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08 勇氣：最好的告别</strong>
關燈
小
中
大
取行動的勇氣，而是希望能搞清楚如何看待這些風險。
她說自己最大的恐懼是受苦。
雖然做手術是為了減少她的痛苦，但是，手術會不會使情況更糟而不是更好呢？ 我說，有可能。
手術給她重新進食的機會并很可能會控制住惡心，但是也同樣很可能不會改善情況而隻是給她造成痛苦，甚至還會增加新的痛苦。
我告訴她，我估計自己有75%的機會使她的未來更好——至少是暫時更好，有25%的可能會使之更差。
所以，她的正确做法是什麼？為什麼選擇這麼痛苦？我意識到，選擇比風險計算複雜多了。
在消除惡心、恢複吃飯能力的機會與疼痛、感染和必須往袋子裡排便的可能之間，如何進行權衡？ 大腦給我們兩種權衡類似痛苦這類經驗的方式——有當前理解及事後理解之分，而這兩種方式有着深刻的矛盾。
在影響巨大的《思考，快與慢》（Thinking,FastandSlow）一書中，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叙述的一系列實驗闡明了發生的情況。
在其中一個實驗中，他和多倫多大學的醫生唐納德·雷德米爾（DonaldRedelmeier）在287位病人處于清醒狀态、正要接受結腸鏡檢查和腎結石手術之前，對他們進行了研究。
研究人員給病人一種設備，讓他們在從1（不痛）到10（難以忍受的疼痛）的範圍内，每60秒評估一次疼痛程度，相應的評估系統會對逐刻疼痛感受提供量化的測量。
最後，他們還要求病人評估整個過程的疼痛感。
手術過程從4分多鐘到60多分鐘不等。
病人一般報告整個過程的疼痛程度為低度到中度，而過程中有些時候覺得非常痛。
1/3的結腸鏡檢查病人和1/4的腎結石手術病人在整個過程中，至少有一次報告疼痛程度是10。
我們自然的假設是最終的評估代表着逐刻評估的總體。
我們相信長時間的疼痛比短時間更糟糕，平均程度較大的疼痛比平均程度較小的疼痛更糟糕。
但病人的報告根本不是這樣的。
相反，他們的評估用卡内曼稱作的“峰終定律”（Peak-Endrule）可以得到最好的預測：隻計算在兩個時刻體驗到的平均疼痛，即過程中最糟糕的一個時刻和最後時刻。
根據強度最大的疼痛水平和檢查結束時的水平，而不是根據疼痛總量，胃腸病醫生對于他們給病人造成的疼痛的估計與病人自己的估計非常相似。
人好像有兩個不同的自我：體驗的自我平等地忍受每時每刻的體驗，而記憶的自我事後幾乎把全部的判斷權重放在兩個時刻上，即最糟糕的時刻和最後的時刻。
即便在結果異常的情況下，記憶的自我也似乎堅持峰終定律。
即便剛剛經受了半個多小時的高水平疼痛，隻要在醫療過程結束時有那麼幾分鐘不痛，病人對總體疼痛的評價就會戲劇性地降低。
事後他們報告說：“沒有那麼可怕。
”而糟糕結尾則同樣戲劇性地推升疼痛評分。
多個背景下的研究都證實了峰終定律以及我們對疼痛長度的忽視。
研究還說明，這個現象也同樣适用于人們對愉快經驗的評價。
每個人都了解觀看體育比賽的經驗：一支球隊在整個比賽中都表現得很出色，但是在結束的時候出了意外狀況，我們會覺得糟糕的結尾毀了整體感受。
然而，這個判斷在根源處有一個矛盾：體驗的自我獲得了幾個小時的愉快，而隻有一小會兒的不愉快，但是記憶的自我則看不到任何的愉快。
記憶的自我和體驗的自我會對同樣的經驗有極為不同的評價，困難在于，我們該聽哪一個的。
這就是朱厄爾·道格拉斯苦惱的本質，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的苦惱——如果我要幫助
