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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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
在渡良濑川沙洲祭拜的被害人家屬
要報道“足利事件”，我必須再見一些人——松田真實的家人。
我看過案發當年的新聞報道，小真實的父母并未接受媒體采訪，但媒體拍到了他們在葬禮上悲傷的身影。
他們如今應該在某個地方安靜度日。
一想到要把他們再次卷入旋渦，我就不由得産生抗拒。
可是，要準确報道這件事，必然會出現被害人的姓名與照片，我必須得到家屬的理解。
傾聽最微弱的聲音，這是我采訪的第一要則。
而在這起案件中，能夠代替被害的四歲小真實發聲的，隻有她的父母。
從一開始我就在尋找松田一家，找到他們的一個熟人後，便拜托他替我轉交信件。
一個涼意漸濃的秋夜，我的手機響了，對方是我一直在等的人——小真實的母親，松田瞳女士。
慌亂中，我想要感謝她的來電，電話那頭的松田女士卻說：“請你不要再給我們寫信了，這讓我們很困擾。
我們不打算接受采訪。
我給你打電話就是為了說明這點。
” 我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
就在我搜腸刮肚地尋找合适的措辭時，對方又開口問道：“事到如今，你還想幹什麼？” 是啊，為何非得從記憶深處将慘痛的往事再挖出來呢？我能理解這種痛苦。
可我也知道，若就這樣結束通話，便意味着報道到此為止。
我隻能繼續說下去，希望她感受到我的誠意。
被害人與記者之間難免存在隔閡，我能做的，隻是一點一點拉近和他們的距離。
通話時間在一點點延長。
松田女士的聲音從電話裡傳來，那仿佛就是小真實的聲音。
她不再那麼抵觸，開始聽得進我說的話。
或許她也想對我說些什麼。
我心中抱着一絲希望，努力組織着語言。
我感覺她好像要向我傳達什麼——然而就在此時，電話斷了。
沒有任何征兆，我十分愕然，仿佛被一根拉緊後突然斷掉的橡皮筋猛彈到臉上。
發生了什麼？ 是我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還是提了不該提的事？我慌亂地回憶着。
也許作為被害人家屬，無論我問什麼，她都會十分難受。
我茫然地握着手機，感覺自己身處一個蠟燭燃盡的山洞，無邊的壓迫感向我襲來。
那天晚上，我徹夜無眠。
第二天，我依然沉浸在沮喪的情緒中，無數次拿起手機，看着通話記錄中那個未知來電提示[1]，很是不甘，仿佛手機就是那個四周被膠帶纏死的鐵皮盒子。
夜幕降臨，未知來電的提示又出現了。
我默默數着鈴聲，數到第五下時，按下了接通鍵。
手機裡傳出來微弱的聲音。
“昨天真是抱歉，手機沒電了……” 我下意識脫口而出：“我一直在等您。
” 那天之後，松田女士又給我打了幾次電話，我們終于約定在郊外的一家餐廳見面。
餐廳裡播放着流行音樂，時不時傳來碗盤刀叉相碰的聲音，幾個家庭在這裡度過稀松平常的一天。
一個角落裡，松田女士第一次與記者面對面。
我把名片遞了過去，松田女士低語道：“如今我說再多又有什麼用？兇手不是早都抓到了，你為什麼還要來采訪呢？” 我把在電話中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獄中的菅家說，這是一起冤案……” 雖然是事實，一旦說出口卻變得很殘忍——這大概是被害人家屬聽到的最糟糕的消息。
“現在才說這種話……我相信那個男人就是兇手。
