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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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我們看不到有人與由佳梨坐在一起，以為由佳梨是一個人坐在那兒……” 我再去看錄像，發現從父親的角度看過去，有其他客人擋着，根本看不到墨鏡男。
反而墨鏡男可以借他人的掩護偷窺父親。
一個僞裝的男人，在孩子父母毫無察覺的情況下靠近由佳梨，短短幾分鐘内便成功得手。
要抓到兇手，還得再分析監控錄像。
這次我們要查橫山一家進店後，那天整個上午的未公開錄像，注意有沒有戴墨鏡的男子出沒。
遺憾的是，我手頭沒有那天上午的監控錄像。
我無數次請求遊戲廳的老闆接受采訪，卻遭到拒絕，隻能把我的設想告知群馬縣警方。
結果還是行不通。
等我終于迎來一個突破口，已經是特别報道節目播出九個月之後了。
夏日的酷熱逐漸褪去，東京街頭開始刮起陣陣秋風。
手機響時，我正坐在新橋小巷一家煙霧缭繞的燒烤店内吃烤秋刀魚。
“足利事件”有了最新動向。
由于宇都宮地方法院駁回了再審申請，菅家與辯護團提出即時抗告，向東京高等法院申請實施DNA型再鑒定。
對此，東京高等檢察廳的檢察官出具了一份名為《檢察官針對DNA型鑒定申請的意見》的文件，文件裡這麼寫道： 為識别本案短袖襯衣上的遺留精液與申請人材料之間的異同而實施DNA型再鑒定，本廳認為毫無必要，但也不反對。
也就是說，檢察廳認為可以實施DNA型再鑒定。
這個信息十分重要，它不是高等檢察廳的某位檢察官決定的，而是經部長、副部長、檢察長等領導審批，同科警研與栃木縣警方協商後得出的結論。
隻要法院拍闆，再鑒定便可開始實施。
我立刻趕回報道局做新聞快報。
十月十六日，新聞節目《NEWSZERO》報道了《“足利事件”有望實施DNA型再鑒定》的一分鐘短訊，意味着凍結十八年的“足利事件”開始解凍。
新聞播出前，我特意打電話給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告訴她馬上要播一條非常重要的新聞。
在報道間看到渡良濑川的航拍鏡頭時，我突然有種難以言明的預感。
第二天，其他媒體開始陸續跟進。
這是日本首例審結案件的DNA型再鑒定，各大媒體争相報道。
辯護團召開了記者見面會，冤假錯案的可能性終于得到關注。
二〇〇九年一月，DNA型再鑒定終于開始了。
鑒定人由東京高等法院指定，分别是檢方推薦的大阪醫科大學教授鈴木廣一與辯護方推薦的築波大學法醫學教室教授本田克也。
兩位教授都是世界級知名專家，警方和檢方曾多次委托他們實施DNA型鑒定。
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官、檢察官、律師的見證下，法院委托栃木縣的大學醫院将小真實冷凍保存的襯衣用剪刀一裁為二，分别交給兩位鑒定人。
二十九日，菅家在千葉監獄中被提取血液與口腔黏膜樣本。
上述的鑒定試樣會被兩位鑒定人帶回研究室，通過最新技術實施鑒定，鑒定結果預計會在四月最後一天提交給法院。
此時，東京高等檢察廳的檢察官與衫本純子進行了一次非正式會面。
“貴社對‘足利事件’展開了多方報道啊。
聽說還去美國對DNA鑒定做了調查。
”如此開場後，檢察官說明了此次決定進行再鑒定的原因。
“審判長正好對歐美法系非常有興趣。
