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們！你們知道嗎？工兵排長平均隻能活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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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一直在說的隻是一件事……翻來覆去就是一個主題……
我說得最多的就是死亡，是關于她們與死亡的關系，死亡是常常伴随她們左右的。
如同對生活一樣，她們對死亡也是如此親近，而且十分熟悉。
我一直想弄明白，在這無休無止地體驗死亡的常态中，怎麼才能安然無恙？日複一日地觀察，孜孜不倦地思索，情不自禁地嘗試。
我們可以談談這個話題嗎？這會受到語言和我們感情的影響嗎？什麼是不能解釋的謎題？我的問題越來越多，答案卻越來越少。
我有時在采訪後回到家，内心有一種想法揮之不去：痛苦就是一種孤獨，像聾子一般地與世隔絕。
有時我又感覺到，痛苦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類别，是人生中無法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和保存的東西，我們尤其如此。
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建立的，我們也是這樣成長的。
我是在白俄羅斯國立大學的大講堂裡見到本章一位女主人公的，當時剛下課，學生們在喧嘩着，愉快地收拾自己的筆記。
“我們當時是什麼樣子？”她回複了我的第一個問題，“就和我的這些學生們一樣啊。
隻有衣着不同，還有女孩子的打扮更簡單些。
金屬的指環、玻璃的項鍊、橡膠底便鞋。
哪有現在這些又是牛仔褲又是錄音機的。
” 我一邊看着學生們匆匆離開教室，一邊開始了采訪…… 我和閨密在戰争之前就大學畢業了，戰争期間我們又進了工兵學校。
我們是以軍官身份上前線的，軍銜是少尉……上級是這樣歡迎我們的：“好樣的姑娘！女孩能上前線，真的很棒。
但是我們不能把你們派到任何地方去，你們就留在司令部吧。
”工兵司令部就是這樣迎接我們的。
聽到這話，我們轉身就去找方面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
我們還走在路上呢，營地裡已經到處傳開了，說有兩個女孩子在尋找司令員。
有一個軍官向我們走來說：“請拿出你們的證件。
” 他一邊看着一邊說：“你們為什麼要找司令員，你們不是在工兵司令部嗎？” 我們回答他：“我們是作為工兵少尉被派到這裡的，可是他們要把我們留在司令部。
我們的要求就是，作為工兵排長這樣的級别，必須是上前線的。
” 這位軍官當即把我們送回了工兵司令部。
他們在擠滿了人的小房間裡聊啊聊地說了很久，每個人都發表意見，然後又有誰大笑起來。
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說我們是有介紹信的，必須擔任工兵排長的職務。
這時，那個把我們送回司令部的軍官發火了：“小姐們！你們可知道一個工兵排長能活多久嗎？工兵排長平均隻能活兩個月……” “我們知道，所以我們才要求上前線。
” 他們沒有辦法，隻好給我們寫了介紹信：“那麼好吧，我們就派你們去第五突擊軍。
你們大概也知道什麼叫作突擊軍吧，顧名思義，就是在第一線的軍隊。
” 他們沒有再對我們多說什麼吓人的話，但我們很高興：“完全同意！” 于是我們來到了第五突擊軍的司令部，那裡坐着一位溫文爾雅的大尉，彬彬有禮地接待了我們，但是當聽說我們要當工兵排長時，他就撓了撓頭說：“不行不行！你們以為自己是誰？我們給你們安排的工作，就是在司令部這裡。
開什麼玩笑啊，前方隻有男人，突然間來了一個女工兵排長，還不叫人家瘋掉了。
你們以為自己是誰啊？” 一連兩天，他們就在那裡做我們的工作，一個勁兒地勸說。
我們也不退讓，就是要當工兵排長，寸步不讓。
而且這還不是全部。
終于……他們總算接受了我們的職務，把我帶到我的排裡去了……士兵們看着我：有的是嘲笑的目光，還有的甚至帶着惡意，再就是聳聳肩膀，意思是很明白的。
當營長宣布說這就是你們的新排長時，他們異口同聲地發出“嗚嗚嗚……”的聲音表達不滿，其中一人甚至還“噗”的一聲吐出口水。
可是過了一年，當我被授予了紅星勳章時，同樣是這些小夥子（活下來的家夥），他們一起把我擡了起來，高舉着把我送進了掩蔽部。
他們為我感到驕傲了。
如果你問我戰争是什麼顔色的，我會告訴你，是土地的顔色。
對于工兵來說，戰争就是土地的黑色和黃色，就是黏土的顔色…… 不管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都露宿在樹林裡。
燃起篝火，圍着篝火取暖，大家都安靜地坐着，有人就睡着了。
我即使睡着也會盯着篝火，我睡覺總是睜着雙眼：看着那些飛蛾，有的是小蠓蟲，一整夜一片一片飛來，撲向篝火，沒有任何聲響，沒有任何動靜，就這樣默默地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
前仆後繼地撲火……直說吧……我們不也就是這樣嗎？前仆後繼，後浪推前浪。
兩個月過去了，我并沒有死，又過了兩個月，我負了傷，第一次受的是輕傷。
