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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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來講，這樣的報道安全性很高。
也有人質疑媒體的自主性去哪裡了，可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無奈之舉——總是有大量的案件、事故發生，記者的數量卻遠不及警察或消防官兵，要媒體全方位監督日本一切動向，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荒謬的。
最理想的情況是，國民信任國家，國家則充分予以國民知情權。
整個系統正常運轉時，日本國家機關發表的内容基本屬實，若有人質疑，可直接核查。
現實雖如此，但倘若媒體一味倚仗上頭的擔保，隻做消息的搬運工，後果将不堪設想。
的确有些記者隻采訪那些既不去現場，也不見嫌疑人和被害人家屬的偵查人員，就做出了“二手”報道。
換句話說，媒體的查證能力非常重要，尤其在做無法得到擔保的冤案報道時。
如果一個記者在報道某起案件的逮捕、起訴、判決過程時采納過警方的官方信息，一旦開始報道這起案件的冤案可能性，便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被告人無罪釋放，這樣的結局固然令人驚喜，可萬一這人真是兇手呢？倘若接下來又發生類似案件，誰來負責？ 這類情況曾經發生過。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發生了一起“東京圈連環殺人事件”，東京都及千葉縣内數名女性被強暴并殺害，作案手法一緻。
一九七四年，一個名叫小野悅男的男人被捕，他本已招供了幾起案件，卻因警方的審訊方法被曝出問題，媒體逐漸傾向于相信這是一起冤案。
一審判決中，小野被判無期徒刑，可一九九一年東京高等法院卻做出了無罪判決的決定。
釋放後的小野在記者見面會上控訴審訊的惡劣，媒體在報道中将其塑造為冤案的代表人物。
然而，五年之後，小野再次因謀殺罪被捕。
他殺害了同居的四十一歲女子，割下其頭顱并抛屍，最後被判無期徒刑。
這個結局讓警方一雪前恥。
可是，因為“一事不再理”原則，這樣殘忍的人隻被判處了無期徒刑而不是死刑。
刑事案件中，同一案件已經判決便不允許再次審理，小野悅男之前的那些案件隻能沉睡在黑暗中。
他的辯護律師與冤案支持者心中可能五味雜陳，那些報道了冤案可能性的媒體應該也無法忘卻這段苦澀的經曆。
形形色色的障礙伴随着冤案報道，可我這次面臨的障礙卻有所不同——我根本無法采訪到案件的關鍵人物菅家。
我決定去一趟千葉監獄。
柏油馬路的盡頭是一堵紅色磚牆，中間是雙開的灰色大鐵門。
我在圍牆前一幢小屋内填寫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同行的還有衫本純子和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
确切地說，是西卷女士帶我們來的。
我們把手機和随身物品放進大門後的寄存櫃，走入會面所的等候室。
然而，我們隻能止步于此。
監獄刑務官身穿肅穆的制服，金色徽章和紐扣锃亮無比。
他闆着臉說：“法務省最近下達了通知，會面隻限親屬及以前探訪過的人。
” “可是菅家本人目前提出了無罪上訴。
