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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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第女童一
“下午三點四十八分菅家先生出獄了！菅家先生于再審前被釋放！”
“菅家先生，恭喜你！”
商旅車的車窗搖下近五十厘米，媒體記者的叫嚷聲、相機接連不斷的快門聲、刺眼的閃光燈排山倒海般湧了進來。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這輛車從千葉監獄緩緩駛出，六十二歲的菅家利和從車窗探出身子，向擁擠在四周的媒體記者揮手緻意。
經過前所未有的DNA型再鑒定，菅家一案最終被認定為冤案。
度過了十七年半的鐵窗生涯後，他出獄了。
作為采訪者，我與菅家同乘一輛車。
在四周不斷亮起的閃光燈下，我穩住身體，舉着攝像機，通過取景框注視着這個兩鬓斑白的男人。
我們頭頂的上空盤旋着數架電視台的采訪直升機。
車子駛出監獄大門，好幾輛摩托車立即緊緊跟随。
各家媒體為報道此次再審前釋放，幾乎傾巢而出。
這是我第一次與菅家見面，雖然才不到五分鐘，我們卻有種彼此早已熟悉的感覺。
十七年半的牢獄生涯——我犯難了，不知該如何與他談起。
是說“你辛苦了”，還是“你覺得獄中的日子漫長嗎”？車子一路向前行駛，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
情急之下，我說出一句很蒼白的話：“菅家先生，你現在已經出來了……” 菅家望着我不住地點頭，笑眯眯地說：“我很高興。
” 車子離開監獄後沿着日本的國道前行，開往千葉市的酒店，那裡有一場記者見面會在等着他。
車窗外是大家見慣的“外面的”景色，菅家癡癡地貪看不已。
我長達兩年的采訪如今可以畫上句号了。
但這并不意味着結束。
今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開始。
菅家釋放，“北關東連環殺童案”的真相也終于要浮出水面。
時間回到兩年前。
二〇〇七年六月，日本電視台報道局。
辦公室一角，新聞快報的提示音、怒吼聲、年輕員工小跑的腳步聲交雜起伏。
一張桌子上資料堆積如山，搖搖欲墜。
那是我的辦公桌。
當時的我供職于電視台社會部，是一名電視台記者。
手頭的工作和以往并無太大分别。
我不曾加入記者俱樂部[1]，主要負責跑現場、采訪和調查報道。
在一群忙于新聞直播與節目制作的年輕同事當中，我執着于某個案子或者事故，一旦得到線索，便立即外出采訪。
早年做周刊記者時，我追蹤過殺人犯，也調查過警方都不管的“未偵破案件”，如今的我仍做着這樣的工作。
“去吃飯嗎？” 我正伏案看報，社會部部長衫本敏也過來跟我打了聲招呼。
他曾是田徑運動員，後來做記者，帶隊報道過涉及警視廳[2]、日本司法部門的重大案件，如今的他已是一位了不起的管理者。
我們穿過一條狹窄昏暗的石闆小巷，不知轉了多少個彎，走進銀座一家高級壽司店。
吃飯時，我正要伸手去取最後一個黃瓜卷壽司，衫本部長突然壓低聲音說：“其實，我想做個報道特輯。
” 我一聽，立即把手縮了回來，雙臂交叉在胸前，擡頭望向天花闆。
“是嗎？”我簡單的回答在店内安靜的空氣中顯得突兀。
部長眨着眼睛，侃侃而談。
他腦中有個非常龐大的構想：定下一個主題，用一年時間來報道，報道的結果要“撼動日本”。
這個節目就是後來的《ACTION：撼動日本》。
當下的我佯裝冷靜，腦子卻轉個不停。
部長在說什麼？撼動日本？這麼大規模的項目，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部長對我腦中的念頭一無所知，繼續說道：“清水，讓你來做的話，你覺得報道一些尚未偵破的案件如何？” 尚未偵破的案件——這個說法确實讓我這個調查記者心動。
可是，如果以撼動日本為目标，負責這樣的案件報道意味着什麼？ 不就意味着隻能去“偵破”案件了嗎？可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檢察官，隻是一個在案件周圍徘徊的普通記者。
調查、采訪、報道是我的工作，偵破案件可不在我的業務範圍之内。
雖然我之前也做過超出記者本職的工作，可從沒有這麼大陣仗。
幾天後，我約了一位女同事在台裡的自助餐廳見面。
她叫衫本純子，與部長同姓，為免混淆，我連名帶姓地稱呼她。
衫本純子以前是新聞類訪談節目《WideShow》的記者，我與她相識在一九九八年的“和歌山毒咖喱事件”[3]現場，當時我是寫真周刊《FOCUS》的記者。
