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點點土豆仔……”
關燈
小
中
大
還有另一種戰争……
在這種戰争裡，沒有人能在地圖上指出哪裡是中間地帶，哪裡是戰鬥前沿，也沒有人能數得清戰士和武器的數目。
人們用高射炮、用機關槍，甚至用獵槍，還有沙俄時期的老套筒槍作戰。
這裡沒有戰鬥間隙，也沒有大規模的進攻，許多人都在孤獨地戰鬥，孤獨地犧牲。
和敵人殊死搏鬥的不是正規軍，不是整師整營或步兵連，而是人民，是遊擊隊員和地下工作者，是男人、老人、婦女和兒童。
托爾斯泰把這種多面孔的抗戰稱為“人民戰争的大棒”和“潛在的愛國主義熱能”，而步拿破侖後塵的希特勒，則向他的将軍們抱怨說：“俄國人打仗太不講章法。
” 在這種戰争中，單純的死亡，并不是最痛苦的——有太多的事情要比死亡痛苦得多。
我們想象一下吧：你是一個前線的士兵，卻被自己的家人所包圍：孩子、妻子和年邁的父母。
每時每刻你都要準備着，有親人替自己獻身，是你使他們做了犧牲品。
在這種時候，勇氣就和背叛一樣，從來沒有目擊證人。
勝利日那天，在我們許許多多的村落裡，人們并不是歡天喜地，而是放聲哭号。
在痛哭中，很多人仍然受着煎熬：“那實在是太可怕了……我埋葬了所有的家人，同時把自己的靈魂也一起埋葬在了戰争中。
”（安德羅西克，女地下工作者） 剛開始的時候，她們都是悄聲細語地說話，但是到了最後，幾乎都大聲喊出來。
“我就是見證人…… “我給你講講我們遊擊隊長的故事……不要說出他的名字，因為他還有親人活着。
他們讀到這些會很痛苦…… “聯絡員向遊擊隊報告說：隊長的家人被蓋世太保抓到了——包括他的妻子、兩個年幼的女兒和老母親。
每條街道上都貼滿了通告，還有人在街市派發傳單，說如果遊擊隊長不投降，就會吊死他的家人。
隻給他兩天時間考慮。
僞警察一個村又一個村地在民衆中煽動說：紅軍政委們都是毫無人性的怪物，他們甚至連自己的孩子都不心疼，對于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是珍貴的。
敵人從飛機上往森林裡撒傳單……我們遊擊隊長也想過放棄，甚至想過自殺。
在那段時間，大家從來不敢讓隊長單獨待着，我們寸步不離地跟着他，生怕他自殺…… “我們跟莫斯科取得聯系，向上級反映了這種情況。
在收到上級指示的那一天，我們召開了遊擊隊黨員會議，對遊擊隊長宣布了上級的決定：決不屈從于德寇的挑釁。
作為一名共産黨員，他服從了黨紀…… “兩天之後，我們派到城裡去的偵察員，帶回了一個可怕的消息：隊長全家人都被吊死了。
就在緊接着這件事之後打響的那場戰鬥中，我們隊長也犧牲了……沒人清楚他是怎麼死的，很出人意料。
但我覺得，他是自己想去死…… “我隻能用眼淚代替語言……我怎麼能讓自己确定，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又怎麼能讓别人相信我的話呢？人人都想安靜地、好好地生活，都不想聽我說話，都不想難過……”（克羅塔耶娃，女遊擊隊員） 至于我自己，就唯有更加堅信，必須繼續采訪下去…… 裝炸藥的籃子和毛絨玩具 那次，我完成了一項任務，不能繼續留在村裡，就投奔了遊擊隊。
幾天後，蓋世太保進村抓捕我的家人。
雖然弟弟僥幸逃脫，但母親被他們抓住了。
敵人殘酷地折磨我的母親，向她拷問我的行蹤。
母親被關押了兩年，在這兩年裡，每次搜索行動，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婦女一起押在最前面。
他們害怕踩到遊擊隊的地雷，所以總是逼着當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衆就會被炸死，德國兵們就得以保全性命。
整整兩年，他們就這樣押着我母親…… 不止一次了，我們正要打伏擊開火，突然發現婦女們走在前面，德國人走在後面。
等她們走近了，又看見自己的親人都在裡頭。
這時大家最提心吊膽的，就是遊擊隊長下令開槍，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
一個人小聲嘟哝：“那是我媽。
”另一個人也說：“那是我小妹。
”還有人發現了自己的孩子……我母親總是圍着一條白頭巾。
她個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認出她。
往往我自己還沒有看見她，别人就告訴我：“你媽媽在那兒……” 射擊命令一旦下達，你就必須開槍。
在那個關頭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兒開槍了，腦子裡隻有一個想法：緊緊盯住那條白頭巾——看看媽媽是活着，還是倒下了？那條白頭巾很顯眼……隻要槍聲一響，鄉親們和敵人都向四處跑開，也就會有人被擊中倒下。
