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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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重啟調查的家屬會
警方與檢方承認了連環案的可能性，卻不采取行動抓捕兇手，“北關東連環殺童案”難道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消失了嗎？
五個無辜的小女孩被殘忍殺害或下落不明，我卻隻能這樣幹等着？我太了解警方與檢方的态度了，這種時候，不論通過什麼方式，報紙、雜志、電視台……我必須幹點什麼。
我首先接下了《文藝春秋》的約稿，決定将“魯邦”的事寫下來。
二〇一〇年，《文藝春秋》十月刊刊登了我的文章，開頭如下： 渡良濑川上吹起初夏之風。
太陽已落，河邊卻還有殘光。
雲朵低垂，有名身形瘦削的男子走了過來。
他看上去很機敏，牽着一個紅裙女孩。
他們緩緩走下雜草叢生的堤壩斜坡，闊步朝河流方向走去。
小女孩張開雙臂，像隻飛舞的小蝴蝶，緊跟在男子身邊。
片刻後，兩人一起站在了水泥護岸上。
第二天上午，人們在附近的沙洲上發現了小女孩赤裸的屍體。
紅裙子被河裡的銀柳枝鈎住，在水裡漂蕩。
河裡還有小女孩的短袖襯衣。
一切就從這裡開始。
從現場消失的男子，很像漫畫裡的“魯邦三世”…… 這是“魯邦”第一次在媒體上露面。
文章的反響超出我的預料。
雖然電視上也曾多次報道此案，可電視與雜志的受衆畢竟不同。
來自偵查人員、律師等社會各方的電話與郵件不斷湧來，我辦公桌上堆成小山的來信中，甚至有蓋着監獄“檢閱完畢”印章的信件。
這些信幾乎都在喊冤，請我幫助他們。
有這樣一封信寫道：“我雖然殺了人，可不是主犯，隻是從犯。
我希望你能為我證明……”可我既不是律師，也不是專門的冤案記者。
我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也無能為力。
因為文章反響強烈，《文藝春秋》希望我能繼續寫下去。
于是，十一月刊刊登了《真兇連續誘拐五名女童》；十二月刊發表了《檢方隐藏了“真兇的DNA”》。
不知不覺，我還是走到了批判檢方這一步。
我還去參加了電台節目，在“日本電台”的播音室裡講述了一個小時被封鎖消息的連環案。
最後還有了漫畫。
如今非虛構創作開始圖像化，北關東連環案的漫畫刊登在《周刊YOUNGJUMP》上，周刊一角有我與衫本純子的漫畫形象。
我們每周都追連載，連載結束後，還出了名為《VS.》的單行本。
怎樣都好。
隻要能讓更多人知道這起連環案，哪怕去路邊發傳單我也願意。
我還接受了很多報紙、雜志、網絡媒體的采訪，沒完沒了地折騰着。
這時，有幾位國會議員開始質疑這起案件的不合理性。
他們向我了解情況，我告訴了他們很多被隐藏的事實，包括因科警研的危險鑒定，不知道錯判了多少人等。
十一月十一日，議員要在參議院行政監督委員會上對案件正式提出質詢。
我從辦公桌抽屜裡找出國會記者證，前往國會議事堂。
委員會會議室的窗戶挂着厚重的窗簾，一個有力的聲音響起：“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在栃木縣足利市和群馬縣太田市，發生了連環殺童案。
案發地集中在縣界周圍二十公裡以内，菅家的案件就是其中一起……” 講話的是參議院議員風間直樹。
風間議員提到最高檢察廳的報告書，說明了五起案件的共同點，之後進入質詢環節。
“《文藝春秋》上刊登了日本電視台記者清水潔先生的調查報道。
接下來的提問中，我将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 答辯人是法務副大臣小川敏夫與國務大臣岡崎富子。
當風間議員問到，用MCT118法查案和定罪的案件至今分别有多少起時，岡崎國務大臣回答，從一九八九年開始的十五年間，科警研有一百二十一起，科搜研有二十起，合計一百四十一起。
小川副大臣回答，其中有八起案件将MCT118法DNA型鑒定結果納入定罪證據中。
接着，風間議員問起了DNA型“18-24”，還談及檢方與科警研針對本田鑒定所寫的意見書。
就意見書中關于本田鑒定整體缺乏可信度的評價問道：“這份意見書是為了掩蓋科警研鑒定失誤的事實嗎？” 我忍不住低聲附和。
一般人都會這樣推測。
風間議員進一步說道：“清水記者查到了疑似真兇的男子，鎖定了他的姓名與住所。
他在文章中寫道，已經向有關機關提供了該男子的信息。
小川副大臣收到過相關報告嗎？” 直逼要害。
我認真聽着，生怕錯過一字一句。
面對如此尖銳的問題，法務省會如何回答呢？ “我不接受個别案件的個别報告，我認為警方與檢方是依據法律與證據行事的。
” 措辭含糊，言之無物。
最後，風間議員責問道：“偵查機關重啟調查，抓捕真兇，難道不是體恤家屬，防止案件再度發生應盡的責任嗎？” 小川副大臣答道：“如果時效已過，就不能追訴。
