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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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不到這條路的終點，苦難似乎永無盡頭。
我已經不能僅僅把它作為曆史來看待。
又有誰能夠回答我這個問題：我到底是在與誰糾結？是與時間還是與人？時間在變化中，而人呢？莫非我所思考的，隻不過是生命過程的呆闆重複？ 而她們，既是作為士兵在講述，又是作為女人在傾訴。
她們中的許多人，自己本身就是母親…… 洗澡的寶寶和像爸爸一樣的媽媽 我在逃跑……我們幾個人在一起逃跑。
敵人一邊對我們緊追，一邊朝我們開槍。
我媽媽也在跟着跑，當她看到我們跑掉了，就停了下來，她是在德寇沖鋒槍手的看押之下。
我隐約聽見了她的聲音，她是在喊叫什麼。
後來别人告訴我，她喊的是：“好啊，我的好女兒……你穿上了白裙子……往後再不會有人替你換衣服了……”媽媽以為我肯定會被敵人打死，但她高興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
在事情發生之前，我們正準備去鄰村做客。
那天是複活節，我們要去走親戚…… 周圍十分寂靜，敵人停止了朝我們開槍。
隻有我媽媽還在叫喊……也許敵人後來開槍殺死了她？我沒聽見…… 在整場戰争中，我全家人都死了。
戰争結束後我已經沒有什麼人可以等待了…… ——柳鮑莢·伊戈列夫娜·魯德柯夫斯卡雅 （遊擊隊員） 敵人開始轟炸明斯克…… 我趕緊跑到幼兒園去接兒子。
我的小女兒已經在城郊，她剛滿兩歲，在托兒所裡，托兒所那時已經遷去了城郊。
我決定先把兒子接出來領回家，然後再跑去接女兒。
我想盡快把兩個孩子都接到我身邊。
我跑到幼兒園，敵機已飛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彈了。
我還在幼兒園牆外，就聽見我那不滿四歲的小兒子的說話聲：“你們都不要害怕，我媽媽說了，敵人會被打垮的……” 我從栅欄門看進去，院内有好幾個孩子，我兒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
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來，大聲哭了。
原來他自己也害怕極了。
我把兒子接回家，請婆婆幫助照看一下，又跑出城去接女兒。
我一路緊跑趕到郊外的托兒所，可是那兒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
幾位鄉下女人示意我，孩子們都給帶走了。
我問：到哪兒去了？誰帶走的？她們說也許是進城了。
原來，托兒所裡隻有兩位保育員，她們不等到汽車來，就帶着孩子們步行離開了。
從這兒到市區有十來公裡，可那都是小娃娃啊，有的才一兩歲。
我親愛的，為了找他們，我到處轉了兩個星期，走遍了所有村落……終于有一天，當我走進一幢房子時，别人告訴我這就是托兒所，孩子們就在這裡，我都不敢相信了。
上帝啊，孩子們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滿身的屎尿，有的還發着高燒，像死了一樣。
托兒所所長是個少婦，都已經急出了白頭發。
原來，他們從頭至尾全是走路到市裡來的，還迷了路，幾個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我在孩子中間跨着走着，就是沒找到自己的女兒。
所長安慰我說：“不要絕望，再找找看。
她應該在這兒的，我記得她……” 我終于憑着一隻小皮鞋認出了我的艾洛契卡，否則我根本就認不出是她…… 後來，我們的房屋都被燒毀了，我們隻身逃出，流落街頭。
這時德國軍隊已經進城，我們連藏身之地都沒有。
我一連幾天帶着孩子們在大馬路上到處流浪。
