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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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掌控，他就是這樣被炸死的……他的姐姐不願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來，這是他唯一的骨肉。
她是那樣一種女人，在她心目中，家庭和孩子，這些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
不論是遇到轟炸還是掃射，她隻有一個念頭：今天怎麼沒給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責備她…… 她說我是個狠心的女人，沒有女人的良心。
可是要知道，在戰争中我們吃了那麼多苦頭，失去家庭、房屋和自己的孩子。
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裡，又不隻是我一個人這樣做。
我們背着降落傘，坐着等待上級随時下達任務。
男人在抽煙、在玩牌，可我們呢，在起飛信号彈升起前，還在坐着縫頭巾。
我們終究還是女人啊。
您瞧這張相片，這是我們的領航員。
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們有人找出一條頭巾替她紮上，為的是不讓肩章露出來，我們還用被單遮住她的軍上裝，好像她穿的是連衣裙……就這樣拍出的照片。
這是她最珍愛的照片…… 當然，後來我和女兒相處得非常好，一輩子都非常好…… ——安東尼娜·格利戈裡耶夫娜·邦達列娃 （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 小紅帽和在戰場上看到一隻小貓的高興勁兒 我是過了好久才習慣戰争狀态的…… 有一次，我們向敵人發起進攻，有個傷員動脈出血不止，我以前哪裡見過這般情景啊：血就像噴泉一樣湧出來！我正要跑去喊醫生，可是那傷員卻對我大喝了一聲：“你要到哪兒去？哪兒去啊？還不快幫我用皮帶紮上！”這時我才回過神來…… 還有一件讓我想起來就心疼的事情。
有一個男孩，一個七歲的男孩，沒有了媽媽，他媽媽被打死了。
這孩子就坐在大路邊上，守在死去的媽媽身邊。
他還不知道媽媽已經沒有了，他還在等媽媽醒過來，他想跟媽媽要吃的…… 我們的團長沒有丢下這個孩子。
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邊說：“好兒子，你的媽媽沒有了，但你會有很多爸爸的。
”從此這個男孩就和我們在一起，在軍隊裡長大，就像是全團戰友的兒子。
他當時七歲，負責給我們的轉盤自動槍裝填子彈。
等您離開我家之後，我丈夫一定會罵我一通。
他不喜歡我談論這些，不喜歡我談論戰争。
他沒上過戰場，是個年輕人，年齡比我小，我倆沒有孩子。
我心裡一直記着那個男孩，他本來可以做我的兒子…… 戰争過去之後呀，我瞧着什麼都覺得憐憫……不但憐憫人，還憐憫公雞，憐憫狗狗，現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别人吃苦。
我在醫院工作時，病人們都很喜歡我，說我心腸好。
我有一個很大的花園，我從來連一個蘋果都不會賣，連一個野果都不會賣，我把它們全都分掉了，分給别人，從戰争到今天，我隻剩下了這個，就是一顆憐憫的心…… ——柳鮑芙·紮哈洛夫娜·諾維克 （戰地護士）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們有同志被捕。
一連幾天我們都會提心吊膽地等着：他們能不能忍受住嚴刑拷打？如果他們受不住酷刑，那麼新的一批逮捕就會開始。
過了一段時間後，聽說敵人要處死他們。
上級給我的任務是：到現場去，看看今天敵人要絞死哪些同志。
我在大街上走着，看着敵人在準備絞索。
我們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鐘的遲疑，因為到處都是密探。
有好多詞能夠表達當時的心情，隻有一個詞是不恰當的，就是勇敢。
需要有多強大的心靈力量，才能夠保持住沉默，不流淚水地從旁邊經過啊。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當蓋世太保把我抓走時，我知道自己面臨的是什麼，我早已明白和預感到了一切。
敵人把我投入監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
我算是見識了什麼叫法西斯的“修指甲術”。
他們把我的兩隻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種刑具把針插進我的指甲裡，同時把所有指甲都插進鋼針……這簡直比下地獄還痛苦！我立刻昏了過去。
我甚至都記不住當時的情景，隻知道那痛苦實在太可怕，後來我怎麼也無法回想起來。
他們還用圓木來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記得不确切，說得不對茬口了。
我隻記得一點：這邊和那邊各擺一根圓木，把我放在中間……這是個什麼刑具呀，我都能聽到自己骨頭斷裂的嘎嘎聲……這樣折磨了我多長時間？我也記不得了。
他們還把我放在電椅上拷問，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個劊子手臉上的時候，那個壞蛋是年輕還是年老我不記得了。
他們把我全身剝得一絲不挂，這家夥還上前來抓住我的乳房，我隻能往他臉上吐口水，沒有别的能力了。
我吐在他的臉上，他們就把我按在電椅上…… 從那時起我就一點都碰不得電器。
我一直記得他們是怎樣把我按到電椅上去的……我現在連電熨鬥都不敢用，一輩子都落下了這塊病。
要是熨衣服，我就覺得全身都仿佛通了電。
凡是與電有關的事，我一件也幹不得。
也許戰後應該建立一種心理治療科吧？我不知道。
