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點點土豆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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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把自己的女兒奉獻了出去……
我們還有個叫紮查爾斯卡雅的女戰友，她有個女兒叫瓦列麗亞，小姑娘才七歲。
有一次，需要炸掉敵人的一座飯堂，我們決定把炸藥包放到敵人的烤爐裡去，可是得有人先把炸藥帶進敵營。
這位母親說，她的女兒可以把炸藥帶進去。
她把炸藥放在籃子裡，上面鋪了兩條兒童裙、一個毛絨玩具、二十個雞蛋，還有一些黃油。
就這樣，硬是讓一個小姑娘把炸藥包帶到敵人飯廳裡去了。
人們都說，最強大的力量是母親保護子女的母性本能，但我認為不是！理想更有力量！信念更有力量！我在想……甚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沒有這樣的母親，沒有這樣的女兒，如果她們不敢這樣帶炸彈進入敵營，我們根本就不會勝利。
是的，生命誠然寶貴！但還有更加貴重的東西…… ——亞曆山得拉·伊萬諾夫娜·赫羅莫娃 （安托波爾地下黨區委書記） 我們遊擊隊裡有一對姓契木克的兄弟。
有一次，他們在自己家的村子裡中了埋伏，被堵在一個谷倉裡，敵人從四面向他們開槍，又放火圍攻，他們一直堅持到打完最後一顆子彈，然後渾身大火沖了出來……敵人把他們放到大車上示衆，讓人們辨認他們是誰家的人。
希望有人會出賣他們…… 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那裡，他們的父母也在人群裡，但誰也不吐露一個字。
做母親的要有一顆多麼堅強的心，才不至于喊出聲來呀……但沒有任何應聲。
她知道，如果她哭喊出來，整個村子都會給燒光。
敵人不僅會殺死她一個人，全村鄉親都會被殺害。
為了一個被打死的德國兵，德寇是會燒掉整個村子來報仇的！她知道這一點。
任何功績都能受勳，但這位母親呢？就是用“金星英雄”這種最高勳章去表彰她，也不算什麼啊……就是為了她的沉默…… ——波琳娜·卡斯貝洛維奇 （遊擊隊員） 我和母親一同參加了遊擊隊……媽媽在遊擊隊裡給大夥兒洗衣服、做飯。
需要的時候，她還站崗。
有一次我外出去執行任務，我媽聽人說我被絞死了。
過幾天我回到了營地，她看到我時，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一連幾個鐘頭，好像口舌麻木了。
當時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所有這些都是當時必須忍受的痛苦…… 曾經，我們在路上救起過一位婦女，當時她已經神志恍惚，路都不能走，隻能在地上爬，她說自己已經死了。
盡管感覺血還在身上流動，但她斷定自己是在陰間，已經不是在人間了。
我們使勁搖晃她，她才多少恢複了神志，對我們講述敵人是怎樣把她和她的五個孩子一道拉出去槍斃的。
敵人把她和孩子們拉到闆棚前，先把幾個孩子槍斃了，一邊開槍，還一邊獰笑着……最後隻剩下一個吃奶的孩子。
一個法西斯比畫着說，放下你的孩子，我要開槍了。
這位母親使勁地把孩子摔在了地上，她甯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願意讓德國鬼子開槍打死……她說她不想活了，在經曆了這一切後，她再也無法在人間活下去了，隻有活在陰間。
她不想留在這個世界上…… 我不想殺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殺人的。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教師。
但是，當我看到法西斯怎樣燒毀我們的村莊，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聲來：我們那次是被派出執行偵察任務，恰好到了這個村子。
我能做的，隻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雙手至今還留有那時候的傷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裡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人們是怎樣尖叫，牲畜是怎樣尖叫，家禽是怎樣尖叫……我覺得連牛羊雞鴨都發出了人的尖叫聲。
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号叫。
