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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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信息，僅靠查閱調查書根本無法獲知。
采訪接近尾聲時，松本女士的丈夫突然對我說：“其實，我們家被記者騷擾後，我就一直想狠狠教訓媒體一回。
可無論我如何責難，你都默默承受，從不為自己辯解，非常了不起。
我妻子以前非常害怕媒體，可我跟她說，你可以信任清水先生，說服了她接受你的采訪。
”他邊說邊點頭微笑。
那一刻，在這對初次見面的夫妻面前，我有種想哭的沖動。
之後，松本女士來到渡良濑川，在她目擊到兩人的地方接受了我們的視頻采訪。
她回憶了當時的證詞，又畫了張素描。
小真實在彈珠遊戲廳附近被目擊到的時間是下午六點三十分左右，十分鐘後，就有人在河邊目擊到一個步行的紅裙女孩。
之後，人們在這兩人前往的地點發現了小真實的屍體。
這絕不是偶然。
然而，這麼重要的證詞，一年半後居然離奇消失了。
DNA型一緻的鑒定結果和菅家的供述讓“步行”的目擊證詞變得多餘，松本女士與吉田先生的調查書被雪藏。
而松本夫婦完全沒被告知菅家的供述内容，在接受我的采訪之前，他們一直相信是自己的目擊證詞幫助警方抓到了兇手。
我拿着目擊證詞再次去詢問栃木縣警察局的前偵查隊長：“案發當日，的确有個走下斜坡的男人，身邊跟着一個穿紅裙子的小女孩，對吧？” 對方一臉不耐煩地回答道：“這個最終都沒搞清楚真假。
哪個案子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些目擊者唯恐天下不亂，随口胡說，還保證絕對沒錯。
而且河邊有的是穿紅裙子的小女孩，那人看到的一定是别人。
” 他的回答讓我非常憤怒。
我去渡良濑川岸邊的次數已經不下一百回，到處觀察、拍照，工作日去、周末也去，白天去、夜裡也去，然而我從來沒在那裡見過一個穿紅裙子的小女孩。
案發當日的同一時刻出現兩個穿相同衣服的小女孩的概率太低了。
此時，我已經不再信任當時的偵查工作。
其實，除了松本女士與吉田先生，還有人目擊到了步行的男人與小女孩。
在草坪另一端，有個小男孩也看到了這兩人。
如今他已經長大成人，我從他那裡問到了重要的信息。
案發當日，他和朋友在河邊的淺灘處玩石頭，玩得正高興時，他回頭瞥了一眼水泥護岸，看到那裡站着一個男人，身邊還有一個小女孩。
沿着護岸往前走一點，就是人們發現小真實屍體的地方。
這兩個小男孩當時也被警察問話了，可是他們的證詞也無故消失了。
偵查人員向法院遞交的材料，不過是冰山一角。
一般來說，警方與檢方會留存沒有在審判中遞交的調查書和辦案記錄。
起訴後，這些材料由刑事部檢察官移送到負責公審的檢察官手裡進行篩選，隻有适合定罪的有利證據才會提交法庭。
我采訪一位前檢察官時才知道，未提交到法院的證據，在檢察廳内部被稱作“殘留記錄”。
證據本該為追尋真相而存在。
可現實中，證據僅僅為偵查人員的立案工作提供了方便。
檢方甚至将殘留記錄稱作“消極證據”，像上文出現的前偵查隊長一樣，用“這種事情有的是”“這是毫無意義的”之類無關痛癢的理由一筆帶過。
發現誤判、殘留記錄才是“積極證據”時，他們依然裝聾作啞。
評估證據難道不應該是法院的工作嗎？ 我曾數次向栃木縣警察局提出采訪請求，對方總是回複我說：“對于正在申請再審的案件，我們無可奉告。
” 當初在記者見面會上自信地聲稱足利市三起案件全面偵破的警方，在被爆出可能造成冤假錯案後便拒絕采訪。
