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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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社長并往巧克力中投毒的“格力高·森永事件”；以及襲警奪槍、接連搶劫射殺他人，令全日本陷入恐慌的“勝田清孝連環殺人事件”。
一九八九年十月，我跟進了一起發生在埼玉縣與東京都的連環殺童案，這起案件被命名為“警察廳跨區域偵查重要指定事件第一一七号”。
警察帶嫌疑人去指認現場那天，天氣非常惡劣，狂風暴雨。
我在現場等候，嫌疑人遲遲沒有出現。
我帶的尼康F4相機是裝電池的，早已泡水不能用了，隻好指望另一台全機械F2相機。
被警車帶到暴雨現場的嫌疑人叫宮崎勤。
他殺害了四名四歲到七歲的女童，不僅毀壞屍體，還将被害人的遺骨丢棄到她們各自的家門口，手段非常殘忍。
作案後宮崎發現警方并未注意到他，便以“今田勇子”的假名給媒體寄了一封犯罪聲明。
他不僅奪走了無辜女童的性命，還往家屬傷口上撒鹽，真是卑劣至極。
他出現時被一群刑警圍在中央，頭上蒙着一件外套，完全看不到臉。
他走了幾步便停住，伸手指了指地面，那應該就是抛屍的地點。
警方用行動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基于人權，不能公開嫌疑人的臉。
我看着取景框，不由得怒上心頭。
這世上對人權最大的侵犯，就是殺人！我克制着自己才沒把那台壞掉的相機砸到那個惡棍臉上。
“宮崎事件”的四個誘拐地點分别是埼玉縣入間市、飯能市、川越市以及東京都江東區，十分分散。
宮崎駕車四處流竄，若将這四個地點囊括進一個圓圈内，半徑可達二十五公裡。
四起案件發生在一九八八年八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之間，前後共十個月。
警察廳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将其列為跨區域偵查重要案件的。
可事實上，在這之前的七月宮崎已經因為其他案件被捕——在東京都八王子市猥亵一名女童時被其父親扭送到警察局。
嫌疑人已經進了警察局，那麼所謂的“跨區域偵查重要指定”是怎麼回事？難道并非為了逮捕兇手，而是為了公平立案，維系各個警察局之間的關系？ 與這起“警察廳跨區域偵查重要指定事件第一一七号”相比，在方圓十公裡内多次案發的北關東案看來像是同一個人連環作案。
隻是，這個假設有個緻命的缺陷——這五起案件中，有一起的“兇手”已經被捕，案子已經“偵破”。
之前提到的“足利事件”中，把小真實從彈珠遊戲廳帶走并殺害，被栃木縣警方逮捕的人，就是菅家利和。
被捕時，菅家四十五歲，是幼兒園校車司機。
将他定罪的決定性因素是“自供”與“DNA型鑒定”。
那是日本法院首次在判決中将DNA型鑒定視作證據，這讓菅家的有罪判決闆上釘釘，他被當庭宣判無期徒刑。
打開當年的報刊，還能輕松找到《科學偵查的結果》《“1000人中僅有1.2人重複”的DNA型鑒定》等警方自誇的評論文章。
若我的假設成立，上述“事實”将會被推翻。
媒體必然啞口無言。
足利市發生的三起案件——“足利事件”“福島萬彌事件”“長谷部有美事件”是被當作連環案件來偵辦的。
對菅家的調查也沿着這個方向嚴格進行。
可是，“足利事件”之外的兩起案件最終都以“不起訴”的結果莫名其妙地結案了。
對媒體來說，連環案件中其中一起的兇手被逮捕、起訴、判刑，他們對其他案件的關心程度便會驟然降低，公衆也會産生連環案件已經偵破的錯覺。
可是，在“連環案件破案”之後，為何還會發生太田市的“橫山由佳梨事件”？這就是我明知連環案件的兇手已經抓到卻依然堅持調查的原因。
即便“足利事件”是被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定罪的，我依然抱着解開疑惑的決心，伏案埋首于海量的資料中。
菅家在獄中一直堅稱這是一起冤案，可是并未被采信——總有受刑者聲稱自己蒙受冤屈、遭到錯判。
菅家原本就是自供，還有科學警察研究所（以下簡稱“科警研”）的DNA型鑒定當作物證。
作為日本科學偵查的最高機關，科警研的DNA型鑒定怎麼可能出錯呢？鑒定的精确度已達到“1000人中僅有1.2人重複”，被鑒定結果鎖定的人又親口招供了——菅家必是真兇無疑。
日本刑事案件的定罪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八，冤假錯案幾乎不存在。
況且這次的證據是自供與DNA型鑒定。
什麼連環案，都是我的妄想。
我非常清楚，對于記者而言，這種假設是萬萬碰不得的雷區。
