同的另一種DNA型。
這個結果與科警研的鑒定矛盾了。
福岡縣警察局是如何處理的呢？這次鑒定以福岡縣警察局本部部長之名委托實施，卻被認為由于送檢試樣過于微量，未能檢測出久間的DNA型，鑒定書歸為殘留記錄。
挖出警方這個秘密的是辯護團。
辯護團得知帝京大學鑒定的存在後，要求檢方出示鑒定書，并将其帶到了法庭，可法院完全接受了警方的說辭，僅采用科警研的鑒定便下達了死刑判決。
“足利事件”中，日本大學醫學部的鑒定結果被宇都宮地方法院駁回；“飯塚事件”中，帝京大學的鑒定同樣沒能得到采納。
兩起案件的判決書中，都高度評價“擁有專業知識、技術、經驗”的科警研技術官。
可這麼高的評價隻給科警研妥當嗎？我心生懷疑。
科警研與大學之間一直開展人才交流活動。
二〇〇八年任科警研所長的福島弘文就曾就讀于信州大學，指出123bpLadderMarker存在缺陷。
除了鑒定技術，科警研的所作所為也讓人生疑。
他們說，除去送到帝京大學的絲狀纖維，剩餘的試樣都被用完了。
這種試樣用光、無法再鑒定的情況，本身就很有問題。
當初從現場采集回來的試樣有五種，分别是從兩名被害人身上采集的四種血液，以及現場樹枝上附着的血迹。
送檢樣本的照片顯示，試樣都是直徑一兩厘米的脫脂棉塊，可送去帝京大學時，隻剩四根絲狀纖維。
在科警研一九九一年内部讀物《用于偵查與鑒證的DNA型分析》中，關于鑒定試樣的必需用量是這麼規定的：“可實施DNA型分析的血迹量為2×2mm以上。
” “飯塚事件”的辯護律師岩田務說：“本案中有四個指甲蓋大小的試樣，這些量足夠鑒定一百次了。
” 為何“飯塚事件”會消耗如此多的試樣，遞交給法院的卻隻是一次的鑒定結果？這次鑒定的負責人與“足利事件”一樣，是主任研究官S女士。
福岡縣科搜研的一位技術官在供述調查書中寫道：“雖然久間三千年是案件兇手的可能性很大，但為了補充科學警察研究所的鑒定，有必要請第三方機構實施鑒定，因此，委托帝京大學的石山教授用剩下的試樣做了鑒定。
” 技術官緻電科警研的主任研究官S女士，要求返還試樣。
S女士回答：“我們這裡剩下的量不夠再做一次鑒定，你們不介意的話，就請拿去吧。
” 在美國，為了日後可以再鑒定，會預留一些試樣，這是DNA型鑒定的前提。
如果科學實驗的結果要成為定罪的證據，為了證明證據不可動搖，就必須保存試樣。
日本《警察官實務六法犯罪偵查規範》中這樣規定： 第一百八十六條 鑒定血液、精液、唾液、髒器、毛發、藥品、爆炸品等物時，盡可能不要全部耗盡試樣，必須考慮今後再鑒定的需要，隻使用一部分，剩餘留存。
那四根絲狀纖維就是科警研遵守這條規則的體現嗎？一九九五年，S女士在福岡地方法院作為證人出庭，辯護律師問她：“如今的狀況，是無法再鑒定了嗎？” “是的，沒錯。
” “是由于沒有考慮到再鑒定的可能性，才出現這樣的狀況嗎？” “給我們試樣，我們得出結果，這才是最重要的。
隻用一半試樣沒能得出結果，再鑒定時用剩下的一半也無法得到結果。
” 聽起來有理有據，可如果一開始的鑒定就出錯了呢？ 不管怎樣，已經沒有現場采集的試樣了。
可久間的DNA型還是可以進行再鑒定。
執行死刑後，久間的遺物還給了他的家屬。
辯護團利用其中的衣物與剃須刀做了鑒定，鑒定人是築波大學的本田克也教授。
鑒定結果令人驚愕。
之前科警研的鑒定顯示兇手與久間都是“16-26”型。
可本田教授的鑒定顯示，久間的DNA型是“16-27”。
難道又是受到缺陷标記物的影響？這個結果很難不令人聯想到“足利事件”。
科警研在“飯塚事件”的鑒定中，不僅采用了MCT118法，也采用了HLADQα法（該鑒定結果在判決中并沒有被采納為有罪證據）。
本田教授也用HLADQα法實施了鑒定，結果是不一緻。
不僅如此，血型也出了問題。
科警研表示兇手與久間都是B型血，可本田鑒定的結果顯示，兇手的血型很可能是AB型。
