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關燈
小
中
大
說出‘他不是兇手’這樣的話。
”H警部雙手抱胸，直直地盯着我。
我告訴他，菅家在信中控訴他對自己又打又罵，他的面部抽搐了一下，搖了搖頭，說：“我要是這麼做了，就得被抓去審判了。
我是組長，還是指導助理，得負責指導刑警。
當時的偵查是正确的，我們不可能動手。
” 我又問了他DNA型鑒定對辦案過程的影響。
“當時DNA型鑒定剛興起不久，我們也不太懂。
我們沒有依靠這個鑒定去破案。
” 可H警部當時是以“科學偵查”為武器逼迫菅家招供的。
“B型血的人一抓一大把。
我們還做了其他細緻的偵查工作，結果幾百号人當中其他人都有不在場證明，就他沒有。
我們各方面都查過了，不會因為找不到兇手就亂抓人。
萬一以後在庭審上發現抓錯了人，或者又冒出來個兇手怎麼辦？”他講話像在兜圈子，可是又帶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信。
我又去見了Y刑警。
他也從警察局退休了，如今在一家大醫院工作。
他還記得菅家在審訊過程中哭泣的樣子，拍着自己的膝蓋說道：“菅家靠着我的膝蓋，就是這兒，哭了大概四十分鐘，我的褲子都被他哭濕了。
我當時想，終于落網了。
我非常确定他就是兇手……” 菅家在信中說他流下的是不甘心的淚水，可到了Y刑警這裡，淚水的含義完全變了。
“我們的偵查事無巨細。
菅家自己也招供了。
他一定是兇手沒錯。
”Y刑警笃定地說。
這是一樁可能被判死刑的重案，菅家卻無法堅稱自己無罪。
在那個小小的審訊室裡，他的無罪主張以及任何解釋都入不了警方的耳朵。
栃木縣警察局曾發生過一起類似案件。
二〇〇四年八月，一名男子被捕，起因是夏季神社祭祀活動現場一個小糾紛引發的暴力事件。
此人後因涉嫌四月與五月發生在足利市的兩起搶劫案再次被捕。
當時嫌疑人頭戴露眼防寒帽、手持刀具，分别搶劫了面包店與超市。
就在偵查毫無進展之際，被捕的該男子認罪了。
雖然沒有任何物證，可檢方得到了該男子的供述調查書，遂提起訴訟。
審判開始時該男子承認了供述内容，檢察官以“無法令其洗心革面”為由，要求判處他有期徒刑七年。
直到這時，該男子才在法庭上說自己是被冤枉的。
他說：“我忘記說我沒有搶劫了。
”他患有某種程度的智力障礙。
二〇〇五年一月，另一名男子被捕，認下了上述兩起搶劫案。
警察在男子家中搜出他犯案時用的露眼防寒帽與刀具；現場提取的嫌疑人足迹、被害人的目擊證詞也都與他吻合。
栃木縣警方隻得承認之前抓錯了人。
放眼全日本，因為自供造成的冤案并不少見。
二〇〇二年，富山縣發生一起強奸未遂案，一名司機被當作嫌疑人，連續三天在審訊室接受審問。
辦案刑警對已經瀕臨崩潰的司機說：“你家人都說了肯定是你幹的，你就招了吧。
”他早已無法思考，稀裡糊塗認了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後來别的縣警察局抓到另一名男子，對方承認了那起強奸未遂案，真相終于大白。
二〇〇三年，鹿兒島縣發生了一起無罪之人同時招供的案件——“志布志事件”。
幾個在縣議會選舉中當選的議員被認為以燒酒、現金等物賄賂選民，因涉嫌違反《公職選舉法》被逮捕、起訴。
可這十二個人實際上都是清白的。
“自供是最大的證據”這個古老又落後的偵查原則，至今依然束縛着偵查人員。
“令其招供”“令其開口”“令其坦白”的說法十分常見。
可在《日本刑事訴訟法》裡，“自供”與“令其招供”是不一樣的。
