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點點土豆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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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食物都是一樣的：野菜餅。
您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吧？是用酸模草的種子碾碎揉成面後烤成的……沒有聽說過吧？這是一種草，三葉草擠壓磨碎，再完全搗成粉，就能做成烤餅。
這種餅很苦很苦…… 秋天政府發來了派工單：要上交木材五百八十立方米。
誰能做到啊？我就帶上自己十二歲的兒子和十歲的女兒幹。
其他婦女也學着我幹，我們就這樣砍倒了一片森林…… ——薇拉·米特羅凡諾夫娜·托爾卡切娃 （遊擊隊聯絡員） 下面是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雅修凱維奇和他的女兒，原羅科索夫斯基旅彼特拉科夫遊擊隊聯絡員瑪麗亞講的故事。
為了勝利，我把全部家人都貢獻出去了……最親的家人。
我的兒子們都在前線打仗，我有兩個外甥，因為跟遊擊隊有聯系而被敵人槍斃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倆的母親，被法西斯活活燒死在家裡的茅屋中……當時在場的人們說，她一直抱着一尊聖像，直直地立着，像一根蠟燭，直到被火焰吞噬。
戰後，每當我看到夕陽，總會感覺那是一團烈火在熊熊燃燒…… ——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 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隻有十三歲。
我知道父親在幫助遊擊隊，我全都懂……經常有人深更半夜到我家裡來，留下一些東西，又取走一些東西。
父親外出時常常把我也帶上，他把我放在大車上，對我說：“好好坐着，不許站起來。
”我們坐着大車到約定的地點去，他從那兒運回武器和傳單。
後來爸爸開始派我一個人去聯絡站，他教我必須記住哪些要點。
我總是悄悄地藏在灌木叢裡，一直蹲到深夜，暗暗記下敵人列車通過的數目，還要記下車上是運送什麼東西。
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在運武器，有時運的是坦克，有時運的是士兵。
樹叢就在鐵路旁邊，德國人每天都要朝這裡掃射兩三次。
你當時不害怕嗎？ 我那時長得很小，偷偷鑽進樹叢去，誰也發現不了我。
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兩次試圖走出我們住的村子，遊擊隊在樹林裡等他。
可是他兩次出村，都被敵人的巡邏兵趕了回來。
天色暗下來了，他終于喊起我來：“瑪琳娜……”這時媽媽說話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從爸爸身邊拽走…… 可我還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過林子。
雖然我熟悉那裡的每條小路，但說實話，我很怕黑。
最後，我總算找到了遊擊隊，他們正在等着呢。
我把爸爸說的話告訴了他們。
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經開始黎明。
怎樣才能避開德國人的巡邏隊？我在樹林裡繞啊繞啊，結果掉進了湖裡，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
我從冰窟窿裡鑽出來……在雪地上光着腳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沒爬起來，雙腿麻木。
那時候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媽媽隻能煎些草藥湯給我喝，并用黏土敷在我頭上…… 戰後才把我送去看醫生，可是已經太晚了，我全身癱瘓了，隻能躺在床上……現在我可以坐起身來，但是時間不能久，隻能躺着看電影……這就是我記憶裡的戰争…… ——瑪麗亞 我把她抱在懷裡，過了四十年，還是像小孩子那樣……我妻子兩年前去世，臨終前，她原諒了我的一切。
