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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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是想守住什麼秘密？
在我看來，無論是意見書，還是最高檢察廳副檢察長的發言，都暗藏某種意圖。
已是自由之身的菅家不會在乎什麼迅速的判決——“我被關押了十七年半，不可能這麼輕易作罷。
”他想看到的是對當年偵查工作的徹底查證、偵查人員發自内心的賠禮道歉，以及真兇落網。
然而，檢方接下來的做法恐怕不是菅家想要的。
他們想排除MCT118法鑒定出的兇手DNA型是“18-24”這一結果。
此次再審中他們最想保護的，是“DNA型鑒定的神話”。
從媒體報道的角度來看，整件事好像十分簡單明了。
兩位教授分别鑒定了兇手與菅家的DNA型，都得出了兩者不一緻的結論。
因此，菅家無罪，一切塵埃落定。
檢方似乎想把大家往這個方向引導。
然而，這裡面卻存在一個檢方無法忽視的事實——本田鑒定書。
這份鑒定書記錄了MCT118法的鑒定結果，即兇手的DNA型是“18-24”。
而科警研當時的鑒定結果是“18-30”。
如果承認了本田鑒定，就相當于在法庭上當衆承認科警研的鑒定錯誤。
如此一來，利用先進科學技術偵破諸多疑難案件的科警研就會顔面掃地，信用盡失。
科警研對各個都道府縣警察局的科搜研負有指導培養的責任，是日本科學偵查的大本營。
它的證據能力被質疑，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我想到的另一件事卻遠比這個問題嚴重，甚至可以說是日本司法界的禁忌。
我若是日本司法人員，絕對不想與它有任何瓜葛。
那就是發生在福岡縣的“飯塚事件”。
一名男子因涉嫌殺害兩個女孩被逮捕，關鍵證據之一就是科警研的DNA型鑒定結果。
這名男子在被捕前後一直否認有犯罪行為，可依然被判有罪，執行了死刑。
審判中被采納為證據的DNA型鑒定，用的正是令菅家蒙冤入獄的MCT118法，連鑒定人也是同一批人。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即關于“足利事件”有望實施DNA型再鑒定的新聞播出十幾天後，我接到一位資深記者的電話。
電話那頭的人語氣沉重地告訴我：“你一直關注的久間三千年，今天被執行死刑了……” 我瞬時覺得天旋地轉，雙腳像被釘死一般無法動彈。
“足利事件”的再鑒定結果出爐、人們對MCT118法産生懷疑，是在久間三千年被執行死刑的六個月之後。
為何不能等到菅家DNA型再鑒定的結果出來後再行刑呢？ 法務大臣森英介是在行刑的四天前下達死刑命令的。
行刑後，森大臣在記者見面會上做出說明：“出于殘忍的動機，被告犯下了殺人罪，對被害人及其親屬而言，罪大惡極。
鑒于以上事實，慎重研究後我下令執行死刑。
” 案件發生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人們在深山中發現兩個七歲女孩的屍體，兩年後，福岡縣警方逮捕了五十六歲的久間三千年。
現場采集的血液通過DNA型鑒定，證實與久間一緻。
實施鑒定的正是科警研的主任研究官S女士與K技術官。
鑒定手法是凝膠與123bpladderMarker組合的電泳法，與“足利事件”的鑒定方式相同。
久間堅持否認自己與案件有關，可法院依然下達了死刑判決。
高等法院判決書中對DNA型鑒定一事如此寫道：“依據最高法院的判例，MCT118法的DNA型鑒定結果在一定條件下具有證據效力。
”所謂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足利事件”中的“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決定”。
也就是說，一旦在“足利事件”的再審中承認科警研的錯誤，便意味着最高法院的判例被推翻，“飯塚事件”很可能被曝光在大衆面前，成為動搖日本死刑制度及司法系統的一大事件。
屆時法務省恐怕會陷入大麻煩。
所以我才說，我若是日本司法人員，絕對不想與它有任何瓜葛。
森大臣應該隻是按照政府辦公的常規流程簽署了《死刑執行命令書》。
