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們！你們知道嗎？工兵排長平均隻能活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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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小時候的事情。
那最溫柔的童年，在戰争中可不能去回想……戰争沒有柔情，那裡是禁區。
是這樣的……打從很小開始，父親就給我剪短短的寸頭。
當兵後，部隊裡給我們剪頭發，我們突然就從姑娘變成了小兵蛋子，當時我就想起了自己小時候。
有些女孩被吓壞了……但是我很容易就習慣了。
那是我的自然天性，難怪連我爸都無可奈何地歎氣說：“我養的不是個丫頭，是個小子。
”我的這種剛烈性格惹了不少禍，因此不止一次被父母打罵。
冬天我經常會從陡峭的山崖跳到被大雪覆蓋的峽鄂畢河上，放學之後我就穿上父親的老棉褲，把褲腳和氈靴紮在一起，用棉花塞進褲子，再用皮帶拉緊，頭上戴一頂遮耳棉帽，在下巴上緊緊紮牢，看上去就像一頭熊似的蹒跚地挪着腳步去到河上的山崖邊。
先要使盡全身力氣助跑，然後從一個懸崖破口跳下去…… 啊哈！在你飛身跳入深淵，一頭紮入大雪中時，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啊！ 呼吸都屏住了！也有别的一些女孩和我一起嘗試，但她們都不順手：要麼是腳崴了，要麼是鼻子被冰雪碰破了，各種事故都有發生。
隻有我，比男孩子還要敏捷。
我先來回顧童年的事情……是因為不想馬上說到流血……當然我知道，這才是重要，非常重要的。
我喜歡讀書，我懂的…… 1942年9月，我們抵達了莫斯科……整整一個星期，我們都乘坐在鐵路環線的列車上，沿途停留各站：孔采沃、彼洛夫、奧恰科沃，每到一站就從車上下去一批姑娘。
人們俗稱的“買家”來到姑娘當中，他們是不同軍兵種的幹部，在我們中間挑選狙擊手、衛生指導員，或者無線電員……所有這些都沒有讓我動心。
最後整列火車上隻剩下了十三個人，都被轉到一輛悶罐車，拉到了路軌的盡頭，在那兒停着兩節車廂：我們這節和指揮部的一節。
連續兩天兩夜，沒有一個人來找我們，我們隻管又說又笑又唱俄羅斯民歌《被遺忘和被遺棄的》。
到第二天晚上，我們終于看到有三個軍官和列車長一起朝車廂這邊走來。
“買家”來了！他們身材高大魁梧，紮着武裝帶，軍大衣上的軍扣锃亮，帶有馬刺的皮靴擦得發光。
好帥啊！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軍官。
他們走進了指揮部的車廂，我們就把耳朵緊貼在車廂外牆上，偷聽他們在說什麼。
車長在念我們的名單，并且對每個人的特點簡要說明：誰誰本來是做什麼工作的，老家是哪兒的，受過什麼教育，等等。
最後我們聽到一聲命令：“讓她們全都過來。
” 于是，車長走出指揮部車廂，命令我們列隊集合。
上級問我們大家：“你們想學習作戰技能嗎？”我們怎麼會不想呢？當然求之不得，可以說是夢寐以求！以至于我們居然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問一句：去哪裡學習，和誰學習？隻聽到長官命令道：“米特羅波爾斯基上尉，把這些姑娘帶到學校去。
