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點點土豆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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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個月，我們的地下組織被出賣，遭到敵人追蹤。
蓋世太保抓住了我……當然，這是很痛苦的，對我來說比死更痛苦。
因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萬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們每個人都這樣想過，如何面對酷刑……比如我吧，從小時候開始，就很難忍受任何疼痛。
其實，我們當時都不了解自己，不知道我們會有多麼堅強…… 在蓋世太保的最後一次審訊中（這次審訊後我第三次被列入槍斃名單），這已經是第三個審訊我的人了，這是個自稱教育曆史學家的家夥。
在他審訊我的時候，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這個法西斯想要弄明白，為什麼我們是這樣的人，為什麼思想觀點對我們是如此重要。
“生活高于思想。
”他對我說。
我當然不同意他的話。
他就狂叫着毒打我，邊打邊問：“是什麼使你們成了這樣的人？是什麼使你們連死都不怕？為什麼共産黨人認為共産主義必定在全世界獲勝？”他說着一口流利的俄語。
于是我決定把一切都講給他聽，反正我知道他們要殺死我的，我不能這麼白白死掉，要讓他知道我們是有力量的。
大約在四個小時裡，他提出問題，我就盡我所知，盡我在中學和大學所能學到的馬克思列甯主義去回答他。
哈，他當時是多麼狼狽啊！抱着腦袋，在刑訊室裡走來走去，然後又像釘在地闆上似的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盯着我，卻第一次沒有動手打我……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還有兩條大辮子，如今頭發卻被揪掉了一半。
一個連飯也吃不飽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塊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後來，連面包皮也行；再後來，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以。
但我就是這樣，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兩眼放光。
他久久地聽我說話，認真地聽着，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時并不是感到害怕，因為當時才是1943年。
但他已經感覺到了某種危機。
他是想弄清楚，這種危機感到底來自何處。
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問。
可是當我走出刑訊室時，他把我列入了槍斃名單…… 在被執行槍決前的那一夜，我回憶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我記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時候。
他們是為了躲避轟炸而背井離鄉幾十公裡外的，隻有我留在家中哪兒都沒去。
我知道我們必須繼續鬥争，我們也感覺勝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們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尋找和救護傷員。
他們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溝壑裡，我們甚至爬到牲畜棚裡去找人。
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們菜園裡發現了一個傷員。
他是一個年輕軍官，快死了，氣若遊絲，連告訴我他名字的力氣都沒有，隻是喃喃地吐出了幾個字，我都聽不清楚。
我記得自己當時曾經很絕望，可我也覺得從來沒有像那些日子那麼幸福過。
我第二次得到了雙親。
在這以前我以為爸爸是遠離政治的人，實際上他卻是個黨外布爾什維克。
媽媽是個沒文化的農家婦女，她笃信上帝，整個戰争中她都在祈禱。
想知道她是怎麼祈禱的嗎？她跪在聖像前禱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産黨不受希特勒惡魔的糟害吧。
”在蓋世太保刑訊室裡，我天天巴望着大門會突然打開，親人們會走進來，爸爸拉着媽媽走進來看我……我知道我已經落入怎樣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為我沒有出賣任何人。
我們也怕死，但是更怕當叛徒。
當我被他們抓走時，我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開始了。
我雖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堅強的，但是肉體呢？ 我已經記不清第一次審訊的情景了……盡管我那時并沒有失去知覺。
隻有一次我昏了過去，那是他們用一個什麼鐵輪子絞我的雙手。
好像我沒有叫喊過，雖然在這之前敵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時的慘狀，聽别人的慘叫聲。
