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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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道
立在現場的一對地藏石像
我在九州。
福岡縣朝倉市的八丁峠是一條鮮有車輛通行的山道。
寒冬的天空陰沉沉的，紛飛的雪花落在我的夾克上，能聽見微小而清脆的聲音。
這是“飯塚事件”中發現兩個小女孩屍體的現場。
當初，一直關注這起案件的我聽到久間被執行死刑，十分愕然。
時間也未免太湊巧了。
與“足利事件”不同，此案已經無法再鑒定DNA型，因為現場發現的樣本已全部用于科警研的鑒定中。
不過，除了DNA型鑒定，這個案子還有其他證據。
因此我來到了現場。
我有種很強烈的預感，如果不實地采訪調查，就無法找到我想要的真相。
距離案發已經過去二十年了，現場沒有什麼有價值的證據。
大雪下個不停，覆蓋了這段曲折的山路。
目之所及，一片雪白。
我發現了一個生鏽的橘色彎道反光鏡，從它旁邊下到雜樹林中。
根據我之前的調查，抛屍地點就在這條林間小道的盡頭往南九米左右。
我穿了登山靴，可腳下還是不住地打滑。
我調整好姿勢，繼續往下走，繞到一塊巨大的岩石背面，猛然一驚。
那裡有一對小小的地藏石像。
石像立在長滿青苔的岩石下，上面的人臉圓圓的，雙眼緊閉。
這一方小天地守護着地藏石像不受飛雪侵擾，得以安然地并肩而立。
一想到這對地藏石像出現在這裡的原因，我心裡堵得慌。
忽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了維爾納《野玫瑰》的旋律。
大概是山腳下的有線廣播。
我在悲傷的旋律中對着地藏石像合掌祭拜，心想，腳下那片冰冷的斜坡，就是兩個小女孩被抛屍的地方嗎？ 我必須收回之前說過的話，現場并非什麼都沒有留下。
年幼的女孩被奪走生命的傷痕，清晰地印刻在這裡。
案件發生在一九九二年二月。
被害人是飯塚市一年級的小學生，兩人在上學途中被人帶走，下落不明。
第二天，人們在八丁峠發現了她們的屍體，又在三公裡之外的S彎道旁的低窪地裡，發現了兩人的遺物——黃色的傘、綠色的鞋子、紅粉相間的書包。
書包還泛着光澤，像新的一樣。
兩年後，嫌疑人久間三千年被捕。
他很早就被鎖定為偵查對象，因為有人在案發現場目擊到了他的車。
八丁峠在遠離市區的深山中，因此可以推測兇手是開車來的。
福岡縣警方耐心地找尋目擊者，終于找到一個男人，他說看到一輛商旅車曾停在發現被害人遺物的現場附近。
這份證詞表示，那輛商旅車的車身呈深藍色，後輪是雙胎。
根據這些特征，警方認定該車型是馬自達邦戈；又從後車窗貼着黑色薄膜等細節判斷，目擊者看到的是久間的車，便傳喚了久間。
久間否認犯罪，可警方有現場勘查的證據，而且久間沒有不在場證明。
警方要求久間提供自己的頭發樣本。
當時科警研已經在被害人身體及現場樹枝上提取血迹，實施了DNA型鑒定。
他們采用的正是标記物有缺陷的MCT118法。
檢測結果顯示，從血迹中檢測出的非被害人DNA型與久間一緻。
然而，警方沒有逮捕久間。
與菅家的案子不同，這起案子裡沒有久間的自供。
警方大概認為，僅憑目擊證詞與DNA型鑒定無法進行公審。
可即便如此，警方依然沒有放過久間。
他們持續監視久間的行蹤，拿着他的照片在周邊走訪調查。
久間十分憤怒，這根本就是把他當成了兇手。
為此他跑去警察局抗議。
雙方甚至發生過劇烈的肢體沖突。
久間與警察扭打成一團，用園藝大剪刀将警察刺傷，這事當時還見了報。
報上說，便衣警察在久間住所附近的車上監視他，久間便走過去問他們是誰、從哪兒來，最後還襲警。
久間因傷害與暴力行為被捕，交了罰款才了事。
為何警方會緊咬久間不放？就因為他的車子與兇手的極其相似嗎？ 不，是因為久間有段過去。