不過，”他繼續說道，“試樣（物證襯衣）的狀況太糟糕了，不知能否得出結果。
很有可能會得出一個‘無法鑒定’的結論。
如此一來，就沒辦法了。
” 沒錯。
小真實的襯衣被發現時，已經在河裡泡了十多個小時，而且是在辯護團的提議下，二〇〇四年才被移送到零下八十度的冷凍庫中保存。
在此之前，它被長期放置于常溫環境中，其上的DNA或許已經淡褪或劣化，作為鑒定的試樣确實很糟糕。
除此之外，還有人質疑，兇手的精液如今是否還殘留在襯衣上。
我雖然一直呼籲“實施再鑒定”，此刻卻感到極大的不安。
美國法院規定，“隻有可重複多次鑒定的試樣才可作為證據”，日本在這一方面落後了。
另一方面，栃木縣警察局的态度非常強硬。
當年的偵查人員信心十足，一笑置之。
“再鑒定？真能折騰！鑒定結果肯定是一緻的，他絕對是兇手。
我們一點都不擔心。
”他們還說：“你們日本電視台報道這種事真的沒關系嗎？不怕丢人現眼？”偵查人員都是這種态度，難怪檢方不反對再鑒定。
各大媒體的風向發生了變化。
三月，栃木地方報《下野新聞》為“足利事件”做了特輯，刊登《第十九個年頭揭開真相》《對科學發展的疑問》等多篇報道。
之前那些依附于檢方與警方的記者更是轉變了态度。
四月，《朝日新聞》刊登了《DNA再審之門能否開啟》《本月末将知曉結果》等報道。
報道中不僅出現了菅家的話——“我相信會有好結果”；為了保持“中立”，還刊登了警方的說法：“兇手的自供确定無疑，我們的偵查沒有錯。
”案件的關注度提升了。
那時，我與松本夫婦、衫本純子在東京都下町吃飯。
當初在電話裡讓我負起報道傷害全部責任的男人，如今和我成了朋友。
吃飯時，他說：“真沒想到，他居然和墨鏡男那麼像。
” 松本女士笑了笑，說：“我無意間看了一眼電視，立刻發覺異樣，趕緊給你寫了信。
” 席間氣氛非常愉快。
“松本女士，你一直相信‘足利事件’中被捕的是那個步行的男人嗎？”我問。
“是啊，我還得到表彰了呢。
”松本女士抿着嘴笑了。
“表彰？什麼表彰？” “足利警察局呀！表彰内容是什麼來着……” 松本女士的證詞不僅于逮捕菅家無用，還成了障礙，所以才被雪藏。
可認為松本女士随口胡說的警察局，在菅家被捕後居然表彰了松本女士。
幾天後，我看到了松本女士的表彰獎狀與一塊裝在盒子裡的銀色獎章，表彰松本女士在連環殺童案中對警方的協助。
四月中旬，離将鑒定結果提交法院的期限越來越近。
一個清晨，我無意中看了一眼手機，發現有好幾個相同号碼的未接來電，是負責霞關[2]區域的社會部記者野中祐美打來的。
我回撥過去，野中記者說起了“足利事件”。
“你聽說了嗎？不是在做DNA型再鑒定嗎？我不小心知道結果了……” 野中記者與“足利事件”好像沒什麼關系，她怎麼會知道鑒定結果？還“不小心知道了”？我腦子有點亂，但仍然繼續往下聽。
“結果好像是buyizhi……” 我花了好幾秒才把“buyizhi”轉換成文字“不一緻”，一瞬間仿佛被雷電擊中。
“你是說DNA型真的不一緻嗎？這是哪個鑒定人的結果？你是從哪裡獲得的消息？”我用快她十倍的語速接連發問。
野中記者答道：“我聽說，兩個人的鑒定結果都顯示不一緻，在這邊引起了很大的騷動。
” 我對她表示了感謝，挂斷了電話。
兇手的DNA型果然和菅家的不一緻。
菅家是無辜的。
無罪與無辜是不一樣的。
無罪，是法院認定一個人的行為沒有達到犯罪的标準；而無辜，則是無犯罪事實，與犯罪完全無關。
這個消息是野中記者獲取的，很可能是個重磅獨家。
它的分量太重，不能僅靠一條消息就報道，必須慎重證實其可靠性。