《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嫌疑人供述了對自己不利的事實，可以成為證據。
但人們普遍認為，嫌疑人不會故意說對自己不利的謊言，于是有了下列條文： 以強制、拷問或脅迫得到的自供，通過不正當地長期拘留或剝奪自由之後得到的自供，以及懷疑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自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一十九條） 也就是說，本人的“自由意志”是關鍵，不可以“令其招供”。
而證明自供是非強制性的重要文件，便是前文提過的上申書。
隻要把“警察沒有強制問話，是我本人主動招供的。
”這句話作為“非強制性的證明”寫上，上申書便有了效力。
這正是我一直認為它可怕的原因。
日本曾發生過根據自供判處嫌疑人死刑，後來卻改判無罪的案件，如熊本縣的“免田事件”。
這是日本第一起做出死刑判決後改判無罪的案件。
一九四八年，熊本縣人吉市發生一起搶劫殺人案，一對夫婦被殺，他們的兩個孩子受了重傷。
警方先因别的案件逮捕了免田榮，後因此案再次逮捕他。
當時他二十三歲。
經過數日審訊，免田招供，被判死刑。
可一九八三年，免田被無罪釋放。
當時我立即飛往熊本對他進行采訪。
被釋放後的免田暫住在福利院。
在一間和式房間接受我的采訪時，他眼中蓄滿怒火。
“那完全不是審訊，根本就是殘忍的拷問。
他們為了逼我招供不擇手段，我又冷又餓，怎麼可能忍受得了……” 案發次年一月，免田在球磨川上遊的山中采伐木材。
一個寒冷的深夜，他在朋友的小屋睡覺時，刑警突然來了。
“五個刑警帶着手電筒突然闖進來，問我案發當天在哪裡。
我剛被叫醒，腦子還不清楚，答得很含糊，于是他們讓我去警察局一趟。
”他後背被槍頂着，走在森林鐵路的鐵軌上，被帶到了人吉市警察局。
審訊室中，免田竭力回憶自己的不在場證明，刑警卻充耳不聞，反而将免田套進他們自己杜撰的“故事”中。
“他們很過分，斬釘截鐵地對我說：‘殺人的就是你！我們手中有證據！’我一否認他們就毆打我，說什麼‘這裡跟外面可不同，你就是欠收拾！’然後用腳踢我，抓着我的頭發将我在地上來回拖拽。
” “你隻要坦白自己殺了人，我們就讓你睡覺。
” 在冰冷的審訊室中，兩天沒有吃飯睡覺的免田被扒光了衣服，跪坐在地上，雙手被倒铐在身後。
他身上又痛又冷，幾乎快昏厥過去。
刑警們用警棍擊打免田的腹部和下颌，還在一旁燙着燒酒自斟自飲。
當時免田有杆父親的獵槍，用來吓唬偷吃糧食的烏鴉和麻雀，刑警們拿持有槍支的事威脅免田，說：“獵槍的事一旦讓美軍知道，你就會被槍斃！”在混亂的戰後時期，這句威脅十分緻命。
他們還欺騙免田，“你是初犯，隻要認罪，可以判緩刑，很快就能被釋放”。
對法律一無所知的免田根本毫無選擇。
最終，他“被”招供了。
免田被強行帶去案發現場配合勘查，虛構出了一條根本不存在的逃跑路線。
他承認了刑警捏造的“故事”後，刑警們突然關心起他來，對他說“這段時間辛苦你了”，還給他端來了熱氣騰騰的烏冬面。
免田被捕一個月後，案件正式開庭。
剛進法庭的免田一眼便看到旁聽席第一排坐着的對他施暴的刑警們。
他剛被威脅過：“你要是不老實認罪，就會下地獄，會被判死刑。
”在對審判的程序及意義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免田當庭認罪。
直到第三次公審，免田才主張無罪，說自己當初是被逼供的。