我也曾被卷入類似的案件，那就是“桶川事件”。
我一直認為，“北關東連環殺童案”與“桶川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極其相似。
一九九九年十月，埼玉縣的JR桶川站，一個名叫豬野詩織的二十一歲女大學生被人刺死。
有人在現場目擊到了逃跑的兇手，身材微胖、短發。
案發後不久，我便參與到這個案子的采訪工作中。
由于我沒有加入記者俱樂部，轄區的上尾警察局拒絕了我的采訪請求。
工作毫無頭緒時，我與詩織的朋友們見了一面。
她的朋友們戰戰兢兢地告訴我，詩織是被一個跟蹤團夥盯上了。
“詩織曾說，如果她被人殺了，就是小松殺的……” 小松曾和詩織短暫交往過，詩織很快就察覺到異常，與他分手了。
之後，詩織受到小松威脅，一夥号稱小松上司的人還闖入她家，在她家周圍貼滿了印有她姓名與照片的诽謗傳單。
這明顯是一起有組織的犯罪行為。
詩織曾向上尾警察局求救，仍未逃脫被殺害的命運。
她在“遺言”中記述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按照“遺言”所講，那個殺人犯應該就在小松周圍。
我在采訪中得知，聲稱自己是汽車銷售員而接近詩織的小松，實際上經營着一家風月場所，年齡也是假的。
詩織在完全不知道他真實身份的情況下被殺害了。
這群人的根據地在池袋。
我不斷地蹲點埋伏、打探消息，最終發現，小松的手下當中，有一個長相和穿着都跟兇手十分相近的人。
我還打探到此人的名字，了解到他在案發當天行蹤詭異。
通過T先生，我将情報提供給了警方。
結果證明這個男人果然是兇手，小松和這夥人一直跟蹤詩織。
接下來就是逮捕與審問了，警方卻弄不清楚這夥人究竟在哪裡。
于是，我繼續蹲點，追蹤兇犯的下落。
在這夥人必去的池袋公寓中，我發現了兇手及其團夥，與攝影師櫻井修拍到了這夥人的蹤影。
我們比警察先找到了兇手，卻無法報道，因為一報道就會打草驚蛇。
我太想為詩織報仇了，決不能讓兇手跑掉。
我再次将情報提供給埼玉縣警察局，警方卻遲遲不采取行動。
噩夢般的日子開始了。
我不是偵查人員，不為警方服務，隻是個記者。
雜志的截稿日期是年底，總編告訴我已經無法再延期，無奈之下，我獨闖上尾警察局。
面對依舊“拒絕采訪”的副局長，我終于忍不住隔着服務台怒吼，告訴他們我不是來采訪的，而是來讓他們知道，下周雜志會刊登一篇關于桶川殺人案的重要報道，偵查本部應該對報道内容十分了解。
我告訴他們雜志的發售日，故意大聲嚷嚷，直到警察局内人盡皆知。
我不想事後被他們說，是我們的報道導緻兇手聞風而逃。
不知情的警員一定以為我在發瘋。
可我要是不這麼做，警察什麼時候才會行動？ 雜志截稿當天，警方終于踩點逮捕了兇手。
随後，小松的哥哥等數個跟蹤狂也因與案件有關被逮捕了。
可警方沒有要調查關鍵人物小松的意思，僅以“名譽毀損”的罪名對其秘密通緝。
小松一直東躲西藏，後來有人在北海道發現了他的屍體。
收到“小松在北海道”的消息後，我與櫻井立刻趕往北海道，想按慣例完成對沖突雙方的采訪，沒想到小松凍死在屈斜路湖上。
警方判定為自殺。
然而，“桶川事件”并未完結。
警方的應對成了輿論焦點。
詩織在案發前就向警方求救，說有跟蹤狂會殺了她，警方卻沒有任何作為。
這不就是見死不救嗎？然而，沒有一家媒體報道這件事。
警方不可能自曝其醜，那些需要官方擔保的媒體就算想報道也沒素材。
從那一刻起，我的采訪就漸漸被孤立了——與冤案報道一樣，這是在與日本司法，尤其是與警方對着幹。
受到小松威脅的詩織多次到埼玉縣上尾警察局求救。