如果我沒有弄清楚媽媽是否還活着，就會一連數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聯絡員從村裡回來，告訴我媽媽還在，我才又恢複正常。
就是這樣，直到下一次伏擊，再經曆一回。
這種事要是擱在今天，我是怎麼也受不了這種刺激的。
可當時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這種仇恨，支撐我挺了下來…… 直到現在，我的耳邊還時常出現一個小孩子的慘叫聲，一個被扔到井裡的孩子的叫聲。
您哪裡聽到過那種聲音啊？那孩子被扔進井裡時，尖聲凄厲，簡直像是從地獄裡，像是從陰曹地府傳出來的聲音。
那已經不是孩子的喊叫聲，甚至不是人的聲音了……還有，誰看到過一個年輕小夥子被鋼鋸活活鋸成幾段？……那是我們的遊擊隊戰友……從那以後，我每次執行任務，心裡就隻有一個念頭：殺敵報仇，有多少殺多少，用最無情的方法消滅他們！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虜，就想活活掐死他幾個。
用我的雙手掐死他們，用我的牙齒咬死他們。
我都不想開槍擊斃他們，這種死法對他們太便宜了。
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槍去殺死他們……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這時已經是1943年，他們槍殺了我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人，在臨死前還在為我們祝福： “堅持下去，孩子們，你們應該活下去。
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媽媽并沒有說什麼豪言壯語，她說的隻是普通女人說的話。
就是想我們能活下去，并且要讀書學習，特别是學習。
跟她一起關在囚牢裡的婦女後來告訴我，每次母親被押出去時，都請求她們：“噢，姐妹們，我隻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請照顧我的孩子們！” 所以，待戰争過後，當我回到老家時，母親的一位難友便把我帶到她家去生活——雖然她也還要養活兩個小孩子。
法西斯把我們家的茅屋燒掉了，我弟弟犧牲在遊擊隊裡，媽媽被槍殺，爸爸還在前線打仗。
爸爸從前線回來時，滿身的傷、滿身的病，沒有活多久也去世了。
就這麼一大家子人，到頭來隻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
母親這位難友自己也很窮，再加上兩個很小的孩子。
因此我決定離開她，随便到什麼地方去。
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親被敵人槍殺後，變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屍體……敵人槍殺她們後，把屍體埋在一個很深的防坦克壕裡，又用推土機在上面碾過。
人們在現場指給我看，媽媽當時站在什麼地方，我就跑過去用雙手挖了起來，找出了好幾具屍體，我憑着媽媽手上的一枚戒指認出了她。
看到這枚戒指，我大叫一聲，就不省人事了。
幾個女人把母親的屍體擡回來，用罐頭盒舀水洗淨她的身子，安葬了。
我現在還保存着那個罐頭盒。
一連幾夜，我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擺脫愧疚：媽媽都是因為我才死的啊。
可是，也不全是因為我……如果我因為擔心自己的親人而不去抗敵，如果另一個人也這樣想，如果第三個、第四個人也都這樣，那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切。
我決意讓自己忘記，忘記媽媽向我們走來時的情景，忘記聽到命令的那個瞬間……可是我确實朝她那個方向開過槍，我忘不掉她的白色頭巾……您絕不能想到，這種感受是怎樣讓人痛不欲生。
時間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有時在深夜裡，窗外突然有年輕人的笑聲和說話聲傳來，我都會吓得亂打哆嗦，刹那間以為這是孩子的哭喊聲、孩子的慘叫聲。
有時我突然從夢中驚醒，覺得喘不過氣來，一團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燒焦是什麼氣味，特别是在夏天，那是一種叫人毛骨悚然的甜絲絲的味道。
我如今在區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兒着了火，就必須趕到現場搬走文件。
