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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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汗水。
也有可能這次用最新技術發現了令千金的DNA。
也就是說，檢出的DNA型不一定就是兇手的……”檢察官解釋了半天，就是想請求松田女士配合，鑒定小真實與她自己的DNA型。
松田女士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一旁的鑒定科人員立即采集了松田女士的口腔黏膜，之後又到她家中借走了小真實的臍帶。
松田女士與檢察官的會面結束後，她将整個過程告訴了我。
這讓我産生了一個疑問。
現在才來提取松田女士的DNA，說明案發時，科警研很有可能在不了解被害人與相關者DNA型的情況下，就鎖定了兇手的DNA型。
他們其實做了一次風險極高的鑒定。
還有一件事，讓松田女士與檢察官的對話朝另一個方向發展——她将自己對檢方的想法說了出來。
案發以來，被害人家屬一直被檢方忽視，當天會面之前，檢方既無聯系也無任何解釋。
家屬們一直堅信被捕的菅家就是兇手。
可現在，他們突然被告知DNA型再鑒定的結果不一緻。
“實在太奇怪了，人人都知道DNA型不同就是不同。
如果是哪裡出錯了，請務必追查下去。
” 同時，針對檢察官提及菅家時直呼其名的行為，松田女士說道：“是菅家先生。
請允許我為他加個敬稱。
菅家先生若是無罪，我希望你們能盡早查明真相。
如果是偵查出錯了，你們應該向他道歉。
誰都會覺得這整件事很不正常。
”她繼續說：“你們難道不會說對不起嗎？” 被害人家屬像訓孩子一般訓斥了檢察官。
這正是隻要逮捕兇手便萬事大吉的司法機關與渴望知道真相的家屬之間最大的差别。
五月三十一日，我在《番記者》節目中首次披露了這件事，随後在多個節目中将松田女士那句“你們難道不會說對不起嗎？”以及遲來的被害人鑒定消息播報了出去。
《番記者》播出後第二天，菅家的辯護團召開了記者見面會，強烈譴責檢方。
我站在會場的最後一排，心情複雜地聽着辯護團的發言。
各大媒體都在報道，被害人家屬說出了自己的心聲，辯護團不斷發聲……檢方已經四面楚歌。
六月四日，即被害人鑒定的報道播出四天後，我站在電車上，手握吊環，繼續進行着我的采訪。
這時手機響了，我低頭一看，屏幕上出現了松田女士的名字。
我下了車，在一個陌生的站台，聽見她冷靜地一字一句告訴我說：“剛剛檢察官打來電話，說今天下午釋放菅家先生。
” 我握着手機，呆住了。
我萬萬沒有想到有天會從家屬口中聽到這句話。
我們又交談了幾句，相互道謝後挂了電話。
我當即聯系各方。
日本電視台負責司法的記者也知道了這個消息，要第一時間快訊播報《服刑人菅家将于本日釋放》的新聞。
我又緻電辯護團，他們還未做好接菅家的準備——如何将菅家從監獄帶出，是個十分頭疼的問題，媒體肯定會将千葉監獄圍得水洩不通。
而這種時候，我也不能什麼都不幹。
我怎麼能幹等着看菅家出獄的影像呢？我一定要親眼看到菅家被釋放。
千葉監獄已經大變樣了。
原本安靜肅穆的大門口搭滿了架梯，攝影師與記者來回走動。
有好幾台新聞直播車支起了天線，記者們手拿話筒或筆，口裡叫嚷着什麼。
現場甚至出動了警察，他們吹着哨子在疏導交通。
我一回頭，看到衫本純子在沖我笑。