這不是我在說話，而是我的悲傷在說話…… ——瓦蓮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爾凱維奇 （遊擊隊聯絡員） 我們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必定勝利…… 後來，人們都以為是上級把父親留下來執行區黨委的任務。
其實，沒有任何人要求他留下，也沒有什麼任務。
是我們自己決定留下來戰鬥的。
我記得，當時我們家人完全沒有害怕和驚慌，有的隻是憤怒與痛苦。
是的，絕沒有驚慌，大家都相信勝利是屬于我們的。
就在德國人入侵我們村莊的那天傍晚，父親用小提琴奏起了《國際歌》。
他悲憤地拉着小提琴，表達自己抗争的意志…… 兩三個月過去了……或者，更多時間過去了…… 我還記得，看到一個猶太男孩……一個德國人把他拴在自行車上，他就像狗一樣跟在德國人的車後面緊跑。
“快跑！快跑！”德國人一邊騎車一邊大笑着。
是個年輕的德國人……等他玩累了，就從自行車上下來，比畫着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着地，就像狗一樣跳着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撿回來！猶太男孩站起身，跑過去把棍子拿在手裡跑回來。
德國人大怒，氣勢洶洶地打他罵他，比畫着要男孩四肢着地，像狗一樣跳着跑過去，用牙齒銜起木棒。
最後，男孩是用牙齒咬着木棒回來的…… 那個德國青年這樣耍弄了猶太男孩兩個多小時後，又把他拴到自行車後面，轉身回去。
男孩就像狗一樣跑着……朝猶太人隔離區那邊…… 聽到這個故事，您還會問為什麼我們要去作戰，為什麼要學會射擊嗎？…… ——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熱米亞金娜 （遊擊隊員） 我怎麼忘得掉傷員們用湯匙隻能吃鹽的情景啊……還有集合列隊點名時，士兵剛應聲出來，就和步槍一起倒在地上——餓得站都站不住了。
是人民在支援我們。
要是沒有人民的支援，遊擊運動就無法存在下去，是人民在和我們并肩作戰。
雖然有時他們會流淚，但畢竟還是把自己的東西全都貢獻了出來：“孩子們，我們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望勝利。
” 他們把糧食都給了我們，連最後一點點土豆仔也拿出來，一口袋一口袋送到森林裡交給我們。
這個說：“我有多少，交多少。
”那個說：“我也是。
”“那麼你呢，伊萬？”“你呢，瑪麗亞？”“我跟大家一樣，可我還有孩子……” 要是沒有老百姓，我們怎麼辦？遊擊隊全都駐紮在森林裡，沒有老百姓我們就活不成。
他們耕地、播種，養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們吃、供我們穿，整個戰争期間都是這樣。
夜裡隻要不打槍，他們就出來耕地。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村子，那兒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種糧食時被打死的，死的時候種子還緊緊攥在手裡，掰都掰不開。
他們對糧食永遠不放手…… 我們有武器，我們可以自衛，可他們呢？因為把糧食送給遊擊隊，他們會被敵人殺死。
我在村裡過上一夜就走，可是如果有人告密，說我在哪家待過，那家家人都會被槍斃。
一個村裡有個單身婦女，沒有男人，卻帶着三個小孩。
她有孩子要養活，但我們到她家去時，她從不趕我們走，還給我們生爐子烤火，洗衣服……她把最後一點糊口的東西都送給了我們：“你們吃吧，年輕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像豌豆一般。
我們吃着，孩子卻在爐邊坐着、哭着。
這是最後一點豌豆大小的土豆仔…… ——亞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紮哈洛娃 （戈麥爾州二二五團遊擊隊政委） 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我收到一批傳單，把它們縫到了枕頭裡。
媽媽鋪床的時候摸出來了，她把枕頭拆開，發現了裡頭的傳單，哭了：“你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
”可是後來她也幫我幹起了工作。
那時遊擊隊的聯絡員常常到我家來，雖然從馬匹上卸完東西就走，但您想，别人會看不見嗎？誰都能看到，也猜得出來。
我總是對人說，他們是打我哥哥那兒來，是從鄉下老家來的。
可是鄰居們都一清二楚，我在鄉下根本沒有什麼哥哥。