” “他現在在申請再審。
您去旁聽過庭審嗎？” “現場有媒體，所以沒去。
新聞應該報道了，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 松田一家遭遇過嚴重的報道傷害。
媒體在他們痛失愛女的絕望時期包圍了他們家，日夜不停地拍攝，連守靈夜與葬禮都進行了直播。
“事情發生後，我們家一直窗簾緊閉。
外頭都是媒體，晾在陽台的衣物挂了兩個月都沒能取進來。
身邊的人都很照顧我，從不讓我看電視和報紙。
” 那些日子，她的耳邊總是回響着人們的質疑：為什麼要把孩子帶到彈珠遊戲廳？！ “面對媒體與社會的中傷，我背過身，不聽，不說，換了住所，也換了工作。
現在，我不再相信任何電視、報紙、雜志。
這十七年間，我一直沉默……” 警方沒有告知松田女士詳細的犯罪過程。
為了旁聽第一次公審，他們夫妻倆去了法院，可刑警攔住他們，說：“裡面媒體很多，你們最好不要進入法庭。
”兩人隻好回去了。
關于菅家的供述内容與判決，松田女士還是從我這裡得知的。
“那個叫菅家的男人不是已經承認了罪行？” “沒錯，他當初是招供了。
” “是他把小真實帶走的吧？刑警告訴我他是這麼說的。
” “他說，是騎着自行車把小真實帶走的。
” 松田女士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
“什麼？自行車？不是走路嗎？” “不是，他說是讓小真實坐在後座上，審判也是沿着這個思路展開的。
” “後座？” “嗯，就是自行車後面的那個座架。
” “不可能啊！小真實還不會坐自行車的後座呢。
” “是嗎？” “她不會坐啊。
她隻能坐自行車上的兒童椅。
” 小真實很喜歡自行車，出事之前，家人一直騎車接送她上保育園，當時小真實還沒學會坐後座，自行車上放置了兒童椅。
這是隻有母親才知道的事實。
随着交談的深入，我們彼此對事實的了解、菅家供述内容的矛盾點、偵查工作的可疑之處都清晰起來。
我甚至向她說了自己對DNA型鑒定以及沒有目擊者的疑惑，她也感到疑點頗多。
這時，我問出了一個最想問的問題：“小真實是個什麼樣的孩子？” 我發自内心地想了解這個無緣一見的孩子。
問的時候，我下意識捂住夾克的口袋，裡面放着女孩們的照片。
松田女士歎了口氣，說：“她很喜歡貓咪之類的小動物，家裡養了兩三隻。
有一隻黑白相間，像熊貓，她睡覺時要雙手抱着它……” 案發當天，小真實就是在彈珠遊戲廳的停車場找一隻褐色小肥貓。
“或許你會說，父母眼裡孩子都是完美的，可她真的是個很聰明的孩子。
四歲零八個月的時候，就已經會加減法了。
”說到這兒，松田女士臉上終于露出一絲笑容。
我忍不住想象，臉蛋圓圓的小真實認真地掰着指頭數數的樣子。
松田女士手握玻璃杯，繼續往下說：“為什麼偏偏是她？這是命嗎？那時的她就像一個小天使。
我一直在想，對一個天使下手，根本不是人！小真實是那麼無辜……”她的臉上浮現出無限寂寥的神情。
我在餐廳門口目送松田女士離去。
是我讓她回憶起了這些事；是我在一個坐滿了就餐家庭的餐廳裡，請求她正視案情。
可是如果菅家是冤枉的，我必須報道出來。
被害人家屬會心平氣和地接受這一切嗎？隻要告訴他們，你們一直以為是兇手的人實際上是無辜的，就可以了嗎？告訴他們搞錯了，這一切就可以結束了嗎？ 怎麼可能。
因此，必須抓住真兇，隻做冤案報道就是半途而廢。
我沖着松田女士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兩個月過去了。
十二月一日，冷風呼嘯的午後，松田女士站在渡良濑川的堤壩上。
不久之前，這裡還是她不願回想的地方，現在，她來了，右手緊握一捧粉白相間的花束。