這天早上，她申請與菅家會面，再次被拒，沒想到歪打正着成了最早出現在監獄的人，有機會把攝像機架到了最佳位置。
菅家必須乘車離開監獄，倘若步行離開，必定會在監獄門口引起騷動。
我與辯護團商量，請他們向監獄申請，準備一輛商務車來接菅家，畢竟他還帶着不少行李。
在媒體的注視下，佐藤律師與西卷女士進入監獄。
等了好久，終于迎來這一刻。
望着兩人遠去的背影，我不禁回想起佐藤律師在這裡落淚的情景。
片刻後，我乘坐商務車駛向監獄。
好幾台采訪直升機在頭頂上方盤旋，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
那堵紅色的圍牆離我們越來越近。
鐵門緩緩打開，剛好夠我們的車進入。
所有媒體都在拍攝這輛車，也許主持人正在解說：“一輛車駛入了高牆，似乎要迎接菅家出獄。
” 進了大門的車子在刑務官的指引下停在了一棟樓前。
不久，刑務官們從大樓内魚貫而出，車門突然被拉開，他們看都不看我一眼，将好幾個紙箱遞了過來。
都是菅家的私人物品，應該也有我和菅家通信的信件。
我接過箱子，将它們堆放到車子的後部，安置妥當。
沒過多久，鐵門嘎吱一聲開了。
我最先看到的是一頭白發，然後是大鏡片金屬眼鏡和灰色格紋夾克——菅家利和走出來了。
我站在車前自報家門，與他握手。
“就是你啊，非常感謝你！” 菅家說完，一直握着我的手，仿佛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隻是不住地點頭。
鏡片後面的眼睛泛着淚光。
上空的直升機飛得更低了，轟鳴聲巨大。
下午三點四十八分，車子離開監獄。
車外，閃光燈不停閃爍着，我百感交集地按下了攝像機的開始鍵，成了第一個拍到菅家出獄的人。
菅家看着窗外的媒體與風景，打開車窗向大家揮手緻意，他的每一個表情我都用攝像機記錄了下來。
看着取景框，我感覺漫長的采訪工作終于畫上了一個句号。
但這并不意味着結束，而是真正的開始——“北關東連環殺童案”的開始。
制片人森田安排了一處酒店大堂作為記者見面會場地，無論是記者俱樂部的成員還是其他報刊記者，都可以自由參加，公平采訪。
隻不過見面會開始前的一小段準備時間，特别留給了日本電視台。
我們牽了一條長長的電線直通酒店的休息室，将攝像機與直播車連接起來，并在室内架好了三腳架，我與菅家的一問一答通過直播傳回了台裡。
菅家在攝像機前享用着盼望已久的咖啡。
“真好喝啊！味道就是不一樣，在監獄裡喝不到這樣的咖啡。
” 他捧着冒熱氣的杯子，眯起了雙眼。
服務員立即為他續上一杯。
我問了菅家各種問題，關于他的逮捕，還有鐵窗生涯。
“我被大家當作兇手，警察告訴我他們手裡有證據，可是我根本沒殺人，完全不知道所謂的證據是什麼。
真是太痛苦了……我到了宇都宮的看守所，覺得自己完蛋了，甚至想到了死……” 我問了他對于因DNA型鑒定而入獄，如今又通過再鑒定洗刷了罪名的感想。
“雖然一言難盡，不過現在的鑒定技術确實很厲害。
我本來就是清白的，再鑒定一定會得到無罪的結果。
” 這些話誠懇而有力。
如果當初能夠在千葉監獄見到菅家，親耳聽到他說這些話，我肯定會更加堅定地推進冤案報道。
下午五點，我們進入記者見面會現場。
寬敞的大堂内擠滿了記者，人數之多令我吃驚。
到處都有閃光燈不停閃爍。
不過再審前的釋放在日本可是首例，媒體再多也不足為奇。
菅家面向話筒入座，從容鎮靜地開口了。
“我是清白的，我不是罪犯，我可以保證。
我飽受刑警們的殘酷折磨。
他們說肯定是我幹的，讓我早點坦白。
我告訴他們我什麼都沒做，可他們完全不聽。
我不認為他們道歉就可以一筆勾銷。
