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讓我隻看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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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知道。
那是戰争時期……我去莫斯科的路上就想，也許是丈夫受傷了，所以他們叫我去看他？我已經四個月沒有他的任何音訊了。
我打定了主意，如果我看到他失去手腳成了殘廢，就立即帶他回老家去。
我們就相依為命地活下去。
到了莫斯科，我按照地址找過去。
那裡的牌子上寫的是“白俄羅斯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就是說，到了我們白俄羅斯政府。
在那裡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我們都很好奇：“什麼事？為什麼？為啥把我們都召集來這裡？”工作人員回答說：“你們會知道一切的。
”然後我們被集中在一個大廳裡：白俄羅斯黨中央書記波諾馬連科同志和其他領導人接見了我們。
領導同志問我：“你想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是的，我從哪裡來的？來自白俄羅斯啊！我當然想回去。
于是上級把我派到一所特殊學校學習，準備派到敵人後方去。
頭一天完成學業，第二天就把我們裝上汽車送往前方，下車後我們又步行。
我都不知道前線是什麼樣子，其實就是一個中間地帶。
上面下令：“準備就緒！一号行動！”這時“啪”的一聲，幾顆信号彈升上天空。
亮光下隻見一片白白的雪，還有我們排成一線，一個挨着一個地趴在那兒，有很多人。
信号彈熄滅了，再也沒有發射。
新的命令下達：“跑！”我們就開跑，就這樣通過了中間地帶…… 在遊擊隊裡，鬼使神差的是我居然收到了丈夫的信。
這真讓我喜不自勝，完全沒有想到，兩年來他杳無音訊。
那是難得的一次，有飛機來空投食物、彈藥，還有郵件……就在這包郵件中，在這個帆布包裹中，有給我的一封信。
當時我就以書面形式向黨中央提出了求訴。
我寫道：隻要能和丈夫在一起，我願意做任何工作。
我偷偷避開遊擊隊長，把這封信交給了飛行員。
不久我就得到消息，是通過無線電傳達的：完成任務後，上級在莫斯科接見我們小組，我們特别小組全體成員，上級要把我們派到一個新地方……所有人都必須乘飛機離開，費多先科更是必須離開。
我們等待飛機，這是在夜晚，天空黑得讓我們覺得自己待在桶裡。
一架飛機在我們頭頂盤旋，可這時敵機卻來向我們這兒投彈，原來是德國人發現了我們的隐蔽處，一架“梅塞施密特”轟炸機掉頭轉了回來。
此時我們的波-2飛機正在降落，就在我附近的雲杉樹下。
我們的飛行員剛剛降落，馬上又準備起飛，因為他看到了德國飛機，于是掉頭回來，并且開始掃射。
我死死抓住了機翼，大聲喊叫：“我要去莫斯科，我有上級命令！”他甚至有些粗暴地吼道：“你給我坐下！”就這樣我跟他兩人一道起飛了。
兩個人都毫發無損。
莫斯科是五月的天氣，我卻還是穿着冬天的氈靴走來走去，進劇院也是穿着氈靴，但是感覺好極了。
我寫信給丈夫：“我們怎麼見面？”我仍然在等待當中，上級答應過我的……因為我到處請求：送我到我丈夫所在的部隊吧，哪怕隻有兩天，哪怕讓我隻看他一眼，然後我就返回，上級可以派我到任何地方去。
所有人都對我聳聳肩膀。
但我反正是從郵箱号碼中知道了丈夫是在哪裡打仗，我就自己搭車去了。
我先找到州黨委，給他們看我丈夫的地址，以及證明我是他老婆的文件，告訴他們我想見到丈夫。