反正我一輩子就是這麼過來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麼會這樣大哭。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最後，敵人判處我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裡，裡面還關着另外兩名婦女。
知道嗎？我們一滴眼淚都沒有流，毫不慌張，因為我們早就知道，既然幹地下工作，必然會有這樣的命運在等待我們，所以我們十分鎮定從容。
我們在一塊兒談論詩歌，回憶自己喜愛的歌劇。
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們談論愛情，故意不去想我們的孩子，那是不敢想。
我們微笑着，互相鼓勵，就這樣過了兩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
我們互相道别、親吻，但沒流眼淚，也不覺得恐懼。
顯然，我多少已經習慣了死的念頭，連恐懼感都沒有了，也沒有眼淚。
隻不過還有些空虛感，已經什麼人都不去想了…… 我們被關在囚車裡走了很久，也記不清車走了幾個小時，反正我是與人生永别了……汽車停下來，我們一共是二十個人，因為被折磨得太厲害，連下車的氣力都沒有了。
敵人把我們扔下車，就像扔口袋一樣。
德軍指揮官命令我們爬到闆棚去，他還用皮鞭抽打我們……在一個闆棚跟前，站着一個女人，她還在抱着孩子喂奶。
唉，您是知道的，旁邊就是軍犬和警備隊，他們立在那兒一動不動，像柱子似的。
但那個德國軍官看到這個情景，就跳了過去，一把從母親手中搶走了孩子……您知道，當時人們正在排隊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鐵制的水龍頭上。
孩子的腦漿當場就流了出來，是像牛奶一樣的顔色……我看到那位媽媽頓時昏倒了，我是醫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我們每天被押着去幹活，都要在城裡走過，穿過熟悉的街道。
有一次下囚車，正好是在一個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在叫：“媽媽，媽咪！”我擡起頭：隻見達莎大嬸站在那邊，我的小女兒從人行道上跑了過來。
她們是偶然到馬路上來看見我的。
女兒飛快地跑着，一下子撲到我懷裡來。
您想想，邊上就是狼狗，它們是受過專門訓練、專往人身上撲的。
可是這回，連一條狼狗都沒有動。
平時要是有誰過來，它們早就撲上來撕你的衣服了，它們就是為此而受訓的。
可是這回，它們全都一動不動。
女兒撲到我身上來，我沒有哭，隻是說：“好女兒，娜塔申卡，我很快就會回家的，别哭。
我明天就回家。
”警備隊和狼狗都站在旁邊，可是誰也沒碰她一下……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我女兒五歲就開始讀祈禱文，而不是讀詩歌。
達莎大嬸教她必須祈禱，她就成天為爸爸媽媽禱告，保佑我們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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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那樣一種女人，在她心目中，家庭和孩子，這些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
不論是遇到轟炸還是掃射，她隻有一個念頭：今天怎麼沒給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責備她…… 她說我是個狠心的女人，沒有女人的良心。
可是要知道，在戰争中我們吃了那麼多苦頭，失去家庭、房屋和自己的孩子。
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裡，又不隻是我一個人這樣做。
我們背着降落傘，坐着等待上級随時下達任務。
男人在抽煙、在玩牌，可我們呢，在起飛信号彈升起前，還在坐着縫頭巾。
我們終究還是女人啊。
您瞧這張相片，這是我們的領航員。
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們有人找出一條頭巾替她紮上，為的是不讓肩章露出來，我們還用被單遮住她的軍上裝，好像她穿的是連衣裙……就這樣拍出的照片。
這是她最珍愛的照片…… 當然，後來我和女兒相處得非常好，一輩子都非常好…… ——安東尼娜·格利戈裡耶夫娜·邦達列娃 （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 小紅帽和在戰場上看到一隻小貓的高興勁兒 我是過了好久才習慣戰争狀态的…… 有一次，我們向敵人發起進攻，有個傷員動脈出血不止，我以前哪裡見過這般情景啊：血就像噴泉一樣湧出來！我正要跑去喊醫生，可是那傷員卻對我大喝了一聲：“你要到哪兒去？哪兒去啊？還不快幫我用皮帶紮上！”這時我才回過神來…… 還有一件讓我想起來就心疼的事情。
有一個男孩，一個七歲的男孩，沒有了媽媽，他媽媽被打死了。
這孩子就坐在大路邊上，守在死去的媽媽身邊。
他還不知道媽媽已經沒有了，他還在等媽媽醒過來，他想跟媽媽要吃的…… 我們的團長沒有丢下這個孩子。
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邊說：“好兒子，你的媽媽沒有了，但你會有很多爸爸的。
”從此這個男孩就和我們在一起，在軍隊裡長大，就像是全團戰友的兒子。
他當時七歲，負責給我們的轉盤自動槍裝填子彈。
等您離開我家之後，我丈夫一定會罵我一通。
他不喜歡我談論這些，不喜歡我談論戰争。
他沒上過戰場，是個年輕人，年齡比我小，我倆沒有孩子。
我心裡一直記着那個男孩，他本來可以做我的兒子…… 戰争過去之後呀，我瞧着什麼都覺得憐憫……不但憐憫人，還憐憫公雞，憐憫狗狗，現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别人吃苦。