年輕時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瑪麗亞仍不肯原諒我，從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來……我現在很怕死去，因為那樣就把女兒一個人留在世上了。
誰還能這樣把她抱在懷裡？誰還會在夜間為她祈禱？還有誰能為她祈求上帝呢…… ——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 阿媽和阿爸 明斯克州沃洛任斯克區拉坦茨村，距離首都一個小時的車程，是個典型的白俄羅斯村莊：木結構房屋，開滿鮮花的院落，雞和鵝在街道上行走。
孩子們在沙土中玩耍，老年婦女們坐在長凳上聊天。
當我走近其中的一個，整條街的女人都聚集過來，七嘴八舌，但異口同聲。
她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又都在講述同一個故事。
都是關于如何犁地，如何播種，如何給遊擊隊烤面包，如何保護孩子們，如何去找巫師和吉蔔賽人算命解夢，如何請求上帝寬恕，如何期待丈夫早早打完仗回家。
我隻記下了頭三個女人的名字：葉蓮娜·阿達莫夫娜·維利奇科、尤斯金娜·盧基亞諾夫娜·格裡戈羅維奇，還有瑪麗亞·費多羅夫娜·瑪祖羅。
接下去，就由于一片哭聲而分不清誰是誰了…… 啊，可愛的姑娘！告訴你吧，我的寶貝，其實我并不喜歡勝利日，因為我總會在那天痛哭不止！号啕大哭！我的腦子裡撇不開那些念頭，一切都舊景重現。
雖然說是苦盡甘來，但接着還是痛苦啊…… 德國人把我家搶得一幹二淨，又一把火燒毀了我們的茅屋，隻剩下一塊灰色岩石。
我們從樹林裡回來後，什麼都沒有了，隻有野貓偶爾出現一下。
吃什麼？夏季就是去采集漿果和蘑菇。
我還有一窩孩子要養活呢。
戰争結束後，我們都參加了集體農莊，耕種、收割、打谷，用自己代替馬匹拉犁。
沒有馬匹，它們都被殺掉了，連狗也都被射殺了。
我媽媽就說：等我死的那天，有什麼能和靈魂做伴啊，隻有兩手空空。
我的女兒才十歲，就跟我一起耕作。
生産組長過來看到了，心疼地說，這麼小的姑娘，從早到晚當作成年人用！我們就這麼幹啊幹啊，從太陽落到樹林後面，做到它再次升起。
我們白天時間都不夠用，因為上面把我們母女倆當作兩個整勞力。
其實我們得不到任何報酬，隻是記勞動工分。
從初夏開始下田地耕作，秋天還分不到一袋面粉。
我們就用這點可憐的食物撫養孩子…… 戰争結束時，隻剩下我孤身一人。
我既做牛馬，又做女人，還做男人。
唉…… 戰争真是一場災難啊……我的小茅屋裡除了孩子什麼都沒有，既沒有椅子，也沒有櫃子，家徒四壁。
隻能吃橡樹果，春天就吃草……我的小女兒該上學了，隻有那時我才給她買了第一雙鞋子。
她連睡覺都穿着，不想脫下來。
這是人過的日子嗎？我這輩子都快到頭了，但我什麼都不記得，隻記得那場戰争…… 有消息說，我軍的一批被俘士兵被押送到村裡，要是誰家發現裡面有自己的親人，就可以領走。
各家婦女們聽說了，馬上都跳起來跑了過去！晚上，有人在戰俘中找到了親人，也有人把生人帶回家去。
她們都說沒有能力去辨認：被俘士兵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餓得奄奄一息，一直在吃樹葉、吃草莖，從地裡挖草根……我第二天才跑去，沒有找到我自己的兒子，但是我想我也應該去救别人的孩子。
有個皮膚黝黑的孩子看着我，他叫薩什卡，和我現在的孫子同名。
他十八歲……我給看押的德國人送了熏肉雞蛋，按照教會方式，一邊稱他“兄弟”，一邊在胸前畫十字，他們才讓我把薩什卡帶回家。
這孩子已經衰弱得很，連一個雞蛋都吃不下。
可是，這些被俘士兵在我們村連一個月都沒住滿——因為村裡出了一個畜生，他和所有人一樣過日子，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但就是他，跑到德軍指揮部舉報，說我們領回家的是外人。
第二天，德國人開着摩托車來了。
我們下跪，趴在地下求情，但是德國人欺騙說會把他們送回家鄉。
分手時，我把爺爺的衣服給了薩什卡，我以為他會活下去…… 誰知道他們到了村外，就被自動步槍打死了。
所有的人，一個都不剩……都是年紀輕輕的好孩子啊！我們收留過這些士兵的九個人，商量決定要安葬他們。
五個人挖坑，四個人放哨，提防德國飛機飛來。
天氣酷熱，他們已經在地上躺了四天……我們不能動手去碰他們，也不敢用鐵鍬，隻有找來一張桌布鋪平拉開，再打來水給他們洗身體。
為了不讓自己倒下去，我們都得把鼻子捏住……就這樣，我們在樹林裡挖了一個墓坑，把他們擺成一排……用床單把頭都包蓋住，腿就隻能露在外面…… 整整一年，我們都沒有安靜下來，為他們哭泣。