”我說，言外之意是質問他，是不是不打算讓菅家說出自己無罪的主張？ 刑務官始終面無表情，像戴了一張能劇的面具。
我請他把通知拿給我們看，得到的回答是“不行”。
最終，隻有西卷女士一人進了接見室。
我與菅家僅隔數米，卻被硬生生地攔住了。
西卷女士的會面結束後，我們一同離開監獄。
我回頭看了一眼身後的紅色磚牆，它依然冷酷地巍然聳立。
要采訪菅家，隻剩一個辦法——通信。
我和衫本純子開始不斷給菅家寫信，試圖從字裡行間去獲取菅家本人知道的内情。
從那堵紅色高牆中寄出的信紙一角上，蓋了一個小小的“回”形印章，那是經過審查的記号。
敬啟 我是菅家利和。
信紙上的文字比我寫的還秀麗工整。
我是清白的。
我沒有殺害小真實。
我很希望與清水先生您見面，可惜無法辦到。
從今年六月開始，我就不能見新的來訪者了。
這是監獄的規定，不能違抗，實在抱歉。
菅家完全沒必要向我道歉，我這麼想着，繼續往下讀。
信中他提到了H和Y兩名刑警的名字。
負責審訊、寫調查書的是H警部。
我無法原諒這些刑警。
那天早上，我還沒有起床，他們就闖入我家，對我又打又罵，還拿出素未謀面的小真實的照片給我看，一邊打我一邊讓我謝罪…… 從菅家的信中我得知他被帶走時的情況以及自供的實情。
一九九一年，四十五歲的菅家住在栃木縣足利市那處之後被媒體報道為“隐蔽住所”的出租屋中。
聽西卷女士講，菅家的父母住在足利市中心，為了方便去幼兒園上班，菅家在外面租了一個小屋獨立生活，不過他也常回父母家過夜，最後變成隻有周末才會回到出租屋。
“菅家在家嗎？我們是警察！”十二月一日清晨，屋外傳來了怒吼聲與敲門聲。
破門而入的是偵查一科的三名刑警，其中就有H警部和Y刑警。
他們一腳踢開了地上的暖桌，命令我原地坐下，然後大聲吼道：“菅家，你是不是殺了一個孩子？” 還穿着睡衣的菅家說自己沒有殺人，可體格壯碩的H警部突然肘擊菅家的胸部，菅家向後倒去。
我一直否認，可他們認定就是我幹的。
Y刑警從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張小真實的照片給菅家看。
菅家在新聞和報紙上見過這張照片，這才終于明白警察說的是哪起案件。
他們叫我謝罪，可我沒有殺人啊。
為了給死去的小真實祈福，我雙手合十對着照片拜了拜，結果他們說：“都這樣了還說不是你幹的！” 菅家以“非強制”的名義被帶去足利警察局接受盤問。
可“非強制”不過是個表面說法，那天菅家原本要去參加朋友的婚禮，卻被強行帶上了警車。
審訊室中，H警部一口咬定菅家就是兇手。
“我看就是你幹的！”“我們非常熟悉那片區域，兇手就是你！” 他們還給菅家用了測謊儀。
H警部說：“如今可是科學偵查的時代了，我們知道是你幹的。
”說完拿出了DNA型鑒定的報告。
無論我怎麼解釋自己沒有殺人，他們都聽不進去。
他們在桌下踹我的小腿，還用力向後抓着我的頭發罵道：“不許給我裝傻！” 審訊進行到了深夜。
Y刑警态度比較溫和，他說：“菅家，如果你真幹了，能不能老實說出來？”而一旁的H警部一直在暴躁地咆哮：“你怎麼就不能自首呢？”“早坦白早解脫！” 菅家身心俱疲，再也堅持不住了。
我當時隻想解脫，便說自己去過彈珠遊戲廳。
H警部一聽，神情立即緩和下來，不再像之前那麼咄咄逼人。
菅家感到自己已經無法回頭，在嚴刑逼供下終于崩潰，将頭靠在Y刑警的大腿上，流下不甘心的淚水。
我太想從審訊中解脫出來，所以做了虛假的供述。
我太軟弱了。
淩晨時分，一張逮捕令擺在了菅家面前，他的手上被铐上銀色手铐。
手铐很輕，給菅家帶來的心理沖擊卻很大。
三疊大的拘留室裡，菅家蜷縮在粗布棉被中，為今後的命運感到不安，徹夜難眠。
