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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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花，一個跟風報道都沒有。
這時，我想起了一個人，立刻打電話過去。
“喂，你好。
” T先生是個可靠的新聞記者，我還在雜志社工作時就已經跟他成為朋友，我們一起采訪了“桶川事件”。
我在電話裡跟他說明了北關東案的具體情況，沒想到他的反應十分冷淡。
“那個……我最近比較忙。
” “這個案子很快就會引起轟動，其他媒體也會迅速跟進，我們合作調查吧！”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等真引起轟動了，我再給你打電話好嗎？再見！” 我不怪T先生，他的反應，是其他記者也會有的正常反應。
倍感孤單的我，完全沒料到接下來的事會如此令人措手不及。
二月十三日，節目播出一個月後，“足利事件”的再審申請被駁回。
這份申請在宇都宮地方法院被擱置了五年，偏偏在冤案報道不久後立刻裁決了。
根據日本大學醫學部押田教授對菅家頭發的鑒定，菅家的DNA型與科警研得出的兇手DNA型不一緻。
辯護團将這個事實與小真實死因的疑點作為新證據提交，但宇都宮地方法院的池本壽美子審判長否定了押田的鑒定結果。
否定理由很奇怪： 沒有證據證明鑒定材料中的毛發來自申請人本人。
這麼一個結論竟然花了法院五年的工夫，鑒定人員聽到後都很吃驚。
我隻能認為，這是因為法院不願面對再鑒定的結果。
再審申請被駁回的第二天，佐藤博史律師去了一趟千葉監獄。
北風呼嘯，他裹着圍巾站在監獄的大門口流淚說道：“如果老天可以實現我的一個願望，我希望菅家能無罪釋放……”說完，他轉身消失在那堵紅牆之後。
我後來聽說，菅家得知這個結果後，低頭哭泣不止。
深夜，節目籌備間裡空空蕩蕩。
四周靜悄悄的，與白天判若兩樣。
報道才剛開始，再審申請便被駁回，這對我來說是個天大的打擊。
眼下我擔心的不是節目要不要播下去，而是會不會是我們的報道讓法院倉促地做出錯誤的決定。
這樣的自責讓我很不安。
夢中的鐵皮盒子在我腦中萦繞不去。
那個眼看已經開了一條縫的蓋子，又啪的一聲合上了。
走廊傳來了笑聲，仿佛警方和其他媒體的嘲笑。
台裡也有人對這個報道表示擔憂。
這些聲音兜兜轉轉傳進了我的耳朵：“真的是冤案嗎？”“就算是冤案，想要在節目中推翻判決，根本就是癡人說夢。
”“清水是昏了頭了……” 調查報道如果不見任何結果，例如讓偵查機關承認報道内容或讓其他媒體進行後續報道，就相當于沒人承認它。
我原本要報道整個“北關東連環殺童案”，可一個“足利事件”已經出師不利，讓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菅家與辯護團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再審的即時抗告，對此我卻不敢抱太大希望。
再審之門不僅沒打開，反而被徹底焊死了。
我不由得想起千葉監獄那扇沉重的鐵門，以及那位身穿筆挺制服的刑務官。
就這麼半途而廢嗎？ 衫本部長知道菅家的再審申請被駁回後，沒有中止報道。
我坐直身體，從上衣内側口袋中掏出記事本，輕輕翻開，看着五個小女孩的照片。
不行。
我還沒找到真相，必須想辦法突破。
我要從頭再來。
《再審申請被駁回背後的疑團》，這是下次報道的标題。
再審申請被駁回的理由太不充分，我們的報道不會停止，我們堅持要求DNA型再鑒定。
