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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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2月13日，我被送去服法西斯的苦役，被投入英吉利海峽邊上的克羅澤集中營。
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紀念日那天，法國人組織了越獄。
我也逃了出去，參加了馬基[馬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的抵抗運動遊擊隊。
]。
我還獲得過一枚法國“戰鬥十字勳章”…… 戰後我返回了家鄉。
我還記得踏上祖國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們當時全都跳出了車廂，親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懷裡。
我記得我當時穿着一件白色長衫，我趴倒在地上親吻着，捧起一把土貼在胸前……我當時想的是，我怎麼還能和祖國分開呢？怎麼還能和親愛的土地分開呢？…… 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裡，女兒在達莎大嬸家。
得知丈夫被内務部逮捕了，關在監獄裡，我馬上就趕過去，到了那兒才聽說是怎麼回事……他們對我說：“你丈夫是個叛徒。
”實際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兩人相伴，他是個勇敢而誠實的人。
我知道一定有人誣告他、诽謗他、中傷他。
我回答說：“不，我丈夫不可能叛變。
我相信他，他是個真正的共産黨員。
”調查人員就像神經錯亂似的對我說：“閉嘴，你這個法國妓女！給我閉嘴！”那時候對所有人都會産生懷疑：隻要你在占領區生活過、被俘過，或者曾經被送往德國，被關過法西斯集中營。
他們就隻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你活了下來？為什麼沒有死？甚至連死者也會被懷疑，連犧牲者都會被懷疑。
他們從來沒有關注過我們曾經進行的艱苦鬥争，為了勝利我們犧牲了一切。
現在我們勝利了，人民勝利了！但是斯大林還是不相信人民。
祖國就是這樣感謝我們的，就是這樣回報我們的愛心、我們的熱血…… 我四處奔波申訴，寫信給所有部門。
半年後丈夫總算獲釋，但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斷了，一個腎髒被打壞了……他在納粹的監獄裡曾經被打壞了腦袋，打斷了手臂，他在法西斯監獄裡白了頭，1945年他又在内務部的監獄裡被打成了殘廢。
我護理他好多年，把他從疾病中拉扯出來。
可是我什麼反對意見都不能說，他就是不願意聽……他反複說的隻有一句話：“這不過是一個錯誤。
”他還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勝利了，這就是根本的一點。
當然，我對丈夫總是堅信不疑的。
我沒有哭。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 （地下工作者） 該怎樣對孩子解釋啊？如何給孩子解釋死亡是什麼呢？…… 我帶着兒子在街上走，到處都是死人——躺在馬路這邊和那邊。
我一邊走一邊給兒子講童話小紅帽的故事，而周圍全是死人。
當時我們是離開逃亡的難民群回到我母親那兒去，因為我拿兒子沒辦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兒一坐就是好幾天。
那年他才五歲，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塊兒，吃了一年多苦頭。
我怎麼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麼了？我們住在地下室裡，每當有人從街上走過，我們會看到一雙雙大皮靴。
有一次，兒子不知為什麼，從床底下爬了出來，但一看到窗外有一雙大皮靴，就失聲尖叫起來……後來我才明白，原來法西斯們曾用皮靴踢過他…… 不過，這反應很快就在他身上消失了。
有一次他在院子裡和孩子們玩，晚上回到家裡，突然擡頭問我：“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啊？” 我就給他解釋說：“爸爸啊，他是面孔白淨的美男子，他在軍隊裡打仗。
” 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蕩蕩開進城來。
我兒子哭着跑回家來說：“那裡沒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沒有白面孔的……” 那正是七月，坦克手們全是年輕小夥子，面孔曬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從戰場上回來時已成了殘廢，而且也不再是年輕人了，他變成了一個老頭。
我真是有苦說不出：兒子已經認定他的父親是個白面孔的美男子，可是回來的卻是個老頭，一個病人。
兒子好長時間不承認他是爸爸，也不知道怎樣稱呼他。
我隻好想法讓他們父子倆彼此親近起來。
丈夫下班回家經常很晚，我就問他：“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季瑪急壞了，說：“我的好爸爸到哪兒去了？” 丈夫打過六年仗（還參加過對日戰争），确實是跟兒子生疏了，跟這個家生疏了。
每次我給兒子買了東西，總要對他說：“這是爸爸給你買的，他惦記着你……” 後來他們就相處好了…… ——娜傑日達·維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 （地下工作者） 那就說說我的故事吧…… 我從1929年起就在鐵路上工作，當火車副司機。
