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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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吧,店門口的紅燈籠在召喚着我。

    我站起身來背對着桌子。

     下一瞬間,我腦海中浮現出了那幾個孩子的臉…… 真的要放棄了嗎?菅家被捕後發生的“橫山由佳梨事件”兇手真的另有其人,隻是作案手法相似嗎?我又不自覺地轉身面對辦公桌,掃視着桌面,視線最終落在剛剛扔下的地圖上。

    心情說不出來地糟糕,總覺得哪裡不對勁。

     越深入調查這一連串案件,我越是有種“這裡頭有古怪”的感覺。

    我背着挎包,單手将那份折起來的地圖輕輕地打開。

    五個圓形标記集中在地圖中央,隻有一個已經“破案”,十分怪異。

     我緩緩坐回桌前。

     我把挎包取下,放在腳邊,從上衣口袋中取出一支圓珠筆,下意識地按動着按鈕。

    我坐在椅子上轉圈,兩手交叉抱住後腦勺,仰頭望向天花闆上刺目的白熾燈。

     假設一下。

    僅僅是假設,萬一——不,一百萬分之一的可能,如果菅家是被冤枉的…… 我對這五起案件的思路發生了巨變。

     宛如奧賽羅棋的黑白逆轉,如果将已經定罪的“足利事件”從黑面翻成白面,整個棋盤上的顔色便全是白色,這一連串案件就變成了“北關東連環殺童案”。

    而我必須直面以下事實:真兇依然逍遙法外。

     五個小女孩接連失蹤或喪命,兇手本該被處以死刑,現在卻安然無恙。

    一無所知的人們每天在路上、超市、遊戲廳與這個罪大惡極的兇手擦肩而過。

    那個看上去那麼喜歡孩子、與小女娃娃漫不經心聊天的人居然是連環誘拐殺童案的真兇。

    假如,明天出現了第六個被害人…… 不!絕不可以再出現這樣的事。

    倘若我最後白忙一場,證明“足利事件”早已妥善解決,也是不錯的結局。

    可如果意識到冤案的可能性卻袖手旁觀……我不敢往下想。

     我的視線又移到堆積如山的資料上。

    我要繼續從中尋找線索。

     日複一日,我的調查範圍不斷擴大。

     曾經有人告訴我:調查一百頁資料,才能寫出十頁的報道;如果隻調查十頁,就隻能寫出一頁的内容。

    我隻能一點一點尋找線索——從報紙到資料裡的起訴書、初始陳述書、判決書……連日在台裡、圖書館、資料室埋首,案頭的文件越堆越高,搖搖欲墜。

    我反複閱讀菅家的供狀,試圖從中找出矛盾點;又對照案發地的地圖搜集信息;有時也進行電話采訪。

    與此同時,我開始學習DNA型鑒定的基礎知識。

     任何資料我都不輕易相信。

    警方與檢方的調查書、初始陳述書都将被告描述成罪犯,媒體報道的内容幾乎全來源于日本司法機關提供的信息,辯護律師撰寫的材料則隻是一味地辯護。

     作為記者,我不為他人的利益去采訪報道,隻以事實為依據。

    自打從事這份職業以來,我便牢記:兼聽則明。

     調查到了第二周,我突然發現一件怪事。

     當時房内夕陽西曬,我埋首紙堆,手裡拿着一份薄薄的資料。

    這份資料不知為何始終萦繞在我心頭,我曾經無數次拿起又放下。

    這次我突然看懂了它。

     這是一個媒體和司法人都未曾留意的事實,分量輕到所有人都輕易地忽視了它。

    我找出與這份資料相關的其他資料,将它們裝進一個黑色文件夾。

    文件不斷增厚,我反複檢查确認其中有無矛盾之處。

     一個男人的身影逐漸浮現在我眼前,一個推論直擊我的大腦。

     次日,我将五名女童的照片打印出來,并排擺在桌上。

     此次報道的宗旨是追蹤未偵破的案件,可如果我追蹤調查的是“已偵破的案件”,這能成為一個節目嗎?《ACTION:撼動日本》要怎麼辦? 我疊好地圖,拿起女孩們的照片。

    它們有着一股強大的力量,能把屢次想去燒烤店的我重新拉回座椅上。

     我實在無法置之不理。

     心中已有打算的我将這五張照片夾到記事本中,離開了辦公桌。

     一個記者,不去現場,不去采訪,一味空想有什麼用? 我要立刻出發。

    去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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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969年11月成立,由日本報社、電視台等報道機構聯合組成的獨立組織,是日本記者交流、采訪的重要活動場所。

     [2]管轄日本東京都治安的警察部門,由日本警察廳直接監督管理。

     [3]1998年,日本和歌山發生一起毒咖喱案,祭典中的咖喱被摻入砒霜,造成4人死亡,多人送醫。

     [4]1995年,日本東京都八王子市的一家超市發生槍擊案,3名女店員被殺害;2000年,日本東京都世田谷區的宮澤幹夫一家4口被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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