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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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的聲音。
這起連環案的障礙太多了。
首先是菅家的冤案暴露出警方偵查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口供不實、DNA型鑒定有誤、物證不足，以及警方自身地盤意識過強等。
然而最要命的還是追訴時效。
殺人罪等可判死刑的重罪，追訴時效最初是十五年，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日本刑事訴訟法》修訂，改為二十五年（但修訂前發生的案件，仍按舊有時效計算）。
最後相關規定改為，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前未過追訴時效的重罪，廢除追訴時效。
“足利事件”在二〇〇五年五月時效已過，更不用說之前的“福島萬彌事件”“長谷部有美事件”“大澤朋子事件”。
也許會有人認為，已經過了時效，那就沒辦法了。
但我覺得不能簡單地将追訴時效的邏輯用到這個案子上。
對此菅家也很憤怒。
“太奇怪了。
警察錯抓了人，把我關進了監獄，真兇就可以逃之夭夭了嗎？一定要抓到真兇！一定要破案！” 導緻追訴時效過期的是辦案中犯錯的警察、錯誤起訴的檢察官以及九年來一次次錯判的法院。
當初的再審申請被擱置了五年多，他們又怎麼能說得出“不知不覺過了時效”這樣的話？這是一起冤案，必須重啟調查。
可媒體選擇集體沉默。
我在本書開頭就寫過，我非常讨厭追訴時效，尤其是殺人案的時效。
自首是死路一條，躲得時間夠長就能一筆勾銷，如此一來，兇手肯定會選擇後者。
這樣的人斷送了别人的人生，最後卻因為時效過了就得到豁免，讓人無法忍受。
我始終無法理解這一規定，所以堅持報道，希望能夠制伏時效這個可怕的妖怪。
曾經，有個男人自稱是震驚全日本的“府中三億日元搶劫事件”的兇手，雖然當時追訴時效已過，我還是去采訪了他。
還有一起殺人案，當時大家都在熱議兇手是否會因追訴時效而逃脫法網，最終在時效将至之前，嫌疑人福田和子落網，我立即動身前去福井采訪。
金澤市發生的金融業夫婦被槍殺案過了追訴時效，我去采訪了始終無法接受事實的被害夫妻的獨生子。
一直以來，我盡我所能做着抨擊追訴時效的報道，重案時效也終于從十五年變為二十五年，最後廢止。
然而，所謂的廢止，也隻适用于那些時效未過的案件。
除了“橫山由佳梨事件”，其他案件都已過了時效。
可是，菅家是清白的，他替真兇服了十七年半的刑，這筆賬該如何算呢？在日本現行法律下，難道就沒有别的突破口了嗎？ 我不斷地查閱資料，進行調查，終于發現了一項例外規定。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案件中的嫌疑人一旦被起訴，時效就會停止，其效力同樣适用于該案的共犯。
這是專為多人犯罪的案件設置的，以防逃逸方因時效而躲避了法律的制裁。
有法學專家認為，如果出現“誤抓的起訴”，時效停止的效力也适用于真兇。
通過司法解釋，總會有辦法制裁真兇，至少應該從時效期限内扣除菅家被起訴到受審的九年時間。
這完全是願不願意做的問題。
實際上有這樣的先例。
有個名叫大坂正明的男人曾被警察廳指定為“重要通緝犯”，罪名是“殺人”“放火”等。
這起案件發生在一九七
這起連環案的障礙太多了。
首先是菅家的冤案暴露出警方偵查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口供不實、DNA型鑒定有誤、物證不足，以及警方自身地盤意識過強等。
然而最要命的還是追訴時效。
殺人罪等可判死刑的重罪，追訴時效最初是十五年，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日本刑事訴訟法》修訂，改為二十五年（但修訂前發生的案件，仍按舊有時效計算）。
最後相關規定改為，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前未過追訴時效的重罪，廢除追訴時效。
“足利事件”在二〇〇五年五月時效已過，更不用說之前的“福島萬彌事件”“長谷部有美事件”“大澤朋子事件”。
也許會有人認為，已經過了時效，那就沒辦法了。
但我覺得不能簡單地将追訴時效的邏輯用到這個案子上。
對此菅家也很憤怒。
“太奇怪了。
警察錯抓了人，把我關進了監獄，真兇就可以逃之夭夭了嗎？一定要抓到真兇！一定要破案！” 導緻追訴時效過期的是辦案中犯錯的警察、錯誤起訴的檢察官以及九年來一次次錯判的法院。
當初的再審申請被擱置了五年多，他們又怎麼能說得出“不知不覺過了時效”這樣的話？這是一起冤案，必須重啟調查。
可媒體選擇集體沉默。
我在本書開頭就寫過，我非常讨厭追訴時效，尤其是殺人案的時效。
自首是死路一條，躲得時間夠長就能一筆勾銷，如此一來，兇手肯定會選擇後者。
這樣的人斷送了别人的人生，最後卻因為時效過了就得到豁免，讓人無法忍受。
我始終無法理解這一規定，所以堅持報道，希望能夠制伏時效這個可怕的妖怪。
曾經，有個男人自稱是震驚全日本的“府中三億日元搶劫事件”的兇手，雖然當時追訴時效已過，我還是去采訪了他。
還有一起殺人案，當時大家都在熱議兇手是否會因追訴時效而逃脫法網，最終在時效将至之前，嫌疑人福田和子落網，我立即動身前去福井采訪。
金澤市發生的金融業夫婦被槍殺案過了追訴時效，我去采訪了始終無法接受事實的被害夫妻的獨生子。
一直以來，我盡我所能做着抨擊追訴時效的報道，重案時效也終于從十五年變為二十五年，最後廢止。
然而，所謂的廢止，也隻适用于那些時效未過的案件。
除了“橫山由佳梨事件”，其他案件都已過了時效。
可是，菅家是清白的，他替真兇服了十七年半的刑，這筆賬該如何算呢？在日本現行法律下，難道就沒有别的突破口了嗎？ 我不斷地查閱資料，進行調查，終于發現了一項例外規定。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案件中的嫌疑人一旦被起訴，時效就會停止，其效力同樣适用于該案的共犯。
這是專為多人犯罪的案件設置的，以防逃逸方因時效而躲避了法律的制裁。
有法學專家認為，如果出現“誤抓的起訴”，時效停止的效力也适用于真兇。
通過司法解釋，總會有辦法制裁真兇，至少應該從時效期限内扣除菅家被起訴到受審的九年時間。
這完全是願不願意做的問題。
實際上有這樣的先例。
有個名叫大坂正明的男人曾被警察廳指定為“重要通緝犯”，罪名是“殺人”“放火”等。
這起案件發生在一九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