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打過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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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檢查油質，發現了一些乳漿。
我忙喊生産隊長來，說應該注入新機油了。
隊長走過來，用指頭蘸了點機油，撚了撚，聞了聞，說：“甭擔心！可以再幹一天活兒。
”我急忙說：“不行呀，您自己說過的嘛……”他打斷我的話：“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給咬住不放了。
知識分子就是難弄。
嘿，他媽的！……我命令你開，就這樣開！去吧。
”……我隻好開着拖拉機下地了。
拖拉機冒着煙，熱極了，叫人喘不過氣來。
今天還真是有些奇怪：軸承怎麼不對勁啊？我覺得拖拉機在不斷跳動，趕忙停下來，好像又沒什麼了。
等到再踩油門，它又跳動起來！又過了一會兒，我的坐墊下面突然間“突突突”地震動起來！ 我趕緊熄了火，跑到檢視孔那兒，打開蓋闆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機油沾着一層金屬細屑，兩副軸承都已經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着輪胎大哭起來，這是我在戰争中第二次哭鼻子。
我真該死：剛才明明看出是什麼油質了！助手瑪塔也害怕起來。
剛才我真該厲害地跟生産隊長争辯一下的，可是卻沒有，迂腐的書生氣啊！ 我聽到身後有人說話，轉過身一看，糟了！集體農莊主席、拖拉機站經理、政治部主任都來了，當然，還有生産隊長伊萬·伊萬諾維奇本人。
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兒，不敢過來。
他心裡有數，可是卻一言不發。
嘿，他媽的！…… 拖拉機站長也心裡有數，問道：“壞了幾副軸承？” “兩副。
”我回答。
按照戰時法律，這就應該抓去送審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壞。
政治部主任轉過身去對生産隊長說：“你為什麼沒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麼能把孩子們送交法院受審！” 他們經過了幾次交涉，事情總算過去了。
從這兒以後，隊長在我面前再也沒罵過娘。
我倒是學會罵娘了……嘿，他媽的！……狠狠地罵人…… 後來我們交好運了：找到了媽媽。
媽媽也來到這個集體農莊，我們又有了家。
有一天，媽媽突然對我說：“我想，你應該到學校去。
” 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到哪兒去？” “難道要别人去替你把十年級讀完嗎？” 在經曆過這一切之後，重新坐到課桌邊，解習題，做作文，背德語動詞變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國法西斯），這該有多麼不習慣！而此時敵人已逼近了伏爾加河！ 我本來完全應該稍微等一等：再過四個月我就滿十七歲了。
就算沒有十八歲，至少有了十七歲，那就誰也不能把我趕回家了！在區委還算一切順利，可是在兵役委員會就非得幹上幾架不可了。
需要檢查年齡和視力，而且優先考慮的是年齡……當他們指出我的年齡問題時，我就罵兵役委員是官僚……并且宣布絕食。
我就坐在兵役委員的辦公室裡，兩天兩夜沒動地方，他吩咐送來的面包和開水都被我拒絕了。
我威脅說我馬上就會餓死，但我要寫下遺言，說明誰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禍首。
兵役委員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體檢了。
所有項目的檢查都在兵役委員旁邊的一個房間裡進行。
大夫檢查了我的視力後，遺憾地攤了攤手，這時兵役委員笑了，說我餓肚子白費勁了，他很同情我。
可我回答說，我正是因為絕食才什麼都看不到的。
我走向窗戶，湊近那張可惡的視力表大哭起來……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幾行圖形為止。
然後我擦幹眼淚，說我準備再接受一次檢查。
就這樣，我通過了。
1942年11月10日，我們按照指令，準備了十天的食品，共有二十五個姑娘，鑽進了一輛破卡車的車廂。
我們一路上高唱着《軍令已下達》這首歌，不過把“投身到國内戰争中去”的歌詞改為“保衛自己的國家”了。
我們在卡梅申宣過誓，然後出發沿着伏爾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