這是怎麼回事？ 本田教授的鑒定結論如下： 全部實驗中沒有檢測出符合警方提供的久間三千年的型号：B型血、MCT118法“16-26”型（後改為“18-30”）、HLADQα法“1.3-3”型。
因此久間三千年是兇手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
鑒定結論明确指出科警研的鑒定有誤。
帝京大學
“我們曾以‘準備再審’為由，在監獄與久間見面。
久間在寫給妻子與監獄管教員的信中堅稱自己無罪，是清白的。
這些信件都會被檢閱，因此，福岡監獄對再審申請的計劃是知曉的。
不知為何會變成這樣……我認為再審被人為阻止了。
” 一般來說，即便死刑判決已經下達，如果處于再審申請期間，也難以執行。
久間似乎也認為自己還有時間。
在執行死刑的兩個月前，他曾給市民團體寫過一封信，信中說道：“真相隻有一個。
我是無罪的。
”“我被不當逮捕，面對警方的拷問，我一直主張無罪，因為我相信法院能認清事實真相。
可一次次的死刑判決，已經讓我對法院失去了信心。
” 法務省會定期開展死刑犯的現狀調查，調查單中有一欄專門記錄再審申請的動向。
難道監獄沒有向上級報告久間已提出再審申請的事嗎？ 在死刑執行後的記者見面會上，法務大臣森英介聽到記者問是否知曉久間已經提出再審申請一事時，不由得瞪大了雙眼，毫無把握般猛翻手頭的資料，然後從中抽出一張，大聲朗讀起來：“關于此事，如果公開表态，會傷害到死刑犯家屬以及被害人家屬的心情，因此無可奉告。
” 森大臣的回答讓我想起免田的話：“再審申請成功時，你知道檢察官是怎麼說的嗎？他說，老是讓死刑犯活着，才會發生這樣的事……” 那麼匆忙地執行死刑，背後或許另有隐情。
我這趟九州之行是想搞清楚，科警研的MCT118法鑒定是否在“飯塚事件”中發揮了作用。
調查後我發現，在這起案件中，兇手DNA型試樣的狀況比“足利事件”的還要惡劣，鑒定難度更大。
案發現場采集到的血液并非隻是一個人的，科警研認為，鑒定的試樣是兩個被害人與兇手的血液混雜在一起的“混合血”。
這種試樣的鑒定，即便放在如今采用最尖端技術進行，也非常困難。
科警研從混合血中提取出DNA，用MCT118法實施了鑒定。
結果凝膠上出現了數根條帶，從中他們得到了被害人的DNA型與兇手的DNA型。
久間的毛發則是以其他凝膠進行的鑒定。
換句話說，兇手與久間的DNA沒有同時泳動，無法直接比較條帶位置，各個條帶位置是用标尺讀取後換算成數值的。
科警研用這種方式判定兇手與久間的DNA型都是“16-26”，可這個标尺就是上文提到的有缺陷的123bpLadderMarker，很難不讓人懷疑其可信度。
此外，我還得知了一件事。
科警研的DNA型鑒定結果出來後，久間并沒有立即被逮捕，反而是檢方請了第三方再次進行鑒定，可鑒定結果卻成了殘留記錄。
被委托的第三方是東京帝京大學醫學部的石山昱夫教授。
帝京大學得到的鑒定試樣極少，除了久間的頭發，還有分别裝在四個塑料袋中的四根一厘米左右、淡褐色細絲狀纖維。
帝京大學認為數量過少，用MCT118法無法鑒定，便采用了線粒體法與HLADQB法。
結果，從纖維中檢測出了兩個被害人的DNA型，卻沒有檢測出久間的DNA型。
不僅如此，通過線粒體法還檢測出與被害人及久間都不同的另一種DNA型。
這個結果與科警研的鑒定矛盾了。
福岡縣警察局是如何處理的呢？這次鑒定以福岡縣警察局本部部長之名委托實施，卻被認為由于送檢試樣過于微量，未能檢測出久間的DNA型，鑒定書歸為殘留記錄。
挖出警方這個秘密的是辯護團。
辯護團得知帝京大學鑒定的存在後，要求檢方出示鑒定書，并将其帶到了法庭，可法院完全接受了警方的說辭，僅采用科警研的鑒定便下達了死刑判決。
“足利事件”中，日本大學醫學部的鑒定結果被宇都宮地方法院駁回；“飯塚事件”中，帝京大學的鑒定同樣沒能得到采納。