可是，熊本地方法院已經下達死刑判決，福岡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都駁回了上訴。
免田并沒有放棄。
他六次提出再審申請。
在辯護團的調查下，他的不在場證明得到了證實，之前被迫虛構的逃跑路線也露出時間上的破綻。
同時，檢方丢棄了案件中作為證物的兇器砍刀與免田衣物的事浮出水面。
再審的大門終于開啟。
“再審申請成功時，你知道檢察官是怎麼說的嗎？他說，老是讓死刑犯活着，才會發生這樣的事……” 一九八一年，再審開始了。
在之後的庭審上，為了維持威信，檢方再次請求判處免田死刑，發言長達六個小時。
免田在庭上做出了這樣的最終陳述：“我絕對是清白的。
檢察官拿着那份我實在忍受不了才簽字的虛假供認調查書，認定我就是兇手，要求判我死刑。
對此我無比後悔，也很不甘心。
”“我想活命，更想要真相。
這三十四年裡，我天天活在死刑的陰影下，隻想在有生之年洗掉這個污點。
請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清白的。
” 這番陳述下，免田赢得了無罪判決。
檢方終于在釋放指揮書上簽字，還了免田自由身。
我和免田氣喘籲籲地在深山裡攀登，想去看看當年他被捕的地方。
可當我們抵達時，隻看到一片郁郁蔥蔥的杉木林。
警察破門而入的小屋和森林鐵軌早已不見，唯有高聳入雲的杉木間漏下星星點點的陽光。
歲月似乎抹去了一切，又以另一種方式銘記着過去。
我對免田說，這片斜坡上的參天大樹不隻是普通的杉木，它們代表了他失去的時間。
聽了這話，他愣住了，緩緩走向身旁的一棵大樹，腳下的落葉沙沙作響。
免田輕輕撫摸着樹皮，仰頭向上望去。
“都長這麼高了……” 陽光從樹葉縫隙中灑下，免田臉上的皺紋清晰可見。
在“免田事件”中，我明白了現場采訪的重要性。
有些事，你必須去現場親身感受才能知曉。
我還學
”H警部雙手抱胸，直直地盯着我。
我告訴他，菅家在信中控訴他對自己又打又罵，他的面部抽搐了一下，搖了搖頭，說：“我要是這麼做了，就得被抓去審判了。
我是組長，還是指導助理，得負責指導刑警。
當時的偵查是正确的，我們不可能動手。
” 我又問了他DNA型鑒定對辦案過程的影響。
“當時DNA型鑒定剛興起不久，我們也不太懂。
我們沒有依靠這個鑒定去破案。
” 可H警部當時是以“科學偵查”為武器逼迫菅家招供的。
“B型血的人一抓一大把。
我們還做了其他細緻的偵查工作，結果幾百号人當中其他人都有不在場證明，就他沒有。
我們各方面都查過了，不會因為找不到兇手就亂抓人。
萬一以後在庭審上發現抓錯了人，或者又冒出來個兇手怎麼辦？”他講話像在兜圈子，可是又帶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信。
我又去見了Y刑警。
他也從警察局退休了，如今在一家大醫院工作。
他還記得菅家在審訊過程中哭泣的樣子，拍着自己的膝蓋說道：“菅家靠着我的膝蓋，就是這兒，哭了大概四十分鐘，我的褲子都被他哭濕了。
我當時想，終于落網了。
我非常确定他就是兇手……” 菅家在信中說他流下的是不甘心的淚水，可到了Y刑警這裡，淚水的含義完全變了。
“我們的偵查事無巨細。
菅家自己也招供了。
他一定是兇手沒錯。
”Y刑警笃定地說。
這是一樁可能被判死刑的重案，菅家卻無法堅稱自己無罪。
在那個小小的審訊室裡，他的無罪主張以及任何解釋都入不了警方的耳朵。
栃木縣警察局曾發生過一起類似案件。
二〇〇四年八月，一名男子被捕，起因是夏季神社祭祀活動現場一個小糾紛引發的暴力事件。
此人後因涉嫌四月與五月發生在足利市的兩起搶劫案再次被捕。