”于是我們每個人都挎上自己的精品袋，兩人一行，軍官把我們帶上了莫斯科大街。
親愛的莫斯科，祖國的首都！即使在這種艱難的時刻也是那麼美麗，那麼親切……那軍官在前面大步流星地疾走，我們都有些跟不上他。
直到以後，在衛國戰争勝利三十周年紀念日那天，當我們與謝爾蓋·費奧多羅維奇·米特羅波爾斯基在莫斯科重逢時，他才向我們這批莫斯科軍事工程學院的學員坦承，當年他帶領我們走在莫斯科街頭時，他感到相當尴尬，是想離我們越遠越好，免得被民衆注意到是他在帶領這批羊群一樣的女孩子……我們當時可不知道他心裡想的什麼，就是一路小跑地跟住他。
大概，我們那個時候看上去也是很棒的吧！ 就是這樣子……在開始學習的頭幾天，我就被罰了兩次額外勤務，一次是因為教室裡太冷，我凍得受不了，還有一次是因為什麼來着，您也知道，學校的規矩是很多的。
反正我是罪有應得：一而再、再而三地違反紀律……屢教不改。
大家分手之後，學員們在街上看到我時，還都忍不住笑我：這就是那個專職的勤務員！在他們看來當然可笑，我白天不能上課，夜晚又不能睡覺。
白天我要一整天在靠近門邊的衣櫃邊擔任勤務，晚上要在宿舍裡擦洗樹脂地闆。
那個時候怎麼洗刷地闆？現在我可以一五一十地講給你聽……那時可不像現在這樣，有各種刷子和打蠟工具等。
那時候……為了不弄髒樹脂地闆，要脫下氈靴，用舊大衣的布條把腳包上，就好像是繩子卷起來的樹皮一樣。
你要先在地闆上灑開樹脂，然後用刷子去磨刷，當然不是纖維的，而是鬃毛的刷子，鬃毛刷子容易落下，我們就要趕緊用腳整理幹淨，地闆要擦到鏡子一樣亮。
這些活兒還都要在熄燈之後做，所以你要一整夜在那裡，像跳舞一樣團團轉！兩腿酸到麻木，腰背直不起來，眼睛都被汗水蒙住。
到了早晨筋疲力盡，甚至沒有力氣朝大家喊：“起——床！”白天也不能坐下去，因為是要站在門邊的衣櫃周圍值勤。
有一次我碰上一件怪事……好笑極了……那天我在衣櫃周圍整理宿舍，因為困得不行，立刻就倒了下去
那最溫柔的童年，在戰争中可不能去回想……戰争沒有柔情，那裡是禁區。
是這樣的……打從很小開始，父親就給我剪短短的寸頭。
當兵後，部隊裡給我們剪頭發，我們突然就從姑娘變成了小兵蛋子，當時我就想起了自己小時候。
有些女孩被吓壞了……但是我很容易就習慣了。
那是我的自然天性，難怪連我爸都無可奈何地歎氣說：“我養的不是個丫頭，是個小子。
”我的這種剛烈性格惹了不少禍，因此不止一次被父母打罵。
冬天我經常會從陡峭的山崖跳到被大雪覆蓋的峽鄂畢河上，放學之後我就穿上父親的老棉褲，把褲腳和氈靴紮在一起，用棉花塞進褲子，再用皮帶拉緊，頭上戴一頂遮耳棉帽，在下巴上緊緊紮牢，看上去就像一頭熊似的蹒跚地挪着腳步去到河上的山崖邊。
先要使盡全身力氣助跑，然後從一個懸崖破口跳下去…… 啊哈！在你飛身跳入深淵，一頭紮入大雪中時，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啊！ 呼吸都屏住了！也有别的一些女孩和我一起嘗試，但她們都不順手：要麼是腳崴了，要麼是鼻子被冰雪碰破了，各種事故都有發生。
隻有我，比男孩子還要敏捷。
我先來回顧童年的事情……是因為不想馬上說到流血……當然我知道，這才是重要，非常重要的。
我喜歡讀書，我懂的…… 1942年9月，我們抵達了莫斯科……整整一個星期，我們都乘坐在鐵路環線的列車上，沿途停留各站：孔采沃、彼洛夫、奧恰科沃，每到一站就從車上下去一批姑娘。
