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親最後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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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後，她又給我打電話。
她叫了救護車，而不是善終服務機構。
“他臉色都泛青了，阿圖。
”當時她在醫院急診室。
“他血壓50，還沒有蘇醒，血氧水平很低。
”醫生給他用了納洛酮，這是一種糾正麻藥的藥，如果他是麻藥過量，那麼，這種藥可以讓他蘇醒，但是他沒有反應。
胸部X光片顯示他右肺肺炎。
他們給他戴上面罩，輸100%的氧氣、抗生素和液體。
但是他的氧飽和度升不到70%以上——達不到活命的水平。
我母親說，現在醫生問要不要給他插管、靜脈滴注維持血壓、轉到ICU。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個人的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也就是做決定的責任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的時候。
我們很大程度上已經為這一刻做好了準備，我們已經做過艱難的談話了，他已經明确交代過他希望如何書寫故事的結尾——他不希望用呼吸機，不想受罪；他希望待在家裡，和他愛的人在一起。
但是事情的發展卻不遵循固定的方向，這對代理人的心智構成很大的困擾。
僅僅在一天以前，他都還好像可以再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
而現在，她得相信他最多不過還有幾個小時。
我母親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我們交談了一會兒以後，她認識到我們冒險走的路是一條下坡路，重症監護為他維持的那種生活絕對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結尾不僅僅是對死者重要，也許，對于留下的人，甚至更重要。
她決定告訴他們不要插管。
我給我妹妹打電話，她正好要上火車去上班。
她也沒有為這個消息做好準備。
“怎麼會這樣？”她問道，“我們确定他不能回到昨天的狀态了嗎？” 我說：“看來不太可能。
”家庭所有成員對這類情況看法一緻的情況不多。
我第一個意識到我父親已經走到了生命盡頭，我最擔心犯下延長他痛苦的錯誤。
我把甯靜終了的機會視為祝福。
但是，我妹妹，特别是我母親，覺得完全不确定他已經到終點了，他們最怕犯的錯誤是可能沒有足夠長地保持他的生命。
但是，我們一緻同意不讓醫院采取任何進一步措施讓他心髒複蘇，雖然希望渺茫，我們還是希望他可以堅持到我和妹妹趕過去見他。
醫院方面把他轉移到一個單獨的病房，我們兩兄妹則查找航班。
那天上午稍晚，我在機場登機口等候的時候，接到我母親的電話。
她欣喜若狂地說：“他醒了！”而且還認識她，他甚至敏銳到詢問自己的血壓情況。
我為自己以為他不會醒來而羞愧。
無論一個人有過多少見識，都無法預測自然。
不過
她叫了救護車，而不是善終服務機構。
“他臉色都泛青了，阿圖。
”當時她在醫院急診室。
“他血壓50，還沒有蘇醒，血氧水平很低。
”醫生給他用了納洛酮，這是一種糾正麻藥的藥，如果他是麻藥過量，那麼，這種藥可以讓他蘇醒，但是他沒有反應。
胸部X光片顯示他右肺肺炎。
他們給他戴上面罩，輸100%的氧氣、抗生素和液體。
但是他的氧飽和度升不到70%以上——達不到活命的水平。
我母親說，現在醫生問要不要給他插管、靜脈滴注維持血壓、轉到ICU。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個人的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也就是做決定的責任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的時候。
我們很大程度上已經為這一刻做好了準備，我們已經做過艱難的談話了，他已經明确交代過他希望如何書寫故事的結尾——他不希望用呼吸機，不想受罪；他希望待在家裡，和他愛的人在一起。
但是事情的發展卻不遵循固定的方向，這對代理人的心智構成很大的困擾。
僅僅在一天以前，他都還好像可以再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
而現在，她得相信他最多不過還有幾個小時。
我母親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我們交談了一會兒以後，她認識到我們冒險走的路是一條下坡路，重症監護為他維持的那種生活絕對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結尾不僅僅是對死者重要，也許，對于留下的人，甚至更重要。
她決定告訴他們不要插管。
我給我妹妹打電話，她正好要上火車去上班。
她也沒有為這個消息做好準備。
“怎麼會這樣？”她問道，“我們确定他不能回到昨天的狀态了嗎？” 我說：“看來不太可能。
”家庭所有成員對這類情況看法一緻的情況不多。
我第一個意識到我父親已經走到了生命盡頭，我最擔心犯下延長他痛苦的錯誤。
我把甯靜終了的機會視為祝福。
但是，我妹妹，特别是我母親，覺得完全不确定他已經到終點了，他們最怕犯的錯誤是可能沒有足夠長地保持他的生命。
但是，我們一緻同意不讓醫院采取任何進一步措施讓他心髒複蘇，雖然希望渺茫，我們還是希望他可以堅持到我和妹妹趕過去見他。
醫院方面把他轉移到一個單獨的病房，我們兩兄妹則查找航班。
那天上午稍晚，我在機場登機口等候的時候，接到我母親的電話。
她欣喜若狂地說：“他醒了！”而且還認識她，他甚至敏銳到詢問自己的血壓情況。
我為自己以為他不會醒來而羞愧。
無論一個人有過多少見識，都無法預測自然。
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