他們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他是在最前線，您還是回去吧。
我已經筋疲力盡，又餓又乏，叫我這樣子怎麼辦？怎麼後退回去？我又去找軍事衛戍司令。
他一看到我，就下令讓人給我送些衣服來。
我拿到一件套頭軍便服，紮上一條軍皮帶，然後他開始對我進行勸阻： “您這是怎麼了，您丈夫那裡是非常危險的啊……” 我坐下來就放聲痛哭，最後他心軟了，給了我通行證。
“您去吧，”衛戍司令說，“沿着公路走，在那兒你會看到一個調度員，他會指引你如何去。
” 找到了公路，找到了那位調度員，他把我安置在一輛汽車上，我就上路了。
我來到部隊，那裡的人們看到我都十分驚訝，因為周圍全都是軍人。
他們紛紛問我：“你是誰？”我不能說我是一位妻子。
是啊，怎麼能這麼說呢，那是四面都有炸彈爆炸的地方……我就回答說我是他妹妹。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說，是他妹妹。
他們就對我說：“等等吧，你到那邊去還有六公裡要走呢。
”我這麼老遠地來到，怎麼還能夠繼續等呢。
正好有輛汽車從那邊開過來領取午飯，車上是一位棕色頭發、臉上有雀斑的準尉。
他說：“哦，我認識費多先科，但他是在戰壕裡啊。
” 于是我就百般懇求他。
他們總算讓我上了車，一路上我看不到任何地點、任何東西……隻有一片黑暗的森林……森林間隻有一條路……對于我來說，這很新鮮：雖然說是前線，但沒有見到任何人，隻是不時地聽見槍聲。
我們到達了目的地，準尉問：“費多先科在哪兒？” 有人回答說：“昨天他們出發去偵察了，現在已經天亮，他們得在那裡等待了。
” 他們有無線電聯絡，這邊通知他說你的妹妹來了。
什麼妹妹？這邊說：“是個棕色頭發的姑娘。
”他的妹妹是黑頭發，一聽說是棕色頭發，他立刻猜到是個什麼妹妹了。
我不知道他從那邊是怎樣爬回來的，反正費多先科很快就出現了，我們終于在前線見了面，别提多高興了…… 我和他隻待了一天，第二天我就做出了決定：“你去向司令部報告，我要留下來和你在一起。
” 他去找領導了，我屏住呼吸等消息：嗯，他們會怎麼說呢？才二十四小時，她就邁不動腿啦？這是在前線，可以理解。
忽然，我看到領導進入了掩蔽部：一位少校和一位上校。
他們都和我握了握手，然後，我們當然就在掩蔽部坐了下來，喝着茶，他們都說了一番贊揚我的話，說一個妻子到戰壕裡來尋找丈夫，還是真正的妻子，有證明文件的，這是多麼偉大的女人啊！大家都學學這樣的女人吧！他們一邊說着這些話，一邊全都哭了。
這個夜晚，我是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我還有什麼舍不得呢？ 部隊接收了我當護士，但我常常和他一起出去偵察。
有一次敵人炮擊，我眼睜睜看着他倒了下去。
我馬上想：他是被打死還是打傷了？就不顧一切要奔過去，當時迫擊炮彈還在不斷落下來，指揮官大聲喊道：“你亂跑什麼啊？見鬼的女人！” 我還是匍匐着過去了，他活着……還活着！ 在第聶伯河畔的一個晚上，月光之下，我被授予了紅旗勳章。
第二天我的丈夫就負了重傷，那天我們是在一起奔跑，一起陷在泥濘的沼澤地裡，一起爬着出來。
敵人的機槍不停地掃射，我們就一步一步地爬着，他的傷是在大腿上，被一顆爆炸子彈擊中，我用盡了繃帶給他包紮，但是他臀部全都炸爛了，污垢泥土都在裡面。
我們正在進行突圍，無法安置傷員，我也沒有什麼醫藥用品。
隻有一個希望，就是沖出去。
突圍之後，我護送丈夫到了醫院。
可是把他送到醫院時，他已經血液感染。
這是新年，1944年到來的第一天，他卻要死了……我已經感覺到他不行了……他被授予過很多次獎，我把他得到的獎章、勳章全都彙集起來，放在他身邊。
就好像經過了長途跋涉一樣，他睡着了。