可是如果聽說是農場失火，有牲畜燒死了，那我是說什麼也不會去的。
我不能夠去，因為那會使我回憶起過去……那種味道，就像被燒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時深夜醒來，也會跑去取香水，因為我覺得空氣中也有這種氣味，到處都是…… 我很長時間不敢結婚，不敢要孩子。
因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發戰争，我還是要上前線，那我的孩子怎麼辦？現在我喜歡閱讀有關人死之後的書籍，死後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在那邊會與誰相遇？我是多麼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見到我的母親。
年輕的時候是不怕，但是現在年齡大了…… ——安東尼娜·阿列克謝耶夫娜·康德拉紹娃 （貝托施地區遊擊旅偵察員） 我最強烈的體會是，一看到德國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毆打，整個身體都難以忍受地疼，每一個細胞都感到痛苦：他們憑什麼到我的家鄉來？那種仇恨十分強烈，超過對自己親人的擔憂，甚至比對死亡的恐懼都要強烈得多。
我們當然每時每刻都在擔憂親人們，但我們卻别無選擇。
敵人窮兇極惡地侵犯了我們的土地，用火和劍殺了進來…… 那一次，我在得知敵人要來抓我時，就逃進森林參加了遊擊隊。
我一個人走了，把七十五歲的老母親留在了家裡，而且她是孤身一人。
我們商量好，讓媽媽裝作又聾又瞎，以為這樣，敵人就不會把她怎麼樣了。
其實，這都是在自我安慰。
在我逃離的第二天，法西斯就破門而入。
按照我們說好的，媽媽假裝她是既看不到又聽不到。
但敵人還是殘酷地毒打她，逼問她女兒在哪裡。
母親也因此生了一場大病，長期卧床不起…… ——雅德維佳·米哈伊洛夫娜·薩維茨卡雅 （地下工作者） 我會一直保持我們當年的樣子，直到生命結束……是的，那時我們多麼天真，多麼浪漫。
雖然現在我們已白發蒼蒼了……但是我依然不變！ 我有一個女友叫卡佳·西瑪柯娃，是遊擊隊的聯絡員，她有兩個女兒，都不大，也就是六七歲吧。
她常常牽着兩個女兒的手，走遍全城，記下哪兒有敵人的軍事設施。
敵人崗哨喊住質問她，她就張着嘴巴，裝出癡呆的樣子。
就這樣極度危險地工作了好幾年……作為母親，
人們用高射炮、用機關槍，甚至用獵槍，還有沙俄時期的老套筒槍作戰。
這裡沒有戰鬥間隙，也沒有大規模的進攻，許多人都在孤獨地戰鬥，孤獨地犧牲。
和敵人殊死搏鬥的不是正規軍，不是整師整營或步兵連，而是人民，是遊擊隊員和地下工作者，是男人、老人、婦女和兒童。
托爾斯泰把這種多面孔的抗戰稱為“人民戰争的大棒”和“潛在的愛國主義熱能”，而步拿破侖後塵的希特勒，則向他的将軍們抱怨說：“俄國人打仗太不講章法。
” 在這種戰争中，單純的死亡，并不是最痛苦的——有太多的事情要比死亡痛苦得多。
我們想象一下吧：你是一個前線的士兵，卻被自己的家人所包圍：孩子、妻子和年邁的父母。
每時每刻你都要準備着，有親人替自己獻身，是你使他們做了犧牲品。
在這種時候，勇氣就和背叛一樣，從來沒有目擊證人。
勝利日那天，在我們許許多多的村落裡，人們并不是歡天喜地，而是放聲哭号。
在痛哭中，很多人仍然受着煎熬：“那實在是太可怕了……我埋葬了所有的家人，同時把自己的靈魂也一起埋葬在了戰争中。
”（安德羅西克，女地下工作者） 剛開始的時候，她們都是悄聲細語地說話，但是到了最後，幾乎都大聲喊出來。
“我就是見證人…… “我給你講講我們遊擊隊長的故事……不要說出他的名字，因為他還有親人活着。
他們讀到這些會很痛苦…… “聯絡員向遊擊隊報告說：隊長的家人被蓋世太保抓到了——包括他的妻子、兩個年幼的女兒和老母親。
每條街道上都貼滿了通告，還有人在街市派發傳單，說如果遊擊隊長不投降，就會吊死他的家人。
隻給他兩天時間考慮。
僞警察一個村又一個村地在民衆中煽動說：紅軍政委們都是毫無人性的怪物，他們甚至連自己的孩子都不心疼，對于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是珍貴的。
敵人從飛機上往森林裡撒傳單……我們遊擊隊長也想過放棄，甚至想過自殺。
在那段時間，大家從來不敢讓隊長單獨待着，我們寸步不離地跟着他，生怕他自殺…… “我們跟莫斯科取得聯系，向上級反映了這種情況。
在收到上級指示的那一天，我們召開了遊擊隊黨員會議，對遊擊隊長宣布了上級的決定：決不屈從于德寇的挑釁。
作為一名共産黨員，他服從了黨紀…… “兩天之後，我們派到城裡去的偵察員，帶回了一個可怕的消息：隊長全家人都被吊死了。