我相信一定會找到突破口，至少會有轉機。
一個清晨，轉機來了。
前一天我采訪到很晚，上床時天已經快亮了。
九點多時，我迷迷糊糊地起床，發現手機在響。
拿起來一看，是個不認識的外地号碼。
我接起電話。
“你好，我叫松本。
” 松本？我像被雷劈到似的瞬間清醒了。
消失的目擊證詞！對方是跟目擊者松本女士有關的人嗎？難道是松本女士的丈夫？ 他聽起來非常憤怒，将我劈頭蓋臉臭罵了一頓。
“你是怎麼知道我在哪裡工作的？”“你為什麼現在還要采訪？”“這個案子不是已經破了嗎？”對方态度強硬，抛出一個又一個質疑。
自從看到松本女士那張素描後，我就非常想采訪她，隻要有機會，就一直尋找她的新住址，可一無所獲。
不過，采訪過程中我意外獲知了松本女士丈夫以前的工作單位，于是往那裡寄去了一封信。
這封信輾轉多時，終于送到了松本先生手裡。
案發十八年後，媒體突然寄來一封信，令他十分不快。
但他生氣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你們這群人根本不值得相信！”松本先生的聲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響。
案發後，松本女士作為目擊者配合警方辦案，去了案發現場，參與了查證工作，配合警方完成了調查書。
可她配合完的那天晚上，他們家廚房後門闖進了一個陌生記者。
當時足利市發生了數起傷害兒童的案件，兇手下落不明，居民們生活在恐懼中，而松本夫婦正好就有一個與被害人年紀相仿的孩子。
一個善良的目擊者的姓名與住址居然被洩露給了媒體記者，他們夫婦又怒又怕。
其實隻要警方不洩露，記者不可能知道松本女士的存在。
問題應該出在栃木縣警察局的情報管理上。
可松本女士的丈夫把一腔怒火全傾瀉到記者身上。
“你們這些媒體人，隻會考慮自己，自私自利，隻會見風使舵！” 我握着手機的手心滿是汗，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隻能默默聽着松本先生的嚴厲指責。
“這個案子不是已經結案了嗎？你們的報道要慎重啊！萬一那人真是兇手，你們不是白忙活嗎？” 一個多小時後，電話終于挂了。
我低頭看了眼手機，發現上面留下了松本先生的手機号碼。
這條比頭發絲還細的線索，也許就是我的突破口。
幾天後，我厚着臉皮給松本先生打了電話，不出所料，又被罵了一頓。
不過他說，如果我打算道歉，他願意見我一面。
于是，我和衫本純子提了盒點心當見面禮，前往松本先生的公司。
到了接待室，一個很面善的女人滿臉笑意地迎了上來——松本先生将夫人一起請了過來。
我費盡心思四處找尋的人，此刻就在面前。
松本女士将案發當日的情況告訴了我們。
那天傍晚，天微陰，松本女士帶年幼的孩子到渡良濑川岸邊的公園玩耍。
附近的草坪上有個男人在練習高爾夫球，那就是提到魯邦三世的吉田先生。
松本女士陪着孩子在秋千附近尋找四葉草，無意間一擡頭，看見橘紅色的夕陽下，一個小女孩與一個男人遠遠地走了過來。
“那個小女孩邁着小碎步，緊緊地跟在那個男人身邊，二人非常自然，就像正常的散步。
孩子看上去很放松，很信任地跟着那個男人走。
” 那時差不多是下午六點四十分。
“男人穿着一件泛白的外衣，不是很高大，大步朝着河邊走去。
” 松本女士口中小女孩的特征，與小真實一緻。
“她剪着娃娃頭，紅色的裙子非常顯眼，上衣的顔色比裙子稍微淺一點……” 松本女士的描述仿佛給黑白素描上了色。
因為松本女士的女兒那天穿着粉色的裙子，所以她會下意識地比較，記住了小真實衣服的顔色。
松本女士的丈夫也對當初發生的事記憶深刻。
“我妻子當過美術老師，有過目不忘的本領。