兩起案件的判決書中，都高度評價“擁有專業知識、技術、經驗”的科警研技術官。
可這麼高的評價隻給科警研妥當嗎？我心生懷疑。
科警研與大學之間一直開展人才交流活動。
二〇〇八年任科警研所長的福島弘文就曾就讀于信州大學，指出123bpLadderMarker存在缺陷。
除了鑒定技術，科警研的所作所為也讓人生疑。
他們說，除去送到帝京大學的絲狀纖維，剩餘的試樣都被用完了。
這種試樣用光、無法再鑒定的情況，本身就很有問題。
當初從現場采集回來的試樣有五種，分别是從兩名被害人身上采集的四種血液，以及現場樹枝上附着的血迹。
送檢樣本的照片顯示，試樣都是直徑一兩厘米的脫脂棉塊，可送去帝京大學時，隻剩四根絲狀纖維。
在科警研一九九一年内部讀物《用于偵查與鑒證的DNA型分析》中，關于鑒定試樣的必需用量是這麼規定的：“可實施DNA型分析的血迹量為2×2mm以上。
” “飯塚事件”的辯護律師岩田務說：“本案中有四個指甲蓋大小的試樣，這些量足夠鑒定一百次了。
” 為何“飯塚事件”會消耗如此多的試樣，遞交給法院的卻隻是一次的鑒定結果？這次鑒定的負責人與“足利事件”一樣，是主任研究官S女士。
福岡縣科搜研的一位技術官在供述調查書中寫道：“雖然久間三千年是案件兇手的可能性很大，但為了補充科學警察研究所的鑒定，有必要請第三方機構實施鑒定，因此，委托帝京大學的石山教授用剩下的試樣做了鑒定。
” 技術官緻電科警研的主任研究官S女士，要求返還試樣。
S女士回答：“我們這裡剩下的量不夠再做一次鑒定，你們不介意的話，就請拿去吧。
” 在美國，為了日後可以再鑒定，會預留一些試樣，這是DNA型鑒定的前提。
如果科學實驗的結果要成為定罪的證據，為了證明證據不可動搖，就必須保存試樣。
日本《警察官實務六法犯罪偵查規範》中這樣規定： 第一百八十六條 鑒定血液、精液、唾液、髒器、毛發、藥品、爆炸品等物時，盡可能不要全部耗盡試樣，必須考慮今後再鑒定的需要，隻使用一部分，剩餘留存。
那四根絲狀纖維就是科警研遵守這條規則的體現嗎？一九九五年，S女士在福岡地方法院作為證人出庭，辯護律師問她：“如今的狀況，是無法再鑒定了嗎？” “是的，沒錯。
” “是由于沒有考慮到再鑒定的可能性，才出現這樣的狀況嗎？” “給我們試樣，我們得出結果，這才是最重要的。
隻用一半試樣沒能得出結果，再鑒定時用剩下的一半也無法得到結果。
” 聽起來有理有據，可如果一開始的鑒定就出錯了呢？ 不管怎樣，已經沒有現場采集的試樣了。
可久間的DNA型還是可以進行再鑒定。
執行死刑後，久間的遺物還給了他的家屬。
辯護團利用其中的衣物與剃須刀做了鑒定，鑒定人是築波大學的本田克也教授。
鑒定結果令人驚愕。
之前科警研的鑒定顯示兇手與久間都是“16-26”型。
可本田教授的鑒定顯示，久間的DNA型是“16-27”。
難道又是受到缺陷标記物的影響？這個結果很難不令人聯想到“足利事件”。
科警研在“飯塚事件”的鑒定中，不僅采用了MCT118法，也采用了HLADQα法（該鑒定結果在判決中并沒有被采納為有罪證據）。
本田教授也用HLADQα法實施了鑒定，結果是不一緻。
不僅如此，血型也出了問題。
科警研表示兇手與久間都是B型血，可本田鑒定的結果顯示，兇手的血型很可能是AB型。
這是怎麼回事？ 本田教授的鑒定結論如下： 全部實驗中沒有檢測出符合警方提供的久間三千年的型号：B型血、MCT118法“16-26”型（後改為“18-30”）、HLADQα法“1.3-3”型。
因此久間三千年是兇手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
鑒定結論明确指出科警研的鑒定有誤。
帝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