人們俗稱的“買家”來到姑娘當中，他們是不同軍兵種的幹部，在我們中間挑選狙擊手、衛生指導員，或者無線電員……所有這些都沒有讓我動心。
最後整列火車上隻剩下了十三個人，都被轉到一輛悶罐車，拉到了路軌的盡頭，在那兒停着兩節車廂：我們這節和指揮部的一節。
連續兩天兩夜，沒有一個人來找我們，我們隻管又說又笑又唱俄羅斯民歌《被遺忘和被遺棄的》。
到第二天晚上，我們終于看到有三個軍官和列車長一起朝車廂這邊走來。
“買家”來了！他們身材高大魁梧，紮着武裝帶，軍大衣上的軍扣锃亮，帶有馬刺的皮靴擦得發光。
好帥啊！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軍官。
他們走進了指揮部的車廂，我們就把耳朵緊貼在車廂外牆上，偷聽他們在說什麼。
車長在念我們的名單，并且對每個人的特點簡要說明：誰誰本來是做什麼工作的，老家是哪兒的，受過什麼教育，等等。
最後我們聽到一聲命令：“讓她們全都過來。
” 于是，車長走出指揮部車廂，命令我們列隊集合。
上級問我們大家：“你們想學習作戰技能嗎？”我們怎麼會不想呢？當然求之不得，可以說是夢寐以求！以至于我們居然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問一句：去哪裡學習，和誰學習？隻聽到長官命令道：“米特羅波爾斯基上尉，把這些姑娘帶到學校去。
”于是我們每個人都挎上自己的精品袋，兩人一行，軍官把我們帶上了莫斯科大街。
親愛的莫斯科，祖國的首都！即使在這種艱難的時刻也是那麼美麗，那麼親切……那軍官在前面大步流星地疾走，我們都有些跟不上他。
直到以後，在衛國戰争勝利三十周年紀念日那天，當我們與謝爾蓋·費奧多羅維奇·米特羅波爾斯基在莫斯科重逢時，他才向我們這批莫斯科軍事工程學院的學員坦承，當年他帶領我們走在莫斯科街頭時，他感到相當尴尬，是想離我們越遠越好，免得被民衆注意到是他在帶領這批羊群一樣的女孩子……我們當時可不知道他心裡想的什麼，就是一路小跑地跟住他。
大概，我們那個時候看上去也是很棒的吧！ 就是這樣子……在開始學習的頭幾天，我就被罰了兩次額外勤務，一次是因為教室裡太冷，我凍得受不了，還有一次是因為什麼來着，您也知道，學校的規矩是很多的。
反正我是罪有應得：一而再、再而三地違反紀律……屢教不改。
大家分手之後，學員們在街上看到我時，還都忍不住笑我：這就是那個專職的勤務員！在他們看來當然可笑，我白天不能上課，夜晚又不能睡覺。
白天我要一整天在靠近門邊的衣櫃邊擔任勤務，晚上要在宿舍裡擦洗樹脂地闆。
那個時候怎麼洗刷地闆？現在我可以一五一十地講給你聽……那時可不像現在這樣，有各種刷子和打蠟工具等。
那時候……為了不弄髒樹脂地闆，要脫下氈靴，用舊大衣的布條把腳包上，就好像是繩子卷起來的樹皮一樣。
你要先在地闆上灑開樹脂，然後用刷子去磨刷，當然不是纖維的，而是鬃毛的刷子，鬃毛刷子容易落下，我們就要趕緊用腳整理幹淨，地闆要擦到鏡子一樣亮。
這些活兒還都要在熄燈之後做，所以你要一整夜在那裡，像跳舞一樣團團轉！兩腿酸到麻木，腰背直不起來，眼睛都被汗水蒙住。
到了早晨筋疲力盡，甚至沒有力氣朝大家喊：“起——床！”白天也不能坐下去，因為是要站在門邊的衣櫃周圍值勤。
有一次我碰上一件怪事……好笑極了……那天我在衣櫃周圍整理宿舍，因為困得不行，立刻就倒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