一九八八年，飯塚市發生過一起女童失蹤案，失蹤的女孩叫小I。
小I與“飯塚事件”的被害人在同一所小學讀書，案發時也剛上一年級。
有人曾目擊到小I失蹤前不久在久間家中玩耍，當時警方就已盯上了久間。
因此，到了“飯塚事件”，警方又懷疑起久間。
警察廳刑事局長曾到“飯塚事件”的現場視察。
在福岡縣警方看來，這已經成為警察廳關心的重大案件，現場彌漫着“必須破案”的緊張感。
案發七個月後，久間将自己的馬自達邦戈折舊賣出，換了輛新車。
警方扣押了那輛馬自達邦戈，一年後，在車内發現與被害人一緻的O型血血迹與尿痕。
而且，被害人衣物上附着的纖維與車内座椅的布料一緻。
DNA型一緻、有目擊證詞、車内發現血迹、座椅布料纖維一緻，證據齊全。
于是警方逮捕了久間。
久間被捕後一直否認罪行，一九九九年，法院下達了死刑判決。
福岡地方法院認為檢方提交的證據全部是間接證據。
“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被告實施了犯罪，通過間接證據證明的每個事實，都無法單獨拿出來斷定被告就是罪犯。
”但另一方面，抛屍現場鑒定出了與久間一緻的DNA型，故法院認為，“綜上，關于本案被告是罪犯一事超出了合理的質疑範圍，可以認定其為罪犯。
” 久間提出上訴，福岡高等法院認可一審判決，于二〇〇一年十月做出死刑判決。
關于DNA型鑒定的可信度，法院引用了“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決定”，認為可以信任MCT118法鑒定。
二〇〇六年，最高法院确認執行死刑。
二〇〇八年秋天，執行死刑。
我之所以對“飯塚事件”的采訪猶豫不決，是因為無法實施DNA型再鑒定，以及若幹證據都直指久間。
我周圍的記者中有不少人認為久間有罪。
上網搜索這起案件，立刻會彈出“飯塚事件”的詞條，裡面引用了判決書，詳細地列出了每條證據（于二〇一三年十月搜索）。
比如，目擊證詞是這麼寫的： 五名目擊者的證詞清晰地描繪出兇手作案的車輛特征，如後輪為雙胎、車窗上貼着黑色薄膜等，久間擁有一輛相同特征的車。
“足利事件”的DNA型再鑒定結果确認不一緻之後，“飯塚事件”的詞條上強調，“飯塚事件”的證據并非隻有DNA型鑒定。
有不少報道對MCT118法鑒定的可信度産生懷疑，可是，本案判決中，DNA型鑒定的證據效力極弱，因此，“足利事件”的再鑒定結果并不影響本案的判決。
大部分人也會這樣認為吧。
雖然沒有自供，可是有五名目擊者提供證詞，還有血迹、纖維等物證，以及久間誘騙小女孩回家、襲警等前科，他早已給人留下了惡劣的印象。
偵查機關一口咬定此案與“足利事件”完全不同。
“足利事件”再審前，報紙上出現過這樣一篇報道： 前檢察官很明确地說：“‘飯塚事件’與‘足利事件’雖然相似，證據鍊卻不同。
‘飯塚事件’中，DNA型鑒定隻是間接證據之一，其他證據都是齊備的。
”（《朝日新聞》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記得很清楚，從确定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間隔很短。
有人懷疑這麼做是不是為了盡早封口，畢竟死刑的執行，就在“足利事件”有望實施DNA型再鑒定的報道發布後不久。
在二度走訪的我看來，事情沒那麼複雜。
當時檢察廳根本沒想到，數月之後“足利事件”的DNA型再鑒定會得出不一緻的結果，某所屬機關法務省估計也毫不知情。
在我的采訪中，檢方相關人員都認為久間有罪，如果檢方能意識到MCT118法會出問題，就不會去執行死刑了吧。
執行死刑一年後，久間的妻子與辯護團向福岡地方法院提出再審申請。
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執行死刑後再審的先例。
福岡地方法院位于福岡城址内。