當時日本沒有《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完全不當回事的警方告訴詩織沒法立案，還說這種男女問題，
采訪接近尾聲時，松本女士的丈夫突然對我說：“其實，我們家被記者騷擾後，我就一直想狠狠教訓媒體一回。
可無論我如何責難，你都默默承受，從不為自己辯解，非常了不起。
我妻子以前非常害怕媒體，可我跟她說，你可以信任清水先生，說服了她接受你的采訪。
”他邊說邊點頭微笑。
那一刻，在這對初次見面的夫妻面前，我有種想哭的沖動。
之後，松本女士來到渡良濑川，在她目擊到兩人的地方接受了我們的視頻采訪。
她回憶了當時的證詞，又畫了張素描。
小真實在彈珠遊戲廳附近被目擊到的時間是下午六點三十分左右，十分鐘後，就有人在河邊目擊到一個步行的紅裙女孩。
之後，人們在這兩人前往的地點發現了小真實的屍體。
這絕不是偶然。
然而，這麼重要的證詞，一年半後居然離奇消失了。
DNA型一緻的鑒定結果和菅家的供述讓“步行”的目擊證詞變得多餘，松本女士與吉田先生的調查書被雪藏。
而松本夫婦完全沒被告知菅家的供述内容，在接受我的采訪之前，他們一直相信是自己的目擊證詞幫助警方抓到了兇手。
我拿着目擊證詞再次去詢問栃木縣警察局的前偵查隊長：“案發當日，的确有個走下斜坡的男人，身邊跟着一個穿紅裙子的小女孩，對吧？” 對方一臉不耐煩地回答道：“這個最終都沒搞清楚真假。
哪個案子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些目擊者唯恐天下不亂，随口胡說，還保證絕對沒錯。
而且河邊有的是穿紅裙子的小女孩，那人看到的一定是别人。
” 他的回答讓我非常憤怒。
我去渡良濑川岸邊的次數已經不下一百回，到處觀察、拍照，工作日去、周末也去，白天去、夜裡也去，然而我從來沒在那裡見過一個穿紅裙子的小女孩。
案發當日的同一時刻出現兩個穿相同衣服的小女孩的概率太低了。
此時，我已經不再信任當時的偵查工作。
其實，除了松本女士與吉田先生，還有人目擊到了步行的男人與小女孩。
在草坪另一端，有個小男孩也看到了這兩人。
如今他已經長大成人，我從他那裡問到了重要的信息。
案發當日，他和朋友在河邊的淺灘處玩石頭，玩得正高興時，他回頭瞥了一眼水泥護岸，看到那裡站着一個男人，身邊還有一個小女孩。
沿着護岸往前走一點，就是人們發現小真實屍體的地方。
這兩個小男孩當時也被警察問話了，可是他們的證詞也無故消失了。
偵查人員向法院遞交的材料，不過是冰山一角。
一般來說，警方與檢方會留存沒有在審判中遞交的調查書和辦案記錄。
起訴後，這些材料由刑事部檢察官移送到負責公審的檢察官手裡進行篩選，隻有适合定罪的有利證據才會提交法庭。
我采訪一位前檢察官時才知道，未提交到法院的證據，在檢察廳内部被稱作“殘留記錄”。
證據本該為追尋真相而存在。
可現實中，證據僅僅為偵查人員的立案工作提供了方便。
檢方甚至将殘留記錄稱作“消極證據”，像上文出現的前偵查隊長一樣，用“這種事情有的是”“這是毫無意義的”之類無關痛癢的理由一筆帶過。
發現誤判、殘留記錄才是“積極證據”時，他們依然裝聾作啞。
評估證據難道不應該是法院的工作嗎？ 我曾數次向栃木縣警察局提出采訪請求，對方總是回複我說：“對于正在申請再審的案件，我們無可奉告。
” 當初在記者見面會上自信地聲稱足利市三起案件全面偵破的警方，在被爆出可能造成冤假錯案後便拒絕采訪。
我也曾被卷入類似的案件，那就是“桶川事件”。
我一直認為，“北關東連環殺童案”與“桶川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極其相似。