她身邊有兩個十幾歲的孩子。
他們是小真實的妹妹和弟弟，在案發兩年後相繼出生。
他們都知道自己有個姐姐，卻是昨天才知道姐姐是怎麼
我看過案發當年的新聞報道，小真實的父母并未接受媒體采訪，但媒體拍到了他們在葬禮上悲傷的身影。
他們如今應該在某個地方安靜度日。
一想到要把他們再次卷入旋渦，我就不由得産生抗拒。
可是，要準确報道這件事，必然會出現被害人的姓名與照片，我必須得到家屬的理解。
傾聽最微弱的聲音，這是我采訪的第一要則。
而在這起案件中，能夠代替被害的四歲小真實發聲的，隻有她的父母。
從一開始我就在尋找松田一家，找到他們的一個熟人後，便拜托他替我轉交信件。
一個涼意漸濃的秋夜，我的手機響了，對方是我一直在等的人——小真實的母親，松田瞳女士。
慌亂中，我想要感謝她的來電，電話那頭的松田女士卻說：“請你不要再給我們寫信了，這讓我們很困擾。
我們不打算接受采訪。
我給你打電話就是為了說明這點。
” 我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
就在我搜腸刮肚地尋找合适的措辭時，對方又開口問道：“事到如今，你還想幹什麼？” 是啊，為何非得從記憶深處将慘痛的往事再挖出來呢？我能理解這種痛苦。
可我也知道，若就這樣結束通話，便意味着報道到此為止。
我隻能繼續說下去，希望她感受到我的誠意。
被害人與記者之間難免存在隔閡，我能做的，隻是一點一點拉近和他們的距離。
通話時間在一點點延長。
松田女士的聲音從電話裡傳來，那仿佛就是小真實的聲音。
她不再那麼抵觸，開始聽得進我說的話。
或許她也想對我說些什麼。
我心中抱着一絲希望，努力組織着語言。
我感覺她好像要向我傳達什麼——然而就在此時，電話斷了。
沒有任何征兆，我十分愕然，仿佛被一根拉緊後突然斷掉的橡皮筋猛彈到臉上。
發生了什麼？ 是我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還是提了不該提的事？我慌亂地回憶着。
也許作為被害人家屬，無論我問什麼，她都會十分難受。
我茫然地握着手機，感覺自己身處一個蠟燭燃盡的山洞，無邊的壓迫感向我襲來。
那天晚上，我徹夜無眠。
第二天，我依然沉浸在沮喪的情緒中，無數次拿起手機，看着通話記錄中那個未知來電提示[1]，很是不甘，仿佛手機就是那個四周被膠帶纏死的鐵皮盒子。
夜幕降臨，未知來電的提示又出現了。
我默默數着鈴聲，數到第五下時，按下了接通鍵。
手機裡傳出來微弱的聲音。
“昨天真是抱歉，手機沒電了……” 我下意識脫口而出：“我一直在等您。
” 那天之後，松田女士又給我打了幾次電話，我們終于約定在郊外的一家餐廳見面。
餐廳裡播放着流行音樂，時不時傳來碗盤刀叉相碰的聲音，幾個家庭在這裡度過稀松平常的一天。
一個角落裡，松田女士第一次與記者面對面。
我把名片遞了過去，松田女士低語道：“如今我說再多又有什麼用？兇手不是早都抓到了，你為什麼還要來采訪呢？” 我把在電話中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獄中的菅家說，這是一起冤案……” 雖然是事實，一旦說出口卻變得很殘忍——這大概是被害人家屬聽到的最糟糕的消息。
“現在才說這種話……我相信那個男人就是兇手。
” “他現在在申請再審。
您去旁聽過庭審嗎？” “現場有媒體，所以沒去。
新聞應該報道了，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 松田一家遭遇過嚴重的報道傷害。