在後來的審訊中已經失去了疼痛感，身體麻木得就像木頭一樣。
我隻有一個念頭：不能說！在敵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絕不能！隻是在拷打結束後，他們把我扔回監牢裡，我才能感到遍體鱗傷的疼痛。
體無完膚……但是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要讓媽媽知道，我甯死不屈，沒有出賣任何人。
媽媽！ 敵人還剝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來拷打我，還給我拍照。
我光知道用兩隻手緊緊遮護着胸脯……我看到敵人瘋狂得喪失了人性。
我曾經看到一個叫柯連卡的小男孩，還不到一歲，大人還在教他學說“媽媽”呢。
就是這麼幼小的嬰孩，當敵人把他從母親懷裡奪走時，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親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媽——媽！”其實這還不是語言，或者說，這不僅僅是語言。
我想好好地講給你聽，全都講給你聽……唉，我在牢房裡見過的，都是多麼好的難友啊！她們在蓋世太保的地下室裡默默死去，她們的英勇行為隻有牢獄的四壁知道。
如今，四十年過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們表示深切的敬意。
她們常說：“死比什麼都簡單！”可是，活着呢？……人們又是多麼想活着！我們堅決相信：我們必定會戰勝敵人。
我們懷疑的隻有一點，就是：我們能否活到那個偉大的日子？ 我們牢房裡有個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鐵栅欄，得讓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僅僅是一小片屋頂。
我們大家都虛弱得厲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
有位難友叫安尼娅，是個女傘兵。
她是在一次從飛機上跳傘到敵後，一落地就被敵人抓住了，傘兵小隊全都中了敵人的埋伏。
就是她，已經被打得皮開肉綻，卻突然請求我們：“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隻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 看一眼，這就是全部了。
我們大家一齊用力把她托了起來。
她叫了起來：“姑娘們，那兒有一朵小花……”于是，每個姑娘都開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麼會長到屋頂上的，又是怎樣在那兒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
每個姑娘都在想這朵小花的來由。
我現在知道了，當時大家都是同一個疑問：這朵小花能活着離開這座地獄嗎？ 我曾經那麼喜歡春天，喜歡看櫻桃花開，喜歡聞丁香樹周圍飄溢着的丁香花芳香……您不會對我的情調感到驚訝吧？我還喜歡寫詩呢。
可是現在我不喜歡春天了，那是因為戰争橫在了我們之間——在我和大自然之間。
就是在那年的櫻桃花盛開時節，我看到法西斯踐踏在我的故鄉日托米爾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來，一些尊重我父親的老百姓把我救了。
我父親是個大夫，在那個年代，醫生是個很崇高的職業。
在敵人把我們送上刑場槍決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車，推到黑暗中。
我完全不記得傷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夢境中，一直朝着人們都跑去的那個方向……後來人們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
我全身都是傷，而且馬上長滿了神經性濕疹。
我甚至連人說話的聲音都不能聽，一聽到聲音就會疼痛，爸爸媽媽隻能小聲交談。
我難受得整天喊叫，隻有泡在熱水裡才會停止。
我不許媽媽離開我一會兒，她隻好求我：“好女兒，媽媽要去生爐子，侍弄菜園子……”可我還是不放她走，因為隻要我一松開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襲來，我經曆過的一切都會浮現出來。
為了轉移我的注意力，媽媽給我找來一束花，是我最喜歡的風鈴草和栗子葉，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
我被蓋世太保抓去時穿過的連衣裙，媽媽都給藏了起來。
直到媽媽去世，那條連衣裙都一直壓在她的枕頭下面。
她活着時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軍戰士的時候。
當時我已經躺了一年多，卻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親人們！最親愛的人……你們回來了……”是戰士們把我擡回家的。
我十分興奮，第二天、第三天接連跑到兵役委員會去：“給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訴了我爸爸，他趕緊跑來領我：“孩子，你怎麼到這兒來啦？誰能要你去工作啊？”就這樣折騰了幾天之後，我又不行了……又開始犯病，渾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們從房屋外邊走過，都祈禱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靈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讓她這麼痛苦了……” 最後，還是茨卡爾圖博[茨卡爾圖博：現在格魯吉亞境内，海拔高度137米，那裡的放射性泉水和泥漿對風濕病和其他關節疾病有療效。