在街上，我遇到了塔瑪拉·謝爾蓋耶夫娜·西妮查，戰前我和她并不太熟悉。
她聽說了我的情況後，就對我說：“你們到我家來吧。
” “我的孩子們正患百日咳，怎麼能去您家呢？”我說。
她也有兩個小娃娃，弄不好會被傳染的。
那個時候真沒法子，沒有藥，醫院早已關門了。
但是她堅持道：“别說了，快走吧。
” 我親愛的，這樣的事情難道我能忘記嗎？塔瑪拉和她的孩子與我們一起分吃土豆皮。
為了給兒子送點生日禮物，我隻好用自己的舊裙子縫制了一條小褲子…… 但是我們仍然渴望去參加鬥争。
碌碌無為是苦惱的，隻要有機會參加地下工作，我就感到痛快，不能兩手空空地坐在家裡等待。
兒子畢竟大了一點，我就常常把他送到婆婆家。
而婆婆提出的條件是：“我可以照顧孫子，但你再也不許到家裡來。
我們會因為你而全都被殺死的……”結果，我在三年中都不能去看自己的兒子，甚至不敢走近那座房子。
而女兒呢，當蓋世太保盯上我時，我就帶着她逃到了遊擊隊。
我抱着她走了五十公裡。
這五十公裡路，我們走了兩個多星期…… 她跟我在遊擊隊待了一年多……今天我還時常在思考：當時我是怎麼帶着她活下來的？您要是問我，我也答不上來。
我親愛的，那簡直是不可能挺下來的！如今要有誰提到“圍困遊擊隊”這句話，我的牙齒還會打戰。
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上級派我把一部打字機送到另一個遊擊區去，在鮑裡索夫地區。
他們那兒有一部俄文打字機，配有俄文鉛字，可是他們需要德文字型，而這種打字機隻有我們支隊才有。
這部德文打字機還是我受地下委員會的派遣從淪陷區明斯克帶來的呢。
可是當我沿途經過帕利克湖地區時，沒過幾天圍困就開始了，于是我就耽擱在那兒了…… 我不是隻身一人來到這兒的，還帶着我的女兒。
過去我每次外出執行一兩天的任務時，都會把女兒托付給别的同志，可是長時間執行任務就沒人可托付，隻好把孩子帶上。
這一回，連女兒也落入了敵人的包圍圈，德寇把這個遊擊區團團圍住了。
如果說男人們行軍隻帶一支步槍就行，我卻不僅要背着步槍，而且要帶着一部打字機，還有艾洛契卡。
我抱着女兒走路時，常常會突然絆一跤，女兒便越過我的肩膀，跌進沼澤地。
我們爬起來繼續趕路，走不了幾步就會再摔一次……就這樣走了兩個月！我那時暗暗發誓，要是我能活下來，一定要遠離沼澤地，永遠也不想再看到它。
“我知道敵人開槍時你幹嗎不卧倒，你就是想讓子彈把我倆一起打死。
”這就是我女兒，一個隻有四歲的孩子對我說的話。
其實我是沒有力氣卧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遊擊隊員們有一次也同情地說：“你夠受的了，還是把小女兒交給我們來領吧……” 可我誰也信不過。
要是突然遇到敵機掃射，要是她被擊中，我不在身邊可怎麼辦？要是小女兒丢了怎麼辦？ 遊擊隊政委洛帕京接見了我。
“真是個好女人！”他很感動地說，“在這種情況下還帶着孩子，打字機也不丢掉。
這種事連男人也不是個個都能做到的。
” 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着她、吻着她，翻遍了他自己所有的衣袋，把零星食物都搜出來給她，那正是有一次她差點被沼澤地的髒水淹死之後。
别的遊擊隊員也都學政委的樣子，把衣袋都翻開，倒盡裡面的東西給她。
等遊擊隊突圍之後，我徹底病倒了。
全身生了疖子，皮都蛻了下來。
而我懷裡還抱着孩子。
我們等待從大後方派來的飛機。
據說如果飛機能飛來，就要把傷勢最重的傷員運走，還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帶走。
我清楚地記得，把女兒送走的那一刻，那些傷員們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這兒來。
”“到我這兒來，我這兒有地方……”他們全都認識艾洛契卡，她會在醫院裡給他們唱歌：“哎——真是想啊，真想活到結婚那一天……” 一個飛行員問她：“在這兒你是跟誰過啊，小姑娘？” “跟我媽媽，她在機艙外邊站着呢。