醫生走過來說：“你離開這裡吧，他已經死了。
” 我回答：“輕些，他還活着呢。
” 丈夫正好睜開了眼睛，他說：“天花闆在變藍。
” 我看了看說：“不，那不是藍的。
瓦夏，天花闆是白色的。
” 可是在他看來就是藍的。
一位鄰床傷員對他說：“好吧，費多先科，如果你能活下來，那你就應該把妻子永遠抱在懷裡。
” “我會永遠抱着她。
”他同意。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感覺自己快死了，因為他抓住了我的手，拉到自己嘴邊親着。
這是我一生最後一次被人吻：“小柳芭，很對不起，所有人都在過新年，但是我和你卻在這裡……但你不會後悔的，我們還有很多新年……” 他隻能活幾個小時了……這時他很難受，需要給他的床整理一下……我給他的床換上幹淨被單，重新包紮了他的腿，又把他扶上枕頭，可他是個男人，很重很重，我抱起他的時候，腰彎得很低很低。
現在我覺得一切都到盡頭了，每分每秒他都可能離開，這是在夜晚。
到了十點十五分，我還記得那最後時刻……甯可是我自己去死……但是我肚子裡已經有了我們的孩子，這是我唯一的支撐，為此我度過了那些日子。
在1月1日我埋葬了他。
過了三十八天之後，我們的兒子降生了，他是1944年出生的，現在也已經有了孩子。
我丈夫名字叫瓦西裡，兒子也叫瓦西裡，我的孫子叫瓦夏，這是瓦西裡的愛稱…… ——柳鮑芙·弗米尼奇娜·費多先科 （列兵，衛生員） 我看得太多了……每天都在看……但還是不能夠習慣。
那麼年輕英俊的男人一個一個地死去……我隻想能來得及去……親他們一下。
既然沒有辦法像大夫那樣幫到他們，那麼女人的一些做法對他們還是有用的。
關鍵時候，哪怕是一個微笑、一個撫摸，或者拉住他們的手…… 戰争過後很多年，有一個男人向我承認說，他一直記着我年輕時的微笑。
而對我來說呢，他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傷員，我甚至都不記得他。
可是他說，就是這個微笑把他從另一個世界拽了回來，活了下來。
這應該叫作……女人的微笑…… ——薇拉
那是戰争時期……我去莫斯科的路上就想，也許是丈夫受傷了，所以他們叫我去看他？我已經四個月沒有他的任何音訊了。
我打定了主意，如果我看到他失去手腳成了殘廢，就立即帶他回老家去。
我們就相依為命地活下去。
到了莫斯科，我按照地址找過去。
那裡的牌子上寫的是“白俄羅斯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就是說，到了我們白俄羅斯政府。
在那裡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我們都很好奇：“什麼事？為什麼？為啥把我們都召集來這裡？”工作人員回答說：“你們會知道一切的。
”然後我們被集中在一個大廳裡：白俄羅斯黨中央書記波諾馬連科同志和其他領導人接見了我們。
領導同志問我：“你想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是的，我從哪裡來的？來自白俄羅斯啊！我當然想回去。
于是上級把我派到一所特殊學校學習，準備派到敵人後方去。
頭一天完成學業，第二天就把我們裝上汽車送往前方，下車後我們又步行。
我都不知道前線是什麼樣子，其實就是一個中間地帶。
上面下令：“準備就緒！一号行動！”這時“啪”的一聲，幾顆信号彈升上天空。
亮光下隻見一片白白的雪，還有我們排成一線，一個挨着一個地趴在那兒，有很多人。
信号彈熄滅了，再也沒有發射。
新的命令下達：“跑！”我們就開跑，就這樣通過了中間地帶…… 在遊擊隊裡，鬼使神差的是我居然收到了丈夫的信。
這真讓我喜不自勝，完全沒有想到，兩年來他杳無音訊。