我在醫院工作時，病人們都很喜歡我，說我心腸好。
我有一個很大的花園，我從來連一個蘋果都不會賣，連一個野果都不會賣，我把它們全都分掉了，分給别人，從戰争到今天，我隻剩下了這個，就是一顆憐憫的心…… ——柳鮑芙·紮哈洛夫娜·諾維克 （戰地護士）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們有同志被捕。
一連幾天我們都會提心吊膽地等着：他們能不能忍受住嚴刑拷打？如果他們受不住酷刑，那麼新的一批逮捕就會開始。
過了一段時間後，聽說敵人要處死他們。
上級給我的任務是：到現場去，看看今天敵人要絞死哪些同志。
我在大街上走着，看着敵人在準備絞索。
我們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鐘的遲疑，因為到處都是密探。
有好多詞能夠表達當時的心情，隻有一個詞是不恰當的，就是勇敢。
需要有多強大的心靈力量，才能夠保持住沉默，不流淚水地從旁邊經過啊。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當蓋世太保把我抓走時，我知道自己面臨的是什麼，我早已明白和預感到了一切。
敵人把我投入監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
我算是見識了什麼叫法西斯的“修指甲術”。
他們把我的兩隻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種刑具把針插進我的指甲裡，同時把所有指甲都插進鋼針……這簡直比下地獄還痛苦！我立刻昏了過去。
我甚至都記不住當時的情景，隻知道那痛苦實在太可怕，後來我怎麼也無法回想起來。
他們還用圓木來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記得不确切，說得不對茬口了。
我隻記得一點：這邊和那邊各擺一根圓木，把我放在中間……這是個什麼刑具呀，我都能聽到自己骨頭斷裂的嘎嘎聲……這樣折磨了我多長時間？我也記不得了。
他們還把我放在電椅上拷問，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個劊子手臉上的時候，那個壞蛋是年輕還是年老我不記得了。
他們把我全身剝得一絲不挂，這家夥還上前來抓住我的乳房，我隻能往他臉上吐口水，沒有别的能力了。
我吐在他的臉上，他們就把我按在電椅上…… 從那時起我就一點都碰不得電器。
我一直記得他們是怎樣把我按到電椅上去的……我現在連電熨鬥都不敢用，一輩子都落下了這塊病。
要是熨衣服，我就覺得全身都仿佛通了電。
凡是與電有關的事，我一件也幹不得。
也許戰後應該建立一種心理治療科吧？我不知道。
反正我一輩子就是這麼過來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麼會這樣大哭。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最後，敵人判處我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裡，裡面還關着另外兩名婦女。
知道嗎？我們一滴眼淚都沒有流，毫不慌張，因為我們早就知道，既然幹地下工作，必然會有這樣的命運在等待我們，所以我們十分鎮定從容。
我們在一塊兒談論詩歌，回憶自己喜愛的歌劇。
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們談論愛情，故意不去想我們的孩子，那是不敢想。
我們微笑着，互相鼓勵，就這樣過了兩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
我們互相道别、親吻，但沒流眼淚，也不覺得恐懼。
顯然，我多少已經習慣了死的念頭，連恐懼感都沒有了，也沒有眼淚。
隻不過還有些空虛感，已經什麼人都不去想了…… 我們被關在囚車裡走了很久，也記不清車走了幾個小時，反正我是與人生永别了……汽車停下來，我們一共是二十個人，因為被折磨得太厲害，連下車的氣力都沒有了。
敵人把我們扔下車，就像扔口袋一樣。
德軍指揮官命令我們爬到闆棚去，他還用皮鞭抽打我們……在一個闆棚跟前，站着一個女人，她還在抱着孩子喂奶。
唉，您是知道的，旁邊就是軍犬和警備隊，他們立在那兒一動不動，像柱子似的。
但那個德國軍官看到這個情景，就跳了過去，一把從母親手中搶走了孩子……您知道，當時人們正在排隊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鐵制的水龍頭上。
孩子的腦漿當場就流了出來，是像牛奶一樣的顔色……我看到那位媽媽頓時昏倒了，我是醫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我們每天被押着去幹活，都要在城裡走過，穿過熟悉的街道。
有一次下囚車，正好是在一個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在叫：“媽媽，媽咪！”我擡起頭：隻見達莎大嬸站在那邊，我的小女兒從人行道上跑了過來。
她們是偶然到馬路上來看見我的。
女兒飛快地跑着，一下子撲到我懷裡來。
您想想，邊上就是狼狗，它們是受過專門訓練、專往人身上撲的。
可是這回，連一條狼狗都沒有動。
平時要是有誰過來，它們早就撲上來撕你的衣服了，它們就是為此而受訓的。
可是這回，它們全都一動不動。
女兒撲到我身上來，我沒有哭，隻是說：“好女兒，娜塔申卡，我很快就會回家的，别哭。
我明天就回家。
”警備隊和狼狗都站在旁邊，可是誰也沒碰她一下……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我女兒五歲就開始讀祈禱文，而不是讀詩歌。
達莎大嬸教她必須祈禱，她就成天為爸爸媽媽禱告，保佑我們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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