護城河裡開滿了蓮花，灰色的夜鹭飛翔其間。
非公開的再審申請庭審在此進行，法官、檢察官、律師也在這裡多次舉行三方協商會議。
福岡縣朝倉市的八丁峠是一條鮮有車輛通行的山道。
寒冬的天空陰沉沉的，紛飛的雪花落在我的夾克上，能聽見微小而清脆的聲音。
這是“飯塚事件”中發現兩個小女孩屍體的現場。
當初，一直關注這起案件的我聽到久間被執行死刑，十分愕然。
時間也未免太湊巧了。
與“足利事件”不同，此案已經無法再鑒定DNA型，因為現場發現的樣本已全部用于科警研的鑒定中。
不過，除了DNA型鑒定，這個案子還有其他證據。
因此我來到了現場。
我有種很強烈的預感，如果不實地采訪調查，就無法找到我想要的真相。
距離案發已經過去二十年了，現場沒有什麼有價值的證據。
大雪下個不停，覆蓋了這段曲折的山路。
目之所及，一片雪白。
我發現了一個生鏽的橘色彎道反光鏡，從它旁邊下到雜樹林中。
根據我之前的調查，抛屍地點就在這條林間小道的盡頭往南九米左右。
我穿了登山靴，可腳下還是不住地打滑。
我調整好姿勢，繼續往下走，繞到一塊巨大的岩石背面，猛然一驚。
那裡有一對小小的地藏石像。
石像立在長滿青苔的岩石下，上面的人臉圓圓的，雙眼緊閉。
這一方小天地守護着地藏石像不受飛雪侵擾，得以安然地并肩而立。
一想到這對地藏石像出現在這裡的原因，我心裡堵得慌。
忽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了維爾納《野玫瑰》的旋律。
大概是山腳下的有線廣播。
我在悲傷的旋律中對着地藏石像合掌祭拜，心想，腳下那片冰冷的斜坡，就是兩個小女孩被抛屍的地方嗎？ 我必須收回之前說過的話，現場并非什麼都沒有留下。
年幼的女孩被奪走生命的傷痕，清晰地印刻在這裡。
案件發生在一九九二年二月。
被害人是飯塚市一年級的小學生，兩人在上學途中被人帶走，下落不明。
第二天，人們在八丁峠發現了她們的屍體，又在三公裡之外的S彎道旁的低窪地裡，發現了兩人的遺物——黃色的傘、綠色的鞋子、紅粉相間的書包。
書包還泛着光澤，像新的一樣。
兩年後，嫌疑人久間三千年被捕。
他很早就被鎖定為偵查對象，因為有人在案發現場目擊到了他的車。
八丁峠在遠離市區的深山中，因此可以推測兇手是開車來的。
福岡縣警方耐心地找尋目擊者，終于找到一個男人，他說看到一輛商旅車曾停在發現被害人遺物的現場附近。
這份證詞表示，那輛商旅車的車身呈深藍色，後輪是雙胎。
根據這些特征，警方認定該車型是馬自達邦戈；又從後車窗貼着黑色薄膜等細節判斷，目擊者看到的是久間的車，便傳喚了久間。
久間否認犯罪，可警方有現場勘查的證據，而且久間沒有不在場證明。
警方要求久間提供自己的頭發樣本。
當時科警研已經在被害人身體及現場樹枝上提取血迹，實施了DNA型鑒定。
他們采用的正是标記物有缺陷的MCT118法。
檢測結果顯示，從血迹中檢測出的非被害人DNA型與久間一緻。
然而，警方沒有逮捕久間。
與菅家的案子不同，這起案子裡沒有久間的自供。
警方大概認為，僅憑目擊證詞與DNA型鑒定無法進行公審。
可即便如此，警方依然沒有放過久間。
他們持續監視久間的行蹤，拿着他的照片在周邊走訪調查。
久間十分憤怒，這根本就是把他當成了兇手。
為此他跑去警察局抗議。
雙方甚至發生過劇烈的肢體沖突。
久間與警察扭打成一團，用園藝大剪刀将警察刺傷，這事當時還見了報。
報上說，便衣警察在久間住所附近的車上監視他，久間便走過去問他們是誰、從哪兒來，最後還襲警。
久間因傷害與暴力行為被捕，交了罰款才了事。
為何警方會緊咬久間不放？就因為他的車子與兇手的極其相似嗎？ 不，是因為久間有段過去。
一九八八年，飯塚市發生過一起女童失蹤案，失蹤的女孩叫小I。
小I與“飯塚事件”的被害人在同一所小學讀書，案發時也剛上一年級。
有人曾目擊到小I失蹤前不久在久間家中玩耍，當時警方就已盯上了久間。
因此，到了“飯塚事件”，警方又懷疑起久間。