當時嫌疑人頭戴露眼防寒帽、手持刀具，分别搶劫了面包店與超市。
就在偵查毫無進展之際，被捕的該男子認罪了。
雖然沒有任何物證，可檢方得到了該男子的供述調查書，遂提起訴訟。
審判開始時該男子承認了供述内容，檢察官以“無法令其洗心革面”為由，要求判處他有期徒刑七年。
直到這時，該男子才在法庭上說自己是被冤枉的。
他說：“我忘記說我沒有搶劫了。
”他患有某種程度的智力障礙。
二〇〇五年一月，另一名男子被捕，認下了上述兩起搶劫案。
警察在男子家中搜出他犯案時用的露眼防寒帽與刀具；現場提取的嫌疑人足迹、被害人的目擊證詞也都與他吻合。
栃木縣警方隻得承認之前抓錯了人。
放眼全日本，因為自供造成的冤案并不少見。
二〇〇二年，富山縣發生一起強奸未遂案，一名司機被當作嫌疑人，連續三天在審訊室接受審問。
辦案刑警對已經瀕臨崩潰的司機說：“你家人都說了肯定是你幹的，你就招了吧。
”他早已無法思考，稀裡糊塗認了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後來别的縣警察局抓到另一名男子，對方承認了那起強奸未遂案，真相終于大白。
二〇〇三年，鹿兒島縣發生了一起無罪之人同時招供的案件——“志布志事件”。
幾個在縣議會選舉中當選的議員被認為以燒酒、現金等物賄賂選民，因涉嫌違反《公職選舉法》被逮捕、起訴。
可這十二個人實際上都是清白的。
“自供是最大的證據”這個古老又落後的偵查原則，至今依然束縛着偵查人員。
“令其招供”“令其開口”“令其坦白”的說法十分常見。
可在《日本刑事訴訟法》裡，“自供”與“令其招供”是不一樣的。
《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嫌疑人供述了對自己不利的事實，可以成為證據。
但人們普遍認為，嫌疑人不會故意說對自己不利的謊言，于是有了下列條文： 以強制、拷問或脅迫得到的自供，通過不正當地長期拘留或剝奪自由之後得到的自供，以及懷疑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自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一十九條） 也就是說，本人的“自由意志”是關鍵，不可以“令其招供”。
而證明自供是非強制性的重要文件，便是前文提過的上申書。
隻要把“警察沒有強制問話，是我本人主動招供的。
”這句話作為“非強制性的證明”寫上，上申書便有了效力。
這正是我一直認為它可怕的原因。
日本曾發生過根據自供判處嫌疑人死刑，後來卻改判無罪的案件，如熊本縣的“免田事件”。
這是日本第一起做出死刑判決後改判無罪的案件。
一九四八年，熊本縣人吉市發生一起搶劫殺人案，一對夫婦被殺，他們的兩個孩子受了重傷。
警方先因别的案件逮捕了免田榮，後因此案再次逮捕他。
當時他二十三歲。
經過數日審訊，免田招供，被判死刑。
可一九八三年，免田被無罪釋放。
當時我立即飛往熊本對他進行采訪。
被釋放後的免田暫住在福利院。
在一間和式房間接受我的采訪時，他眼中蓄滿怒火。
“那完全不是審訊，根本就是殘忍的拷問。
他們為了逼我招供不擇手段，我又冷又餓，怎麼可能忍受得了……” 案發次年一月，免田在球磨川上遊的山中采伐木材。
一個寒冷的深夜，他在朋友的小屋睡覺時，刑警突然來了。
“五個刑警帶着手電筒突然闖進來，問我案發當天在哪裡。
我剛被叫醒，腦子還不清楚，答得很含糊，于是他們讓我去警察局一趟。
”他後背被槍頂着，走在森林鐵路的鐵軌上，被帶到了人吉市警察局。