]的醫療泥漿救了我，也是求生欲望挽救了我。
活下去，活下去，别無他求。
我終于活了下來，能和大家一樣生活了。
我在圖書館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歲月，的的确确。
現在呢，生活又成了與疾病沒完沒了的鬥争。
無論怎麼說，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
還有疾病和孤獨，我完全是一個人過活，那些輾轉難眠的漫漫長夜啊……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總做噩夢，每次醒來都吓出一身冷汗。
我不記得安尼娅姓什麼了，也不記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還是斯摩棱斯克，我隻記得她是多麼不願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彎在腦後，透過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我沒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誰述說她的故事…… ——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 （女地下工作者） 戰争之後，我們才知道了奧斯威辛，知道了達豪……看到了這些，我還怎麼敢生孩子啊？當時我已經懷孕了…… 戰後我馬上被派到鄉下去征訂公債。
國家需要錢，需要重新建立工廠，恢複生産。
我到了一個村莊，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們都在地底下住着，生活在地窖裡……有一個婦女鑽了出來，她身上穿的是什麼啊，簡直不忍目睹。
我鑽進地窖，看到裡面有三個孩子，全都餓得不成人樣了。
那女人把孩子們攆到一個鋪着幹草的大石槽裡。
她問我：“你是來征訂公債的嗎？” 我說是的。
她說：“我根本沒有錢，隻剩下一隻母雞。
讓我去問問鄰居大嬸要不要買走，昨天她還問我來着。
要是她買了，我就把錢給你。
” 我現在說起這件事，還像有什麼東西哽在喉嚨裡。
這些都是怎樣的人啊，多麼好的人啊！那位婦女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丢下三個孩子，家裡一無所有，隻剩下這隻母雞，她還要把它賣掉，好向我交錢，我們那時征的是現金。
她甯願貢獻出一切，隻要能換來和平，隻要能讓她的孩子活下去。
我一直記得她的面孔，還有她那幾個孩子…… 他們會怎樣長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們，看看他們…… ——克拉拉·瓦西裡耶夫娜·岡察洛娃 （列兵，高射機槍手）
蓋世太保抓住了我……當然，這是很痛苦的，對我來說比死更痛苦。
因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萬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們每個人都這樣想過，如何面對酷刑……比如我吧，從小時候開始，就很難忍受任何疼痛。
其實，我們當時都不了解自己，不知道我們會有多麼堅強…… 在蓋世太保的最後一次審訊中（這次審訊後我第三次被列入槍斃名單），這已經是第三個審訊我的人了，這是個自稱教育曆史學家的家夥。
在他審訊我的時候，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這個法西斯想要弄明白，為什麼我們是這樣的人，為什麼思想觀點對我們是如此重要。
“生活高于思想。
”他對我說。
我當然不同意他的話。
他就狂叫着毒打我，邊打邊問：“是什麼使你們成了這樣的人？是什麼使你們連死都不怕？為什麼共産黨人認為共産主義必定在全世界獲勝？”他說着一口流利的俄語。
于是我決定把一切都講給他聽，反正我知道他們要殺死我的，我不能這麼白白死掉，要讓他知道我們是有力量的。
大約在四個小時裡，他提出問題，我就盡我所知，盡我在中學和大學所能學到的馬克思列甯主義去回答他。
哈，他當時是多麼狼狽啊！抱着腦袋，在刑訊室裡走來走去，然後又像釘在地闆上似的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盯着我，卻第一次沒有動手打我……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還有兩條大辮子，如今頭發卻被揪掉了一半。
一個連飯也吃不飽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塊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後來，連面包皮也行；再後來，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以。
但我就是這樣，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兩眼放光。
他久久地聽我說話，認真地聽着，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時并不是感到害怕，因為當時才是1943年。
但他已經感覺到了某種危機。
他是想弄清楚，這種危機感到底來自何處。
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問。
