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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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良濑川的河邊公園
這個夢令我非常震驚。
夢裡我從小女孩手中接過盒子後，突然有了前進的動力。
第二天，我将這個夢告訴了大家，與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話，内心卻開始有些懊惱。
最開始追蹤這起案件，是因為我推測菅家被冤枉了。
誠然，對前偵查隊長等人的采訪一度讓我有所動搖，但随着采訪的深入，我越發堅信自己的判斷。
而這麼久以來，我一直埋首于“足利事件”的采訪調查，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直到昨天，夢裡出現了好幾個小女孩，從其中一人手中接過盒子時，我才意識到，我要追蹤的是“北關東連環殺童案”，而不單單是“足利事件”。
藏在那個“鐵皮房子”裡的人不可能是菅家。
我現在要做的，是去掀開那個“鐵皮房子”的蓋子，查明誰是兇手。
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将菅家從整個“北關東連環殺童案”中排除。
他被定罪後，其餘四起案件就被束之高閣。
隻有證明他無罪，偵查機關才能重新啟動對真兇的偵查工作。
或者，我應該聽從夢裡小女孩的建議，繞開偵查機關，親自“打開盒子”，去尋找兇手。
我想到幾個查驗菅家自供可信度的方法。
首先是案情還原。
“足利事件”發生在五月十二日，當天的日落時間是下午六點三十六分。
我們要在相同時間段内完成實驗，盡可能地還原當時的情景。
菅家供述自己用自行車載過小真實，這輛車後來與扣押物品一起交給了西卷絲子女士保管，我便從她那兒借來了這輛車。
那是一輛藍色的小輪徑自行車，有着白色的車座，兩個圓形的車燈，這樣的車型市面上已經很難找了。
車身鏽迹斑斑，車胎癟了，車燈也不亮了，我隻好先請人修理。
要騎這輛車的是衫本純子，她身高一米五五，體重四十五公斤，體型正巧與菅家相同。
我們又在自行車後座準備了一個與小真實體重相同的十八公斤重物，用橡皮帶捆好。
晚上七點，也就是菅家供述的與小真實搭讪的時間，衫本純子按下挂在胸前的秒表，騎車離開光線昏暗的遊戲廳停車場。
攝像機一路跟拍。
根據菅家供述的路徑，衫本純子使勁蹬着自行車，騎上了通往堤壩的斜坡。
這時她突然大叫起來——斜坡上，後座的重物導緻自行車前輕後重，前輪差點翹起，車把搖晃不定。
如果沒有親自嘗試，不可能知道還有這樣的細節。
衫本純子在堤壩上調轉車頭，開始下坡前往河邊。
菅家說，他在這裡握住了手刹，被偵查本部認為是“秘密的暴露”——隻有兇手可知的事實。
可這是個非常陡的斜坡，握住手刹很有可能隻是菅家的猜測。
說是“秘密的暴露”并不嚴謹。
衫本純子騎到了河邊棒球場的後擋網位置，右拐，到丁字路的盡頭後下了車，支起腳架。
據菅家交代，他牽着小真實走進蘆葦叢中，在水泥護岸上将其殺害，移走了屍體。
衫本純子抱着十八公斤的重物，将其從殺人現場運到了抛屍現場。
滿地的碎石讓她好幾次走掉了鞋，還不時被雜草絆倒。
手塚手持攝像機倒退拍攝，也舉步維艱。
之前為了标識現場打下的那根木樁，事先被安裝上了閃爍的小紅燈，可蘆葦茂密，我們仍舊找了半天才找到。
