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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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線索。
“那個人之前跟一個很孩子氣的女孩住在一起。
那個女孩像個中學生，穿很短的裙子，短到一鞠躬内褲就露出來了，我就在想，這是個孩子嗎？” 随着調查持續深入，我終于找到“魯邦”的住所。
之後，我請了攝影師黑住周作和我一起行動，想确認可疑人物的行蹤，希望能夠獲取一些證據。
我們從早到晚暗中監視那名男子，那些日子簡直忙到天昏地暗，必須一邊推進菅家冤案的采訪工作，一邊不暴露行蹤地監視“魯邦”。
我有時把無線對講機藏在口袋裡，戴着耳機在遊戲廳裡玩彈珠；有時則一邊沖着話筒怒吼，一邊在深夜的日本國道上追蹤“魯邦”。
最終，“魯邦”的行蹤逐漸清晰：獨身。
一到周末就在兩縣交界處往來。
到了足利或太田市的遊戲廳，就叼着煙玩一整天。
我們幾次目擊到他與疑似熟識的小女孩在一起，或牽手，或背着她們，雙方親密地交談，還臉貼臉地摟摟抱抱。
這些畫面，都被黑住拍了下來。
“魯邦”的存在以及我采訪到的内容，對台裡嚴格保密。
知情者隻有現場的采訪團隊以及衫本部長等少數管理者。
我還弄到了幾張“魯邦”年輕時的照片，拿這些照片做了個實驗。
實驗對象是在高爾夫練習中目擊到“魯邦”的吉田先生。
案發後，栃木縣警察局讓吉田先生看了五十名男子的照片，都是留有案底的蘿莉控或心理變态者。
“那裡面沒有一個像的。
”吉田先生說。
我将“魯邦”年輕時的照片從包裡取出，若無其事地放到吉田先生面前。
“那麼，這張照片上的人呢？” 吉田先生看了一眼照片，瞬間被吸引。
他扶了下眼鏡，探了探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照片，片刻後低聲咕哝道：“這是誰？這照片你從哪裡得到的？沒錯！就是這種感覺！看上去很機靈的一個人，就是這種感覺！” 我又約吉田先生見面，讓他再看了一次照片，想請他具體講講。
吉田先生對我說：“真的很像！跟那個人非常像！”一邊說一邊頻頻點頭。
我手中的這些信息本應立刻告知警方，可當時我無法與栃木縣警察局取得聯系，他們固執地認為案子已破。
我向警察局宣傳科提出采訪請求，他們的回複是“這個案件正在申請再審，我們無法接受采訪”。
這與“桶川事件”中上尾警察局的應對方式一模一樣。
無奈之下，我隻好将“魯邦”的情況提供給隔壁的群馬縣警察局。
如果這些案件都是同一人所為，我收集到的信息或許對“橫山由佳梨事件”的偵破有幫助。
二〇〇八年秋天，在太田市一家餐廳的和式房間内，我、衫本純子和群馬縣警察局偵查一科的警察坐到了一起。
我把自制的地圖在桌面上攤開，向對方說明情況：紅色圓形标記标注的位置分别是小女孩被誘拐的地點、遊戲廳與公園；黑色标記是“魯邦”的家；灰色标記是“魯邦”去過的地方。
警察原本專注地聽着，可當我提及發現“魯邦”的經過以及“足利事件”的兇手時，他立刻失去了興趣——群馬縣警方也認為“足利事件”已經偵破。
雖然我一直強調菅家是清白的，真兇是眼前這個男人，可對方覺得這是胡說八道。
這些信息全面否定
“那個人之前跟一個很孩子氣的女孩住在一起。
那個女孩像個中學生，穿很短的裙子，短到一鞠躬内褲就露出來了，我就在想，這是個孩子嗎？” 随着調查持續深入，我終于找到“魯邦”的住所。
之後，我請了攝影師黑住周作和我一起行動，想确認可疑人物的行蹤，希望能夠獲取一些證據。
我們從早到晚暗中監視那名男子，那些日子簡直忙到天昏地暗，必須一邊推進菅家冤案的采訪工作，一邊不暴露行蹤地監視“魯邦”。
我有時把無線對講機藏在口袋裡，戴着耳機在遊戲廳裡玩彈珠；有時則一邊沖着話筒怒吼，一邊在深夜的日本國道上追蹤“魯邦”。
最終，“魯邦”的行蹤逐漸清晰：獨身。
一到周末就在兩縣交界處往來。
到了足利或太田市的遊戲廳，就叼着煙玩一整天。
我們幾次目擊到他與疑似熟識的小女孩在一起，或牽手，或背着她們，雙方親密地交談，還臉貼臉地摟摟抱抱。
這些畫面，都被黑住拍了下來。
“魯邦”的存在以及我采訪到的内容，對台裡嚴格保密。
知情者隻有現場的采訪團隊以及衫本部長等少數管理者。
我還弄到了幾張“魯邦”年輕時的照片，拿這些照片做了個實驗。
實驗對象是在高爾夫練習中目擊到“魯邦”的吉田先生。
案發後，栃木縣警察局讓吉田先生看了五十名男子的照片，都是留有案底的蘿莉控或心理變态者。
“那裡面沒有一個像的。
”吉田先生說。
我将“魯邦”年輕時的照片從包裡取出，若無其事地放到吉田先生面前。
“那麼，這張照片上的人呢？” 吉田先生看了一眼照片，瞬間被吸引。
他扶了下眼鏡，探了探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照片，片刻後低聲咕哝道：“這是誰？這照片你從哪裡得到的？沒錯！就是這種感覺！看上去很機靈的一個人，就是這種感覺！” 我又約吉田先生見面，讓他再看了一次照片，想請他具體講講。
吉田先生對我說：“真的很像！跟那個人非常像！”一邊說一邊頻頻點頭。
我手中的這些信息本應立刻告知警方，可當時我無法與栃木縣警察局取得聯系，他們固執地認為案子已破。
我向警察局宣傳科提出采訪請求，他們的回複是“這個案件正在申請再審，我們無法接受采訪”。
這與“桶川事件”中上尾警察局的應對方式一模一樣。
無奈之下，我隻好将“魯邦”的情況提供給隔壁的群馬縣警察局。
如果這些案件都是同一人所為，我收集到的信息或許對“橫山由佳梨事件”的偵破有幫助。
二〇〇八年秋天，在太田市一家餐廳的和式房間内，我、衫本純子和群馬縣警察局偵查一科的警察坐到了一起。
我把自制的地圖在桌面上攤開，向對方說明情況：紅色圓形标記标注的位置分别是小女孩被誘拐的地點、遊戲廳與公園；黑色标記是“魯邦”的家；灰色标記是“魯邦”去過的地方。
警察原本專注地聽着，可當我提及發現“魯邦”的經過以及“足利事件”的兇手時，他立刻失去了興趣——群馬縣警方也認為“足利事件”已經偵破。
雖然我一直強調菅家是清白的，真兇是眼前這個男人，可對方覺得這是胡說八道。
這些信息全面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