我對自己說：停下，趕緊停下！再糾纏這種危險的案件，别說撼動日本，自己的飯碗都可能不保。
我将拼接地圖疊起來，啪地扔回桌上，關掉電腦。
回家前不如先去高架橋下的燒烤店喝點
一九八九年十月，我跟進了一起發生在埼玉縣與東京都的連環殺童案，這起案件被命名為“警察廳跨區域偵查重要指定事件第一一七号”。
警察帶嫌疑人去指認現場那天，天氣非常惡劣，狂風暴雨。
我在現場等候，嫌疑人遲遲沒有出現。
我帶的尼康F4相機是裝電池的，早已泡水不能用了，隻好指望另一台全機械F2相機。
被警車帶到暴雨現場的嫌疑人叫宮崎勤。
他殺害了四名四歲到七歲的女童，不僅毀壞屍體，還将被害人的遺骨丢棄到她們各自的家門口，手段非常殘忍。
作案後宮崎發現警方并未注意到他，便以“今田勇子”的假名給媒體寄了一封犯罪聲明。
他不僅奪走了無辜女童的性命，還往家屬傷口上撒鹽，真是卑劣至極。
他出現時被一群刑警圍在中央，頭上蒙着一件外套，完全看不到臉。
他走了幾步便停住，伸手指了指地面，那應該就是抛屍的地點。
警方用行動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基于人權，不能公開嫌疑人的臉。
我看着取景框，不由得怒上心頭。
這世上對人權最大的侵犯，就是殺人！我克制着自己才沒把那台壞掉的相機砸到那個惡棍臉上。
“宮崎事件”的四個誘拐地點分别是埼玉縣入間市、飯能市、川越市以及東京都江東區，十分分散。
宮崎駕車四處流竄，若将這四個地點囊括進一個圓圈内，半徑可達二十五公裡。
四起案件發生在一九八八年八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之間，前後共十個月。
警察廳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将其列為跨區域偵查重要案件的。
可事實上，在這之前的七月宮崎已經因為其他案件被捕——在東京都八王子市猥亵一名女童時被其父親扭送到警察局。
嫌疑人已經進了警察局，那麼所謂的“跨區域偵查重要指定”是怎麼回事？難道并非為了逮捕兇手，而是為了公平立案，維系各個警察局之間的關系？ 與這起“警察廳跨區域偵查重要指定事件第一一七号”相比，在方圓十公裡内多次案發的北關東案看來像是同一個人連環作案。
隻是，這個假設有個緻命的缺陷——這五起案件中，有一起的“兇手”已經被捕，案子已經“偵破”。
之前提到的“足利事件”中，把小真實從彈珠遊戲廳帶走并殺害，被栃木縣警方逮捕的人，就是菅家利和。
被捕時，菅家四十五歲，是幼兒園校車司機。
将他定罪的決定性因素是“自供”與“DNA型鑒定”。
那是日本法院首次在判決中将DNA型鑒定視作證據，這讓菅家的有罪判決闆上釘釘，他被當庭宣判無期徒刑。
打開當年的報刊，還能輕松找到《科學偵查的結果》《“1000人中僅有1.2人重複”的DNA型鑒定》等警方自誇的評論文章。
若我的假設成立，上述“事實”将會被推翻。
媒體必然啞口無言。
足利市發生的三起案件——“足利事件”“福島萬彌事件”“長谷部有美事件”是被當作連環案件來偵辦的。
對菅家的調查也沿着這個方向嚴格進行。
可是，“足利事件”之外的兩起案件最終都以“不起訴”的結果莫名其妙地結案了。
對媒體來說，連環案件中其中一起的兇手被逮捕、起訴、判刑，他們對其他案件的關心程度便會驟然降低，公衆也會産生連環案件已經偵破的錯覺。
可是，在“連環案件破案”之後，為何還會發生太田市的“橫山由佳梨事件”？這就是我明知連環案件的兇手已經抓到卻依然堅持調查的原因。
即便“足利事件”是被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定罪的，我依然抱着解開疑惑的決心，伏案埋首于海量的資料中。
菅家在獄中一直堅稱這是一起冤案，可是并未被采信——總有受刑者聲稱自己蒙受冤屈、遭到錯判。
菅家原本就是自供，還有科學警察研究所（以下簡稱“科警研”）的DNA型鑒定當作物證。
作為日本科學偵查的最高機關，科警研的DNA型鑒定怎麼可能出錯呢？鑒定的精确度已達到“1000人中僅有1.2人重複”，被鑒定結果鎖定的人又親口招供了——菅家必是真兇無疑。
日本刑事案件的定罪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八，冤假錯案幾乎不存在。
況且這次的證據是自供與DNA型鑒定。
什麼連環案，都是我的妄想。
我非常清楚，對于記者而言，這種假設是萬萬碰不得的雷區。
我對自己說：停下，趕緊停下！再糾纏這種危險的案件，别說撼動日本，自己的飯碗都可能不保。
我将拼接地圖疊起來，啪地扔回桌上，關掉電腦。
回家前不如先去高架橋下的燒烤店喝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