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介凡夫：醫生也許都想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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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我們懂得怎樣進行恰當的診斷和治療。
我們上醫學院是為了了解身體的内在運行過程、身體病理學的複雜機制，以及人類積累的阻止疾病的許多發現和大量技術。
除此之外，我們不曾想象我們需要豐富社會、心理、文化方面的修養。
于是，我們沒把伊萬·伊裡奇的故事放在心裡。
然而，在經曆外科實習和當醫生的幾年間，我遇見了許多被迫面對衰退和死亡現實的病人。
我很快就認識到，自己沒有做好幫助他們的充分準備。
*** 開始思考這個話題的時候，我還是低年資的外科住院醫師。
在我最早的一篇文章中，我講述了約瑟夫·拉紮羅夫的故事。
他是一位市政府的行政官，幾年前，他的妻子死于癌症。
此時，60多歲的他也患了無法治愈的癌症——一種轉移性的前列腺癌。
為此，他消瘦了近50斤，腹部、陰囊和雙腿都積滿了液體。
有一天，他一覺醒來，發覺右腿無法動彈，大便失禁，于是住進了醫院。
那時候，我是醫院神經外科組的實習生。
我們發現癌症已經擴散到他的胸椎，對脊椎構成了壓迫。
很顯然，癌症已無法徹底治愈，但是，我們仍然希望對他進行幹預。
然而，應急放療沒能縮小癌症病竈。
于是，神經外科醫生給了他兩個選項：一是安甯緩和醫療；二是實施手術，切除脊椎處生長的腫瘤包塊。
拉紮羅夫選擇了手術。
作為神經外科組的一名實習生，我的任務是履行知情同意手續，并取得他的簽字，确認他理解手術風險并希望施行手術。
我站在他的病房外，汗濕的手裡拿着他的知情同意書，竭力思考該如何開口跟他把這個話題談明白。
我們都希望手術能夠阻止脊椎損傷繼續發展，但是手術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糾正癱瘓，更談不上使他恢複過去的生活。
無論我們做什麼，他都最多隻能有幾個月的存活機會，而且，手術本身也有危險。
要進入脊椎，需要打開他的胸腔，切除一根肋骨，拿掉一葉肺葉，手術中失血量會很大，以他的虛弱狀态恢複起來很困難。
而且，術後發生各種并發症、導緻重要器官衰竭的風險相當高。
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手術可能會惡化病情，縮短他的壽命。
但是神經外科醫生已經仔細斟酌過這些風險，拉紮羅夫自己也确定選擇做手術。
此刻，我需要做的隻是敲門進去，完善術前的各項手續。
拉紮羅夫躺在床上，臉色蒼白，形容枯槁。
我說我是實習生，需要獲得他同意手術的簽字，确認他了解手術的風險。
我說手術可以切除腫瘤，但是可能留下嚴重的後遺症，比如癱瘓或者中風，也有可能導緻死亡。
我盡量用委婉的語氣把情況說清楚，但是，他還是一下坐了起來。
當他同在病房的兒子質疑選擇做手術是不是明智時，拉紮羅夫很不高興。
“别放棄我，”他說，“隻要我還有任何機會，你們一定要讓我嘗試。
”他簽完字後，我出了病房。
他兒子跟出來，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他的母親死在監護室裡，死的時候全身插滿了管子，戴着呼吸機。
當時，他父親曾經說過，他絕不想這樣的情形發生在他的身上。
但是，時至今日，他卻堅決要求采取“一切措施”。
可見一個理智的人在死亡降臨的時候還是無法舍棄求生的欲望。
那時，我覺得拉紮羅夫的選擇很糟糕，現在的我仍然
我們上醫學院是為了了解身體的内在運行過程、身體病理學的複雜機制，以及人類積累的阻止疾病的許多發現和大量技術。
除此之外，我們不曾想象我們需要豐富社會、心理、文化方面的修養。
于是，我們沒把伊萬·伊裡奇的故事放在心裡。
然而，在經曆外科實習和當醫生的幾年間，我遇見了許多被迫面對衰退和死亡現實的病人。
我很快就認識到，自己沒有做好幫助他們的充分準備。
*** 開始思考這個話題的時候，我還是低年資的外科住院醫師。
在我最早的一篇文章中，我講述了約瑟夫·拉紮羅夫的故事。
他是一位市政府的行政官，幾年前，他的妻子死于癌症。
此時，60多歲的他也患了無法治愈的癌症——一種轉移性的前列腺癌。
為此，他消瘦了近50斤，腹部、陰囊和雙腿都積滿了液體。
有一天，他一覺醒來，發覺右腿無法動彈，大便失禁，于是住進了醫院。
那時候，我是醫院神經外科組的實習生。
我們發現癌症已經擴散到他的胸椎，對脊椎構成了壓迫。
很顯然，癌症已無法徹底治愈，但是，我們仍然希望對他進行幹預。
然而，應急放療沒能縮小癌症病竈。
于是，神經外科醫生給了他兩個選項：一是安甯緩和醫療；二是實施手術，切除脊椎處生長的腫瘤包塊。
拉紮羅夫選擇了手術。
作為神經外科組的一名實習生，我的任務是履行知情同意手續，并取得他的簽字，确認他理解手術風險并希望施行手術。
我站在他的病房外，汗濕的手裡拿着他的知情同意書，竭力思考該如何開口跟他把這個話題談明白。
我們都希望手術能夠阻止脊椎損傷繼續發展，但是手術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糾正癱瘓，更談不上使他恢複過去的生活。
無論我們做什麼，他都最多隻能有幾個月的存活機會，而且，手術本身也有危險。
要進入脊椎，需要打開他的胸腔，切除一根肋骨，拿掉一葉肺葉，手術中失血量會很大，以他的虛弱狀态恢複起來很困難。
而且，術後發生各種并發症、導緻重要器官衰竭的風險相當高。
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手術可能會惡化病情，縮短他的壽命。
但是神經外科醫生已經仔細斟酌過這些風險，拉紮羅夫自己也确定選擇做手術。
此刻，我需要做的隻是敲門進去，完善術前的各項手續。
拉紮羅夫躺在床上，臉色蒼白，形容枯槁。
我說我是實習生，需要獲得他同意手術的簽字，确認他了解手術的風險。
我說手術可以切除腫瘤，但是可能留下嚴重的後遺症，比如癱瘓或者中風，也有可能導緻死亡。
我盡量用委婉的語氣把情況說清楚，但是，他還是一下坐了起來。
當他同在病房的兒子質疑選擇做手術是不是明智時，拉紮羅夫很不高興。
“别放棄我，”他說，“隻要我還有任何機會，你們一定要讓我嘗試。
”他簽完字後，我出了病房。
他兒子跟出來，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他的母親死在監護室裡，死的時候全身插滿了管子，戴着呼吸機。
當時，他父親曾經說過，他絕不想這樣的情形發生在他的身上。
但是，時至今日，他卻堅決要求采取“一切措施”。
可見一個理智的人在死亡降臨的時候還是無法舍棄求生的欲望。
那時，我覺得拉紮羅夫的選擇很糟糕，現在的我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