每個女人都在想，我自己的丈夫或兒子又在哪裡啊？他們還活着嗎？因為從戰争一開始，我們就等啊等啊，又總是要埋葬死人……唉，唉…… 我有一個善良的好丈夫，我和他一起過日子隻有一年半時間。
他離開家時，我正懷着孩子。
但他從來沒有見到過女兒，沒有等到女兒出生就上前線了。
他是夏天走的，我是秋天生下的女兒。
那一天，我正坐在床上，懷裡抱着不到一歲的女兒，給她喂奶。
忽然有人從外面敲着窗戶說：“蓮娜，通知書來了，是你男人的……”（鄰居女人們沒有放那個郵差進來，而是親自進來告訴我。
）我大吃一驚，抱着正在吃奶的女兒站起來，又跌倒在地，女兒也驚吓得不再銜着我的奶頭，放聲大哭。
我得到這一噩耗正好是在棕榈星期六[棕榈星期六：東正教信衆民間慶祝春天的節日。
]，那是四月，陽光很明亮溫暖……從那封通知書中，我得知我的伊萬在波蘭犧牲了，是1945年3月17日犧牲的，被葬在格但斯克城下。
我們好不容易熬到了勝利，花園裡的花兒都開放了，我以為我的男人就要回家了，可是我隻得到這張薄薄的陣亡通知函…… 女兒遭到那次驚吓後，病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上小學的年齡，隻要有人大聲敲門或者大聲喊叫，她就會病倒，夜間睡夢中還常常哭鬧。
我很久很久一直和她一起受苦受難，大概有七年沒有見過太陽，它不會照在我身上。
我的眼前總是一片黑暗。
等到人們歡呼“勝利啦”的時候，男人們也陸續回到自己的家鄉，可是，回來的男人遠遠少于我們送走的，甚至還不到一半。
我的哥哥尤西科是第一個回來的，但是他已經成了殘廢。
和我一樣，他也有一個女孩，四歲多，快滿五歲了，我女兒常常去他家裡玩。
有一次，女兒大哭着回家說：“我再也不要去她家了。
”我問她：“你為什麼要哭？”女兒回答：“奧爾加（哥哥的女兒叫奧爾加）的阿爸跪着抱她，疼愛她。
我就沒有阿爸。
我隻有阿媽。
”我們母女兩個相擁而泣…… 就這樣又過了兩三年。
有一天，女兒從街上跑回家對我說：“我可以就在家裡玩嗎？因為我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那個阿爸走過來了，可是他認不出我來，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又不能把女兒從茅屋裡趕出去和孩子們一起玩，她就整天在家裡坐着，苦苦地等待自己的阿爸。
但是我們家的阿爸永遠不會回來了。
我男人出發上前線的時候，哭得好厲害，他把一堆幼
所有的食物都是一樣的：野菜餅。
您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吧？是用酸模草的種子碾碎揉成面後烤成的……沒有聽說過吧？這是一種草，三葉草擠壓磨碎，再完全搗成粉，就能做成烤餅。
這種餅很苦很苦…… 秋天政府發來了派工單：要上交木材五百八十立方米。
誰能做到啊？我就帶上自己十二歲的兒子和十歲的女兒幹。
其他婦女也學着我幹，我們就這樣砍倒了一片森林…… ——薇拉·米特羅凡諾夫娜·托爾卡切娃 （遊擊隊聯絡員） 下面是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雅修凱維奇和他的女兒，原羅科索夫斯基旅彼特拉科夫遊擊隊聯絡員瑪麗亞講的故事。
為了勝利，我把全部家人都貢獻出去了……最親的家人。
我的兒子們都在前線打仗，我有兩個外甥，因為跟遊擊隊有聯系而被敵人槍斃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倆的母親，被法西斯活活燒死在家裡的茅屋中……當時在場的人們說，她一直抱着一尊聖像，直直地立着，像一根蠟燭，直到被火焰吞噬。
戰後，每當我看到夕陽，總會感覺那是一團烈火在熊熊燃燒…… ——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 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隻有十三歲。
我知道父親在幫助遊擊隊，我全都懂……經常有人深更半夜到我家裡來，留下一些東西，又取走一些東西。
父親外出時常常把我也帶上，他把我放在大車上，對我說：“好好坐着，不許站起來。
”我們坐着大車到約定的地點去，他從那兒運回武器和傳單。
後來爸爸開始派我一個人去聯絡站，他教我必須記住哪些要點。
我總是悄悄地藏在灌木叢裡，一直蹲到深夜，暗暗記下敵人列車通過的數目，還要記下車上是運送什麼東西。
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在運武器，有時運的是坦克，有時運的是士兵。