就在緊接着這件事之後打響的那場戰鬥中，我們隊長也犧牲了……沒人清楚他是怎麼死的，很出人意料。
但我覺得，他是自己想去死…… “我隻能用眼淚代替語言……我怎麼能讓自己确定，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又怎麼能讓别人相信我的話呢？人人都想安靜地、好好地生活，都不想聽我說話，都不想難過……”（克羅塔耶娃，女遊擊隊員） 至于我自己，就唯有更加堅信，必須繼續采訪下去…… 裝炸藥的籃子和毛絨玩具 那次，我完成了一項任務，不能繼續留在村裡，就投奔了遊擊隊。
幾天後，蓋世太保進村抓捕我的家人。
雖然弟弟僥幸逃脫，但母親被他們抓住了。
敵人殘酷地折磨我的母親，向她拷問我的行蹤。
母親被關押了兩年，在這兩年裡，每次搜索行動，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婦女一起押在最前面。
他們害怕踩到遊擊隊的地雷，所以總是逼着當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衆就會被炸死，德國兵們就得以保全性命。
整整兩年，他們就這樣押着我母親…… 不止一次了，我們正要打伏擊開火，突然發現婦女們走在前面，德國人走在後面。
等她們走近了，又看見自己的親人都在裡頭。
這時大家最提心吊膽的，就是遊擊隊長下令開槍，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
一個人小聲嘟哝：“那是我媽。
”另一個人也說：“那是我小妹。
”還有人發現了自己的孩子……我母親總是圍着一條白頭巾。
她個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認出她。
往往我自己還沒有看見她，别人就告訴我：“你媽媽在那兒……” 射擊命令一旦下達，你就必須開槍。
在那個關頭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兒開槍了，腦子裡隻有一個想法：緊緊盯住那條白頭巾——看看媽媽是活着，還是倒下了？那條白頭巾很顯眼……隻要槍聲一響，鄉親們和敵人都向四處跑開，也就會有人被擊中倒下。
如果我沒有弄清楚媽媽是否還活着，就會一連數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聯絡員從村裡回來，告訴我媽媽還在，我才又恢複正常。
就是這樣，直到下一次伏擊，再經曆一回。
這種事要是擱在今天，我是怎麼也受不了這種刺激的。
可當時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這種仇恨，支撐我挺了下來…… 直到現在，我的耳邊還時常出現一個小孩子的慘叫聲，一個被扔到井裡的孩子的叫聲。
您哪裡聽到過那種聲音啊？那孩子被扔進井裡時，尖聲凄厲，簡直像是從地獄裡，像是從陰曹地府傳出來的聲音。
那已經不是孩子的喊叫聲，甚至不是人的聲音了……還有，誰看到過一個年輕小夥子被鋼鋸活活鋸成幾段？……那是我們的遊擊隊戰友……從那以後，我每次執行任務，心裡就隻有一個念頭：殺敵報仇，有多少殺多少，用最無情的方法消滅他們！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虜，就想活活掐死他幾個。
用我的雙手掐死他們，用我的牙齒咬死他們。
我都不想開槍擊斃他們，這種死法對他們太便宜了。
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槍去殺死他們……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這時已經是1943年，他們槍殺了我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人，在臨死前還在為我們祝福： “堅持下去，孩子們，你們應該活下去。
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媽媽并沒有說什麼豪言壯語，她說的隻是普通女人說的話。
就是想我們能活下去，并且要讀書學習，特别是學習。
跟她一起關在囚牢裡的婦女後來告訴我，每次母親被押出去時，都請求她們：“噢，姐妹們，我隻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請照顧我的孩子們！” 所以，待戰争過後，當我回到老家時，母親的一位難友便把我帶到她家去生活——雖然她也還要養活兩個小孩子。
法西斯把我們家的茅屋燒掉了，我弟弟犧牲在遊擊隊裡，媽媽被槍殺，爸爸還在前線打仗。
爸爸從前線回來時，滿身的傷、滿身的病，沒有活多久也去世了。