嚴苛的審訊持續了多日。
H警部逼迫菅家承認足利市另外兩起殺童案也是他幹的。
“就是你幹的對嗎？”H警部咆哮着，雙手抓住菅家的膝蓋用力搖晃，将坐在椅子上的菅家搖得前後亂顫。
自暴自棄的菅家将三起案件都認了下來。
他成了連環殺童案的兇手。
菅家每次都會在信中寫道： DNA型鑒定搞錯了。
我希望再做一次鑒定。
每封信都必須經過監獄檢查。
對他們來說，一個已經判了刑的人，與其申冤，不如端正态度，争取早日假釋。
可是，菅家在信中堅持要再做一次DNA型鑒定。
被捕兩個月後，菅家才獲準同外界通信。
他從宇都宮的看守分所給母親和妹妹寫了許多信，我得到了閱讀這些信件的機會。
那時的菅家還十分害怕所裡的檢查，隻敢在信中隐晦地表達自己無罪的事實。
這裡好冷，我的腳凍僵了，身體也疼，沒有自由。
我已經受不了了。
剛來的時候，我被要求脫去衣物搜身。
我從來沒有被如此殘酷地對待過，我真的非常懊悔。
你們應該都認為這搞錯了吧？請一定相信我。
我好想快點離開，好想回家。
我會再給你們寫信。
翻閱這些信件時，一封信的末尾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還剩兩千日元的稅沒交，麻煩你們幫我交一下。
我給市政府添麻煩了，稅金就拜托你們了。
菅家身陷囹圄，居然還在擔心自己滞納的稅金。
我決定去見一見逼供的H警部和Y刑警。
H警部當時是偵查一科的資深警察，案發後被特派到足利警察局當偵查主任。
我翻遍栃木縣的老舊電話簿，終于找到他們。
H警部早已退休，在宇都宮市一棟灰色的房子裡安度晚年。
剛見到他，我便記起了這張臉。
我在指認犯罪現場的新聞影像中見過他。
當時菅家被帶到渡良濑川岸邊，身邊站着的黑臉刑警就是H警部。
如今的他與當年一樣，體格健碩，目光如炬。
“菅家正在上訴，說自己其實是清白的。
”我說。
“審判是公開公正的。
就算你現在來采訪我，我也不可能
也有人質疑媒體的自主性去哪裡了，可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無奈之舉——總是有大量的案件、事故發生，記者的數量卻遠不及警察或消防官兵，要媒體全方位監督日本一切動向，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荒謬的。
最理想的情況是，國民信任國家，國家則充分予以國民知情權。
整個系統正常運轉時，日本國家機關發表的内容基本屬實，若有人質疑，可直接核查。
現實雖如此，但倘若媒體一味倚仗上頭的擔保，隻做消息的搬運工，後果将不堪設想。
的确有些記者隻采訪那些既不去現場，也不見嫌疑人和被害人家屬的偵查人員，就做出了“二手”報道。
換句話說，媒體的查證能力非常重要，尤其在做無法得到擔保的冤案報道時。
如果一個記者在報道某起案件的逮捕、起訴、判決過程時采納過警方的官方信息，一旦開始報道這起案件的冤案可能性，便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被告人無罪釋放，這樣的結局固然令人驚喜，可萬一這人真是兇手呢？倘若接下來又發生類似案件，誰來負責？ 這類情況曾經發生過。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發生了一起“東京圈連環殺人事件”，東京都及千葉縣内數名女性被強暴并殺害，作案手法一緻。
一九七四年，一個名叫小野悅男的男人被捕，他本已招供了幾起案件，卻因警方的審訊方法被曝出問題，媒體逐漸傾向于相信這是一起冤案。