後來我就不再去想死的問題了……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羅夫娜·沃爾科娃 （少尉，工兵排長） 在我小時候……我就從我的童年開始說吧……其實在戰争中我最害怕的就是回憶童年，就
如同對生活一樣，她們對死亡也是如此親近，而且十分熟悉。
我一直想弄明白，在這無休無止地體驗死亡的常态中，怎麼才能安然無恙？日複一日地觀察，孜孜不倦地思索，情不自禁地嘗試。
我們可以談談這個話題嗎？這會受到語言和我們感情的影響嗎？什麼是不能解釋的謎題？我的問題越來越多，答案卻越來越少。
我有時在采訪後回到家，内心有一種想法揮之不去：痛苦就是一種孤獨，像聾子一般地與世隔絕。
有時我又感覺到，痛苦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類别，是人生中無法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和保存的東西，我們尤其如此。
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建立的，我們也是這樣成長的。
我是在白俄羅斯國立大學的大講堂裡見到本章一位女主人公的，當時剛下課，學生們在喧嘩着，愉快地收拾自己的筆記。
“我們當時是什麼樣子？”她回複了我的第一個問題，“就和我的這些學生們一樣啊。
隻有衣着不同，還有女孩子的打扮更簡單些。
金屬的指環、玻璃的項鍊、橡膠底便鞋。
哪有現在這些又是牛仔褲又是錄音機的。
” 我一邊看着學生們匆匆離開教室，一邊開始了采訪…… 我和閨密在戰争之前就大學畢業了，戰争期間我們又進了工兵學校。
我們是以軍官身份上前線的，軍銜是少尉……上級是這樣歡迎我們的：“好樣的姑娘！女孩能上前線，真的很棒。
但是我們不能把你們派到任何地方去，你們就留在司令部吧。
”工兵司令部就是這樣迎接我們的。
聽到這話，我們轉身就去找方面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
我們還走在路上呢，營地裡已經到處傳開了，說有兩個女孩子在尋找司令員。
有一個軍官向我們走來說：“請拿出你們的證件。
” 他一邊看着一邊說：“你們為什麼要找司令員，你們不是在工兵司令部嗎？” 我們回答他：“我們是作為工兵少尉被派到這裡的，可是他們要把我們留在司令部。
我們的要求就是，作為工兵排長這樣的級别，必須是上前線的。
” 這位軍官當即把我們送回了工兵司令部。
他們在擠滿了人的小房間裡聊啊聊地說了很久，每個人都發表意見，然後又有誰大笑起來。
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說我們是有介紹信的，必須擔任工兵排長的職務。
這時，那個把我們送回司令部的軍官發火了：“小姐們！你們可知道一個工兵排長能活多久嗎？工兵排長平均隻能活兩個月……” “我們知道，所以我們才要求上前線。
” 他們沒有辦法，隻好給我們寫了介紹信：“那麼好吧，我們就派你們去第五突擊軍。
你們大概也知道什麼叫作突擊軍吧，顧名思義，就是在第一線的軍隊。
” 他們沒有再對我們多說什麼吓人的話，但我們很高興：“完全同意！” 于是我們來到了第五突擊軍的司令部，那裡坐着一位溫文爾雅的大尉，彬彬有禮地接待了我們，但是當聽說我們要當工兵排長時，他就撓了撓頭說：“不行不行！你們以為自己是誰？我們給你們安排的工作，就是在司令部這裡。
開什麼玩笑啊，前方隻有男人，突然間來了一個女工兵排長，還不叫人家瘋掉了。
你們以為自己是誰啊？” 一連兩天，他們就在那裡做我們的工作，一個勁兒地勸說。
我們也不退讓，就是要當工兵排長，寸步不讓。
而且這還不是全部。
終于……他們總算接受了我們的職務，把我帶到我的排裡去了……士兵們看着我：有的是嘲笑的目光，還有的甚至帶着惡意，再就是聳聳肩膀，意思是很明白的。
當營長宣布說這就是你們的新排長時，他們異口同聲地發出“嗚嗚嗚……”的聲音表達不滿，其中一人甚至還“噗”的一聲吐出口水。
可是過了一年，當我被授予了紅星勳章時，同樣是這些小夥子（活下來的家夥），他們一起把我擡了起來，高舉着把我送進了掩蔽部。
他們為我感到驕傲了。
如果你問我戰争是什麼顔色的，我會告訴你，是土地的顔色。
對于工兵來說，戰争就是土地的黑色和黃色，就是黏土的顔色…… 不管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都露宿在樹林裡。
燃起篝火，圍着篝火取暖，大家都安靜地坐着，有人就睡着了。
我即使睡着也會盯着篝火，我睡覺總是睜着雙眼：看着那些飛蛾，有的是小蠓蟲，一整夜一片一片飛來，撲向篝火，沒有任何聲響，沒有任何動靜，就這樣默默地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
前仆後繼地撲火……直說吧……我們不也就是這樣嗎？前仆後繼，後浪推前浪。
兩個月過去了，我并沒有死，又過了兩個月，我負了傷，第一次受的是輕傷。
後來我就不再去想死的問題了……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羅夫娜·沃爾科娃 （少尉，工兵排長） 在我小時候……我就從我的童年開始說吧……其實在戰争中我最害怕的就是回憶童年，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