我絕不會原諒當時的警察與檢察官。
” 除了相機的快門聲，全場肅然寂靜。
“我忍受了十七年，希望警方能向我道歉。
被捕後不久，我父親就去世了，兩年前，我母親也走了……一句搞錯了就可以沒事了嗎？我想要他們把我的人生還給我。
” 菅家被捕後的第二周，他倍受打擊的父親因病去世了。
菅家在審訊室中得知這個噩耗，哭泣不已。
就在前年，他母親也去世了。
菅家再也沒能見到父母。
菅家被捕時四十五歲，如今已經六十二歲。
他的一字一句都讓人感受到歲月的沉重。
我不由得想起了免田。
菅家希望晚飯能吃壽司，于是，記者見面會後，我們一同去了汐留的壽司屋。
“真好吃啊！我可喜歡金槍魚刺身了。
” 我和衫本純子一聽，趕忙夾了一堆金槍魚刺身放在菅家的盤子裡。
菅家吃着蘸了醬油的刺身，告訴我們，他在監獄裡連海苔卷和稻荷壽司都吃不到。
說話間，我無意中看到菅家的幾顆牙掉了。
因為監獄裡不能使用醫療保險，即便有蛀牙，也因費用太高而無法得到治療。
衫本部長也趕了過來。
接下來，我們請菅家參與錄制《NEWSZERO》的直播節目。
才出獄幾個小時就坐到了演播廳，這樣的情況并不多見。
我在演播廳角落注視着菅家。
刺眼的燈光下，菅家依然淡定從容，有條不紊地講述着偵查經過與獄中生活。
錄制結束後，在日本電視台的洗手間裡，菅家對着洗手池犯難了——水龍頭沒有把手。
他被捕時還沒出現感應水龍頭。
接着他看着鏡子裡的自己又吃了一驚，“都這麼老了！”好像故人久别重逢似的。
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監獄裡雖然也有鏡子，“但總是霧蒙蒙的，沒這麼清晰”。
在菅家的強烈要求下，我們去了KTV。
他握着麥克風，接連唱着橋幸夫、石原裕次郎、三田明等歌手的懷舊金曲，一口氣唱了二十首歌。
或許是因為壓抑許久終于釋放，他開心得臉上出現道道褶子，時而揮舞雙手，時而
也有可能這次用最新技術發現了令千金的DNA。
也就是說，檢出的DNA型不一定就是兇手的……”檢察官解釋了半天，就是想請求松田女士配合，鑒定小真實與她自己的DNA型。
松田女士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一旁的鑒定科人員立即采集了松田女士的口腔黏膜，之後又到她家中借走了小真實的臍帶。
松田女士與檢察官的會面結束後，她将整個過程告訴了我。
這讓我産生了一個疑問。
現在才來提取松田女士的DNA，說明案發時，科警研很有可能在不了解被害人與相關者DNA型的情況下，就鎖定了兇手的DNA型。
他們其實做了一次風險極高的鑒定。
還有一件事，讓松田女士與檢察官的對話朝另一個方向發展——她将自己對檢方的想法說了出來。
案發以來，被害人家屬一直被檢方忽視，當天會面之前，檢方既無聯系也無任何解釋。
家屬們一直堅信被捕的菅家就是兇手。
可現在，他們突然被告知DNA型再鑒定的結果不一緻。
“實在太奇怪了，人人都知道DNA型不同就是不同。
如果是哪裡出錯了，請務必追查下去。
” 同時，針對檢察官提及菅家時直呼其名的行為，松田女士說道：“是菅家先生。
請允許我為他加個敬稱。
菅家先生若是無罪，我希望你們能盡早查明真相。
如果是偵查出錯了，你們應該向他道歉。
誰都會覺得這整件事很不正常。
”她繼續說：“你們難道不會說對不起嗎？” 被害人家屬像訓孩子一般訓斥了檢察官。
這正是隻要逮捕兇手便萬事大吉的司法機關與渴望知道真相的家屬之間最大的差别。