但按照《日本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死刑的執行命令要在法院判決後六個月内完成。
同一時間，菅家的DNA型再鑒定一事正鬧得沸反盈天，如果森大臣知道當初菅家的DNA型鑒定和“飯塚事件”的鑒定是用同一種方法、由同一技術官實施，他還能如此果決地簽署文件嗎？ 簡直糟糕透頂。
我擔心再這麼下去，本田鑒定會成為一張廢紙，“1824”型也要沒入黑暗。
自從得知檢方意見書的内容，我便坐立不安。
經過整理，我的推論如下： ①從小真實襯衣試樣上鑒定的兇手DNA型是“18-24”。
②“魯邦”的DNA型是“18-24”。
③因此，“魯邦”就是真兇。
而科警研的主張如下： ①從小真實襯衣試樣上鑒定的兇手DNA型是“18-30”。
②“18-24”是兇手以外某個女性的DNA型，與本案無關。
③“魯邦”的DNA型不是“18-30”，因此不是真兇。
科警研并未明确言及“魯邦”，但推導出來的結論一定是這樣。
必須推翻這種說法。
之前提到，檢方取走松田女士的口腔黏膜與小真實的臍帶實施了被害人鑒定。
那麼結果是什麼呢？我通過一位負責司法報道的朋友采訪到了檢方，得到的回複是：“是否實施了鑒定是偵查内容的一部分，無可奉告。
”也就是說，現在甚至無法确定鑒定是否已經實施，他們更不可能公開鑒定結果。
如果我沒去采訪松田女士，可能連實施被害人DNA型鑒定這事都會被蒙在鼓裡。
這不禁令我感到恐懼。
再等下去也無法得知被害人的鑒定結果。
我決定自己去做鑒定。
一個悶熱的夏日傍晚，我把車停在松田女士家門口。
一隻褐色小貓在客廳裡伸着懶腰。
我立刻想起來，小真實生前很喜歡貓。
而案發後，松田女士也總是和貓形影不離。
松田女士手捧一個小小的白色舊盒子，坐到了我的對面。
盒子裡收着一樣珍貴無比的東西——小真實的臍帶。
“如果能派上用場，請你盡管用吧！”松田女士說着，把小白盒遞了過來。
盒子上一個金色的“壽”字微微發光，旁邊還有龜鶴圖案。
我把盒子捧在手心，這份微妙的重量讓我鼻頭一酸。
我将裝有小真實臍帶與松田女士口腔黏膜的密閉容器緊緊護在胸口，同她辭别，前往築波市。
途中，一樁樁往事浮現在我的腦海。
我想起松田女士第一次打電話來時對我說的話：“請你不要再給我們寫信了，這讓我們很困擾。
我們不打算接受采訪。
” 自那天以後，多久過去了？ 松田女士多次接受了我的采訪，如果沒有她，很多事将永遠隐沒于黑暗。
要是沒有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結，這個案子會有怎樣的結果？我不敢去想。
驅走我這種感傷情緒的，是幾天後出來的鑒定結果。
我在辦公桌前打開了從築波大學法醫學教室寄來的信件。
信封上有幾行黑字。
鑒定書 松田真實及其母親松田瞳以MCT118法鑒定的DNA型 委托者：日本電視台記者 清水潔 我打開信封内的文件，兩組用黑色墨水寫成的數字映入眼簾。
我盯着數字，仿佛能聽到體内血液流動的聲音。
開什麼玩笑！ 我猛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足利事件”終于開庭再審。
宇都宮地方法院第二百零六号法庭上，佐藤正信審判長用略異于一般庭審的方式開口說：“菅家先生，請您起立。
” 稱呼被告時加上敬稱是特例。
已經被釋放的菅家沒有站在被告席上，而是與辯護律師并肩而坐。
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庭審現場。
曾經就在這個法庭上，迫于警方壓力的菅家認罪了，現在他面對法官，說出了自己最想說的話：“我沒有殺人。
” 說完後，他側過臉望向檢察官，目光嚴肅堅定，繼續往下說：“我希望得到一個我能認同的無罪判決。
” 這才是菅家所期望的。
案件的真相能在法庭上大白天下，法官能做出一個清晰明了而非模棱兩可的無罪判決。
在休庭前的最後一刻，菅家舉手要求發言。
他起立後說：“請讓（當時的）檢察官出庭。
請找到真正的兇手。
” 第二次公審上，法庭同意了辯護團的主張，兩位鑒定人作為證人出庭。
科警研的鑒定照片被出示在兩位鑒定人面前。
人們屏氣凝神，想知道兩位法醫學者如何評價科警研的鑒定。
檢方推薦的鈴木教授凝視照片很久後說：“不是很清晰。
”辯方推薦的本田教授則十分嚴肅地說：“鑒定完全失敗。