當時在蘇聯各地還沒有一個女司機，這正是我的夢想。
機務段領導很無奈：“一個姑娘家，卻一定要幹男人的活兒。
”我還真就夢想成真了。
1931年，我開創了咱們國家的先例，成了第一個火車女司機。
您大概不信，當年我開火車時，每到一個車站都有許多人圍上來看熱鬧：“呵，姑娘家開火車了。
” 當時我們機務段的火車頭正好在放氣，就是在修理，我就和丈夫輪流開一個車頭。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個孩子，就做了這樣的安排：如果他出車，我就帶孩子，要是我出車，他就待在家裡。
那一天丈夫正好回家來，輪到我去出車。
早晨醒來時，我聽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聲鼎沸。
我打開收音機一聽：“戰争爆發了！” 我趕忙叫醒丈夫：“廖尼亞，快起來！戰争爆發了……快起來，打仗了！” 他跑到機務段去，回來時已經是淚流滿面：“戰争！戰争爆發了！你知道戰争是怎麼回事嗎？” 我們怎麼辦啊？該把孩子送到哪兒去呢？ 上面把我和孩子撤到了後方，撤到了烏裡揚諾夫斯克。
我們分到一套兩間的住房。
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沒有那樣的住宅。
兒子也上了幼兒園，一切安适，人們對我都非常好。
還用說嗎，我是女火車司機，又是全國第一個……可是您大概不相信，我在那兒沒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這怎麼行？人人都在保衛祖國，而我卻蹲在家裡？！ 有一天我丈夫來了，他問我：“怎麼，瑪露霞，你還打算待在後方嗎？” “不，”我說：“我們一起走吧。
” 當時，上面組織了一支為前線服務的特别預備縱隊。
我和丈夫都申請加入了這支隊伍。
丈夫是司機長，我是司機。
一連四年我們都住在悶罐子車裡，兒子也和我們在一起，他在我身邊度過了整個戰争，甚至連一隻貓也沒見過。
有一次他在基輔郊外弄到一隻小貓，那時我們的機車正好遭到猛烈轟炸。
有五架敵機向我們襲擊，他卻還抱着那隻小貓：“基薩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興，我在這裡誰都看不到，你就和我坐在一起吧，讓我親親你。
”真是個孩子，隻有孩子才這麼天真……他在睡覺時還說夢話：“媽咪啊，我們現在有了一隻小貓咪，我們現在有真正的家了。
”你不會想到這些，也不會寫這個吧？……可别放棄這段，一定要寫一寫這隻小貓…… 我們常常遭到轟炸和機槍掃射，敵機專門瞄準車頭打，他們的首要目的就是打死司機，毀掉機車頭。
飛機進行低空俯沖，向機車和悶罐子車廂掃射，而我的兒子就待在車廂裡。
每次敵機轟炸掃射，我最擔心的就是兒子。
沒法形容……轟炸時我隻好把他從車廂轉到機車裡，放在身邊。
我緊緊抱着他，貼在心口上：“讓同一塊彈片把我們娘兒倆都打死好了。
”難道想死就死得了嗎？您瞧，我們偏偏活下來了。
你一定要寫這些…… 火車頭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青春
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紀念日那天，法國人組織了越獄。
我也逃了出去，參加了馬基[馬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的抵抗運動遊擊隊。
]。
我還獲得過一枚法國“戰鬥十字勳章”…… 戰後我返回了家鄉。
我還記得踏上祖國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們當時全都跳出了車廂，親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懷裡。
我記得我當時穿着一件白色長衫，我趴倒在地上親吻着，捧起一把土貼在胸前……我當時想的是，我怎麼還能和祖國分開呢？怎麼還能和親愛的土地分開呢？…… 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裡，女兒在達莎大嬸家。
得知丈夫被内務部逮捕了，關在監獄裡，我馬上就趕過去，到了那兒才聽說是怎麼回事……他們對我說：“你丈夫是個叛徒。
”實際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兩人相伴，他是個勇敢而誠實的人。
我知道一定有人誣告他、诽謗他、中傷他。
我回答說：“不，我丈夫不可能叛變。
我相信他，他是個真正的共産黨員。
”調查人員就像神經錯亂似的對我說：“閉嘴，你這個法國妓女！給我閉嘴！”那時候對所有人都會産生懷疑：隻要你在占領區生活過、被俘過，或者曾經被送往德國，被關過法西斯集中營。
他們就隻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你活了下來？為什麼沒有死？甚至連死者也會被懷疑，連犧牲者都會被懷疑。
他們從來沒有關注過我們曾經進行的艱苦鬥争，為了勝利我們犧牲了一切。
現在我們勝利了，人民勝利了！但是斯大林還是不相信人民。
祖國就是這樣感謝我們的，就是這樣回報我們的愛心、我們的熱血…… 我四處奔波申訴，寫信給所有部門。
半年後丈夫總算獲釋，但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斷了，一個腎髒被打壞了……他在納粹的監獄裡曾經被打壞了腦袋，打斷了手臂，他在法西斯監獄裡白了頭，1945年他又在内務部的監獄裡被打成了殘廢。
我護理他好多年，把他從疾病中拉扯出來。
可是我什麼反對意見都不能說，他就是不願意聽……他反複說的隻有一句話：“這不過是一個錯誤。
”他還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勝利了，這就是根本的一點。