可是當我走出刑訊室時，他把我列入了槍斃名單…… 在被執行槍決前的那一夜，我回憶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我記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時候。
他們是為了躲避轟炸而背井離鄉幾十公裡外的，隻有我留在家中哪兒都沒去。
我知道我們必須繼續鬥争，我們也感覺勝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們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尋找和救護傷員。
他們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溝壑裡，我們甚至爬到牲畜棚裡去找人。
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們菜園裡發現了一個傷員。
他是一個年輕軍官，快死了，氣若遊絲，連告訴我他名字的力氣都沒有，隻是喃喃地吐出了幾個字，我都聽不清楚。
我記得自己當時曾經很絕望，可我也覺得從來沒有像那些日子那麼幸福過。
我第二次得到了雙親。
在這以前我以為爸爸是遠離政治的人，實際上他卻是個黨外布爾什維克。
媽媽是個沒文化的農家婦女，她笃信上帝，整個戰争中她都在祈禱。
想知道她是怎麼祈禱的嗎？她跪在聖像前禱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産黨不受希特勒惡魔的糟害吧。
”在蓋世太保刑訊室裡，我天天巴望着大門會突然打開，親人們會走進來，爸爸拉着媽媽走進來看我……我知道我已經落入怎樣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為我沒有出賣任何人。
我們也怕死，但是更怕當叛徒。
當我被他們抓走時，我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開始了。
我雖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堅強的，但是肉體呢？ 我已經記不清第一次審訊的情景了……盡管我那時并沒有失去知覺。
隻有一次我昏了過去，那是他們用一個什麼鐵輪子絞我的雙手。
好像我沒有叫喊過，雖然在這之前敵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時的慘狀，聽别人的慘叫聲。
在後來的審訊中已經失去了疼痛感，身體麻木得就像木頭一樣。
我隻有一個念頭：不能說！在敵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絕不能！隻是在拷打結束後，他們把我扔回監牢裡，我才能感到遍體鱗傷的疼痛。
體無完膚……但是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要讓媽媽知道，我甯死不屈，沒有出賣任何人。
媽媽！ 敵人還剝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來拷打我，還給我拍照。
我光知道用兩隻手緊緊遮護着胸脯……我看到敵人瘋狂得喪失了人性。
我曾經看到一個叫柯連卡的小男孩，還不到一歲，大人還在教他學說“媽媽”呢。
就是這麼幼小的嬰孩，當敵人把他從母親懷裡奪走時，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親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媽——媽！”其實這還不是語言，或者說，這不僅僅是語言。
我想好好地講給你聽，全都講給你聽……唉，我在牢房裡見過的，都是多麼好的難友啊！她們在蓋世太保的地下室裡默默死去，她們的英勇行為隻有牢獄的四壁知道。
如今，四十年過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們表示深切的敬意。
她們常說：“死比什麼都簡單！”可是，活着呢？……人們又是多麼想活着！我們堅決相信：我們必定會戰勝敵人。
我們懷疑的隻有一點，就是：我們能否活到那個偉大的日子？ 我們牢房裡有個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鐵栅欄，得讓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僅僅是一小片屋頂。
我們大家都虛弱得厲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
有位難友叫安尼娅，是個女傘兵。
她是在一次從飛機上跳傘到敵後，一落地就被敵人抓住了，傘兵小隊全都中了敵人的埋伏。
就是她，已經被打得皮開肉綻，卻突然請求我們：“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隻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 看一眼，這就是全部了。
我們大家一齊用力把她托了起來。
她叫了起來：“姑娘們，那兒有一朵小花……”于是，每個姑娘都開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麼會長到屋頂上的，又是怎樣在那兒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
每個姑娘都在想這朵小花的來由。
我現在知道了，當時大家都是同一個疑問：這朵小花能活着離開這座地獄嗎？ 我曾經那麼喜歡春天，喜歡看櫻桃花開，喜歡聞丁香樹周圍飄溢着的丁香花芳香……您不會對我的情調感到驚訝吧？我還喜歡寫詩呢。
可是現在我不喜歡春天了，那是因為戰争橫在了我們之間——在我和大自然之間。