預備役團就在那裡安頓下來。
那兒有幾千名男人，我們混在裡面簡直讓人發現不了。
但是從各部隊到此補充兵源的“雇主”們，也是盡量不想看見我們，總是想法擺脫我們……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
她倆沒有什麼專長，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備軍事專長。
所以，不管人家要什麼人，我們三個總是步調一緻地向前邁出三步。
我們認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專業知識。
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們。
不過，當“司機、拖拉機手、機械員，向前三步走”的口令一發出，我們應聲跨出了隊列。
這次的“雇主”是一個年輕上尉，他沒能夠擺脫我，因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
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開口。
“你們為什麼隻要男人？我也是個拖拉機手！”我說。
他聽了我的話，挺奇怪：“不可能吧！那麼，說說拖拉機的操作規程。
” “一、三、四、二。
” “你燒壞過軸承嗎？” 我老實地承認我燒壞過兩副軸承。
“好吧，我收下你。
就為了你的說話誠實。
”他點點頭，走開繼續問别人去了。
和我一起向前跨出來的還有身邊兩個女友呢，上尉隻好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嘿，他媽的！…… 部隊首長在會見補充人員時，問上尉：“你怎麼把這幾個姑娘帶來了？” 上尉表情窘迫，回答說是因為他看我們很可憐：“她們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個單位，會像山雞一樣被打死的。
” 首長沉默了一會兒，歎了口氣說：“好吧，一個到廚房，一個到倉庫，那個有點文化的，到司令部來當文書。
”停了一會兒又補充說，“真是憐香惜玉。
” 我們三個姑娘中，最“有文化”的就算我了，可是要我去當文書，那不行！這叫“憐香惜玉”？我忘記了軍隊的紀律，直接就怒吼起來：“我們都是志願者！是來保衛祖國的！我們必須參加作戰部隊……” 大概因為我态度很堅決，上校居然馬上讓步了：“要去作戰部隊就去吧。
那兩個姑娘到流動組開機床，這個利嘴姑娘，去裝配發動機。
” 就這樣，我們在第四十四自動裝甲坦克野外檢修場開始了工作。
我們的工廠是建在汽車輪子上的。
在稱為流動服務隊的汽車上安着幾種設備：銑床、镗床、磨床、旋床，還有電站、澆注組和硫化組。
每兩人一組，操作全部車床，一個人要不歇氣地連續幹十二個小時。
早、中、晚飯都由副手替換你。
要是兩人中一個去出公差勤務，那麼，留下來的那個就得一氣工作二十四小時。
常常要渾身是雪、渾身是泥地幹活，就是在敵人轟炸時，工作也不能停下。
已經沒有人說我們是美女了。
當然在戰争中大家還是都憐惜美女，比平時更加憐惜，這是事實。
不忍心參加她們的葬禮……不忍心給她們的媽媽寫陣亡通知書……嘿，他媽的！…… 我現在還經常做戰争夢……我知道做了些什麼夢，但是卻很少記得住細節，不過會留下感覺，那是在戰争中的什麼地方……我又回到了戰場……在夢境中，一瞬間就可以完成在現實生活中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
還有一次我把夢與現實混淆了……我夢見那是在季莫夫尼基，我剛下班回來躺了兩個小時，轟炸就開始了。
嘿，他媽的！……我心想，甯可被炸死，也不能讓這兩小時的甜蜜睡眠被破壞。
附近發生了劇烈的爆炸，房子都搖動了，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告訴你吧，我當時毫不懼怕，根本沒有這種感覺。
隻是一次最猛烈的空襲後，我的一顆蛀空了的牙齒松動了。
即使這樣，也沒松動多久。
戰後的五年裡，我身體的各部位常常出現莫名其妙而又難以忍受的疼痛，我不得不去找專家診斷，要不是因為這個，我迄今還會把自己看成是絕對勇敢的人。
一位很有經驗的神經病理學家在得知我的歲數後，驚愕了：“才二十四歲，全身植物性神經系統就遭到了徹底破壞！往後你到底打算怎樣生活？” 我回答說，我打算好好過日子。
最重要的是我還活着！戰争中我是那麼夢想活下來！不錯，我是活了下來，可是戰後的安生日子沒有超過幾個月，我就開始全身關節腫脹，右臂疼得要命，不聽使喚，視力不斷衰退，還有腎下垂、内髒轉位，等等。
就像後來弄清楚的那樣，植物性神經系統全亂了。
我在整個戰争中的夢想就是繼續學習。
但對我來說，大學卻成了第二次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我提前了一年大學畢業，否則真沒精力讀下去了。