警察廳刑事局長曾到“飯塚事件”的現場視察。
在福岡縣警方看來，這已經成為警察廳關心的重大案件，現場彌漫着“必須破案”的緊張感。
案發七個月後，久間将自己的馬自達邦戈折舊賣出，換了輛新車。
警方扣押了那輛馬自達邦戈，一年後，在車内發現與被害人一緻的O型血血迹與尿痕。
而且，被害人衣物上附着的纖維與車内座椅的布料一緻。
DNA型一緻、有目擊證詞、車内發現血迹、座椅布料纖維一緻，證據齊全。
于是警方逮捕了久間。
久間被捕後一直否認罪行，一九九九年，法院下達了死刑判決。
福岡地方法院認為檢方提交的證據全部是間接證據。
“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被告實施了犯罪，通過間接證據證明的每個事實，都無法單獨拿出來斷定被告就是罪犯。
”但另一方面，抛屍現場鑒定出了與久間一緻的DNA型，故法院認為，“綜上，關于本案被告是罪犯一事超出了合理的質疑範圍，可以認定其為罪犯。
” 久間提出上訴，福岡高等法院認可一審判決，于二〇〇一年十月做出死刑判決。
關于DNA型鑒定的可信度，法院引用了“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決定”，認為可以信任MCT118法鑒定。
二〇〇六年，最高法院确認執行死刑。
二〇〇八年秋天，執行死刑。
我之所以對“飯塚事件”的采訪猶豫不決，是因為無法實施DNA型再鑒定，以及若幹證據都直指久間。
我周圍的記者中有不少人認為久間有罪。
上網搜索這起案件，立刻會彈出“飯塚事件”的詞條，裡面引用了判決書，詳細地列出了每條證據（于二〇一三年十月搜索）。
比如，目擊證詞是這麼寫的： 五名目擊者的證詞清晰地描繪出兇手作案的車輛特征，如後輪為雙胎、車窗上貼着黑色薄膜等，久間擁有一輛相同特征的車。
“足利事件”的DNA型再鑒定結果确認不一緻之後，“飯塚事件”的詞條上強調，“飯塚事件”的證據并非隻有DNA型鑒定。
有不少報道對MCT118法鑒定的可信度産生懷疑，可是，本案判決中，DNA型鑒定的證據效力極弱，因此，“足利事件”的再鑒定結果并不影響本案的判決。
大部分人也會這樣認為吧。
雖然沒有自供，可是有五名目擊者提供證詞，還有血迹、纖維等物證，以及久間誘騙小女孩回家、襲警等前科，他早已給人留下了惡劣的印象。
偵查機關一口咬定此案與“足利事件”完全不同。
“足利事件”再審前，報紙上出現過這樣一篇報道： 前檢察官很明确地說：“‘飯塚事件’與‘足利事件’雖然相似，證據鍊卻不同。
‘飯塚事件’中，DNA型鑒定隻是間接證據之一，其他證據都是齊備的。
”（《朝日新聞》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記得很清楚，從确定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間隔很短。
有人懷疑這麼做是不是為了盡早封口，畢竟死刑的執行，就在“足利事件”有望實施DNA型再鑒定的報道發布後不久。
在二度走訪的我看來，事情沒那麼複雜。
當時檢察廳根本沒想到，數月之後“足利事件”的DNA型再鑒定會得出不一緻的結果，某所屬機關法務省估計也毫不知情。
在我的采訪中，檢方相關人員都認為久間有罪，如果檢方能意識到MCT118法會出問題，就不會去執行死刑了吧。
執行死刑一年後，久間的妻子與辯護團向福岡地方法院提出再審申請。
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執行死刑後再審的先例。
福岡地方法院位于福岡城址内。
護城河裡開滿了蓮花，灰色的夜鹭飛翔其間。
非公開的再審申請庭審在此進行，法官、檢察官、律師也在這裡多次舉行三方協商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