我永遠感激他們，我應該向我們那條街上的所有鄰居緻敬。
隻要走漏一絲風聲，就足以使我們全家人遭到殺身之禍……甚至隻須用手指頭朝我們家這邊指一下，我們就完了。
可是沒有，沒有一個人幹出那種事……戰争期間，我真的太喜歡那些鄰居了，對他們的愛永遠不會減少…… 解放以後，我走在大街上總要習慣性地環顧四周：已經不能不害怕了，已經不能心情平靜地通過街道了。
走路必須注意汽車，在火車站要注意火車……好久都不能放棄這種心态…… ——薇拉·格裡戈利耶夫娜·謝多娃 （地下工作者） 我當時忍不住哭了……淚水奪眶而出…… 我們走進一間小茅屋，裡面幾乎什麼都沒有，隻有兩條磨得光光的長凳和一張桌子。
連喝水杯子也沒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給敵人搶走了，但是屋角擺着一尊聖像，聖像上罩着一條手巾。
屋裡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
我們一個遊擊隊員脫下長筒靴，解開包腳布，包腳布已經破得不能再破了，哪裡還能裹住腳呢。
野外又是下雨，又是泥濘，靴子也是破的。
老婆婆看在眼裡，起身蹒跚着走到聖像跟前，慢慢取下罩在聖像上的手巾，遞給了遊擊隊員：“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後你怎麼走路呢？” 這個茅屋裡再也不剩什麼了…… ——維拉·薩弗倫諾夫娜·達維多娃 （遊擊隊員） 在最初幾天，我在村外找到兩個傷員……一個是頭部受傷，另一個士兵是腿上中了彈片。
我自己把那個彈片拔了出來，再往傷口裡倒煤油沖洗，那時候找不到其他用品，而我知道煤油可以消毒…… 處理好這兩個傷員，我扶着他們站起來。
先扶着一個走進樹林，然後是第二個。
這個傷員離開時，突然跪在我的腳下，想親吻我的腳：“親愛的小妹妹，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那個時候，既不知道名字，也沒有任何事情。
隻有妹妹和哥哥。
一到晚間，村裡的女人們就聚集在我家茅屋裡議論時局：“德國人說他們拿下了莫斯科。
” “他們永遠别想！” 解放之後，同樣是這些婦女，我們一起建立了集體農莊，她們選我做農莊主席。
我們農莊裡還有四個老爺爺和五個十到十三歲的小男孩。
這就是我農莊的全體成員。
我們有二十匹馬，但它們已經渾身生瘡，必須治療，這些就是我們的全部家當。
既沒有車子，也沒有馬匹，婦女們就自己一鏟一鏟地翻地，趕着牛耙地，拽着牛尾巴一步一步地走，公牛一尥蹶子，她們就起不來了。
幾個男孩子白天拉犁耙地，晚上才能把繩子從身上解
有一次，需要炸掉敵人的一座飯堂，我們決定把炸藥包放到敵人的烤爐裡去，可是得有人先把炸藥帶進敵營。
這位母親說，她的女兒可以把炸藥帶進去。
她把炸藥放在籃子裡，上面鋪了兩條兒童裙、一個毛絨玩具、二十個雞蛋，還有一些黃油。
就這樣，硬是讓一個小姑娘把炸藥包帶到敵人飯廳裡去了。
人們都說，最強大的力量是母親保護子女的母性本能，但我認為不是！理想更有力量！信念更有力量！我在想……甚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沒有這樣的母親，沒有這樣的女兒，如果她們不敢這樣帶炸彈進入敵營，我們根本就不會勝利。
是的，生命誠然寶貴！但還有更加貴重的東西…… ——亞曆山得拉·伊萬諾夫娜·赫羅莫娃 （安托波爾地下黨區委書記） 我們遊擊隊裡有一對姓契木克的兄弟。
有一次，他們在自己家的村子裡中了埋伏，被堵在一個谷倉裡，敵人從四面向他們開槍，又放火圍攻，他們一直堅持到打完最後一顆子彈，然後渾身大火沖了出來……敵人把他們放到大車上示衆，讓人們辨認他們是誰家的人。
希望有人會出賣他們…… 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那裡，他們的父母也在人群裡，但誰也不吐露一個字。
做母親的要有一顆多麼堅強的心，才不至于喊出聲來呀……但沒有任何應聲。
她知道，如果她哭喊出來，整個村子都會給燒光。
敵人不僅會殺死她一個人，全村鄉親都會被殺害。
為了一個被打死的德國兵，德寇是會燒掉整個村子來報仇的！她知道這一點。
任何功績都能受勳，但這位母親呢？就是用“金星英雄”這種最高勳章去表彰她，也不算什麼啊……就是為了她的沉默…… ——波琳娜·卡斯貝洛維奇 （遊擊隊員） 我和母親一同參加了遊擊隊……媽媽在遊擊隊裡給大夥兒洗衣服、做飯。
需要的時候，她還站崗。
有一次我外出去執行任務，我媽聽人說我被絞死了。
過幾天我回到了營地，她看到我時，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一連幾個鐘頭，好像口舌麻木了。
