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介凡夫：醫生也許都想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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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認為。
他的選擇之所以糟糕，不是因為手術有那麼多風險，而是因為，手術根本不可能給予他真正想要的東西：排便節制能力、體力，以及過去的生活方式。
他冒着經受漫長而可怕的死亡的風險（這正是他最後的結局），追求的不過是一種幻想。
從技術的角度講，他的手術很成功。
經過八個半小時的努力，手術團隊切除了侵蝕他脊椎的腫塊，用丙烯酸黏合劑重建了椎體。
手術解除了脊椎的壓力，但是他一直沒能從手術中恢複過來。
他住在監護室，并發了呼吸衰竭、系統性感染，卧床不動又導緻了血栓，然後，又因治療血栓的血液稀釋劑而引起了内出血。
病情每天都在惡化，最後終于不得不承認他在向死亡的深淵墜落。
第十四天，他的兒子告訴醫療組，我們應該停止“治療”了。
我的任務是去除維持拉紮羅夫生命的呼吸機。
我進行了檢查，調高了嗎啡靜脈滴注，以免他缺氧。
心裡想着萬一他聽得見我說話呢，我俯身靠近他，告訴他我要取出他嘴裡的呼吸管。
我取出管子期間，他咳了幾聲，眼睛睜開了一小會兒，然後又閉上了。
他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吃力，然後終止了。
我把聽診器放在他的胸口，聽着他的心跳逐漸消失。
十多年以來，我第一次講起拉紮羅夫先生的故事時，它對我内心沖擊最大的不是他的決定之糟糕，而是我們所有人都刻意回避誠實地讨論他的選擇。
我們不難解釋各種治療方案的特定風險，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觸及其疾病的真相。
他的腫瘤醫生、放療醫生、外科醫生以及其他醫生給他做了幾個月的治療，而他們都知道，這些治療根本醫不好他的病。
關于他的情況的基本真相，以及我們的能力的最終局限，我們都未曾讨論過，更遑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什麼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了。
如果說他是在追求一種幻覺，那麼，我們也同樣如此。
他住進了醫院，擴散到全身的癌症導緻他部分癱瘓，連恢複到幾個星期前的生活狀态的機會都完全不存在。
但是，我們似乎沒有能力承認這一點并幫助他去坦然面對。
我們沒有承認，沒有給予安慰，也沒有給予引導。
我們提供給他另外一種治療，告訴他也許會有某種非常好的效果。
跟伊萬·伊裡奇遭遇的原始的、19世紀的醫生們相比，我們也好不到哪兒去——實際上，考慮到我們加諸病人身上的披着新技術外衣的折磨，甚至可以說，我們比他們更不如。
這一境遇已足以讓我們反思，到底誰更原始。
*** 現代科學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生命的進程。
跟曆史上任何時代的人比起來，我們活得更長、生命質量更好。
但是，科學進步已經把生命進程中的老化和垂死變成了醫學的幹預科目，融入醫療專業人士“永不言棄”的技術追求。
而我們事實上并沒有做好準備去阻止老弱病死，這種情況令人擔憂。
瀕死的情形十分複雜，生命此時能否獲得有品質的複蘇，我們并不敢妄斷，因為人們對于生命的最後階段還比較陌生。
1945年之前，大多數死亡發生在家裡。
到20世紀80年代，這個比例降至17%。
而在家中亡故的人，多是因為死得太突然，來不及去醫院（如嚴重的心髒病、中風，或者劇烈損傷），或者住得太偏遠，來不及趕到能夠提供幫助的地
他的選擇之所以糟糕，不是因為手術有那麼多風險，而是因為，手術根本不可能給予他真正想要的東西：排便節制能力、體力，以及過去的生活方式。
他冒着經受漫長而可怕的死亡的風險（這正是他最後的結局），追求的不過是一種幻想。
從技術的角度講，他的手術很成功。
經過八個半小時的努力，手術團隊切除了侵蝕他脊椎的腫塊，用丙烯酸黏合劑重建了椎體。
手術解除了脊椎的壓力，但是他一直沒能從手術中恢複過來。
他住在監護室，并發了呼吸衰竭、系統性感染，卧床不動又導緻了血栓，然後，又因治療血栓的血液稀釋劑而引起了内出血。
病情每天都在惡化，最後終于不得不承認他在向死亡的深淵墜落。
第十四天，他的兒子告訴醫療組，我們應該停止“治療”了。
我的任務是去除維持拉紮羅夫生命的呼吸機。
我進行了檢查，調高了嗎啡靜脈滴注，以免他缺氧。
心裡想着萬一他聽得見我說話呢，我俯身靠近他，告訴他我要取出他嘴裡的呼吸管。
我取出管子期間，他咳了幾聲，眼睛睜開了一小會兒，然後又閉上了。
他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吃力，然後終止了。
我把聽診器放在他的胸口，聽着他的心跳逐漸消失。
十多年以來，我第一次講起拉紮羅夫先生的故事時，它對我内心沖擊最大的不是他的決定之糟糕，而是我們所有人都刻意回避誠實地讨論他的選擇。
我們不難解釋各種治療方案的特定風險，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觸及其疾病的真相。
他的腫瘤醫生、放療醫生、外科醫生以及其他醫生給他做了幾個月的治療，而他們都知道，這些治療根本醫不好他的病。
關于他的情況的基本真相，以及我們的能力的最終局限，我們都未曾讨論過，更遑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什麼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了。
如果說他是在追求一種幻覺，那麼，我們也同樣如此。
他住進了醫院，擴散到全身的癌症導緻他部分癱瘓，連恢複到幾個星期前的生活狀态的機會都完全不存在。
但是，我們似乎沒有能力承認這一點并幫助他去坦然面對。
我們沒有承認，沒有給予安慰，也沒有給予引導。
我們提供給他另外一種治療，告訴他也許會有某種非常好的效果。
跟伊萬·伊裡奇遭遇的原始的、19世紀的醫生們相比，我們也好不到哪兒去——實際上，考慮到我們加諸病人身上的披着新技術外衣的折磨，甚至可以說，我們比他們更不如。
這一境遇已足以讓我們反思，到底誰更原始。
*** 現代科學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生命的進程。
跟曆史上任何時代的人比起來，我們活得更長、生命質量更好。
但是，科學進步已經把生命進程中的老化和垂死變成了醫學的幹預科目，融入醫療專業人士“永不言棄”的技術追求。
而我們事實上并沒有做好準備去阻止老弱病死，這種情況令人擔憂。
瀕死的情形十分複雜，生命此時能否獲得有品質的複蘇，我們并不敢妄斷，因為人們對于生命的最後階段還比較陌生。
1945年之前，大多數死亡發生在家裡。
到20世紀80年代，這個比例降至17%。
而在家中亡故的人，多是因為死得太突然，來不及去醫院（如嚴重的心髒病、中風，或者劇烈損傷），或者住得太偏遠，來不及趕到能夠提供幫助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