衫本純子為了趕上菅家供述的時間，在黑暗中全力從抛屍現場奔回自行車處，整個人快累虛脫了。
之後，菅家順路去超市買了東西才回家。
超市營業到晚上八點。
他說自己購物大概用了十五分鐘時間，換言之，我們必須在七點四十五分之前抵達超市。
衫本純子在夜路上拼命騎行，上了田中橋，過了渡良濑川，在街上狂沖，終于在規定時間内到達超市。
站在明亮的超市裡，我們的衣袖和褲腿上沾滿了雜草，鞋子也很髒。
菅家若真像他供述的那樣行動，當時的樣子想必跟我們現在差不多。
按停秒表，我們開始計算時間。
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從菅家遇見小真實到抛屍，隻有三十分鐘。
他得在這三十分鐘内引誘小真實到沙洲，然後殺了她，其中還包括猥亵、搬運屍體、把衣物扔進河裡等行為。
雖然不能斷言三十分鐘内“無法完成犯罪”，但可以肯定的是，時間會非常緊張。
我們還做了另一個調查——核查購物小票。
一條五厘米寬的紙卷在我們手裡一點點展開，那是超市購物小票的備份，白紙紫字，如今已經看不到打印這種小票的收銀機了。
小票日期是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案發當天。
菅家招供後，警察檢查了購物小票，查證他是否購物。
菅家的辯護團同樣對小票進行了查證。
我們也必須親眼證實。
當時店裡有三台收銀機。
一天營業下來，小票紙卷多達數十卷。
我們一一展開，詳細确認購物時間與商品明細。
作案之後，鞋上帶着泥、身上沾着草的菅家買了飯團、炸肉餅和罐裝咖啡。
據調查書所示，“罐裝咖啡約一百九十克，一罐九十五日元。
飯團包裹在莎綸透明包裝紙中，一個一百日元左右”。
我們尋找匹配的購物記錄，發現那段時間一千日元的購物記錄隻有六條，沒有與菅家供述一緻的記錄。
警方當時也沒能證實菅家的這段供述内容。
整件事很不合理——一個剛剛殺了人的男人，為何要匆匆趕到超市，特意花十五分鐘買飯團和炸肉餅？辯護團詳細調查小票備份後，指出在當天下午三點零二分有條大概一緻的購物記錄。
這個時間比菅家供述的早了五個小時，或許這才是菅家真正的購物時間。
辯護團将其作為無罪的證據，可二審時，法院認為被告的“供述相當含糊”，“當日的購物行為很難确定”，沒有證據價值。
刑事案件的審判結果不是“有罪”就是“無罪”，而在此案中，不利于有罪判決的證據似乎都以某種理由被排除了。
判決書寫着被告的“供述相當含糊”，可又承認殺人的供述是準确的。
這樣的審判記錄很難不讓人疑窦叢生。
在“足利事件”的大量調查書中，有幾張令人疑惑的畫出自菅家之手：一幅線條笨拙的簡筆畫，畫的像是一條草履蟲，實際上是隻鞋；一張畫的是橡膠鞋底，畫出了鞋底紋路，鞋頭有透氣的小孔，藍白相間。
畫旁有一段菅家手寫的說明： 平成元年在附近商店購買。
這是我殺害小真實時穿的運動鞋。
這會不會又是一件定義不明的東西？所謂的鞋印證據，為什麼是簡筆畫？ 查閱了其他的調查書後，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調查書中有警方在案發後繪制的抛屍現場圖，圖上标有①至⑨的數字序号。
遺體頭部位置是序号①和②，發現衣物的河邊是序号③和④。
其餘數字星星點點地分布在沙洲上。
這些數字莫非是足迹的編号？ 日本電視台于案發後拍攝了一組新聞，在影像中可以看到鑒定人員在現場澆注石膏，提取足迹。
立在公園秋千附近的一塊黑色方形數字闆上，序号從㉕一直排到㊿，這意味着警方提取了大量的足迹。