當時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所有這些都是當時必須忍受的痛苦…… 曾經，我們在路上救起過一位婦女，當時她已經神志恍惚，路都不能走，隻能在地上爬，她說自己已經死了。
盡管感覺血還在身上流動，但她斷定自己是在陰間，已經不是在人間了。
我們使勁搖晃她，她才多少恢複了神志，對我們講述敵人是怎樣把她和她的五個孩子一道拉出去槍斃的。
敵人把她和孩子們拉到闆棚前，先把幾個孩子槍斃了，一邊開槍，還一邊獰笑着……最後隻剩下一個吃奶的孩子。
一個法西斯比畫着說，放下你的孩子，我要開槍了。
這位母親使勁地把孩子摔在了地上，她甯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願意讓德國鬼子開槍打死……她說她不想活了，在經曆了這一切後，她再也無法在人間活下去了，隻有活在陰間。
她不想留在這個世界上…… 我不想殺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殺人的。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教師。
但是，當我看到法西斯怎樣燒毀我們的村莊，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聲來：我們那次是被派出執行偵察任務，恰好到了這個村子。
我能做的，隻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雙手至今還留有那時候的傷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裡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人們是怎樣尖叫，牲畜是怎樣尖叫，家禽是怎樣尖叫……我覺得連牛羊雞鴨都發出了人的尖叫聲。
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号叫。
這不是我在說話，而是我的悲傷在說話…… ——瓦蓮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爾凱維奇 （遊擊隊聯絡員） 我們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必定勝利…… 後來，人們都以為是上級把父親留下來執行區黨委的任務。
其實，沒有任何人要求他留下，也沒有什麼任務。
是我們自己決定留下來戰鬥的。
我記得，當時我們家人完全沒有害怕和驚慌，有的隻是憤怒與痛苦。
是的，絕沒有驚慌，大家都相信勝利是屬于我們的。
就在德國人入侵我們村莊的那天傍晚，父親用小提琴奏起了《國際歌》。
他悲憤地拉着小提琴，表達自己抗争的意志…… 兩三個月過去了……或者，更多時間過去了…… 我還記得，看到一個猶太男孩……一個德國人把他拴在自行車上，他就像狗一樣跟在德國人的車後面緊跑。
“快跑！快跑！”德國人一邊騎車一邊大笑着。
是個年輕的德國人……等他玩累了，就從自行車上下來，比畫着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着地，就像狗一樣跳着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撿回來！猶太男孩站起身，跑過去把棍子拿在手裡跑回來。
德國人大怒，氣勢洶洶地打他罵他，比畫着要男孩四肢着地，像狗一樣跳着跑過去，用牙齒銜起木棒。
最後，男孩是用牙齒咬着木棒回來的…… 那個德國青年這樣耍弄了猶太男孩兩個多小時後，又把他拴到自行車後面，轉身回去。
男孩就像狗一樣跑着……朝猶太人隔離區那邊…… 聽到這個故事，您還會問為什麼我們要去作戰，為什麼要學會射擊嗎？…… ——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熱米亞金娜 （遊擊隊員） 我怎麼忘得掉傷員們用湯匙隻能吃鹽的情景啊……還有集合列隊點名時，士兵剛應聲出來，就和步槍一起倒在地上——餓得站都站不住了。
是人民在支援我們。
要是沒有人民的支援，遊擊運動就無法存在下去，是人民在和我們并肩作戰。
雖然有時他們會流淚，但畢竟還是把自己的東西全都貢獻了出來：“孩子們，我們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望勝利。
” 他們把糧食都給了我們，連最後一點點土豆仔也拿出來，一口袋一口袋送到森林裡交給我們。
這個說：“我有多少，交多少。
”那個說：“我也是。
”“那麼你呢，伊萬？”“你呢，瑪麗亞？”“我跟大家一樣，可我還有孩子……” 要是沒有老百姓，我們怎麼辦？遊擊隊全都駐紮在森林裡，沒有老百姓我們就活不成。