樹叢就在鐵路旁邊，德國人每天都要朝這裡掃射兩三次。
你當時不害怕嗎？ 我那時長得很小，偷偷鑽進樹叢去，誰也發現不了我。
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兩次試圖走出我們住的村子，遊擊隊在樹林裡等他。
可是他兩次出村，都被敵人的巡邏兵趕了回來。
天色暗下來了，他終于喊起我來：“瑪琳娜……”這時媽媽說話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從爸爸身邊拽走…… 可我還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過林子。
雖然我熟悉那裡的每條小路，但說實話，我很怕黑。
最後，我總算找到了遊擊隊，他們正在等着呢。
我把爸爸說的話告訴了他們。
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經開始黎明。
怎樣才能避開德國人的巡邏隊？我在樹林裡繞啊繞啊，結果掉進了湖裡，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
我從冰窟窿裡鑽出來……在雪地上光着腳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沒爬起來，雙腿麻木。
那時候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媽媽隻能煎些草藥湯給我喝，并用黏土敷在我頭上…… 戰後才把我送去看醫生，可是已經太晚了，我全身癱瘓了，隻能躺在床上……現在我可以坐起身來，但是時間不能久，隻能躺着看電影……這就是我記憶裡的戰争…… ——瑪麗亞 我把她抱在懷裡，過了四十年，還是像小孩子那樣……我妻子兩年前去世，臨終前，她原諒了我的一切。
年輕時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瑪麗亞仍不肯原諒我，從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來……我現在很怕死去，因為那樣就把女兒一個人留在世上了。
誰還能這樣把她抱在懷裡？誰還會在夜間為她祈禱？還有誰能為她祈求上帝呢…… ——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 阿媽和阿爸 明斯克州沃洛任斯克區拉坦茨村，距離首都一個小時的車程，是個典型的白俄羅斯村莊：木結構房屋，開滿鮮花的院落，雞和鵝在街道上行走。
孩子們在沙土中玩耍，老年婦女們坐在長凳上聊天。
當我走近其中的一個，整條街的女人都聚集過來，七嘴八舌，但異口同聲。
她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又都在講述同一個故事。
都是關于如何犁地，如何播種，如何給遊擊隊烤面包，如何保護孩子們，如何去找巫師和吉蔔賽人算命解夢，如何請求上帝寬恕，如何期待丈夫早早打完仗回家。
我隻記下了頭三個女人的名字：葉蓮娜·阿達莫夫娜·維利奇科、尤斯金娜·盧基亞諾夫娜·格裡戈羅維奇，還有瑪麗亞·費多羅夫娜·瑪祖羅。
接下去，就由于一片哭聲而分不清誰是誰了…… 啊，可愛的姑娘！告訴你吧，我的寶貝，其實我并不喜歡勝利日，因為我總會在那天痛哭不止！号啕大哭！我的腦子裡撇不開那些念頭，一切都舊景重現。
雖然說是苦盡甘來，但接着還是痛苦啊…… 德國人把我家搶得一幹二淨，又一把火燒毀了我們的茅屋，隻剩下一塊灰色岩石。
我們從樹林裡回來後，什麼都沒有了，隻有野貓偶爾出現一下。
吃什麼？夏季就是去采集漿果和蘑菇。
我還有一窩孩子要養活呢。
戰争結束後，我們都參加了集體農莊，耕種、收割、打谷，用自己代替馬匹拉犁。
沒有馬匹，它們都被殺掉了，連狗也都被射殺了。
我媽媽就說：等我死的那天，有什麼能和靈魂做伴啊，隻有兩手空空。
我的女兒才十歲，就跟我一起耕作。
生産組長過來看到了，心疼地說，這麼小的姑娘，從早到晚當作成年人用！我們就這麼幹啊幹啊，從太陽落到樹林後面，做到它再次升起。
我們白天時間都不夠用，因為上面把我們母女倆當作兩個整勞力。
其實我們得不到任何報酬，隻是記勞動工分。
從初夏開始下田地耕作，秋天還分不到一袋面粉。
我們就用這點可憐的食物撫養孩子…… 戰争結束時，隻剩下我孤身一人。
我既做牛馬，又做女人，還做男人。
唉…… 戰争真是一場災難啊……我的小茅屋裡除了孩子什麼都沒有，既沒有椅子，也沒有櫃子，家徒四壁。