我不是說重新搜捕毫無意義，可找到嫌疑人，将其公之于衆，難道不會産生人權問題嗎？” 我目不轉睛地盯着小川副大臣，憤怒湧上心頭——踐踏了菅家人權的法務省不去将真兇繩之以法，反而一口一個兇手的人權，這不可笑嗎？小川副大臣的回答分明在說，兇手逍遙法外的事實以及被害人家屬的感受并不重要，所謂兇手的人權及時效才是最重要的。
他們手上的材料來自既沒有親曆案發現場，也沒有與被害人家屬交談過的法務省内部人員。
這些人覺得人命是什麼？五個年
我首先接下了《文藝春秋》的約稿，決定将“魯邦”的事寫下來。
二〇一〇年，《文藝春秋》十月刊刊登了我的文章，開頭如下： 渡良濑川上吹起初夏之風。
太陽已落，河邊卻還有殘光。
雲朵低垂，有名身形瘦削的男子走了過來。
他看上去很機敏，牽着一個紅裙女孩。
他們緩緩走下雜草叢生的堤壩斜坡，闊步朝河流方向走去。
小女孩張開雙臂，像隻飛舞的小蝴蝶，緊跟在男子身邊。
片刻後，兩人一起站在了水泥護岸上。
第二天上午，人們在附近的沙洲上發現了小女孩赤裸的屍體。
紅裙子被河裡的銀柳枝鈎住，在水裡漂蕩。
河裡還有小女孩的短袖襯衣。
一切就從這裡開始。
從現場消失的男子，很像漫畫裡的“魯邦三世”…… 這是“魯邦”第一次在媒體上露面。
文章的反響超出我的預料。
雖然電視上也曾多次報道此案，可電視與雜志的受衆畢竟不同。
來自偵查人員、律師等社會各方的電話與郵件不斷湧來，我辦公桌上堆成小山的來信中，甚至有蓋着監獄“檢閱完畢”印章的信件。
這些信幾乎都在喊冤，請我幫助他們。
有這樣一封信寫道：“我雖然殺了人，可不是主犯，隻是從犯。
我希望你能為我證明……”可我既不是律師，也不是專門的冤案記者。
我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也無能為力。
因為文章反響強烈，《文藝春秋》希望我能繼續寫下去。
于是，十一月刊刊登了《真兇連續誘拐五名女童》；十二月刊發表了《檢方隐藏了“真兇的DNA”》。
不知不覺，我還是走到了批判檢方這一步。
我還去參加了電台節目，在“日本電台”的播音室裡講述了一個小時被封鎖消息的連環案。
最後還有了漫畫。
如今非虛構創作開始圖像化，北關東連環案的漫畫刊登在《周刊YOUNGJUMP》上，周刊一角有我與衫本純子的漫畫形象。
我們每周都追連載，連載結束後，還出了名為《VS.》的單行本。
怎樣都好。
隻要能讓更多人知道這起連環案，哪怕去路邊發傳單我也願意。
我還接受了很多報紙、雜志、網絡媒體的采訪，沒完沒了地折騰着。
這時，有幾位國會議員開始質疑這起案件的不合理性。
他們向我了解情況，我告訴了他們很多被隐藏的事實，包括因科警研的危險鑒定，不知道錯判了多少人等。
十一月十一日，議員要在參議院行政監督委員會上對案件正式提出質詢。
我從辦公桌抽屜裡找出國會記者證，前往國會議事堂。
委員會會議室的窗戶挂着厚重的窗簾，一個有力的聲音響起：“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在栃木縣足利市和群馬縣太田市，發生了連環殺童案。
案發地集中在縣界周圍二十公裡以内，菅家的案件就是其中一起……” 講話的是參議院議員風間直樹。
風間議員提到最高檢察廳的報告書，說明了五起案件的共同點，之後進入質詢環節。
“《文藝春秋》上刊登了日本電視台記者清水潔先生的調查報道。
接下來的提問中，我将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 答辯人是法務副大臣小川敏夫與國務大臣岡崎富子。
當風間議員問到，用MCT118法查案和定罪的案件至今分别有多少起時，岡崎國務大臣回答，從一九八九年開始的十五年間，科警研有一百二十一起，科搜研有二十起，合計一百四十一起。
小川副大臣回答，其中有八起案件将MCT118法DNA型鑒定結果納入定罪證據中。
接着，風間議員問起了DNA型“18-24”，還談及檢方與科警研針對本田鑒定所寫的意見書。
就意見書中關于本田鑒定整體缺乏可信度的評價問道：“這份意見書是為了掩蓋科警研鑒定失誤的事實嗎？” 我忍不住低聲附和。
一般人都會這樣推測。
風間議員進一步說道：“清水記者查到了疑似真兇的男子，鎖定了他的姓名與住所。
他在文章中寫道，已經向有關機關提供了該男子的信息。
小川副大臣收到過相關報告嗎？” 直逼要害。
我認真聽着，生怕錯過一字一句。
面對如此尖銳的問題，法務省會如何回答呢？ “我不接受個别案件的個别報告，我認為警方與檢方是依據法律與證據行事的。
” 措辭含糊，言之無物。
最後，風間議員責問道：“偵查機關重啟調查，抓捕真兇，難道不是體恤家屬，防止案件再度發生應盡的責任嗎？” 小川副大臣答道：“如果時效已過，就不能追訴。
我不是說重新搜捕毫無意義，可找到嫌疑人，将其公之于衆，難道不會産生人權問題嗎？” 我目不轉睛地盯着小川副大臣，憤怒湧上心頭——踐踏了菅家人權的法務省不去将真兇繩之以法，反而一口一個兇手的人權，這不可笑嗎？小川副大臣的回答分明在說，兇手逍遙法外的事實以及被害人家屬的感受并不重要，所謂兇手的人權及時效才是最重要的。
他們手上的材料來自既沒有親曆案發現場，也沒有與被害人家屬交談過的法務省内部人員。
這些人覺得人命是什麼？五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