可是，最終圖上僅保留了①至⑨。
為何會這樣？ 或許警方認為隻有這九枚足迹是兇手的。
屍體被發現的地方是蘆葦叢，鮮有人踏足，獲取兇手的足迹并不難。
隻要得到清晰的鞋印，便可以進一步鎖定鞋子的款式和購買渠道。
可如果警方已經調查到這個地步，為什麼還要菅家畫那張簡筆畫呢？ 我們走訪了足利市的鞋店，打聽當時的情況。
有人告訴我們：“當時有兩個刑警拿着鞋底樣子的圖，問店裡是否賣這樣的鞋。
”另一家店裡的人說：“警察手裡有鞋子的照片，他們知道是什麼樣的鞋子，也知道鞋子的廠商。
我店裡沒有，但量販店裡大概賣一千九百八十日元一雙。
” 我向當時的偵查隊長問起過鞋底圖的事：“當時現場有鞋印對吧？” 我緊盯着對方的眼睛，等了好久，他才回答道：“應該沒提取到吧……” “不是發現了好幾處嗎？” “完全無法提取啊。
有些地方還是水泥地。
” 沙洲可不是水泥地。
“就在發現屍體的地方，抛屍現場圖上标着①至⑨處鞋印。
” “那大概是……提取了吧。
”對方眼神開始飄忽不定。
我直截了當地問道：“所以菅家的鞋并不符合對吧？” 他沉默了。
“你們應該知道兇手的鞋是什麼樣子，都拿着照片去鞋店打聽了。
” “……對，我們知道。
” “菅家有那雙鞋嗎？” “這個嘛……我已經記不得了……”對方開始躲避我的話題。
如果菅家有雙同樣的鞋，那就是個非常關鍵的證據，警方可以從鞋底的磨損程度等方面證明兩者是否完全一緻。
可是入戶搜查後，警方沒找到那雙鞋。
我們翻遍了警方扣押的紙箱，也沒找到和簡筆畫一緻的鞋。
這太奇怪了。
舉個例子，雖然我知道我的鞋底是登山鞋專用的特殊硬膠鞋底，可突然讓我憑空來畫鞋底的圖案，除非記憶力特别好，否則不看實物肯定畫不出來。
難道有人讓菅家看着某些資料畫出了鞋底？ 我們繼續追蹤走訪。
案情還原之後，我們開始查證目擊證詞。
可疑的是，審判資料中沒有目擊證詞。
案發當天是周六，彈珠遊戲廳裡客人
夢裡我從小女孩手中接過盒子後，突然有了前進的動力。
第二天，我将這個夢告訴了大家，與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話，内心卻開始有些懊惱。
最開始追蹤這起案件，是因為我推測菅家被冤枉了。
誠然，對前偵查隊長等人的采訪一度讓我有所動搖，但随着采訪的深入，我越發堅信自己的判斷。
而這麼久以來，我一直埋首于“足利事件”的采訪調查，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直到昨天，夢裡出現了好幾個小女孩，從其中一人手中接過盒子時，我才意識到，我要追蹤的是“北關東連環殺童案”，而不單單是“足利事件”。
藏在那個“鐵皮房子”裡的人不可能是菅家。
我現在要做的，是去掀開那個“鐵皮房子”的蓋子，查明誰是兇手。
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将菅家從整個“北關東連環殺童案”中排除。
他被定罪後，其餘四起案件就被束之高閣。
隻有證明他無罪，偵查機關才能重新啟動對真兇的偵查工作。
或者，我應該聽從夢裡小女孩的建議，繞開偵查機關，親自“打開盒子”，去尋找兇手。
我想到幾個查驗菅家自供可信度的方法。
首先是案情還原。
“足利事件”發生在五月十二日，當天的日落時間是下午六點三十六分。
我們要在相同時間段内完成實驗，盡可能地還原當時的情景。
菅家供述自己用自行車載過小真實，這輛車後來與扣押物品一起交給了西卷絲子女士保管，我便從她那兒借來了這輛車。