五月三十一日，我在《番記者》節目中首次披露了這件事，随後在多個節目中将松田女士那句“你們難道不會說對不起嗎？”以及遲來的被害人鑒定消息播報了出去。
《番記者》播出後第二天，菅家的辯護團召開了記者見面會，強烈譴責檢方。
我站在會場的最後一排，心情複雜地聽着辯護團的發言。
各大媒體都在報道，被害人家屬說出了自己的心聲，辯護團不斷發聲……檢方已經四面楚歌。
六月四日，即被害人鑒定的報道播出四天後，我站在電車上，手握吊環，繼續進行着我的采訪。
這時手機響了，我低頭一看，屏幕上出現了松田女士的名字。
我下了車，在一個陌生的站台，聽見她冷靜地一字一句告訴我說：“剛剛檢察官打來電話，說今天下午釋放菅家先生。
” 我握着手機，呆住了。
我萬萬沒有想到有天會從家屬口中聽到這句話。
我們又交談了幾句，相互道謝後挂了電話。
我當即聯系各方。
日本電視台負責司法的記者也知道了這個消息，要第一時間快訊播報《服刑人菅家将于本日釋放》的新聞。
我又緻電辯護團，他們還未做好接菅家的準備——如何将菅家從監獄帶出，是個十分頭疼的問題，媒體肯定會将千葉監獄圍得水洩不通。
而這種時候，我也不能什麼都不幹。
我怎麼能幹等着看菅家出獄的影像呢？我一定要親眼看到菅家被釋放。
千葉監獄已經大變樣了。
原本安靜肅穆的大門口搭滿了架梯，攝影師與記者來回走動。
有好幾台新聞直播車支起了天線，記者們手拿話筒或筆，口裡叫嚷着什麼。
現場甚至出動了警察，他們吹着哨子在疏導交通。
我一回頭，看到衫本純子在沖我笑。
這天早上，她申請與菅家會面，再次被拒，沒想到歪打正着成了最早出現在監獄的人，有機會把攝像機架到了最佳位置。
菅家必須乘車離開監獄，倘若步行離開，必定會在監獄門口引起騷動。
我與辯護團商量，請他們向監獄申請，準備一輛商務車來接菅家，畢竟他還帶着不少行李。
在媒體的注視下，佐藤律師與西卷女士進入監獄。
等了好久，終于迎來這一刻。
望着兩人遠去的背影，我不禁回想起佐藤律師在這裡落淚的情景。
片刻後，我乘坐商務車駛向監獄。
好幾台采訪直升機在頭頂上方盤旋，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
那堵紅色的圍牆離我們越來越近。
鐵門緩緩打開，剛好夠我們的車進入。
所有媒體都在拍攝這輛車，也許主持人正在解說：“一輛車駛入了高牆，似乎要迎接菅家出獄。
” 進了大門的車子在刑務官的指引下停在了一棟樓前。
不久，刑務官們從大樓内魚貫而出，車門突然被拉開，他們看都不看我一眼，将好幾個紙箱遞了過來。
都是菅家的私人物品，應該也有我和菅家通信的信件。
我接過箱子，将它們堆放到車子的後部，安置妥當。
沒過多久，鐵門嘎吱一聲開了。
我最先看到的是一頭白發，然後是大鏡片金屬眼鏡和灰色格紋夾克——菅家利和走出來了。
我站在車前自報家門，與他握手。
“就是你啊，非常感謝你！” 菅家說完，一直握着我的手，仿佛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隻是不住地點頭。
鏡片後面的眼睛泛着淚光。
上空的直升機飛得更低了，轟鳴聲巨大。
下午三點四十八分，車子離開監獄。
車外，閃光燈不停閃爍着，我百感交集地按下了攝像機的開始鍵，成了第一個拍到菅家出獄的人。
菅家看着窗外的媒體與風景，打開車窗向大家揮手緻意，他的每一個表情我都用攝像機記錄了下來。
看着取景框，我感覺漫長的采訪工作終于畫上了一個句号。
但這并不意味着結束，而是真正的開始——“北關東連環殺童案”的開始。
制片人森田安排了一處酒店大堂作為記者見面會場地，無論是記者俱樂部的成員還是其他報刊記者，都可以自由參加，公平采訪。