就是在那年的櫻桃花盛開時節，我看到法西斯踐踏在我的故鄉日托米爾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來，一些尊重我父親的老百姓把我救了。
我父親是個大夫，在那個年代，醫生是個很崇高的職業。
在敵人把我們送上刑場槍決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車，推到黑暗中。
我完全不記得傷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夢境中，一直朝着人們都跑去的那個方向……後來人們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
我全身都是傷，而且馬上長滿了神經性濕疹。
我甚至連人說話的聲音都不能聽，一聽到聲音就會疼痛，爸爸媽媽隻能小聲交談。
我難受得整天喊叫，隻有泡在熱水裡才會停止。
我不許媽媽離開我一會兒，她隻好求我：“好女兒，媽媽要去生爐子，侍弄菜園子……”可我還是不放她走，因為隻要我一松開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襲來，我經曆過的一切都會浮現出來。
為了轉移我的注意力，媽媽給我找來一束花，是我最喜歡的風鈴草和栗子葉，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
我被蓋世太保抓去時穿過的連衣裙，媽媽都給藏了起來。
直到媽媽去世，那條連衣裙都一直壓在她的枕頭下面。
她活着時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軍戰士的時候。
當時我已經躺了一年多，卻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親人們！最親愛的人……你們回來了……”是戰士們把我擡回家的。
我十分興奮，第二天、第三天接連跑到兵役委員會去：“給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訴了我爸爸，他趕緊跑來領我：“孩子，你怎麼到這兒來啦？誰能要你去工作啊？”就這樣折騰了幾天之後，我又不行了……又開始犯病，渾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們從房屋外邊走過，都祈禱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靈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讓她這麼痛苦了……” 最後，還是茨卡爾圖博[茨卡爾圖博：現在格魯吉亞境内，海拔高度137米，那裡的放射性泉水和泥漿對風濕病和其他關節疾病有療效。
]的醫療泥漿救了我，也是求生欲望挽救了我。
活下去，活下去，别無他求。
我終于活了下來，能和大家一樣生活了。
我在圖書館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歲月，的的确确。
現在呢，生活又成了與疾病沒完沒了的鬥争。
無論怎麼說，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
還有疾病和孤獨，我完全是一個人過活，那些輾轉難眠的漫漫長夜啊……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總做噩夢，每次醒來都吓出一身冷汗。
我不記得安尼娅姓什麼了，也不記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還是斯摩棱斯克，我隻記得她是多麼不願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彎在腦後，透過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我沒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誰述說她的故事…… ——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 （女地下工作者） 戰争之後，我們才知道了奧斯威辛，知道了達豪……看到了這些，我還怎麼敢生孩子啊？當時我已經懷孕了…… 戰後我馬上被派到鄉下去征訂公債。
國家需要錢，需要重新建立工廠，恢複生産。
我到了一個村莊，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們都在地底下住着，生活在地窖裡……有一個婦女鑽了出來，她身上穿的是什麼啊，簡直不忍目睹。
我鑽進地窖，看到裡面有三個孩子，全都餓得不成人樣了。
那女人把孩子們攆到一個鋪着幹草的大石槽裡。
她問我：“你是來征訂公債的嗎？” 我說是的。
她說：“我根本沒有錢，隻剩下一隻母雞。
讓我去問問鄰居大嬸要不要買走，昨天她還問我來着。
要是她買了，我就把錢給你。
” 我現在說起這件事，還像有什麼東西哽在喉嚨裡。
這些都是怎樣的人啊，多麼好的人啊！那位婦女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丢下三個孩子，家裡一無所有，隻剩下這隻母雞，她還要把它賣掉，好向我交錢，我們那時征的是現金。
她甯願貢獻出一切，隻要能換來和平，隻要能讓她的孩子活下去。
我一直記得她的面孔，還有她那幾個孩子…… 他們會怎樣長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們，看看他們…… ——克拉拉·瓦西裡耶夫娜·岡察洛娃 （列兵，高射機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