” “叫上你媽媽，讓她和你一起飛吧。
” “不行，媽媽不能飛走，她
我已經不能僅僅把它作為曆史來看待。
又有誰能夠回答我這個問題：我到底是在與誰糾結？是與時間還是與人？時間在變化中，而人呢？莫非我所思考的，隻不過是生命過程的呆闆重複？ 而她們，既是作為士兵在講述，又是作為女人在傾訴。
她們中的許多人，自己本身就是母親…… 洗澡的寶寶和像爸爸一樣的媽媽 我在逃跑……我們幾個人在一起逃跑。
敵人一邊對我們緊追，一邊朝我們開槍。
我媽媽也在跟着跑，當她看到我們跑掉了，就停了下來，她是在德寇沖鋒槍手的看押之下。
我隐約聽見了她的聲音，她是在喊叫什麼。
後來别人告訴我，她喊的是：“好啊，我的好女兒……你穿上了白裙子……往後再不會有人替你換衣服了……”媽媽以為我肯定會被敵人打死，但她高興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
在事情發生之前，我們正準備去鄰村做客。
那天是複活節，我們要去走親戚…… 周圍十分寂靜，敵人停止了朝我們開槍。
隻有我媽媽還在叫喊……也許敵人後來開槍殺死了她？我沒聽見…… 在整場戰争中，我全家人都死了。
戰争結束後我已經沒有什麼人可以等待了…… ——柳鮑莢·伊戈列夫娜·魯德柯夫斯卡雅 （遊擊隊員） 敵人開始轟炸明斯克…… 我趕緊跑到幼兒園去接兒子。
我的小女兒已經在城郊，她剛滿兩歲，在托兒所裡，托兒所那時已經遷去了城郊。
我決定先把兒子接出來領回家，然後再跑去接女兒。
我想盡快把兩個孩子都接到我身邊。
我跑到幼兒園，敵機已飛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彈了。
我還在幼兒園牆外，就聽見我那不滿四歲的小兒子的說話聲：“你們都不要害怕，我媽媽說了，敵人會被打垮的……” 我從栅欄門看進去，院内有好幾個孩子，我兒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
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來，大聲哭了。
原來他自己也害怕極了。
我把兒子接回家，請婆婆幫助照看一下，又跑出城去接女兒。
我一路緊跑趕到郊外的托兒所，可是那兒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
幾位鄉下女人示意我，孩子們都給帶走了。
我問：到哪兒去了？誰帶走的？她們說也許是進城了。
原來，托兒所裡隻有兩位保育員，她們不等到汽車來，就帶着孩子們步行離開了。
從這兒到市區有十來公裡，可那都是小娃娃啊，有的才一兩歲。
我親愛的，為了找他們，我到處轉了兩個星期，走遍了所有村落……終于有一天，當我走進一幢房子時，别人告訴我這就是托兒所，孩子們就在這裡，我都不敢相信了。
上帝啊，孩子們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滿身的屎尿，有的還發着高燒，像死了一樣。
托兒所所長是個少婦，都已經急出了白頭發。
原來，他們從頭至尾全是走路到市裡來的，還迷了路，幾個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我在孩子中間跨着走着，就是沒找到自己的女兒。
所長安慰我說：“不要絕望，再找找看。
她應該在這兒的，我記得她……” 我終于憑着一隻小皮鞋認出了我的艾洛契卡，否則我根本就認不出是她…… 後來，我們的房屋都被燒毀了，我們隻身逃出，流落街頭。
這時德國軍隊已經進城，我們連藏身之地都沒有。
我一連幾天帶着孩子們在大馬路上到處流浪。
在街上，我遇到了塔瑪拉·謝爾蓋耶夫娜·西妮查，戰前我和她并不太熟悉。
她聽說了我的情況後，就對我說：“你們到我家來吧。
” “我的孩子們正患百日咳，怎麼能去您家呢？”我說。
她也有兩個小娃娃，弄不好會被傳染的。
那個時候真沒法子，沒有藥，醫院早已關門了。