我冷靜下來，意識到這個消息介于能報道與不能報道之間。
這次的再鑒定，是東京高等法院接受即時抗告後，委托法醫學者實施的，直接影響到法院是否再審的決定。
在這個階段，如果媒體先于法院把再鑒定的結果告知大衆，不一定會把事态引向正确的方向，稍不留意甚至會全盤皆輸——“媒體搶先知道結果是很大的問題。
”之前，宇都宮地方法院就以鑒定的毛發不知來源為由，拒絕了再審申請。
我必須慎重對待，以免追悔莫及。
我決定先驗證消息的可靠性。
經過多方查證，我得知檢察廳與警察廳已經知道這個結果，受到極大的震動。
曾經信心十足的栃木縣警方都在為如何應對而發愁。
可是，法院還一無所知，連辯護團也不知道。
我擔心如果不趁早讓真相大白天下，這些事實會默默消失于黑暗之中，那樣就真的追悔莫及了。
關于“魯邦”的證詞不就是這樣嗎？更何況DNA型鑒定不一緻的結果對科警研，甚至對警方、檢方而言，都非同小可。
時間緊迫。
既然這個消息在霞關已經人盡皆知，若是因為我導緻頭條被搶，錯過最佳報道時機，就太對不起野中記者了。
但我無法獨吞這個報道。
隻剩一個辦法了。
接到野中記者電話的一周後，四月二十日，我獲知共同通信社要刊登這條消息，預計在晚上十一點發稿。
有些報社已經停了印刷機，在等共同通信社的快訊。
與此同時，《東京新聞》作為共同通信社的加盟報社，已經派出采訪記者。
時機已經成熟。
我的計劃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寫好播報稿，把影像準備好，等待共同通信社吹響号角，刊登快訊。
緊接着，各個報社的記者開始四處采訪取證。
在其他電視台還來不及報道，報社的印刷機也沒開始轉動之時，我們在晚間十一點檔的《NEWSZERO》中播出這條獨家新聞。
如此一來，日本電視台可以第一時間将這個消息傳播開，共同通信社也
我們看不到有人與由佳梨坐在一起，以為由佳梨是一個人坐在那兒……” 我再去看錄像，發現從父親的角度看過去，有其他客人擋着，根本看不到墨鏡男。
反而墨鏡男可以借他人的掩護偷窺父親。
一個僞裝的男人，在孩子父母毫無察覺的情況下靠近由佳梨，短短幾分鐘内便成功得手。
要抓到兇手，還得再分析監控錄像。
這次我們要查橫山一家進店後，那天整個上午的未公開錄像，注意有沒有戴墨鏡的男子出沒。
遺憾的是，我手頭沒有那天上午的監控錄像。
我無數次請求遊戲廳的老闆接受采訪，卻遭到拒絕，隻能把我的設想告知群馬縣警方。
結果還是行不通。
等我終于迎來一個突破口，已經是特别報道節目播出九個月之後了。
夏日的酷熱逐漸褪去，東京街頭開始刮起陣陣秋風。
手機響時，我正坐在新橋小巷一家煙霧缭繞的燒烤店内吃烤秋刀魚。
“足利事件”有了最新動向。
由于宇都宮地方法院駁回了再審申請，菅家與辯護團提出即時抗告，向東京高等法院申請實施DNA型再鑒定。
對此，東京高等檢察廳的檢察官出具了一份名為《檢察官針對DNA型鑒定申請的意見》的文件，文件裡這麼寫道： 為識别本案短袖襯衣上的遺留精液與申請人材料之間的異同而實施DNA型再鑒定，本廳認為毫無必要，但也不反對。
也就是說，檢察廳認為可以實施DNA型再鑒定。
這個信息十分重要，它不是高等檢察廳的某位檢察官決定的，而是經部長、副部長、檢察長等領導審批，同科警研與栃木縣警方協商後得出的結論。
隻要法院拍闆，再鑒定便可開始實施。
我立刻趕回報道局做新聞快報。
十月十六日，新聞節目《NEWSZERO》報道了《“足利事件”有望實施DNA型再鑒定》的一分鐘短訊，意味着凍結十八年的“足利事件”開始解凍。