戰争的四年中，我就穿着一件軍大衣度過冬天、春天和秋天，還有一件發白的褪色軍便服……嘿，他媽的！…… ——安東尼娜·米隆諾夫娜·連科娃 （野站裝甲車車間鉗工）
我忙喊生産隊長來，說應該注入新機油了。
隊長走過來，用指頭蘸了點機油，撚了撚，聞了聞，說：“甭擔心！可以再幹一天活兒。
”我急忙說：“不行呀，您自己說過的嘛……”他打斷我的話：“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給咬住不放了。
知識分子就是難弄。
嘿，他媽的！……我命令你開，就這樣開！去吧。
”……我隻好開着拖拉機下地了。
拖拉機冒着煙，熱極了，叫人喘不過氣來。
今天還真是有些奇怪：軸承怎麼不對勁啊？我覺得拖拉機在不斷跳動，趕忙停下來，好像又沒什麼了。
等到再踩油門，它又跳動起來！又過了一會兒，我的坐墊下面突然間“突突突”地震動起來！ 我趕緊熄了火，跑到檢視孔那兒，打開蓋闆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機油沾着一層金屬細屑，兩副軸承都已經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着輪胎大哭起來，這是我在戰争中第二次哭鼻子。
我真該死：剛才明明看出是什麼油質了！助手瑪塔也害怕起來。
剛才我真該厲害地跟生産隊長争辯一下的，可是卻沒有，迂腐的書生氣啊！ 我聽到身後有人說話，轉過身一看，糟了！集體農莊主席、拖拉機站經理、政治部主任都來了，當然，還有生産隊長伊萬·伊萬諾維奇本人。
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兒，不敢過來。
他心裡有數，可是卻一言不發。
嘿，他媽的！…… 拖拉機站長也心裡有數，問道：“壞了幾副軸承？” “兩副。
”我回答。
按照戰時法律，這就應該抓去送審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壞。
政治部主任轉過身去對生産隊長說：“你為什麼沒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麼能把孩子們送交法院受審！” 他們經過了幾次交涉，事情總算過去了。
從這兒以後，隊長在我面前再也沒罵過娘。
我倒是學會罵娘了……嘿，他媽的！……狠狠地罵人…… 後來我們交好運了：找到了媽媽。
媽媽也來到這個集體農莊，我們又有了家。
有一天，媽媽突然對我說：“我想，你應該到學校去。
” 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到哪兒去？” “難道要别人去替你把十年級讀完嗎？” 在經曆過這一切之後，重新坐到課桌邊，解習題，做作文，背德語動詞變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國法西斯），這該有多麼不習慣！而此時敵人已逼近了伏爾加河！ 我本來完全應該稍微等一等：再過四個月我就滿十七歲了。
就算沒有十八歲，至少有了十七歲，那就誰也不能把我趕回家了！在區委還算一切順利，可是在兵役委員會就非得幹上幾架不可了。
需要檢查年齡和視力，而且優先考慮的是年齡……當他們指出我的年齡問題時，我就罵兵役委員是官僚……并且宣布絕食。
我就坐在兵役委員的辦公室裡，兩天兩夜沒動地方，他吩咐送來的面包和開水都被我拒絕了。
我威脅說我馬上就會餓死，但我要寫下遺言，說明誰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禍首。
兵役委員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體檢了。
所有項目的檢查都在兵役委員旁邊的一個房間裡進行。
大夫檢查了我的視力後，遺憾地攤了攤手，這時兵役委員笑了，說我餓肚子白費勁了，他很同情我。
可我回答說，我正是因為絕食才什麼都看不到的。
我走向窗戶，湊近那張可惡的視力表大哭起來……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幾行圖形為止。
然後我擦幹眼淚，說我準備再接受一次檢查。
就這樣，我通過了。
1942年11月10日，我們按照指令，準備了十天的食品，共有二十五個姑娘，鑽進了一輛破卡車的車廂。
我們一路上高唱着《軍令已下達》這首歌，不過把“投身到國内戰争中去”的歌詞改為“保衛自己的國家”了。
我們在卡梅申宣過誓，然後出發沿着伏爾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
預備役團就在那裡安頓下來。
那兒有幾千名男人，我們混在裡面簡直讓人發現不了。
但是從各部隊到此補充兵源的“雇主”們，也是盡量不想看見我們，總是想法擺脫我們……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