那是難得的一次，有飛機來空投食物、彈藥，還有郵件……就在這包郵件中，在這個帆布包裹中，有給我的一封信。
當時我就以書面形式向黨中央提出了求訴。
我寫道：隻要能和丈夫在一起，我願意做任何工作。
我偷偷避開遊擊隊長，把這封信交給了飛行員。
不久我就得到消息，是通過無線電傳達的：完成任務後，上級在莫斯科接見我們小組，我們特别小組全體成員，上級要把我們派到一個新地方……所有人都必須乘飛機離開，費多先科更是必須離開。
我們等待飛機，這是在夜晚，天空黑得讓我們覺得自己待在桶裡。
一架飛機在我們頭頂盤旋，可這時敵機卻來向我們這兒投彈，原來是德國人發現了我們的隐蔽處，一架“梅塞施密特”轟炸機掉頭轉了回來。
此時我們的波-2飛機正在降落，就在我附近的雲杉樹下。
我們的飛行員剛剛降落，馬上又準備起飛，因為他看到了德國飛機，于是掉頭回來，并且開始掃射。
我死死抓住了機翼，大聲喊叫：“我要去莫斯科，我有上級命令！”他甚至有些粗暴地吼道：“你給我坐下！”就這樣我跟他兩人一道起飛了。
兩個人都毫發無損。
莫斯科是五月的天氣，我卻還是穿着冬天的氈靴走來走去，進劇院也是穿着氈靴，但是感覺好極了。
我寫信給丈夫：“我們怎麼見面？”我仍然在等待當中，上級答應過我的……因為我到處請求：送我到我丈夫所在的部隊吧，哪怕隻有兩天，哪怕讓我隻看他一眼，然後我就返回，上級可以派我到任何地方去。
所有人都對我聳聳肩膀。
但我反正是從郵箱号碼中知道了丈夫是在哪裡打仗，我就自己搭車去了。
我先找到州黨委，給他們看我丈夫的地址，以及證明我是他老婆的文件，告訴他們我想見到丈夫。
他們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他是在最前線，您還是回去吧。
我已經筋疲力盡，又餓又乏，叫我這樣子怎麼辦？怎麼後退回去？我又去找軍事衛戍司令。
他一看到我，就下令讓人給我送些衣服來。
我拿到一件套頭軍便服，紮上一條軍皮帶，然後他開始對我進行勸阻： “您這是怎麼了，您丈夫那裡是非常危險的啊……” 我坐下來就放聲痛哭，最後他心軟了，給了我通行證。
“您去吧，”衛戍司令說，“沿着公路走，在那兒你會看到一個調度員，他會指引你如何去。
” 找到了公路，找到了那位調度員，他把我安置在一輛汽車上，我就上路了。
我來到部隊，那裡的人們看到我都十分驚訝，因為周圍全都是軍人。
他們紛紛問我：“你是誰？”我不能說我是一位妻子。
是啊，怎麼能這麼說呢，那是四面都有炸彈爆炸的地方……我就回答說我是他妹妹。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說，是他妹妹。
他們就對我說：“等等吧，你到那邊去還有六公裡要走呢。
”我這麼老遠地來到，怎麼還能夠繼續等呢。
正好有輛汽車從那邊開過來領取午飯，車上是一位棕色頭發、臉上有雀斑的準尉。
他說：“哦，我認識費多先科，但他是在戰壕裡啊。
” 于是我就百般懇求他。
他們總算讓我上了車，一路上我看不到任何地點、任何東西……隻有一片黑暗的森林……森林間隻有一條路……對于我來說，這很新鮮：雖然說是前線，但沒有見到任何人，隻是不時地聽見槍聲。
我們到達了目的地，準尉問：“費多先科在哪兒？” 有人回答說：“昨天他們出發去偵察了，現在已經天亮，他們得在那裡等待了。
” 他們有無線電聯絡，這邊通知他說你的妹妹來了。
什麼妹妹？這邊說：“是個棕色頭發的姑娘。
”他的妹妹是黑頭發，一聽說是棕色頭發，他立刻猜到是個什麼妹妹了。
我不知道他從那邊是怎樣爬回來的，反正費多先科很快就出現了，我們終于在前線見了面，别提多高興了…… 我和他隻待了一天，第二天我就做出了決定：“你去向司令部報告，我要留下來和你在一起。
” 他去找領導了，我屏住呼吸等消息：嗯，他們會怎麼說呢？才二十四小時，她就邁不動腿啦？這是在前線，可以理解。