新聞播出前，我特意打電話給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告訴她馬上要播一條非常重要的新聞。
在報道間看到渡良濑川的航拍鏡頭時，我突然有種難以言明的預感。
第二天，其他媒體開始陸續跟進。
這是日本首例審結案件的DNA型再鑒定，各大媒體争相報道。
辯護團召開了記者見面會，冤假錯案的可能性終于得到關注。
二〇〇九年一月，DNA型再鑒定終于開始了。
鑒定人由東京高等法院指定，分别是檢方推薦的大阪醫科大學教授鈴木廣一與辯護方推薦的築波大學法醫學教室教授本田克也。
兩位教授都是世界級知名專家，警方和檢方曾多次委托他們實施DNA型鑒定。
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官、檢察官、律師的見證下，法院委托栃木縣的大學醫院将小真實冷凍保存的襯衣用剪刀一裁為二，分别交給兩位鑒定人。
二十九日，菅家在千葉監獄中被提取血液與口腔黏膜樣本。
上述的鑒定試樣會被兩位鑒定人帶回研究室，通過最新技術實施鑒定，鑒定結果預計會在四月最後一天提交給法院。
此時，東京高等檢察廳的檢察官與衫本純子進行了一次非正式會面。
“貴社對‘足利事件’展開了多方報道啊。
聽說還去美國對DNA鑒定做了調查。
”如此開場後，檢察官說明了此次決定進行再鑒定的原因。
“審判長正好對歐美法系非常有興趣。
不過，”他繼續說道，“試樣（物證襯衣）的狀況太糟糕了，不知能否得出結果。
很有可能會得出一個‘無法鑒定’的結論。
如此一來，就沒辦法了。
” 沒錯。
小真實的襯衣被發現時，已經在河裡泡了十多個小時，而且是在辯護團的提議下，二〇〇四年才被移送到零下八十度的冷凍庫中保存。
在此之前，它被長期放置于常溫環境中，其上的DNA或許已經淡褪或劣化，作為鑒定的試樣确實很糟糕。
除此之外，還有人質疑，兇手的精液如今是否還殘留在襯衣上。
我雖然一直呼籲“實施再鑒定”，此刻卻感到極大的不安。
美國法院規定，“隻有可重複多次鑒定的試樣才可作為證據”，日本在這一方面落後了。
另一方面，栃木縣警察局的态度非常強硬。
當年的偵查人員信心十足，一笑置之。
“再鑒定？真能折騰！鑒定結果肯定是一緻的，他絕對是兇手。
我們一點都不擔心。
”他們還說：“你們日本電視台報道這種事真的沒關系嗎？不怕丢人現眼？”偵查人員都是這種态度，難怪檢方不反對再鑒定。
各大媒體的風向發生了變化。
三月，栃木地方報《下野新聞》為“足利事件”做了特輯，刊登《第十九個年頭揭開真相》《對科學發展的疑問》等多篇報道。
之前那些依附于檢方與警方的記者更是轉變了态度。
四月，《朝日新聞》刊登了《DNA再審之門能否開啟》《本月末将知曉結果》等報道。
報道中不僅出現了菅家的話——“我相信會有好結果”；為了保持“中立”，還刊登了警方的說法：“兇手的自供确定無疑，我們的偵查沒有錯。
”案件的關注度提升了。
那時，我與松本夫婦、衫本純子在東京都下町吃飯。
當初在電話裡讓我負起報道傷害全部責任的男人，如今和我成了朋友。
吃飯時，他說：“真沒想到，他居然和墨鏡男那麼像。
” 松本女士笑了笑，說：“我無意間看了一眼電視，立刻發覺異樣，趕緊給你寫了信。
” 席間氣氛非常愉快。
“松本女士，你一直相信‘足利事件’中被捕的是那個步行的男人嗎？”我問。
“是啊，我還得到表彰了呢。
”松本女士抿着嘴笑了。
