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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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馬縣被害的大澤朋子的父親大澤忠吾，案發時獨自一人在富山市工作。
那個時間已經沒有列車，他直接打車回了家。
“回來的路上，我不停在電話裡問，找到人了嗎？那段時間無比漫長。
刑警在家中裝了電話追蹤器。
那一帶一向安全，我始終無法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 當時他并不知道鄰縣也發生了誘拐殺童案。
一年零兩個月後，人們在利根川河邊發現了大澤朋子面目全非的屍體。
“看到屍體時，我不肯相信這就是我的女兒。
可看到頭骨修複後的面孔，我一下認了出來……追訴時效早就過了，我也放棄了。
這五起案件應該是同一人所為，就是那個叫‘魯邦’的男人，這就是真相。
” 接着，小真實的母親松田女士發言道：“警察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是，又出事了啊。
第二天我們找到了女兒的屍體。
由佳梨至今不知身在何處，有美與朋子是失蹤一年多後才被發現的。
我不知道我們家算不算幸運，各位的心情肯定比我們更加煎熬……” 我一時啞然。
幸運……沒有經曆過這些事的人，斷斷說不出這樣的話。
“從那以後，我對生不再眷戀。
我沒有盡到一個家長的責任。
女兒的第三個祭日結束之後，我對她說，如果你在那裡很寂寞，就托夢給媽媽，媽媽随時可以過去陪你。
” 松田女士還談到了與我的相遇。
“清水先生來采訪時，我一開始很排斥，心想現在才來打聽案件有什麼用。
但聽了清水先生的話後，我才發現他并不像以前那些記者，隻想從我嘴裡套話。
他告訴我，抓住的人并不是真兇，僅憑這一句話，我就動搖了。
” 想知道真相。
想做個了斷。
這是所有被害人家屬的訴求。
五個家庭如今聚到一處，互相傾訴，這場景讓人無法不感動。
這次聚會取名為“足利、太田未破連環案家屬會”。
六月二十九日，他們在參議院議員會館舉行了記者見面會，報紙、雜志、電視台、網絡媒體等紛紛到場。
在記者長槍短炮的包圍下，橫山先生緊張地握緊話筒，說：“我們成立這個家屬會，是希望警方與檢方能夠徹查此案。
我們一個人什麼都做不了，可如果家屬們攜起手來，就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 記者見面會上，有田芳生等十名國會議員一并列席。
風間直樹議員發言道：“這是一起連環誘拐案，在日本前所未有，至今仍未偵破，被束之高閣。
如果警方、檢方再不行動，偵查機關便隻是徒有虛名，成了擺設。
” 三原純子議員接着說：“五起案件都沒破，這令人恐慌。
兇手再次犯罪的可能性非常大。
即便有時效這堵高牆，也必須偵破案件，不能讓案件随時間流逝而淡去消失。
” 大澤朋子的父親大澤先生說：“希望警方能為我們伸張正義，我們期盼警方能夠重新開展偵查工作。
” 松田女士當天沒有出席，但表達了一段自己的想法。
“如今人們都指出這些案件的兇手很可能是同一人，警方卻不答複、不行動，放任兇手逍遙法外。
如此毫無誠意的做法，我無法接受。
” 其實記者見面會前幾日，警方已經有了動作。
栃木縣警察局緻電松田女士，說：“我們這兒有個緊急情況想告訴您。
” 得知這個消息，我立馬從受災地宮城縣趕回北關東。
拜訪松田女士的兩名警察一進門便直奔主題。
“那個酷似魯邦的男人不是兇手。
我們接到警察廳的通知，今天也告知橫山先生了。
” 他們的解釋還是老一套，說警方、檢方推薦的鑒定人檢測出的DNA型與“魯邦”不一緻。
松田女士再次要求返還小真實的襯衣，結果警察含糊地回答說：“襯衣已經作為證物移送檢察廳了。
”說完便迅速離開了。
同一天，群馬縣警方也拜訪了橫山先生家，做了同樣的說明。
兩個警察局在同一天采取行動，應該是警察廳的指示。
同一時刻，警察廳的警察也出現在支持家屬會的國會議員面前，要求面談。
面談内容還是關于兇手與“魯邦”DNA型不一緻的事。
無論對家屬還是我，真兇是“魯邦”還是另有其人都不重要。
我們真正想要的是真相，是案件的偵破。
警察廳到底在幹什麼？ 傍晚，日本電視台的員工餐廳冷冷清清。
我一個人吃着飯，透過玻璃窗能看到富士山與丹澤山地後面的夕陽。
神奈川縣的最高峰蛭嶽被籠罩了一層耀眼的橘色光芒。
紅色的東京塔右側，國會議事堂的三角屋頂在鱗次栉比的高樓中格外顯眼，霞關巍峨聳立在皇居前。
議事堂裡響起“魯邦”的名字，感覺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三年前，宇都宮地方法院駁回“足利事件”的再審申請，案件轉至東京高等法院，高等檢察廳與辯護團對峙。
之後，因媒體壓力不得不實施的DNA型再鑒定證明了菅家并非兇手，科警研登場。
法院判決菅家無罪後，警方卻遲遲不捉拿真兇。
等國會議員開始問責，法務省立刻砌築時效這堵高牆，警察廳也安排群馬與栃木兩縣的警察跑到被害人家屬面前做無謂的解釋。
“足利事件”的中心分明是渡良濑川，衆人卻始終圍着霞關打轉。
其間就算有其他記者嘗試調查，寫出了一些與連環案、“魯邦”相關的報道，警方每次都矢口否認。
很快就要日落了。