那是一輛藍色的小輪徑自行車，有着白色的車座，兩個圓形的車燈，這樣的車型市面上已經很難找了。
車身鏽迹斑斑，車胎癟了，車燈也不亮了，我隻好先請人修理。
要騎這輛車的是衫本純子，她身高一米五五，體重四十五公斤，體型正巧與菅家相同。
我們又在自行車後座準備了一個與小真實體重相同的十八公斤重物，用橡皮帶捆好。
晚上七點，也就是菅家供述的與小真實搭讪的時間，衫本純子按下挂在胸前的秒表，騎車離開光線昏暗的遊戲廳停車場。
攝像機一路跟拍。
根據菅家供述的路徑，衫本純子使勁蹬着自行車，騎上了通往堤壩的斜坡。
這時她突然大叫起來——斜坡上，後座的重物導緻自行車前輕後重，前輪差點翹起，車把搖晃不定。
如果沒有親自嘗試，不可能知道還有這樣的細節。
衫本純子在堤壩上調轉車頭，開始下坡前往河邊。
菅家說，他在這裡握住了手刹，被偵查本部認為是“秘密的暴露”——隻有兇手可知的事實。
可這是個非常陡的斜坡，握住手刹很有可能隻是菅家的猜測。
說是“秘密的暴露”并不嚴謹。
衫本純子騎到了河邊棒球場的後擋網位置，右拐，到丁字路的盡頭後下了車，支起腳架。
據菅家交代，他牽着小真實走進蘆葦叢中，在水泥護岸上将其殺害，移走了屍體。
衫本純子抱着十八公斤的重物，将其從殺人現場運到了抛屍現場。
滿地的碎石讓她好幾次走掉了鞋，還不時被雜草絆倒。
手塚手持攝像機倒退拍攝，也舉步維艱。
之前為了标識現場打下的那根木樁，事先被安裝上了閃爍的小紅燈，可蘆葦茂密，我們仍舊找了半天才找到。
衫本純子為了趕上菅家供述的時間，在黑暗中全力從抛屍現場奔回自行車處，整個人快累虛脫了。
之後，菅家順路去超市買了東西才回家。
超市營業到晚上八點。
他說自己購物大概用了十五分鐘時間，換言之，我們必須在七點四十五分之前抵達超市。
衫本純子在夜路上拼命騎行，上了田中橋，過了渡良濑川，在街上狂沖，終于在規定時間内到達超市。
站在明亮的超市裡，我們的衣袖和褲腿上沾滿了雜草，鞋子也很髒。
菅家若真像他供述的那樣行動，當時的樣子想必跟我們現在差不多。
按停秒表，我們開始計算時間。
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從菅家遇見小真實到抛屍，隻有三十分鐘。
他得在這三十分鐘内引誘小真實到沙洲，然後殺了她，其中還包括猥亵、搬運屍體、把衣物扔進河裡等行為。
雖然不能斷言三十分鐘内“無法完成犯罪”，但可以肯定的是，時間會非常緊張。
我們還做了另一個調查——核查購物小票。
一條五厘米寬的紙卷在我們手裡一點點展開，那是超市購物小票的備份，白紙紫字，如今已經看不到打印這種小票的收銀機了。
小票日期是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案發當天。
菅家招供後，警察檢查了購物小票，查證他是否購物。
菅家的辯護團同樣對小票進行了查證。
我們也必須親眼證實。
當時店裡有三台收銀機。
一天營業下來，小票紙卷多達數十卷。
我們一一展開，詳細确認購物時間與商品明細。
作案之後，鞋上帶着泥、身上沾着草的菅家買了飯團、炸肉餅和罐裝咖啡。
據調查書所示，“罐裝咖啡約一百九十克，一罐九十五日元。
飯團包裹在莎綸透明包裝紙中，一個一百日元左右”。
我們尋找匹配的購物記錄，發現那段時間一千日元的購物記錄隻有六條，沒有與菅家供述一緻的記錄。
警方當時也沒能證實菅家的這段供述内容。
整件事很不合理——一個剛剛殺了人的男人，為何要匆匆趕到超市，特意花十五分鐘買飯團和炸肉餅？辯護團詳細調查小票備份後，指出在當天下午三點零二分有條大概一緻的購物記錄。