就這麼一大家子人，到頭來隻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
母親這位難友自己也很窮，再加上兩個很小的孩子。
因此我決定離開她，随便到什麼地方去。
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親被敵人槍殺後，變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屍體……敵人槍殺她們後，把屍體埋在一個很深的防坦克壕裡，又用推土機在上面碾過。
人們在現場指給我看，媽媽當時站在什麼地方，我就跑過去用雙手挖了起來，找出了好幾具屍體，我憑着媽媽手上的一枚戒指認出了她。
看到這枚戒指，我大叫一聲，就不省人事了。
幾個女人把母親的屍體擡回來，用罐頭盒舀水洗淨她的身子，安葬了。
我現在還保存着那個罐頭盒。
一連幾夜，我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擺脫愧疚：媽媽都是因為我才死的啊。
可是，也不全是因為我……如果我因為擔心自己的親人而不去抗敵，如果另一個人也這樣想，如果第三個、第四個人也都這樣，那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切。
我決意讓自己忘記，忘記媽媽向我們走來時的情景，忘記聽到命令的那個瞬間……可是我确實朝她那個方向開過槍，我忘不掉她的白色頭巾……您絕不能想到，這種感受是怎樣讓人痛不欲生。
時間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有時在深夜裡，窗外突然有年輕人的笑聲和說話聲傳來，我都會吓得亂打哆嗦，刹那間以為這是孩子的哭喊聲、孩子的慘叫聲。
有時我突然從夢中驚醒，覺得喘不過氣來，一團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燒焦是什麼氣味，特别是在夏天，那是一種叫人毛骨悚然的甜絲絲的味道。
我如今在區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兒着了火，就必須趕到現場搬走文件。
可是如果聽說是農場失火，有牲畜燒死了，那我是說什麼也不會去的。
我不能夠去，因為那會使我回憶起過去……那種味道，就像被燒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時深夜醒來，也會跑去取香水，因為我覺得空氣中也有這種氣味，到處都是…… 我很長時間不敢結婚，不敢要孩子。
因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發戰争，我還是要上前線，那我的孩子怎麼辦？現在我喜歡閱讀有關人死之後的書籍，死後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在那邊會與誰相遇？我是多麼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見到我的母親。
年輕的時候是不怕，但是現在年齡大了…… ——安東尼娜·阿列克謝耶夫娜·康德拉紹娃 （貝托施地區遊擊旅偵察員） 我最強烈的體會是，一看到德國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毆打，整個身體都難以忍受地疼，每一個細胞都感到痛苦：他們憑什麼到我的家鄉來？那種仇恨十分強烈，超過對自己親人的擔憂，甚至比對死亡的恐懼都要強烈得多。
我們當然每時每刻都在擔憂親人們，但我們卻别無選擇。
敵人窮兇極惡地侵犯了我們的土地，用火和劍殺了進來…… 那一次，我在得知敵人要來抓我時，就逃進森林參加了遊擊隊。
我一個人走了，把七十五歲的老母親留在了家裡，而且她是孤身一人。
我們商量好，讓媽媽裝作又聾又瞎，以為這樣，敵人就不會把她怎麼樣了。
其實，這都是在自我安慰。
在我逃離的第二天，法西斯就破門而入。
按照我們說好的，媽媽假裝她是既看不到又聽不到。
但敵人還是殘酷地毒打她，逼問她女兒在哪裡。
母親也因此生了一場大病，長期卧床不起…… ——雅德維佳·米哈伊洛夫娜·薩維茨卡雅 （地下工作者） 我會一直保持我們當年的樣子，直到生命結束……是的，那時我們多麼天真，多麼浪漫。
雖然現在我們已白發蒼蒼了……但是我依然不變！ 我有一個女友叫卡佳·西瑪柯娃，是遊擊隊的聯絡員，她有兩個女兒，都不大，也就是六七歲吧。
她常常牽着兩個女兒的手，走遍全城，記下哪兒有敵人的軍事設施。
敵人崗哨喊住質問她，她就張着嘴巴，裝出癡呆的樣子。
就這樣極度危險地工作了好幾年……作為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