後來我們又在很多案發現場碰到，再後來機緣巧合到了同一家電視台工作。
我打算把她也拉下水。
一九九九年，埼玉縣發生一起震驚日本的“本莊保險金殺人事件”，嫌疑人八木茂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這輛車從千葉監獄緩緩駛出，六十二歲的菅家利和從車窗探出身子，向擁擠在四周的媒體記者揮手緻意。
經過前所未有的DNA型再鑒定，菅家一案最終被認定為冤案。
度過了十七年半的鐵窗生涯後，他出獄了。
作為采訪者，我與菅家同乘一輛車。
在四周不斷亮起的閃光燈下，我穩住身體，舉着攝像機，通過取景框注視着這個兩鬓斑白的男人。
我們頭頂的上空盤旋着數架電視台的采訪直升機。
車子駛出監獄大門，好幾輛摩托車立即緊緊跟随。
各家媒體為報道此次再審前釋放，幾乎傾巢而出。
這是我第一次與菅家見面，雖然才不到五分鐘，我們卻有種彼此早已熟悉的感覺。
十七年半的牢獄生涯——我犯難了，不知該如何與他談起。
是說“你辛苦了”，還是“你覺得獄中的日子漫長嗎”？車子一路向前行駛，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
情急之下，我說出一句很蒼白的話：“菅家先生，你現在已經出來了……” 菅家望着我不住地點頭，笑眯眯地說：“我很高興。
” 車子離開監獄後沿着日本的國道前行，開往千葉市的酒店，那裡有一場記者見面會在等着他。
車窗外是大家見慣的“外面的”景色，菅家癡癡地貪看不已。
我長達兩年的采訪如今可以畫上句号了。
但這并不意味着結束。
今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開始。
菅家釋放，“北關東連環殺童案”的真相也終于要浮出水面。
時間回到兩年前。
二〇〇七年六月，日本電視台報道局。
辦公室一角，新聞快報的提示音、怒吼聲、年輕員工小跑的腳步聲交雜起伏。
一張桌子上資料堆積如山，搖搖欲墜。
那是我的辦公桌。
當時的我供職于電視台社會部，是一名電視台記者。
手頭的工作和以往并無太大分别。
我不曾加入記者俱樂部[1]，主要負責跑現場、采訪和調查報道。
在一群忙于新聞直播與節目制作的年輕同事當中，我執着于某個案子或者事故，一旦得到線索，便立即外出采訪。
早年做周刊記者時，我追蹤過殺人犯，也調查過警方都不管的“未偵破案件”，如今的我仍做着這樣的工作。
“去吃飯嗎？” 我正伏案看報，社會部部長衫本敏也過來跟我打了聲招呼。
他曾是田徑運動員，後來做記者，帶隊報道過涉及警視廳[2]、日本司法部門的重大案件，如今的他已是一位了不起的管理者。
我們穿過一條狹窄昏暗的石闆小巷，不知轉了多少個彎，走進銀座一家高級壽司店。
吃飯時，我正要伸手去取最後一個黃瓜卷壽司，衫本部長突然壓低聲音說：“其實，我想做個報道特輯。
” 我一聽，立即把手縮了回來，雙臂交叉在胸前，擡頭望向天花闆。
“是嗎？”我簡單的回答在店内安靜的空氣中顯得突兀。
部長眨着眼睛，侃侃而談。
他腦中有個非常龐大的構想：定下一個主題，用一年時間來報道，報道的結果要“撼動日本”。
這個節目就是後來的《ACTION：撼動日本》。
當下的我佯裝冷靜，腦子卻轉個不停。
部長在說什麼？撼動日本？這麼大規模的項目，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部長對我腦中的念頭一無所知，繼續說道：“清水，讓你來做的話，你覺得報道一些尚未偵破的案件如何？” 尚未偵破的案件——這個說法确實讓我這個調查記者心動。
可是，如果以撼動日本為目标，負責這樣的案件報道意味着什麼？ 不就意味着隻能去“偵破”案件了嗎？可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檢察官，隻是一個在案件周圍徘徊的普通記者。
調查、采訪、報道是我的工作，偵破案件可不在我的業務範圍之内。
雖然我之前也做過超出記者本職的工作，可從沒有這麼大陣仗。
幾天後，我約了一位女同事在台裡的自助餐廳見面。
她叫衫本純子，與部長同姓，為免混淆，我連名帶姓地稱呼她。
衫本純子以前是新聞類訪談節目《WideShow》的記者，我與她相識在一九九八年的“和歌山毒咖喱事件”[3]現場，當時我是寫真周刊《FOCUS》的記者。
後來我們又在很多案發現場碰到，再後來機緣巧合到了同一家電視台工作。
我打算把她也拉下水。
一九九九年，埼玉縣發生一起震驚日本的“本莊保險金殺人事件”，嫌疑人八木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