他們耕地、播種，養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們吃、供我們穿，整個戰争期間都是這樣。
夜裡隻要不打槍，他們就出來耕地。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村子，那兒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種糧食時被打死的，死的時候種子還緊緊攥在手裡，掰都掰不開。
他們對糧食永遠不放手…… 我們有武器，我們可以自衛，可他們呢？因為把糧食送給遊擊隊，他們會被敵人殺死。
我在村裡過上一夜就走，可是如果有人告密，說我在哪家待過，那家家人都會被槍斃。
一個村裡有個單身婦女，沒有男人，卻帶着三個小孩。
她有孩子要養活，但我們到她家去時，她從不趕我們走，還給我們生爐子烤火，洗衣服……她把最後一點糊口的東西都送給了我們：“你們吃吧，年輕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像豌豆一般。
我們吃着，孩子卻在爐邊坐着、哭着。
這是最後一點豌豆大小的土豆仔…… ——亞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紮哈洛娃 （戈麥爾州二二五團遊擊隊政委） 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我收到一批傳單，把它們縫到了枕頭裡。
媽媽鋪床的時候摸出來了，她把枕頭拆開，發現了裡頭的傳單，哭了：“你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
”可是後來她也幫我幹起了工作。
那時遊擊隊的聯絡員常常到我家來，雖然從馬匹上卸完東西就走，但您想，别人會看不見嗎？誰都能看到，也猜得出來。
我總是對人說，他們是打我哥哥那兒來，是從鄉下老家來的。
可是鄰居們都一清二楚，我在鄉下根本沒有什麼哥哥。
我永遠感激他們，我應該向我們那條街上的所有鄰居緻敬。
隻要走漏一絲風聲，就足以使我們全家人遭到殺身之禍……甚至隻須用手指頭朝我們家這邊指一下，我們就完了。
可是沒有，沒有一個人幹出那種事……戰争期間，我真的太喜歡那些鄰居了，對他們的愛永遠不會減少…… 解放以後，我走在大街上總要習慣性地環顧四周：已經不能不害怕了，已經不能心情平靜地通過街道了。
走路必須注意汽車，在火車站要注意火車……好久都不能放棄這種心态…… ——薇拉·格裡戈利耶夫娜·謝多娃 （地下工作者） 我當時忍不住哭了……淚水奪眶而出…… 我們走進一間小茅屋，裡面幾乎什麼都沒有，隻有兩條磨得光光的長凳和一張桌子。
連喝水杯子也沒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給敵人搶走了，但是屋角擺着一尊聖像，聖像上罩着一條手巾。
屋裡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
我們一個遊擊隊員脫下長筒靴，解開包腳布，包腳布已經破得不能再破了，哪裡還能裹住腳呢。
野外又是下雨，又是泥濘，靴子也是破的。
老婆婆看在眼裡，起身蹒跚着走到聖像跟前，慢慢取下罩在聖像上的手巾，遞給了遊擊隊員：“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後你怎麼走路呢？” 這個茅屋裡再也不剩什麼了…… ——維拉·薩弗倫諾夫娜·達維多娃 （遊擊隊員） 在最初幾天，我在村外找到兩個傷員……一個是頭部受傷，另一個士兵是腿上中了彈片。
我自己把那個彈片拔了出來，再往傷口裡倒煤油沖洗，那時候找不到其他用品，而我知道煤油可以消毒…… 處理好這兩個傷員，我扶着他們站起來。
先扶着一個走進樹林，然後是第二個。
這個傷員離開時，突然跪在我的腳下，想親吻我的腳：“親愛的小妹妹，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那個時候，既不知道名字，也沒有任何事情。
隻有妹妹和哥哥。
一到晚間，村裡的女人們就聚集在我家茅屋裡議論時局：“德國人說他們拿下了莫斯科。
” “他們永遠别想！” 解放之後，同樣是這些婦女，我們一起建立了集體農莊，她們選我做農莊主席。
我們農莊裡還有四個老爺爺和五個十到十三歲的小男孩。
這就是我農莊的全體成員。
我們有二十匹馬，但它們已經渾身生瘡，必須治療，這些就是我們的全部家當。
既沒有車子，也沒有馬匹，婦女們就自己一鏟一鏟地翻地，趕着牛耙地，拽着牛尾巴一步一步地走，公牛一尥蹶子，她們就起不來了。
幾個男孩子白天拉犁耙地，晚上才能把繩子從身上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