案件發生後，當新聞裡出現小女孩的照片時，她驚呼見過這個孩子，我們立刻報了警。
” 松本女士的印象并非模糊，而是肯定地說她見過這個孩子。
這麼
這時，我想起了一個人，立刻打電話過去。
“喂，你好。
” T先生是個可靠的新聞記者，我還在雜志社工作時就已經跟他成為朋友，我們一起采訪了“桶川事件”。
我在電話裡跟他說明了北關東案的具體情況，沒想到他的反應十分冷淡。
“那個……我最近比較忙。
” “這個案子很快就會引起轟動，其他媒體也會迅速跟進，我們合作調查吧！”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等真引起轟動了，我再給你打電話好嗎？再見！” 我不怪T先生，他的反應，是其他記者也會有的正常反應。
倍感孤單的我，完全沒料到接下來的事會如此令人措手不及。
二月十三日，節目播出一個月後，“足利事件”的再審申請被駁回。
這份申請在宇都宮地方法院被擱置了五年，偏偏在冤案報道不久後立刻裁決了。
根據日本大學醫學部押田教授對菅家頭發的鑒定，菅家的DNA型與科警研得出的兇手DNA型不一緻。
辯護團将這個事實與小真實死因的疑點作為新證據提交，但宇都宮地方法院的池本壽美子審判長否定了押田的鑒定結果。
否定理由很奇怪： 沒有證據證明鑒定材料中的毛發來自申請人本人。
這麼一個結論竟然花了法院五年的工夫，鑒定人員聽到後都很吃驚。
我隻能認為，這是因為法院不願面對再鑒定的結果。
再審申請被駁回的第二天，佐藤博史律師去了一趟千葉監獄。
北風呼嘯，他裹着圍巾站在監獄的大門口流淚說道：“如果老天可以實現我的一個願望，我希望菅家能無罪釋放……”說完，他轉身消失在那堵紅牆之後。
我後來聽說，菅家得知這個結果後，低頭哭泣不止。
深夜，節目籌備間裡空空蕩蕩。
四周靜悄悄的，與白天判若兩樣。
報道才剛開始，再審申請便被駁回，這對我來說是個天大的打擊。
眼下我擔心的不是節目要不要播下去，而是會不會是我們的報道讓法院倉促地做出錯誤的決定。
這樣的自責讓我很不安。
夢中的鐵皮盒子在我腦中萦繞不去。
那個眼看已經開了一條縫的蓋子，又啪的一聲合上了。
走廊傳來了笑聲，仿佛警方和其他媒體的嘲笑。
台裡也有人對這個報道表示擔憂。
這些聲音兜兜轉轉傳進了我的耳朵：“真的是冤案嗎？”“就算是冤案，想要在節目中推翻判決，根本就是癡人說夢。
”“清水是昏了頭了……” 調查報道如果不見任何結果，例如讓偵查機關承認報道内容或讓其他媒體進行後續報道，就相當于沒人承認它。
我原本要報道整個“北關東連環殺童案”，可一個“足利事件”已經出師不利，讓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菅家與辯護團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再審的即時抗告，對此我卻不敢抱太大希望。
再審之門不僅沒打開，反而被徹底焊死了。
我不由得想起千葉監獄那扇沉重的鐵門，以及那位身穿筆挺制服的刑務官。
就這麼半途而廢嗎？ 衫本部長知道菅家的再審申請被駁回後，沒有中止報道。
我坐直身體，從上衣内側口袋中掏出記事本，輕輕翻開，看着五個小女孩的照片。
不行。
我還沒找到真相，必須想辦法突破。
我要從頭再來。
《再審申請被駁回背後的疑團》，這是下次報道的标題。
再審申請被駁回的理由太不充分，我們的報道不會停止，我們堅持要求DNA型再鑒定。
我相信一定會找到突破口，至少會有轉機。
一個清晨，轉機來了。
前一天我采訪到很晚，上床時天已經快亮了。
九點多時，我迷迷糊糊地起床，發現手機在響。
拿起來一看，是個不認識的外地号碼。
我接起電話。
“你好，我叫松本。