當然，我對丈夫總是堅信不疑的。
我沒有哭。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 （地下工作者） 該怎樣對孩子解釋啊？如何給孩子解釋死亡是什麼呢？…… 我帶着兒子在街上走，到處都是死人——躺在馬路這邊和那邊。
我一邊走一邊給兒子講童話小紅帽的故事，而周圍全是死人。
當時我們是離開逃亡的難民群回到我母親那兒去，因為我拿兒子沒辦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兒一坐就是好幾天。
那年他才五歲，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塊兒，吃了一年多苦頭。
我怎麼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麼了？我們住在地下室裡，每當有人從街上走過，我們會看到一雙雙大皮靴。
有一次，兒子不知為什麼，從床底下爬了出來，但一看到窗外有一雙大皮靴，就失聲尖叫起來……後來我才明白，原來法西斯們曾用皮靴踢過他…… 不過，這反應很快就在他身上消失了。
有一次他在院子裡和孩子們玩，晚上回到家裡，突然擡頭問我：“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啊？” 我就給他解釋說：“爸爸啊，他是面孔白淨的美男子，他在軍隊裡打仗。
” 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蕩蕩開進城來。
我兒子哭着跑回家來說：“那裡沒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沒有白面孔的……” 那正是七月，坦克手們全是年輕小夥子，面孔曬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從戰場上回來時已成了殘廢，而且也不再是年輕人了，他變成了一個老頭。
我真是有苦說不出：兒子已經認定他的父親是個白面孔的美男子，可是回來的卻是個老頭，一個病人。
兒子好長時間不承認他是爸爸，也不知道怎樣稱呼他。
我隻好想法讓他們父子倆彼此親近起來。
丈夫下班回家經常很晚，我就問他：“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季瑪急壞了，說：“我的好爸爸到哪兒去了？” 丈夫打過六年仗（還參加過對日戰争），确實是跟兒子生疏了，跟這個家生疏了。
每次我給兒子買了東西，總要對他說：“這是爸爸給你買的，他惦記着你……” 後來他們就相處好了…… ——娜傑日達·維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 （地下工作者） 那就說說我的故事吧…… 我從1929年起就在鐵路上工作，當火車副司機。
當時在蘇聯各地還沒有一個女司機，這正是我的夢想。
機務段領導很無奈：“一個姑娘家，卻一定要幹男人的活兒。
”我還真就夢想成真了。
1931年，我開創了咱們國家的先例，成了第一個火車女司機。
您大概不信，當年我開火車時，每到一個車站都有許多人圍上來看熱鬧：“呵，姑娘家開火車了。
” 當時我們機務段的火車頭正好在放氣，就是在修理，我就和丈夫輪流開一個車頭。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個孩子，就做了這樣的安排：如果他出車，我就帶孩子，要是我出車，他就待在家裡。
那一天丈夫正好回家來，輪到我去出車。
早晨醒來時，我聽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聲鼎沸。
我打開收音機一聽：“戰争爆發了！” 我趕忙叫醒丈夫：“廖尼亞，快起來！戰争爆發了……快起來，打仗了！” 他跑到機務段去，回來時已經是淚流滿面：“戰争！戰争爆發了！你知道戰争是怎麼回事嗎？” 我們怎麼辦啊？該把孩子送到哪兒去呢？ 上面把我和孩子撤到了後方，撤到了烏裡揚諾夫斯克。
我們分到一套兩間的住房。
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沒有那樣的住宅。
兒子也上了幼兒園，一切安适，人們對我都非常好。
還用說嗎，我是女火車司機，又是全國第一個……可是您大概不相信，我在那兒沒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這怎麼行？人人都在保衛祖國，而我卻蹲在家裡？！ 有一天我丈夫來了，他問我：“怎麼，瑪露霞，你還打算待在後方嗎？” “不，”我說：“我們一起走吧。
” 當時，上面組織了一支為前線服務的特别預備縱隊。
我和丈夫都申請加入了這支隊伍。
丈夫是司機長，我是司機。
一連四年我們都住在悶罐子車裡，兒子也和我們在一起，他在我身邊度過了整個戰争，甚至連一隻貓也沒見過。
有一次他在基輔郊外弄到一隻小貓，那時我們的機車正好遭到猛烈轟炸。
有五架敵機向我們襲擊，他卻還抱着那隻小貓：“基薩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興，我在這裡誰都看不到，你就和我坐在一起吧，讓我親親你。
”真是個孩子，隻有孩子才這麼天真……他在睡覺時還說夢話：“媽咪啊，我們現在有了一隻小貓咪，我們現在有真正的家了。
”你不會想到這些，也不會寫這個吧？……可别放棄這段，一定要寫一寫這隻小貓…… 我們常常遭到轟炸和機槍掃射，敵機專門瞄準車頭打，他們的首要目的就是打死司機，毀掉機車頭。
飛機進行低空俯沖，向機車和悶罐子車廂掃射，而我的兒子就待在車廂裡。
每次敵機轟炸掃射，我最擔心的就是兒子。
沒法形容……轟炸時我隻好把他從車廂轉到機車裡，放在身邊。
我緊緊抱着他，貼在心口上：“讓同一塊彈片把我們娘兒倆都打死好了。
”難道想死就死得了嗎？您瞧，我們偏偏活下來了。
你一定要寫這些…… 火車頭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