隻能吃橡樹果，春天就吃草……我的小女兒該上學了，隻有那時我才給她買了第一雙鞋子。
她連睡覺都穿着，不想脫下來。
這是人過的日子嗎？我這輩子都快到頭了，但我什麼都不記得，隻記得那場戰争…… 有消息說，我軍的一批被俘士兵被押送到村裡，要是誰家發現裡面有自己的親人，就可以領走。
各家婦女們聽說了，馬上都跳起來跑了過去！晚上，有人在戰俘中找到了親人，也有人把生人帶回家去。
她們都說沒有能力去辨認：被俘士兵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餓得奄奄一息，一直在吃樹葉、吃草莖，從地裡挖草根……我第二天才跑去，沒有找到我自己的兒子，但是我想我也應該去救别人的孩子。
有個皮膚黝黑的孩子看着我，他叫薩什卡，和我現在的孫子同名。
他十八歲……我給看押的德國人送了熏肉雞蛋，按照教會方式，一邊稱他“兄弟”，一邊在胸前畫十字，他們才讓我把薩什卡帶回家。
這孩子已經衰弱得很，連一個雞蛋都吃不下。
可是，這些被俘士兵在我們村連一個月都沒住滿——因為村裡出了一個畜生，他和所有人一樣過日子，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但就是他，跑到德軍指揮部舉報，說我們領回家的是外人。
第二天，德國人開着摩托車來了。
我們下跪，趴在地下求情，但是德國人欺騙說會把他們送回家鄉。
分手時，我把爺爺的衣服給了薩什卡，我以為他會活下去…… 誰知道他們到了村外，就被自動步槍打死了。
所有的人，一個都不剩……都是年紀輕輕的好孩子啊！我們收留過這些士兵的九個人，商量決定要安葬他們。
五個人挖坑，四個人放哨，提防德國飛機飛來。
天氣酷熱，他們已經在地上躺了四天……我們不能動手去碰他們，也不敢用鐵鍬，隻有找來一張桌布鋪平拉開，再打來水給他們洗身體。
為了不讓自己倒下去，我們都得把鼻子捏住……就這樣，我們在樹林裡挖了一個墓坑，把他們擺成一排……用床單把頭都包蓋住，腿就隻能露在外面…… 整整一年，我們都沒有安靜下來，為他們哭泣。
每個女人都在想，我自己的丈夫或兒子又在哪裡啊？他們還活着嗎？因為從戰争一開始，我們就等啊等啊，又總是要埋葬死人……唉，唉…… 我有一個善良的好丈夫，我和他一起過日子隻有一年半時間。
他離開家時，我正懷着孩子。
但他從來沒有見到過女兒，沒有等到女兒出生就上前線了。
他是夏天走的，我是秋天生下的女兒。
那一天，我正坐在床上，懷裡抱着不到一歲的女兒，給她喂奶。
忽然有人從外面敲着窗戶說：“蓮娜，通知書來了，是你男人的……”（鄰居女人們沒有放那個郵差進來，而是親自進來告訴我。
）我大吃一驚，抱着正在吃奶的女兒站起來，又跌倒在地，女兒也驚吓得不再銜着我的奶頭，放聲大哭。
我得到這一噩耗正好是在棕榈星期六[棕榈星期六：東正教信衆民間慶祝春天的節日。
]，那是四月，陽光很明亮溫暖……從那封通知書中，我得知我的伊萬在波蘭犧牲了，是1945年3月17日犧牲的，被葬在格但斯克城下。
我們好不容易熬到了勝利，花園裡的花兒都開放了，我以為我的男人就要回家了，可是我隻得到這張薄薄的陣亡通知函…… 女兒遭到那次驚吓後，病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上小學的年齡，隻要有人大聲敲門或者大聲喊叫，她就會病倒，夜間睡夢中還常常哭鬧。
我很久很久一直和她一起受苦受難，大概有七年沒有見過太陽，它不會照在我身上。
我的眼前總是一片黑暗。
等到人們歡呼“勝利啦”的時候，男人們也陸續回到自己的家鄉，可是，回來的男人遠遠少于我們送走的，甚至還不到一半。
我的哥哥尤西科是第一個回來的，但是他已經成了殘廢。
和我一樣，他也有一個女孩，四歲多，快滿五歲了，我女兒常常去他家裡玩。
有一次，女兒大哭着回家說：“我再也不要去她家了。
”我問她：“你為什麼要哭？”女兒回答：“奧爾加（哥哥的女兒叫奧爾加）的阿爸跪着抱她，疼愛她。
我就沒有阿爸。
我隻有阿媽。
”我們母女兩個相擁而泣…… 就這樣又過了兩三年。
有一天，女兒從街上跑回家對我說：“我可以就在家裡玩嗎？因為我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那個阿爸走過來了，可是他認不出我來，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又不能把女兒從茅屋裡趕出去和孩子們一起玩，她就整天在家裡坐着，苦苦地等待自己的阿爸。
但是我們家的阿爸永遠不會回來了。
我男人出發上前線的時候，哭得好厲害，他把一堆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