媒體在他們痛失愛女的絕望時期包圍了他們家，日夜不停地拍攝，連守靈夜與葬禮都進行了直播。
“事情發生後，我們家一直窗簾緊閉。
外頭都是媒體，晾在陽台的衣物挂了兩個月都沒能取進來。
身邊的人都很照顧我，從不讓我看電視和報紙。
” 那些日子，她的耳邊總是回響着人們的質疑：為什麼要把孩子帶到彈珠遊戲廳？！ “面對媒體與社會的中傷，我背過身，不聽，不說，換了住所，也換了工作。
現在，我不再相信任何電視、報紙、雜志。
這十七年間，我一直沉默……” 警方沒有告知松田女士詳細的犯罪過程。
為了旁聽第一次公審，他們夫妻倆去了法院，可刑警攔住他們，說：“裡面媒體很多，你們最好不要進入法庭。
”兩人隻好回去了。
關于菅家的供述内容與判決，松田女士還是從我這裡得知的。
“那個叫菅家的男人不是已經承認了罪行？” “沒錯，他當初是招供了。
” “是他把小真實帶走的吧？刑警告訴我他是這麼說的。
” “他說，是騎着自行車把小真實帶走的。
” 松田女士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
“什麼？自行車？不是走路嗎？” “不是，他說是讓小真實坐在後座上，審判也是沿着這個思路展開的。
” “後座？” “嗯，就是自行車後面的那個座架。
” “不可能啊！小真實還不會坐自行車的後座呢。
” “是嗎？” “她不會坐啊。
她隻能坐自行車上的兒童椅。
” 小真實很喜歡自行車，出事之前，家人一直騎車接送她上保育園，當時小真實還沒學會坐後座，自行車上放置了兒童椅。
這是隻有母親才知道的事實。
随着交談的深入，我們彼此對事實的了解、菅家供述内容的矛盾點、偵查工作的可疑之處都清晰起來。
我甚至向她說了自己對DNA型鑒定以及沒有目擊者的疑惑，她也感到疑點頗多。
這時，我問出了一個最想問的問題：“小真實是個什麼樣的孩子？” 我發自内心地想了解這個無緣一見的孩子。
問的時候，我下意識捂住夾克的口袋，裡面放着女孩們的照片。
松田女士歎了口氣，說：“她很喜歡貓咪之類的小動物，家裡養了兩三隻。
有一隻黑白相間，像熊貓，她睡覺時要雙手抱着它……” 案發當天，小真實就是在彈珠遊戲廳的停車場找一隻褐色小肥貓。
“或許你會說，父母眼裡孩子都是完美的，可她真的是個很聰明的孩子。
四歲零八個月的時候，就已經會加減法了。
”說到這兒，松田女士臉上終于露出一絲笑容。
我忍不住想象，臉蛋圓圓的小真實認真地掰着指頭數數的樣子。
松田女士手握玻璃杯，繼續往下說：“為什麼偏偏是她？這是命嗎？那時的她就像一個小天使。
我一直在想，對一個天使下手，根本不是人！小真實是那麼無辜……”她的臉上浮現出無限寂寥的神情。
我在餐廳門口目送松田女士離去。
是我讓她回憶起了這些事；是我在一個坐滿了就餐家庭的餐廳裡，請求她正視案情。
可是如果菅家是冤枉的，我必須報道出來。
被害人家屬會心平氣和地接受這一切嗎？隻要告訴他們，你們一直以為是兇手的人實際上是無辜的，就可以了嗎？告訴他們搞錯了，這一切就可以結束了嗎？ 怎麼可能。
因此，必須抓住真兇，隻做冤案報道就是半途而廢。
我沖着松田女士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兩個月過去了。
十二月一日，冷風呼嘯的午後，松田女士站在渡良濑川的堤壩上。
不久之前，這裡還是她不願回想的地方，現在，她來了，右手緊握一捧粉白相間的花束。
她身邊有兩個十幾歲的孩子。
他們是小真實的妹妹和弟弟，在案發兩年後相繼出生。
他們都知道自己有個姐姐，卻是昨天才知道姐姐是怎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