根本無法判定。
”兩位法醫學者都認為當時的鑒定是失敗的。
照片上的兇手條帶十分模糊，用專家的話來講，菅家與兇手的條帶位置是錯開的。
這次鑒定還用了有缺陷的标記物
已是自由之身的菅家不會在乎什麼迅速的判決——“我被關押了十七年半，不可能這麼輕易作罷。
”他想看到的是對當年偵查工作的徹底查證、偵查人員發自内心的賠禮道歉，以及真兇落網。
然而，檢方接下來的做法恐怕不是菅家想要的。
他們想排除MCT118法鑒定出的兇手DNA型是“18-24”這一結果。
此次再審中他們最想保護的，是“DNA型鑒定的神話”。
從媒體報道的角度來看，整件事好像十分簡單明了。
兩位教授分别鑒定了兇手與菅家的DNA型，都得出了兩者不一緻的結論。
因此，菅家無罪，一切塵埃落定。
檢方似乎想把大家往這個方向引導。
然而，這裡面卻存在一個檢方無法忽視的事實——本田鑒定書。
這份鑒定書記錄了MCT118法的鑒定結果，即兇手的DNA型是“18-24”。
而科警研當時的鑒定結果是“18-30”。
如果承認了本田鑒定，就相當于在法庭上當衆承認科警研的鑒定錯誤。
如此一來，利用先進科學技術偵破諸多疑難案件的科警研就會顔面掃地，信用盡失。
科警研對各個都道府縣警察局的科搜研負有指導培養的責任，是日本科學偵查的大本營。
它的證據能力被質疑，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我想到的另一件事卻遠比這個問題嚴重，甚至可以說是日本司法界的禁忌。
我若是日本司法人員，絕對不想與它有任何瓜葛。
那就是發生在福岡縣的“飯塚事件”。
一名男子因涉嫌殺害兩個女孩被逮捕，關鍵證據之一就是科警研的DNA型鑒定結果。
這名男子在被捕前後一直否認有犯罪行為，可依然被判有罪，執行了死刑。
審判中被采納為證據的DNA型鑒定，用的正是令菅家蒙冤入獄的MCT118法，連鑒定人也是同一批人。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即關于“足利事件”有望實施DNA型再鑒定的新聞播出十幾天後，我接到一位資深記者的電話。
電話那頭的人語氣沉重地告訴我：“你一直關注的久間三千年，今天被執行死刑了……” 我瞬時覺得天旋地轉，雙腳像被釘死一般無法動彈。
“足利事件”的再鑒定結果出爐、人們對MCT118法産生懷疑，是在久間三千年被執行死刑的六個月之後。
為何不能等到菅家DNA型再鑒定的結果出來後再行刑呢？ 法務大臣森英介是在行刑的四天前下達死刑命令的。
行刑後，森大臣在記者見面會上做出說明：“出于殘忍的動機，被告犯下了殺人罪，對被害人及其親屬而言，罪大惡極。
鑒于以上事實，慎重研究後我下令執行死刑。
” 案件發生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人們在深山中發現兩個七歲女孩的屍體，兩年後，福岡縣警方逮捕了五十六歲的久間三千年。
現場采集的血液通過DNA型鑒定，證實與久間一緻。
實施鑒定的正是科警研的主任研究官S女士與K技術官。
鑒定手法是凝膠與123bpladderMarker組合的電泳法，與“足利事件”的鑒定方式相同。
久間堅持否認自己與案件有關，可法院依然下達了死刑判決。
高等法院判決書中對DNA型鑒定一事如此寫道：“依據最高法院的判例，MCT118法的DNA型鑒定結果在一定條件下具有證據效力。
”所謂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足利事件”中的“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決定”。
也就是說，一旦在“足利事件”的再審中承認科警研的錯誤，便意味着最高法院的判例被推翻，“飯塚事件”很可能被曝光在大衆面前，成為動搖日本死刑制度及司法系統的一大事件。
屆時法務省恐怕會陷入大麻煩。
所以我才說，我若是日本司法人員，絕對不想與它有任何瓜葛。
森大臣應該隻是按照政府辦公的常規流程簽署了《死刑執行命令書》。
但按照《日本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死刑的執行命令要在法院判決後六個月内完成。
同一時間，菅家的DNA型再鑒定一事正鬧得沸反盈天，如果森大臣知道當初菅家的DNA型鑒定和“飯塚事件”的鑒定是用同一種方法、由同一技術官實施，他還能如此果決地簽署文件嗎？ 簡直糟糕透頂。