一審判決中，小野被判無期徒刑，可一九九一年東京高等法院卻做出了無罪判決的決定。
釋放後的小野在記者見面會上控訴審訊的惡劣，媒體在報道中将其塑造為冤案的代表人物。
然而，五年之後，小野再次因謀殺罪被捕。
他殺害了同居的四十一歲女子，割下其頭顱并抛屍，最後被判無期徒刑。
這個結局讓警方一雪前恥。
可是，因為“一事不再理”原則，這樣殘忍的人隻被判處了無期徒刑而不是死刑。
刑事案件中，同一案件已經判決便不允許再次審理，小野悅男之前的那些案件隻能沉睡在黑暗中。
他的辯護律師與冤案支持者心中可能五味雜陳，那些報道了冤案可能性的媒體應該也無法忘卻這段苦澀的經曆。
形形色色的障礙伴随着冤案報道，可我這次面臨的障礙卻有所不同——我根本無法采訪到案件的關鍵人物菅家。
我決定去一趟千葉監獄。
柏油馬路的盡頭是一堵紅色磚牆，中間是雙開的灰色大鐵門。
我在圍牆前一幢小屋内填寫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同行的還有衫本純子和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
确切地說，是西卷女士帶我們來的。
我們把手機和随身物品放進大門後的寄存櫃，走入會面所的等候室。
然而，我們隻能止步于此。
監獄刑務官身穿肅穆的制服，金色徽章和紐扣锃亮無比。
他闆着臉說：“法務省最近下達了通知，會面隻限親屬及以前探訪過的人。
” “可是菅家本人目前提出了無罪上訴。
”我說，言外之意是質問他，是不是不打算讓菅家說出自己無罪的主張？ 刑務官始終面無表情，像戴了一張能劇的面具。
我請他把通知拿給我們看，得到的回答是“不行”。
最終，隻有西卷女士一人進了接見室。
我與菅家僅隔數米，卻被硬生生地攔住了。
西卷女士的會面結束後，我們一同離開監獄。
我回頭看了一眼身後的紅色磚牆，它依然冷酷地巍然聳立。
要采訪菅家，隻剩一個辦法——通信。
我和衫本純子開始不斷給菅家寫信，試圖從字裡行間去獲取菅家本人知道的内情。
從那堵紅色高牆中寄出的信紙一角上，蓋了一個小小的“回”形印章，那是經過審查的記号。
敬啟 我是菅家利和。
信紙上的文字比我寫的還秀麗工整。
我是清白的。
我沒有殺害小真實。
我很希望與清水先生您見面，可惜無法辦到。
從今年六月開始，我就不能見新的來訪者了。
這是監獄的規定，不能違抗，實在抱歉。
菅家完全沒必要向我道歉，我這麼想着，繼續往下讀。
信中他提到了H和Y兩名刑警的名字。
負責審訊、寫調查書的是H警部。
我無法原諒這些刑警。
那天早上，我還沒有起床，他們就闖入我家，對我又打又罵，還拿出素未謀面的小真實的照片給我看，一邊打我一邊讓我謝罪…… 從菅家的信中我得知他被帶走時的情況以及自供的實情。
一九九一年，四十五歲的菅家住在栃木縣足利市那處之後被媒體報道為“隐蔽住所”的出租屋中。
聽西卷女士講，菅家的父母住在足利市中心，為了方便去幼兒園上班，菅家在外面租了一個小屋獨立生活，不過他也常回父母家過夜，最後變成隻有周末才會回到出租屋。
“菅家在家嗎？我們是警察！”十二月一日清晨，屋外傳來了怒吼聲與敲門聲。
破門而入的是偵查一科的三名刑警，其中就有H警部和Y刑警。
他們一腳踢開了地上的暖桌，命令我原地坐下，然後大聲吼道：“菅家，你是不是殺了一個孩子？” 還穿着睡衣的菅家說自己沒有殺人，可體格壯碩的H警部突然肘擊菅家的胸部，菅家向後倒去。
我一直否認，可他們認定就是我幹的。
Y刑警從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張小真實的照片給菅家看。