但是她堅持道：“别說了，快走吧。
” 我親愛的，這樣的事情難道我能忘記嗎？塔瑪拉和她的孩子與我們一起分吃土豆皮。
為了給兒子送點生日禮物，我隻好用自己的舊裙子縫制了一條小褲子…… 但是我們仍然渴望去參加鬥争。
碌碌無為是苦惱的，隻要有機會參加地下工作，我就感到痛快，不能兩手空空地坐在家裡等待。
兒子畢竟大了一點，我就常常把他送到婆婆家。
而婆婆提出的條件是：“我可以照顧孫子，但你再也不許到家裡來。
我們會因為你而全都被殺死的……”結果，我在三年中都不能去看自己的兒子，甚至不敢走近那座房子。
而女兒呢，當蓋世太保盯上我時，我就帶着她逃到了遊擊隊。
我抱着她走了五十公裡。
這五十公裡路，我們走了兩個多星期…… 她跟我在遊擊隊待了一年多……今天我還時常在思考：當時我是怎麼帶着她活下來的？您要是問我，我也答不上來。
我親愛的，那簡直是不可能挺下來的！如今要有誰提到“圍困遊擊隊”這句話，我的牙齒還會打戰。
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上級派我把一部打字機送到另一個遊擊區去，在鮑裡索夫地區。
他們那兒有一部俄文打字機，配有俄文鉛字，可是他們需要德文字型，而這種打字機隻有我們支隊才有。
這部德文打字機還是我受地下委員會的派遣從淪陷區明斯克帶來的呢。
可是當我沿途經過帕利克湖地區時，沒過幾天圍困就開始了，于是我就耽擱在那兒了…… 我不是隻身一人來到這兒的，還帶着我的女兒。
過去我每次外出執行一兩天的任務時，都會把女兒托付給别的同志，可是長時間執行任務就沒人可托付，隻好把孩子帶上。
這一回，連女兒也落入了敵人的包圍圈，德寇把這個遊擊區團團圍住了。
如果說男人們行軍隻帶一支步槍就行，我卻不僅要背着步槍，而且要帶着一部打字機，還有艾洛契卡。
我抱着女兒走路時，常常會突然絆一跤，女兒便越過我的肩膀，跌進沼澤地。
我們爬起來繼續趕路，走不了幾步就會再摔一次……就這樣走了兩個月！我那時暗暗發誓，要是我能活下來，一定要遠離沼澤地，永遠也不想再看到它。
“我知道敵人開槍時你幹嗎不卧倒，你就是想讓子彈把我倆一起打死。
”這就是我女兒，一個隻有四歲的孩子對我說的話。
其實我是沒有力氣卧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遊擊隊員們有一次也同情地說：“你夠受的了，還是把小女兒交給我們來領吧……” 可我誰也信不過。
要是突然遇到敵機掃射，要是她被擊中，我不在身邊可怎麼辦？要是小女兒丢了怎麼辦？ 遊擊隊政委洛帕京接見了我。
“真是個好女人！”他很感動地說，“在這種情況下還帶着孩子，打字機也不丢掉。
這種事連男人也不是個個都能做到的。
” 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着她、吻着她，翻遍了他自己所有的衣袋，把零星食物都搜出來給她，那正是有一次她差點被沼澤地的髒水淹死之後。
别的遊擊隊員也都學政委的樣子，把衣袋都翻開，倒盡裡面的東西給她。
等遊擊隊突圍之後，我徹底病倒了。
全身生了疖子，皮都蛻了下來。
而我懷裡還抱着孩子。
我們等待從大後方派來的飛機。
據說如果飛機能飛來，就要把傷勢最重的傷員運走，還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帶走。
我清楚地記得，把女兒送走的那一刻，那些傷員們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這兒來。
”“到我這兒來，我這兒有地方……”他們全都認識艾洛契卡，她會在醫院裡給他們唱歌：“哎——真是想啊，真想活到結婚那一天……” 一個飛行員問她：“在這兒你是跟誰過啊，小姑娘？” “跟我媽媽，她在機艙外邊站着呢。
” “叫上你媽媽，讓她和你一起飛吧。
” “不行，媽媽不能飛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