隻不過見面會開始前的一小段準備時間，特别留給了日本電視台。
我們牽了一條長長的電線直通酒店的休息室，将攝像機與直播車連接起來，并在室内架好了三腳架，我與菅家的一問一答通過直播傳回了台裡。
菅家在攝像機前享用着盼望已久的咖啡。
“真好喝啊！味道就是不一樣，在監獄裡喝不到這樣的咖啡。
” 他捧着冒熱氣的杯子，眯起了雙眼。
服務員立即為他續上一杯。
我問了菅家各種問題，關于他的逮捕，還有鐵窗生涯。
“我被大家當作兇手，警察告訴我他們手裡有證據，可是我根本沒殺人，完全不知道所謂的證據是什麼。
真是太痛苦了……我到了宇都宮的看守所，覺得自己完蛋了，甚至想到了死……” 我問了他對于因DNA型鑒定而入獄，如今又通過再鑒定洗刷了罪名的感想。
“雖然一言難盡，不過現在的鑒定技術确實很厲害。
我本來就是清白的，再鑒定一定會得到無罪的結果。
” 這些話誠懇而有力。
如果當初能夠在千葉監獄見到菅家，親耳聽到他說這些話，我肯定會更加堅定地推進冤案報道。
下午五點，我們進入記者見面會現場。
寬敞的大堂内擠滿了記者，人數之多令我吃驚。
到處都有閃光燈不停閃爍。
不過再審前的釋放在日本可是首例，媒體再多也不足為奇。
菅家面向話筒入座，從容鎮靜地開口了。
“我是清白的，我不是罪犯，我可以保證。
我飽受刑警們的殘酷折磨。
他們說肯定是我幹的，讓我早點坦白。
我告訴他們我什麼都沒做，可他們完全不聽。
我不認為他們道歉就可以一筆勾銷。
我絕不會原諒當時的警察與檢察官。
” 除了相機的快門聲，全場肅然寂靜。
“我忍受了十七年，希望警方能向我道歉。
被捕後不久，我父親就去世了，兩年前，我母親也走了……一句搞錯了就可以沒事了嗎？我想要他們把我的人生還給我。
” 菅家被捕後的第二周，他倍受打擊的父親因病去世了。
菅家在審訊室中得知這個噩耗，哭泣不已。
就在前年，他母親也去世了。
菅家再也沒能見到父母。
菅家被捕時四十五歲，如今已經六十二歲。
他的一字一句都讓人感受到歲月的沉重。
我不由得想起了免田。
菅家希望晚飯能吃壽司，于是，記者見面會後，我們一同去了汐留的壽司屋。
“真好吃啊！我可喜歡金槍魚刺身了。
” 我和衫本純子一聽，趕忙夾了一堆金槍魚刺身放在菅家的盤子裡。
菅家吃着蘸了醬油的刺身，告訴我們，他在監獄裡連海苔卷和稻荷壽司都吃不到。
說話間，我無意中看到菅家的幾顆牙掉了。
因為監獄裡不能使用醫療保險，即便有蛀牙，也因費用太高而無法得到治療。
衫本部長也趕了過來。
接下來，我們請菅家參與錄制《NEWSZERO》的直播節目。
才出獄幾個小時就坐到了演播廳，這樣的情況并不多見。
我在演播廳角落注視着菅家。
刺眼的燈光下，菅家依然淡定從容，有條不紊地講述着偵查經過與獄中生活。
錄制結束後，在日本電視台的洗手間裡，菅家對着洗手池犯難了——水龍頭沒有把手。
他被捕時還沒出現感應水龍頭。
接着他看着鏡子裡的自己又吃了一驚，“都這麼老了！”好像故人久别重逢似的。
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監獄裡雖然也有鏡子，“但總是霧蒙蒙的，沒這麼清晰”。
在菅家的強烈要求下，我們去了KTV。
他握着麥克風，接連唱着橋幸夫、石原裕次郎、三田明等歌手的懷舊金曲，一口氣唱了二十首歌。
或許是因為壓抑許久終于釋放，他開心得臉上出現道道褶子，時而揮舞雙手，時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