菅家在新聞和報紙上見過這張照片，這才終于明白警察說的是哪起案件。
他們叫我謝罪，可我沒有殺人啊。
為了給死去的小真實祈福，我雙手合十對着照片拜了拜，結果他們說：“都這樣了還說不是你幹的！” 菅家以“非強制”的名義被帶去足利警察局接受盤問。
可“非強制”不過是個表面說法，那天菅家原本要去參加朋友的婚禮，卻被強行帶上了警車。
審訊室中，H警部一口咬定菅家就是兇手。
“我看就是你幹的！”“我們非常熟悉那片區域，兇手就是你！” 他們還給菅家用了測謊儀。
H警部說：“如今可是科學偵查的時代了，我們知道是你幹的。
”說完拿出了DNA型鑒定的報告。
無論我怎麼解釋自己沒有殺人，他們都聽不進去。
他們在桌下踹我的小腿，還用力向後抓着我的頭發罵道：“不許給我裝傻！” 審訊進行到了深夜。
Y刑警态度比較溫和，他說：“菅家，如果你真幹了，能不能老實說出來？”而一旁的H警部一直在暴躁地咆哮：“你怎麼就不能自首呢？”“早坦白早解脫！” 菅家身心俱疲，再也堅持不住了。
我當時隻想解脫，便說自己去過彈珠遊戲廳。
H警部一聽，神情立即緩和下來，不再像之前那麼咄咄逼人。
菅家感到自己已經無法回頭，在嚴刑逼供下終于崩潰，将頭靠在Y刑警的大腿上，流下不甘心的淚水。
我太想從審訊中解脫出來，所以做了虛假的供述。
我太軟弱了。
淩晨時分，一張逮捕令擺在了菅家面前，他的手上被铐上銀色手铐。
手铐很輕，給菅家帶來的心理沖擊卻很大。
三疊大的拘留室裡，菅家蜷縮在粗布棉被中，為今後的命運感到不安，徹夜難眠。
嚴苛的審訊持續了多日。
H警部逼迫菅家承認足利市另外兩起殺童案也是他幹的。
“就是你幹的對嗎？”H警部咆哮着，雙手抓住菅家的膝蓋用力搖晃，将坐在椅子上的菅家搖得前後亂顫。
自暴自棄的菅家将三起案件都認了下來。
他成了連環殺童案的兇手。
菅家每次都會在信中寫道： DNA型鑒定搞錯了。
我希望再做一次鑒定。
每封信都必須經過監獄檢查。
對他們來說，一個已經判了刑的人，與其申冤，不如端正态度，争取早日假釋。
可是，菅家在信中堅持要再做一次DNA型鑒定。
被捕兩個月後，菅家才獲準同外界通信。
他從宇都宮的看守分所給母親和妹妹寫了許多信，我得到了閱讀這些信件的機會。
那時的菅家還十分害怕所裡的檢查，隻敢在信中隐晦地表達自己無罪的事實。
這裡好冷，我的腳凍僵了，身體也疼，沒有自由。
我已經受不了了。
剛來的時候，我被要求脫去衣物搜身。
我從來沒有被如此殘酷地對待過，我真的非常懊悔。
你們應該都認為這搞錯了吧？請一定相信我。
我好想快點離開，好想回家。
我會再給你們寫信。
翻閱這些信件時，一封信的末尾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還剩兩千日元的稅沒交，麻煩你們幫我交一下。
我給市政府添麻煩了，稅金就拜托你們了。
菅家身陷囹圄，居然還在擔心自己滞納的稅金。
我決定去見一見逼供的H警部和Y刑警。
H警部當時是偵查一科的資深警察，案發後被特派到足利警察局當偵查主任。
我翻遍栃木縣的老舊電話簿，終于找到他們。
H警部早已退休，在宇都宮市一棟灰色的房子裡安度晚年。
剛見到他，我便記起了這張臉。
我在指認犯罪現場的新聞影像中見過他。
當時菅家被帶到渡良濑川岸邊，身邊站着的黑臉刑警就是H警部。
如今的他與當年一樣，體格健碩，目光如炬。
“菅家正在上訴，說自己其實是清白的。
”我說。
“審判是公開公正的。
就算你現在來采訪我，我也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