” 松本？我像被雷劈到似的瞬間清醒了。
消失的目擊證詞！對方是跟目擊者松本女士有關的人嗎？難道是松本女士的丈夫？ 他聽起來非常憤怒，将我劈頭蓋臉臭罵了一頓。
“你是怎麼知道我在哪裡工作的？”“你為什麼現在還要采訪？”“這個案子不是已經破了嗎？”對方态度強硬，抛出一個又一個質疑。
自從看到松本女士那張素描後，我就非常想采訪她，隻要有機會，就一直尋找她的新住址，可一無所獲。
不過，采訪過程中我意外獲知了松本女士丈夫以前的工作單位，于是往那裡寄去了一封信。
這封信輾轉多時，終于送到了松本先生手裡。
案發十八年後，媒體突然寄來一封信，令他十分不快。
但他生氣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你們這群人根本不值得相信！”松本先生的聲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響。
案發後，松本女士作為目擊者配合警方辦案，去了案發現場，參與了查證工作，配合警方完成了調查書。
可她配合完的那天晚上，他們家廚房後門闖進了一個陌生記者。
當時足利市發生了數起傷害兒童的案件，兇手下落不明，居民們生活在恐懼中，而松本夫婦正好就有一個與被害人年紀相仿的孩子。
一個善良的目擊者的姓名與住址居然被洩露給了媒體記者，他們夫婦又怒又怕。
其實隻要警方不洩露，記者不可能知道松本女士的存在。
問題應該出在栃木縣警察局的情報管理上。
可松本女士的丈夫把一腔怒火全傾瀉到記者身上。
“你們這些媒體人，隻會考慮自己，自私自利，隻會見風使舵！” 我握着手機的手心滿是汗，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隻能默默聽着松本先生的嚴厲指責。
“這個案子不是已經結案了嗎？你們的報道要慎重啊！萬一那人真是兇手，你們不是白忙活嗎？” 一個多小時後，電話終于挂了。
我低頭看了眼手機，發現上面留下了松本先生的手機号碼。
這條比頭發絲還細的線索，也許就是我的突破口。
幾天後，我厚着臉皮給松本先生打了電話，不出所料，又被罵了一頓。
不過他說，如果我打算道歉，他願意見我一面。
于是，我和衫本純子提了盒點心當見面禮，前往松本先生的公司。
到了接待室，一個很面善的女人滿臉笑意地迎了上來——松本先生将夫人一起請了過來。
我費盡心思四處找尋的人，此刻就在面前。
松本女士将案發當日的情況告訴了我們。
那天傍晚，天微陰，松本女士帶年幼的孩子到渡良濑川岸邊的公園玩耍。
附近的草坪上有個男人在練習高爾夫球，那就是提到魯邦三世的吉田先生。
松本女士陪着孩子在秋千附近尋找四葉草，無意間一擡頭，看見橘紅色的夕陽下，一個小女孩與一個男人遠遠地走了過來。
“那個小女孩邁着小碎步，緊緊地跟在那個男人身邊，二人非常自然，就像正常的散步。
孩子看上去很放松，很信任地跟着那個男人走。
” 那時差不多是下午六點四十分。
“男人穿着一件泛白的外衣，不是很高大，大步朝着河邊走去。
” 松本女士口中小女孩的特征，與小真實一緻。
“她剪着娃娃頭，紅色的裙子非常顯眼，上衣的顔色比裙子稍微淺一點……” 松本女士的描述仿佛給黑白素描上了色。
因為松本女士的女兒那天穿着粉色的裙子，所以她會下意識地比較，記住了小真實衣服的顔色。
松本女士的丈夫也對當初發生的事記憶深刻。
“我妻子當過美術老師，有過目不忘的本領。
案件發生後，當新聞裡出現小女孩的照片時，她驚呼見過這個孩子，我們立刻報了警。
” 松本女士的印象并非模糊，而是肯定地說她見過這個孩子。
這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