審訊室中，免田竭力回憶自己的不在場證明，刑警卻充耳不聞，反而将免田套進他們自己杜撰的“故事”中。
“他們很過分，斬釘截鐵地對我說：‘殺人的就是你！我們手中有證據！’我一否認他們就毆打我，說什麼‘這裡跟外面可不同，你就是欠收拾！’然後用腳踢我，抓着我的頭發将我在地上來回拖拽。
” “你隻要坦白自己殺了人，我們就讓你睡覺。
” 在冰冷的審訊室中，兩天沒有吃飯睡覺的免田被扒光了衣服，跪坐在地上，雙手被倒铐在身後。
他身上又痛又冷，幾乎快昏厥過去。
刑警們用警棍擊打免田的腹部和下颌，還在一旁燙着燒酒自斟自飲。
當時免田有杆父親的獵槍，用來吓唬偷吃糧食的烏鴉和麻雀，刑警們拿持有槍支的事威脅免田，說：“獵槍的事一旦讓美軍知道，你就會被槍斃！”在混亂的戰後時期，這句威脅十分緻命。
他們還欺騙免田，“你是初犯，隻要認罪，可以判緩刑，很快就能被釋放”。
對法律一無所知的免田根本毫無選擇。
最終，他“被”招供了。
免田被強行帶去案發現場配合勘查，虛構出了一條根本不存在的逃跑路線。
他承認了刑警捏造的“故事”後，刑警們突然關心起他來，對他說“這段時間辛苦你了”，還給他端來了熱氣騰騰的烏冬面。
免田被捕一個月後，案件正式開庭。
剛進法庭的免田一眼便看到旁聽席第一排坐着的對他施暴的刑警們。
他剛被威脅過：“你要是不老實認罪，就會下地獄，會被判死刑。
”在對審判的程序及意義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免田當庭認罪。
直到第三次公審，免田才主張無罪，說自己當初是被逼供的。
可是，熊本地方法院已經下達死刑判決，福岡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都駁回了上訴。
免田并沒有放棄。
他六次提出再審申請。
在辯護團的調查下，他的不在場證明得到了證實，之前被迫虛構的逃跑路線也露出時間上的破綻。
同時，檢方丢棄了案件中作為證物的兇器砍刀與免田衣物的事浮出水面。
再審的大門終于開啟。
“再審申請成功時，你知道檢察官是怎麼說的嗎？他說，老是讓死刑犯活着，才會發生這樣的事……” 一九八一年，再審開始了。
在之後的庭審上，為了維持威信，檢方再次請求判處免田死刑，發言長達六個小時。
免田在庭上做出了這樣的最終陳述：“我絕對是清白的。
檢察官拿着那份我實在忍受不了才簽字的虛假供認調查書，認定我就是兇手，要求判我死刑。
對此我無比後悔，也很不甘心。
”“我想活命，更想要真相。
這三十四年裡，我天天活在死刑的陰影下，隻想在有生之年洗掉這個污點。
請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清白的。
” 這番陳述下，免田赢得了無罪判決。
檢方終于在釋放指揮書上簽字，還了免田自由身。
我和免田氣喘籲籲地在深山裡攀登，想去看看當年他被捕的地方。
可當我們抵達時，隻看到一片郁郁蔥蔥的杉木林。
警察破門而入的小屋和森林鐵軌早已不見，唯有高聳入雲的杉木間漏下星星點點的陽光。
歲月似乎抹去了一切，又以另一種方式銘記着過去。
我對免田說，這片斜坡上的參天大樹不隻是普通的杉木，它們代表了他失去的時間。
聽了這話，他愣住了，緩緩走向身旁的一棵大樹，腳下的落葉沙沙作響。
免田輕輕撫摸着樹皮，仰頭向上望去。
“都長這麼高了……” 陽光從樹葉縫隙中灑下，免田臉上的皺紋清晰可見。
在“免田事件”中，我明白了現場采訪的重要性。
有些事，你必須去現場親身感受才能知曉。
我還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