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介凡夫：醫生也許都想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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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學院讀書期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是不包括死亡。
第一個學期，我得到一具皮革似的幹屍用于解剖，但那僅僅是了解人體解剖學的一個途徑而已。
對于衰老、衰弱和瀕死，我仍舊一無所知，教科書也幾乎隻字不提。
這個過程如何演變、人們如何體驗生命的終點、對周圍人有什麼影響——這些問題好像都無關宏旨。
在我們看來，教授們一門心思地教導我們如何挽救生命，以為那才是醫學教育的目的，眷顧垂死的生命完全是一個“界外球”。
記得我們隻有一次讨論到死亡。
當時，我們用了一個小時讨論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伊萬·伊裡奇之死》。
那是在每周一次的醫患關系論壇上——學校希望借此把我們培養成更全面、更人道的醫生。
有幾個星期，我們演練身體檢查時的禮儀；另外幾個星期，我們了解社會經濟和人種對健康的影響。
有一個下午，我們思考的内容是，當伊萬·伊裡奇因某種無名的無法醫治的疾病病倒、情況持續惡化時，他所遭受的痛苦。
故事的主人公叫伊萬·伊裡奇，45歲，是聖彼得堡中級地方法院的法官，他的生活重心圍繞着有關社會地位的各類小事情。
有一天，他從樓梯上掉下來，摔傷了一側的身體。
治療了一段時間後，疼痛不僅沒有漸漸消退，反而加劇了，以緻他無法再工作。
曾經“聰明、圓滑、活潑、随和”的他變得憂心忡忡，虛弱不堪。
朋友和同事紛紛回避他，他的妻子找來的醫生一個比一個診費高昂。
每個醫生的診斷結果都不同，他們開出來的處方也沒什麼明顯的效果。
對伊裡奇來說，所有這一切都是折磨，這一狀态令他怒火中燒。
“伊萬·伊裡奇最痛苦的是，”托爾斯泰寫道，“由于某種原因，他們都接受了這樣的欺騙和謊言，即，他不是快要死了，而隻是病了。
他隻需要保持平靜的心情，接受治療，然後，就會出現非常好的結果。
”伊萬·伊裡奇心裡也曾經産生過希望的火花，以為情況會逐漸好轉，但是，随着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人變得越來越憔悴，他終于明白了正在發生什麼。
他的苦悶和對死亡的恐懼與日俱增。
但是，死亡并不是他的醫生、朋友或者家人能夠給予他支持的一個主題。
而這正是造成他最深刻的痛苦的原因。
“他希望得到同情，可是沒有一個人給予他這樣的同情，”托爾斯泰寫道，“在經過漫長的掙紮之後，某些時刻，他最渴望的是（雖然他羞于承認）有人能夠像對待一個孩子一樣地同情他。
他渴望得到寵愛和安慰。
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公務員，胡須都白了，所以，他知道他的渴望是徒勞的。
然而，他仍然這樣渴望着。
” 在我們醫學生看來，伊萬·伊裡奇周圍的人沒能給予他足夠的心理纾解與心靈撫慰，也沒有承認他的狀況，這乃是一種性格和文化缺陷。
對我們來說，托爾斯泰的故事展現的是19世紀晚期俄羅斯的社會生活，一切都顯得粗糙，近乎原始。
正如我們相信，無論伊萬·伊裡奇得的是什麼病，現代醫學都可能治愈，我們也自然而然地把誠實和善意視為任何一個現代醫生的基本責任。
我們信心十足地認為，在同樣的情況下，我們會滿懷同情。
我們全力聚焦于知識的進步。
雖然我們知道如何表達同情，但是完全不能
第一個學期，我得到一具皮革似的幹屍用于解剖，但那僅僅是了解人體解剖學的一個途徑而已。
對于衰老、衰弱和瀕死，我仍舊一無所知，教科書也幾乎隻字不提。
這個過程如何演變、人們如何體驗生命的終點、對周圍人有什麼影響——這些問題好像都無關宏旨。
在我們看來，教授們一門心思地教導我們如何挽救生命，以為那才是醫學教育的目的，眷顧垂死的生命完全是一個“界外球”。
記得我們隻有一次讨論到死亡。
當時，我們用了一個小時讨論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伊萬·伊裡奇之死》。
那是在每周一次的醫患關系論壇上——學校希望借此把我們培養成更全面、更人道的醫生。
有幾個星期，我們演練身體檢查時的禮儀；另外幾個星期，我們了解社會經濟和人種對健康的影響。
有一個下午，我們思考的内容是，當伊萬·伊裡奇因某種無名的無法醫治的疾病病倒、情況持續惡化時，他所遭受的痛苦。
故事的主人公叫伊萬·伊裡奇，45歲，是聖彼得堡中級地方法院的法官，他的生活重心圍繞着有關社會地位的各類小事情。
有一天，他從樓梯上掉下來，摔傷了一側的身體。
治療了一段時間後，疼痛不僅沒有漸漸消退，反而加劇了，以緻他無法再工作。
曾經“聰明、圓滑、活潑、随和”的他變得憂心忡忡，虛弱不堪。
朋友和同事紛紛回避他，他的妻子找來的醫生一個比一個診費高昂。
每個醫生的診斷結果都不同，他們開出來的處方也沒什麼明顯的效果。
對伊裡奇來說，所有這一切都是折磨，這一狀态令他怒火中燒。
“伊萬·伊裡奇最痛苦的是，”托爾斯泰寫道，“由于某種原因，他們都接受了這樣的欺騙和謊言，即，他不是快要死了，而隻是病了。
他隻需要保持平靜的心情，接受治療，然後，就會出現非常好的結果。
”伊萬·伊裡奇心裡也曾經産生過希望的火花，以為情況會逐漸好轉，但是，随着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人變得越來越憔悴，他終于明白了正在發生什麼。
他的苦悶和對死亡的恐懼與日俱增。
但是，死亡并不是他的醫生、朋友或者家人能夠給予他支持的一個主題。
而這正是造成他最深刻的痛苦的原因。
“他希望得到同情，可是沒有一個人給予他這樣的同情，”托爾斯泰寫道，“在經過漫長的掙紮之後，某些時刻，他最渴望的是（雖然他羞于承認）有人能夠像對待一個孩子一樣地同情他。
他渴望得到寵愛和安慰。
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公務員，胡須都白了，所以，他知道他的渴望是徒勞的。
然而，他仍然這樣渴望着。
” 在我們醫學生看來，伊萬·伊裡奇周圍的人沒能給予他足夠的心理纾解與心靈撫慰，也沒有承認他的狀況，這乃是一種性格和文化缺陷。
對我們來說，托爾斯泰的故事展現的是19世紀晚期俄羅斯的社會生活，一切都顯得粗糙，近乎原始。
正如我們相信，無論伊萬·伊裡奇得的是什麼病，現代醫學都可能治愈，我們也自然而然地把誠實和善意視為任何一個現代醫生的基本責任。
我們信心十足地認為，在同樣的情況下，我們會滿懷同情。
我們全力聚焦于知識的進步。
雖然我們知道如何表達同情，但是完全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