我擔心再這麼下去，本田鑒定會成為一張廢紙，“1824”型也要沒入黑暗。
自從得知檢方意見書的内容，我便坐立不安。
經過整理，我的推論如下： ①從小真實襯衣試樣上鑒定的兇手DNA型是“18-24”。
②“魯邦”的DNA型是“18-24”。
③因此，“魯邦”就是真兇。
而科警研的主張如下： ①從小真實襯衣試樣上鑒定的兇手DNA型是“18-30”。
②“18-24”是兇手以外某個女性的DNA型，與本案無關。
③“魯邦”的DNA型不是“18-30”，因此不是真兇。
科警研并未明确言及“魯邦”，但推導出來的結論一定是這樣。
必須推翻這種說法。
之前提到，檢方取走松田女士的口腔黏膜與小真實的臍帶實施了被害人鑒定。
那麼結果是什麼呢？我通過一位負責司法報道的朋友采訪到了檢方，得到的回複是：“是否實施了鑒定是偵查内容的一部分，無可奉告。
”也就是說，現在甚至無法确定鑒定是否已經實施，他們更不可能公開鑒定結果。
如果我沒去采訪松田女士，可能連實施被害人DNA型鑒定這事都會被蒙在鼓裡。
這不禁令我感到恐懼。
再等下去也無法得知被害人的鑒定結果。
我決定自己去做鑒定。
一個悶熱的夏日傍晚，我把車停在松田女士家門口。
一隻褐色小貓在客廳裡伸着懶腰。
我立刻想起來，小真實生前很喜歡貓。
而案發後，松田女士也總是和貓形影不離。
松田女士手捧一個小小的白色舊盒子，坐到了我的對面。
盒子裡收着一樣珍貴無比的東西——小真實的臍帶。
“如果能派上用場，請你盡管用吧！”松田女士說着，把小白盒遞了過來。
盒子上一個金色的“壽”字微微發光，旁邊還有龜鶴圖案。
我把盒子捧在手心，這份微妙的重量讓我鼻頭一酸。
我将裝有小真實臍帶與松田女士口腔黏膜的密閉容器緊緊護在胸口，同她辭别，前往築波市。
途中，一樁樁往事浮現在我的腦海。
我想起松田女士第一次打電話來時對我說的話：“請你不要再給我們寫信了，這讓我們很困擾。
我們不打算接受采訪。
” 自那天以後，多久過去了？ 松田女士多次接受了我的采訪，如果沒有她，很多事将永遠隐沒于黑暗。
要是沒有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結，這個案子會有怎樣的結果？我不敢去想。
驅走我這種感傷情緒的，是幾天後出來的鑒定結果。
我在辦公桌前打開了從築波大學法醫學教室寄來的信件。
信封上有幾行黑字。
鑒定書 松田真實及其母親松田瞳以MCT118法鑒定的DNA型 委托者：日本電視台記者 清水潔 我打開信封内的文件，兩組用黑色墨水寫成的數字映入眼簾。
我盯着數字，仿佛能聽到體内血液流動的聲音。
開什麼玩笑！ 我猛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足利事件”終于開庭再審。
宇都宮地方法院第二百零六号法庭上，佐藤正信審判長用略異于一般庭審的方式開口說：“菅家先生，請您起立。
” 稱呼被告時加上敬稱是特例。
已經被釋放的菅家沒有站在被告席上，而是與辯護律師并肩而坐。
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庭審現場。
曾經就在這個法庭上，迫于警方壓力的菅家認罪了，現在他面對法官，說出了自己最想說的話：“我沒有殺人。
” 說完後，他側過臉望向檢察官，目光嚴肅堅定，繼續往下說：“我希望得到一個我能認同的無罪判決。
” 這才是菅家所期望的。
案件的真相能在法庭上大白天下，法官能做出一個清晰明了而非模棱兩可的無罪判決。
在休庭前的最後一刻，菅家舉手要求發言。
他起立後說：“請讓（當時的）檢察官出庭。
請找到真正的兇手。
” 第二次公審上，法庭同意了辯護團的主張，兩位鑒定人作為證人出庭。
科警研的鑒定照片被出示在兩位鑒定人面前。
人們屏氣凝神，想知道兩位法醫學者如何評價科警研的鑒定。
檢方推薦的鈴木教授凝視照片很久後說：“不是很清晰。
”辯方推薦的本田教授則十分嚴肅地說：“鑒定完全失敗。
根本無法判定。
”兩位法醫學者都認為當時的鑒定是失敗的。
照片上的兇手條帶十分模糊，用專家的話來講，菅家與兇手的條帶位置是錯開的。
這次鑒定還用了有缺陷的标記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