這個時間比菅家供述的早了五個小時，或許這才是菅家真正的購物時間。
辯護團将其作為無罪的證據，可二審時，法院認為被告的“供述相當含糊”，“當日的購物行為很難确定”，沒有證據價值。
刑事案件的審判結果不是“有罪”就是“無罪”，而在此案中，不利于有罪判決的證據似乎都以某種理由被排除了。
判決書寫着被告的“供述相當含糊”，可又承認殺人的供述是準确的。
這樣的審判記錄很難不讓人疑窦叢生。
在“足利事件”的大量調查書中，有幾張令人疑惑的畫出自菅家之手：一幅線條笨拙的簡筆畫，畫的像是一條草履蟲，實際上是隻鞋；一張畫的是橡膠鞋底，畫出了鞋底紋路，鞋頭有透氣的小孔，藍白相間。
畫旁有一段菅家手寫的說明： 平成元年在附近商店購買。
這是我殺害小真實時穿的運動鞋。
這會不會又是一件定義不明的東西？所謂的鞋印證據，為什麼是簡筆畫？ 查閱了其他的調查書後，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調查書中有警方在案發後繪制的抛屍現場圖，圖上标有①至⑨的數字序号。
遺體頭部位置是序号①和②，發現衣物的河邊是序号③和④。
其餘數字星星點點地分布在沙洲上。
這些數字莫非是足迹的編号？ 日本電視台于案發後拍攝了一組新聞，在影像中可以看到鑒定人員在現場澆注石膏，提取足迹。
立在公園秋千附近的一塊黑色方形數字闆上，序号從㉕一直排到㊿，這意味着警方提取了大量的足迹。
可是，最終圖上僅保留了①至⑨。
為何會這樣？ 或許警方認為隻有這九枚足迹是兇手的。
屍體被發現的地方是蘆葦叢，鮮有人踏足，獲取兇手的足迹并不難。
隻要得到清晰的鞋印，便可以進一步鎖定鞋子的款式和購買渠道。
可如果警方已經調查到這個地步，為什麼還要菅家畫那張簡筆畫呢？ 我們走訪了足利市的鞋店，打聽當時的情況。
有人告訴我們：“當時有兩個刑警拿着鞋底樣子的圖，問店裡是否賣這樣的鞋。
”另一家店裡的人說：“警察手裡有鞋子的照片，他們知道是什麼樣的鞋子，也知道鞋子的廠商。
我店裡沒有，但量販店裡大概賣一千九百八十日元一雙。
” 我向當時的偵查隊長問起過鞋底圖的事：“當時現場有鞋印對吧？” 我緊盯着對方的眼睛，等了好久，他才回答道：“應該沒提取到吧……” “不是發現了好幾處嗎？” “完全無法提取啊。
有些地方還是水泥地。
” 沙洲可不是水泥地。
“就在發現屍體的地方，抛屍現場圖上标着①至⑨處鞋印。
” “那大概是……提取了吧。
”對方眼神開始飄忽不定。
我直截了當地問道：“所以菅家的鞋并不符合對吧？” 他沉默了。
“你們應該知道兇手的鞋是什麼樣子，都拿着照片去鞋店打聽了。
” “……對，我們知道。
” “菅家有那雙鞋嗎？” “這個嘛……我已經記不得了……”對方開始躲避我的話題。
如果菅家有雙同樣的鞋，那就是個非常關鍵的證據，警方可以從鞋底的磨損程度等方面證明兩者是否完全一緻。
可是入戶搜查後，警方沒找到那雙鞋。
我們翻遍了警方扣押的紙箱，也沒找到和簡筆畫一緻的鞋。
這太奇怪了。
舉個例子，雖然我知道我的鞋底是登山鞋專用的特殊硬膠鞋底，可突然讓我憑空來畫鞋底的圖案，除非記憶力特别好，否則不看實物肯定畫不出來。
難道有人讓菅家看着某些資料畫出了鞋底？ 我們繼續追蹤走訪。
案情還原之後，我們開始查證目擊證詞。
可疑的是，審判資料中沒有目擊證詞。
案發當天是周六，彈珠遊戲廳裡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