她說自己最大的恐懼是受苦。
雖然做手術是為了減少她的痛苦，但是，手術會不會使情況更糟而不是更好呢？ 我說，有可能。
手術給她重新進食的機會并很可能會控制住惡心，但是也同樣很可能不會改善情況而隻是給她造成痛苦，甚至還會增加新的痛苦。
我告訴她，我估計自己有75%的機會使她的未來更好——至少是暫時更好，有25%的可能會使之更差。
所以，她的正确做法是什麼？為什麼選擇這麼痛苦？我意識到，選擇比風險計算複雜多了。
在消除惡心、恢複吃飯能力的機會與疼痛、感染和必須往袋子裡排便的可能之間，如何進行權衡？ 大腦給我們兩種權衡類似痛苦這類經驗的方式——有當前理解及事後理解之分，而這兩種方式有着深刻的矛盾。
在影響巨大的《思考，快與慢》（Thinking,FastandSlow）一書中，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叙述的一系列實驗闡明了發生的情況。
在其中一個實驗中，他和多倫多大學的醫生唐納德·雷德米爾（DonaldRedelmeier）在287位病人處于清醒狀态、正要接受結腸鏡檢查和腎結石手術之前，對他們進行了研究。
研究人員給病人一種設備，讓他們在從1（不痛）到10（難以忍受的疼痛）的範圍内，每60秒評估一次疼痛程度，相應的評估系統會對逐刻疼痛感受提供量化的測量。
最後，他們還要求病人評估整個過程的疼痛感。
手術過程從4分多鐘到60多分鐘不等。
病人一般報告整個過程的疼痛程度為低度到中度，而過程中有些時候覺得非常痛。
1/3的結腸鏡檢查病人和1/4的腎結石手術病人在整個過程中，至少有一次報告疼痛程度是10。
我們自然的假設是最終的評估代表着逐刻評估的總體。
我們相信長時間的疼痛比短時間更糟糕，平均程度較大的疼痛比平均程度較小的疼痛更糟糕。
但病人的報告根本不是這樣的。
相反，他們的評估用卡内曼稱作的“峰終定律”（Peak-Endrule）可以得到最好的預測：隻計算在兩個時刻體驗到的平均疼痛，即過程中最糟糕的一個時刻和最後時刻。
根據強度最大的疼痛水平和檢查結束時的水平，而不是根據疼痛總量，胃腸病醫生對于他們給病人造成的疼痛的估計與病人自己的估計非常相似。
人好像有兩個不同的自我：體驗的自我平等地忍受每時每刻的體驗，而記憶的自我事後幾乎把全部的判斷權重放在兩個時刻上，即最糟糕的時刻和最後的時刻。
即便在結果異常的情況下，記憶的自我也似乎堅持峰終定律。
即便剛剛經受了半個多小時的高水平疼痛，隻要在醫療過程結束時有那麼幾分鐘不痛，病人對總體疼痛的評價就會戲劇性地降低。
事後他們報告說：“沒有那麼可怕。
”而糟糕結尾則同樣戲劇性地推升疼痛評分。
多個背景下的研究都證實了峰終定律以及我們對疼痛長度的忽視。
研究還說明，這個現象也同樣适用于人們對愉快經驗的評價。
每個人都了解觀看體育比賽的經驗：一支球隊在整個比賽中都表現得很出色，但是在結束的時候出了意外狀況，我們會覺得糟糕的結尾毀了整體感受。
然而，這個判斷在根源處有一個矛盾：體驗的自我獲得了幾個小時的愉快，而隻有一小會兒的不愉快，但是記憶的自我則看不到任何的愉快。
記憶的自我和體驗的自我會對同樣的經驗有極為不同的評價，困難在于，我們該聽哪一個的。
這就是朱厄爾·道格拉斯苦惱的本質，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的苦惱——如果我要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