“表彰？什麼表彰？” “足利警察局呀！表彰内容是什麼來着……” 松本女士的證詞不僅于逮捕菅家無用，還成了障礙，所以才被雪藏。
可認為松本女士随口胡說的警察局，在菅家被捕後居然表彰了松本女士。
幾天後，我看到了松本女士的表彰獎狀與一塊裝在盒子裡的銀色獎章，表彰松本女士在連環殺童案中對警方的協助。
四月中旬，離将鑒定結果提交法院的期限越來越近。
一個清晨，我無意中看了一眼手機，發現有好幾個相同号碼的未接來電，是負責霞關[2]區域的社會部記者野中祐美打來的。
我回撥過去，野中記者說起了“足利事件”。
“你聽說了嗎？不是在做DNA型再鑒定嗎？我不小心知道結果了……” 野中記者與“足利事件”好像沒什麼關系，她怎麼會知道鑒定結果？還“不小心知道了”？我腦子有點亂，但仍然繼續往下聽。
“結果好像是buyizhi……” 我花了好幾秒才把“buyizhi”轉換成文字“不一緻”，一瞬間仿佛被雷電擊中。
“你是說DNA型真的不一緻嗎？這是哪個鑒定人的結果？你是從哪裡獲得的消息？”我用快她十倍的語速接連發問。
野中記者答道：“我聽說，兩個人的鑒定結果都顯示不一緻，在這邊引起了很大的騷動。
” 我對她表示了感謝，挂斷了電話。
兇手的DNA型果然和菅家的不一緻。
菅家是無辜的。
無罪與無辜是不一樣的。
無罪，是法院認定一個人的行為沒有達到犯罪的标準；而無辜，則是無犯罪事實，與犯罪完全無關。
這個消息是野中記者獲取的，很可能是個重磅獨家。
它的分量太重，不能僅靠一條消息就報道，必須慎重證實其可靠性。
我冷靜下來，意識到這個消息介于能報道與不能報道之間。
這次的再鑒定，是東京高等法院接受即時抗告後，委托法醫學者實施的，直接影響到法院是否再審的決定。
在這個階段，如果媒體先于法院把再鑒定的結果告知大衆，不一定會把事态引向正确的方向，稍不留意甚至會全盤皆輸——“媒體搶先知道結果是很大的問題。
”之前，宇都宮地方法院就以鑒定的毛發不知來源為由，拒絕了再審申請。
我必須慎重對待，以免追悔莫及。
我決定先驗證消息的可靠性。
經過多方查證，我得知檢察廳與警察廳已經知道這個結果，受到極大的震動。
曾經信心十足的栃木縣警方都在為如何應對而發愁。
可是，法院還一無所知，連辯護團也不知道。
我擔心如果不趁早讓真相大白天下，這些事實會默默消失于黑暗之中，那樣就真的追悔莫及了。
關于“魯邦”的證詞不就是這樣嗎？更何況DNA型鑒定不一緻的結果對科警研，甚至對警方、檢方而言，都非同小可。
時間緊迫。
既然這個消息在霞關已經人盡皆知，若是因為我導緻頭條被搶，錯過最佳報道時機，就太對不起野中記者了。
但我無法獨吞這個報道。
隻剩一個辦法了。
接到野中記者電話的一周後，四月二十日，我獲知共同通信社要刊登這條消息，預計在晚上十一點發稿。
有些報社已經停了印刷機，在等共同通信社的快訊。
與此同時，《東京新聞》作為共同通信社的加盟報社，已經派出采訪記者。
時機已經成熟。
我的計劃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寫好播報稿，把影像準備好，等待共同通信社吹響号角，刊登快訊。
緊接着，各個報社的記者開始四處采訪取證。
在其他電視台還來不及報道，報社的印刷機也沒開始轉動之時，我們在晚間十一點檔的《NEWSZERO》中播出這條獨家新聞。
如此一來，日本電視台可以第一時間将這個消息傳播開，共同通信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