忽然，我看到領導進入了掩蔽部：一位少校和一位上校。
他們都和我握了握手，然後，我們當然就在掩蔽部坐了下來，喝着茶，他們都說了一番贊揚我的話，說一個妻子到戰壕裡來尋找丈夫，還是真正的妻子，有證明文件的，這是多麼偉大的女人啊！大家都學學這樣的女人吧！他們一邊說着這些話，一邊全都哭了。
這個夜晚，我是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我還有什麼舍不得呢？ 部隊接收了我當護士，但我常常和他一起出去偵察。
有一次敵人炮擊，我眼睜睜看着他倒了下去。
我馬上想：他是被打死還是打傷了？就不顧一切要奔過去，當時迫擊炮彈還在不斷落下來，指揮官大聲喊道：“你亂跑什麼啊？見鬼的女人！” 我還是匍匐着過去了，他活着……還活着！ 在第聶伯河畔的一個晚上，月光之下，我被授予了紅旗勳章。
第二天我的丈夫就負了重傷，那天我們是在一起奔跑，一起陷在泥濘的沼澤地裡，一起爬着出來。
敵人的機槍不停地掃射，我們就一步一步地爬着，他的傷是在大腿上，被一顆爆炸子彈擊中，我用盡了繃帶給他包紮，但是他臀部全都炸爛了，污垢泥土都在裡面。
我們正在進行突圍，無法安置傷員，我也沒有什麼醫藥用品。
隻有一個希望，就是沖出去。
突圍之後，我護送丈夫到了醫院。
可是把他送到醫院時，他已經血液感染。
這是新年，1944年到來的第一天，他卻要死了……我已經感覺到他不行了……他被授予過很多次獎，我把他得到的獎章、勳章全都彙集起來，放在他身邊。
就好像經過了長途跋涉一樣，他睡着了。
醫生走過來說：“你離開這裡吧，他已經死了。
” 我回答：“輕些，他還活着呢。
” 丈夫正好睜開了眼睛，他說：“天花闆在變藍。
” 我看了看說：“不，那不是藍的。
瓦夏，天花闆是白色的。
” 可是在他看來就是藍的。
一位鄰床傷員對他說：“好吧，費多先科，如果你能活下來，那你就應該把妻子永遠抱在懷裡。
” “我會永遠抱着她。
”他同意。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感覺自己快死了，因為他抓住了我的手，拉到自己嘴邊親着。
這是我一生最後一次被人吻：“小柳芭，很對不起，所有人都在過新年，但是我和你卻在這裡……但你不會後悔的，我們還有很多新年……” 他隻能活幾個小時了……這時他很難受，需要給他的床整理一下……我給他的床換上幹淨被單，重新包紮了他的腿，又把他扶上枕頭，可他是個男人，很重很重，我抱起他的時候，腰彎得很低很低。
現在我覺得一切都到盡頭了，每分每秒他都可能離開，這是在夜晚。
到了十點十五分，我還記得那最後時刻……甯可是我自己去死……但是我肚子裡已經有了我們的孩子，這是我唯一的支撐，為此我度過了那些日子。
在1月1日我埋葬了他。
過了三十八天之後，我們的兒子降生了，他是1944年出生的，現在也已經有了孩子。
我丈夫名字叫瓦西裡，兒子也叫瓦西裡，我的孫子叫瓦夏，這是瓦西裡的愛稱…… ——柳鮑芙·弗米尼奇娜·費多先科 （列兵，衛生員） 我看得太多了……每天都在看……但還是不能夠習慣。
那麼年輕英俊的男人一個一個地死去……我隻想能來得及去……親他們一下。
既然沒有辦法像大夫那樣幫到他們，那麼女人的一些做法對他們還是有用的。
關鍵時候，哪怕是一個微笑、一個撫摸，或者拉住他們的手…… 戰争過後很多年，有一個男人向我承認說，他一直記着我年輕時的微笑。
而對我來說呢，他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傷員，我甚至都不記得他。
可是他說，就是這個微笑把他從另一個世界拽了回來，活了下來。
這應該叫作……女人的微笑…… ——薇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