太陽隐入群山間，霞關沒入黑暗。
看着眼前的光景，我暗下決心，要調查那起案件。
我離開座位，朝電梯走去。
按下電梯鍵的瞬間，如同按下了引爆開關。
那個時間已經沒有列車，他直接打車回了家。
“回來的路上，我不停在電話裡問，找到人了嗎？那段時間無比漫長。
刑警在家中裝了電話追蹤器。
那一帶一向安全，我始終無法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 當時他并不知道鄰縣也發生了誘拐殺童案。
一年零兩個月後，人們在利根川河邊發現了大澤朋子面目全非的屍體。
“看到屍體時，我不肯相信這就是我的女兒。
可看到頭骨修複後的面孔，我一下認了出來……追訴時效早就過了，我也放棄了。
這五起案件應該是同一人所為，就是那個叫‘魯邦’的男人，這就是真相。
” 接着，小真實的母親松田女士發言道：“警察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是，又出事了啊。
第二天我們找到了女兒的屍體。
由佳梨至今不知身在何處，有美與朋子是失蹤一年多後才被發現的。
我不知道我們家算不算幸運，各位的心情肯定比我們更加煎熬……” 我一時啞然。
幸運……沒有經曆過這些事的人，斷斷說不出這樣的話。
“從那以後，我對生不再眷戀。
我沒有盡到一個家長的責任。
女兒的第三個祭日結束之後，我對她說，如果你在那裡很寂寞，就托夢給媽媽，媽媽随時可以過去陪你。
” 松田女士還談到了與我的相遇。
“清水先生來采訪時，我一開始很排斥，心想現在才來打聽案件有什麼用。
但聽了清水先生的話後，我才發現他并不像以前那些記者，隻想從我嘴裡套話。
他告訴我，抓住的人并不是真兇，僅憑這一句話，我就動搖了。
” 想知道真相。
想做個了斷。
這是所有被害人家屬的訴求。
五個家庭如今聚到一處，互相傾訴，這場景讓人無法不感動。
這次聚會取名為“足利、太田未破連環案家屬會”。
六月二十九日，他們在參議院議員會館舉行了記者見面會，報紙、雜志、電視台、網絡媒體等紛紛到場。
在記者長槍短炮的包圍下，橫山先生緊張地握緊話筒，說：“我們成立這個家屬會，是希望警方與檢方能夠徹查此案。
我們一個人什麼都做不了，可如果家屬們攜起手來，就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 記者見面會上，有田芳生等十名國會議員一并列席。
風間直樹議員發言道：“這是一起連環誘拐案，在日本前所未有，至今仍未偵破，被束之高閣。
如果警方、檢方再不行動，偵查機關便隻是徒有虛名，成了擺設。
” 三原純子議員接着說：“五起案件都沒破，這令人恐慌。
兇手再次犯罪的可能性非常大。
即便有時效這堵高牆，也必須偵破案件，不能讓案件随時間流逝而淡去消失。
” 大澤朋子的父親大澤先生說：“希望警方能為我們伸張正義，我們期盼警方能夠重新開展偵查工作。
” 松田女士當天沒有出席，但表達了一段自己的想法。
“如今人們都指出這些案件的兇手很可能是同一人，警方卻不答複、不行動，放任兇手逍遙法外。
如此毫無誠意的做法，我無法接受。
” 其實記者見面會前幾日，警方已經有了動作。
栃木縣警察局緻電松田女士，說：“我們這兒有個緊急情況想告訴您。
” 得知這個消息，我立馬從受災地宮城縣趕回北關東。
拜訪松田女士的兩名警察一進門便直奔主題。
“那個酷似魯邦的男人不是兇手。
我們接到警察廳的通知，今天也告知橫山先生了。
” 他們的解釋還是老一套，說警方、檢方推薦的鑒定人檢測出的DNA型與“魯邦”不一緻。
松田女士再次要求返還小真實的襯衣，結果警察含糊地回答說：“襯衣已經作為證物移送檢察廳了。
”說完便迅速離開了。
同一天，群馬縣警方也拜訪了橫山先生家，做了同樣的說明。
兩個警察局在同一天采取行動，應該是警察廳的指示。
同一時刻，警察廳的警察也出現在支持家屬會的國會議員面前，要求面談。
面談内容還是關于兇手與“魯邦”DNA型不一緻的事。
無論對家屬還是我，真兇是“魯邦”還是另有其人都不重要。
我們真正想要的是真相，是案件的偵破。
警察廳到底在幹什麼？ 傍晚，日本電視台的員工餐廳冷冷清清。
我一個人吃着飯，透過玻璃窗能看到富士山與丹澤山地後面的夕陽。
神奈川縣的最高峰蛭嶽被籠罩了一層耀眼的橘色光芒。
紅色的東京塔右側，國會議事堂的三角屋頂在鱗次栉比的高樓中格外顯眼，霞關巍峨聳立在皇居前。
議事堂裡響起“魯邦”的名字，感覺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三年前，宇都宮地方法院駁回“足利事件”的再審申請，案件轉至東京高等法院，高等檢察廳與辯護團對峙。
之後，因媒體壓力不得不實施的DNA型再鑒定證明了菅家并非兇手，科警研登場。
法院判決菅家無罪後，警方卻遲遲不捉拿真兇。
等國會議員開始問責，法務省立刻砌築時效這堵高牆，警察廳也安排群馬與栃木兩縣的警察跑到被害人家屬面前做無謂的解釋。
“足利事件”的中心分明是渡良濑川，衆人卻始終圍着霞關打轉。
其間就算有其他記者嘗試調查，寫出了一些與連環案、“魯邦”相關的報道，警方每次都矢口否認。
很快就要日落了。
太陽隐入群山間，霞關沒入黑暗。
看着眼前的光景，我暗下決心，要調查那起案件。
我離開座位，朝電梯走去。
按下電梯鍵的瞬間，如同按下了引爆開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