她倆沒有什麼專長，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備軍事專長。
所以，不管人家要什麼人，我們三個總是步調一緻地向前邁出三步。
我們認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專業知識。
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們。
不過，當“司機、拖拉機手、機械員，向前三步走”的口令一發出，我們應聲跨出了隊列。
這次的“雇主”是一個年輕上尉，他沒能夠擺脫我，因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
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開口。
“你們為什麼隻要男人？我也是個拖拉機手！”我說。
他聽了我的話，挺奇怪：“不可能吧！那麼，說說拖拉機的操作規程。
” “一、三、四、二。
” “你燒壞過軸承嗎？” 我老實地承認我燒壞過兩副軸承。
“好吧，我收下你。
就為了你的說話誠實。
”他點點頭，走開繼續問别人去了。
和我一起向前跨出來的還有身邊兩個女友呢，上尉隻好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嘿，他媽的！…… 部隊首長在會見補充人員時，問上尉：“你怎麼把這幾個姑娘帶來了？” 上尉表情窘迫，回答說是因為他看我們很可憐：“她們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個單位，會像山雞一樣被打死的。
” 首長沉默了一會兒，歎了口氣說：“好吧，一個到廚房，一個到倉庫，那個有點文化的，到司令部來當文書。
”停了一會兒又補充說，“真是憐香惜玉。
” 我們三個姑娘中，最“有文化”的就算我了，可是要我去當文書，那不行！這叫“憐香惜玉”？我忘記了軍隊的紀律，直接就怒吼起來：“我們都是志願者！是來保衛祖國的！我們必須參加作戰部隊……” 大概因為我态度很堅決，上校居然馬上讓步了：“要去作戰部隊就去吧。
那兩個姑娘到流動組開機床，這個利嘴姑娘，去裝配發動機。
” 就這樣，我們在第四十四自動裝甲坦克野外檢修場開始了工作。
我們的工廠是建在汽車輪子上的。
在稱為流動服務隊的汽車上安着幾種設備：銑床、镗床、磨床、旋床，還有電站、澆注組和硫化組。
每兩人一組，操作全部車床，一個人要不歇氣地連續幹十二個小時。
早、中、晚飯都由副手替換你。
要是兩人中一個去出公差勤務，那麼，留下來的那個就得一氣工作二十四小時。
常常要渾身是雪、渾身是泥地幹活，就是在敵人轟炸時，工作也不能停下。
已經沒有人說我們是美女了。
當然在戰争中大家還是都憐惜美女，比平時更加憐惜，這是事實。
不忍心參加她們的葬禮……不忍心給她們的媽媽寫陣亡通知書……嘿，他媽的！…… 我現在還經常做戰争夢……我知道做了些什麼夢，但是卻很少記得住細節，不過會留下感覺，那是在戰争中的什麼地方……我又回到了戰場……在夢境中，一瞬間就可以完成在現實生活中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
還有一次我把夢與現實混淆了……我夢見那是在季莫夫尼基，我剛下班回來躺了兩個小時，轟炸就開始了。
嘿，他媽的！……我心想，甯可被炸死，也不能讓這兩小時的甜蜜睡眠被破壞。
附近發生了劇烈的爆炸，房子都搖動了，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告訴你吧，我當時毫不懼怕，根本沒有這種感覺。
隻是一次最猛烈的空襲後，我的一顆蛀空了的牙齒松動了。
即使這樣，也沒松動多久。
戰後的五年裡，我身體的各部位常常出現莫名其妙而又難以忍受的疼痛，我不得不去找專家診斷，要不是因為這個，我迄今還會把自己看成是絕對勇敢的人。
一位很有經驗的神經病理學家在得知我的歲數後，驚愕了：“才二十四歲，全身植物性神經系統就遭到了徹底破壞！往後你到底打算怎樣生活？” 我回答說，我打算好好過日子。
最重要的是我還活着！戰争中我是那麼夢想活下來！不錯，我是活了下來，可是戰後的安生日子沒有超過幾個月，我就開始全身關節腫脹，右臂疼得要命，不聽使喚，視力不斷衰退，還有腎下垂、内髒轉位，等等。
就像後來弄清楚的那樣，植物性神經系統全亂了。
我在整個戰争中的夢想就是繼續學習。
但對我來說，大學卻成了第二次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我提前了一年大學畢業，否則真沒精力讀下去了。
戰争的四年中，我就穿着一件軍大衣度過冬天、春天和秋天，還有一件發白的褪色軍便服……嘿，他媽的！…… ——安東尼娜·米隆諾夫娜·連科娃 （野站裝甲車車間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