一九九九年十月，埼玉縣的JR桶川站，一個名叫豬野詩織的二十一歲女大學生被人刺死。
有人在現場目擊到了逃跑的兇手，身材微胖、短發。
案發後不久，我便參與到這個案子的采訪工作中。
由于我沒有加入記者俱樂部，轄區的上尾警察局拒絕了我的采訪請求。
工作毫無頭緒時，我與詩織的朋友們見了一面。
她的朋友們戰戰兢兢地告訴我，詩織是被一個跟蹤團夥盯上了。
“詩織曾說，如果她被人殺了，就是小松殺的……” 小松曾和詩織短暫交往過，詩織很快就察覺到異常，與他分手了。
之後，詩織受到小松威脅，一夥号稱小松上司的人還闖入她家，在她家周圍貼滿了印有她姓名與照片的诽謗傳單。
這明顯是一起有組織的犯罪行為。
詩織曾向上尾警察局求救，仍未逃脫被殺害的命運。
她在“遺言”中記述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按照“遺言”所講，那個殺人犯應該就在小松周圍。
我在采訪中得知，聲稱自己是汽車銷售員而接近詩織的小松，實際上經營着一家風月場所，年齡也是假的。
詩織在完全不知道他真實身份的情況下被殺害了。
這群人的根據地在池袋。
我不斷地蹲點埋伏、打探消息，最終發現，小松的手下當中，有一個長相和穿着都跟兇手十分相近的人。
我還打探到此人的名字，了解到他在案發當天行蹤詭異。
通過T先生，我将情報提供給了警方。
結果證明這個男人果然是兇手，小松和這夥人一直跟蹤詩織。
接下來就是逮捕與審問了，警方卻弄不清楚這夥人究竟在哪裡。
于是，我繼續蹲點，追蹤兇犯的下落。
在這夥人必去的池袋公寓中，我發現了兇手及其團夥，與攝影師櫻井修拍到了這夥人的蹤影。
我們比警察先找到了兇手，卻無法報道，因為一報道就會打草驚蛇。
我太想為詩織報仇了，決不能讓兇手跑掉。
我再次将情報提供給埼玉縣警察局，警方卻遲遲不采取行動。
噩夢般的日子開始了。
我不是偵查人員，不為警方服務，隻是個記者。
雜志的截稿日期是年底，總編告訴我已經無法再延期，無奈之下，我獨闖上尾警察局。
面對依舊“拒絕采訪”的副局長，我終于忍不住隔着服務台怒吼，告訴他們我不是來采訪的，而是來讓他們知道，下周雜志會刊登一篇關于桶川殺人案的重要報道，偵查本部應該對報道内容十分了解。
我告訴他們雜志的發售日，故意大聲嚷嚷，直到警察局内人盡皆知。
我不想事後被他們說，是我們的報道導緻兇手聞風而逃。
不知情的警員一定以為我在發瘋。
可我要是不這麼做，警察什麼時候才會行動？ 雜志截稿當天，警方終于踩點逮捕了兇手。
随後，小松的哥哥等數個跟蹤狂也因與案件有關被逮捕了。
可警方沒有要調查關鍵人物小松的意思，僅以“名譽毀損”的罪名對其秘密通緝。
小松一直東躲西藏，後來有人在北海道發現了他的屍體。
收到“小松在北海道”的消息後，我與櫻井立刻趕往北海道，想按慣例完成對沖突雙方的采訪，沒想到小松凍死在屈斜路湖上。
警方判定為自殺。
然而，“桶川事件”并未完結。
警方的應對成了輿論焦點。
詩織在案發前就向警方求救，說有跟蹤狂會殺了她，警方卻沒有任何作為。
這不就是見死不救嗎？然而，沒有一家媒體報道這件事。
警方不可能自曝其醜，那些需要官方擔保的媒體就算想報道也沒素材。
從那一刻起，我的采訪就漸漸被孤立了——與冤案報道一樣，這是在與日本司法，尤其是與警方對着幹。
受到小松威脅的詩織多次到埼玉縣上尾警察局求救。
當時日本沒有《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完全不當回事的警方告訴詩織沒法立案，還說這種男女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