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打過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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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床上,隻要一閉上眼睛,就又看到了那一切……媽媽下班回家了,米佳舅舅也回來了。

    我聽到媽媽的聲音: “我不知道蓮娜會怎麼樣。

    你瞧這段時間去醫院之後她的臉色都成了什麼樣子。

    她都不像自己了,總是沉默不語,跟誰都不說話,隻是在夢中大哭大喊。

    她以前那些笑容和開心都到哪兒去了?你知道她以前是多麼快樂的姑娘。

    現在她再也不說笑了。

    ” 聽着媽媽的話,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 1943年沃羅涅日解放的時候,我加入了戰時警衛隊。

    那裡清一色都是姑娘,全都是十七到二十歲左右,年輕美麗,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這麼多漂亮的女孩們集中在一起。

    我第一個認識的是瑪露西亞·普羅霍洛娃,她還有個閨密叫塔尼亞·費多羅娃。

    她倆來自同一個村莊。

    塔尼亞不苟言笑,特愛整潔,井井有條,瑪露西亞就喜歡唱歌跳舞,總愛說些淘氣頑皮的歌謠。

    她最喜歡的是描眉化妝,在鏡子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

    塔尼亞總是責罵她:“美麗不是畫出來的,你不如把自己的服裝好好熨平,把床鋪弄幹淨些。

    ”我們警衛隊裡還有個女孩叫帕莎·利塔夫琳娜,是個毫無顧忌的女孩,但她的女友舒拉·巴蒂謝瓦雅,則是既腼腆又謙遜,在女兵中是最安靜的。

    還有柳霞·利哈喬娃喜歡燙卷發,一邊卷頭發一邊彈吉他,每天睡覺起床都抱着吉他。

    姑娘中年紀最大的是寶莉娜·涅維洛娃,她的丈夫在前線戰死了,她總是一臉愁容。

     我們所有人都是穿着軍隊制服。

    我媽媽第一次看到我穿軍裝時,臉色變得煞白:“你決定參軍了?” 我安慰她: “不是的,媽媽。

    我都和你說過了,我們就是守護橋梁。

    ” 媽媽卻哭了起來: “戰争很快就結束。

    你要盡快脫掉你的大衣。

    ” 我也是這樣想的。

     過了兩天,聽說戰争結束了,我們都被集合在榮譽室開會。

    警衛隊隊長納烏莫夫同志說了一番話。

     “我親愛的女兵們,”他說,“戰争是已經結束了。

    不過昨天我接到命令說,西部道路還需要警衛隊戰士們去保衛安全。

    ” 不知誰喊了一聲: “要知道在那邊是有反革命匪幫的!……” 納烏莫夫停頓了一下,接着說: “是的,姑娘們,那裡是有匪幫。

    他們在和紅軍作戰。

    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應該去執行。

    有誰願意去,請向警衛隊領導提出申請,志願參加。

    ” 我們回到了宿舍,每個人都在自己床上躺下,大家非常安靜。

    誰都不想再背井離鄉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了,誰都不想在戰争結束後還要面臨死亡。

    第二天,我們又集合起來開會。

    我坐在主席台桌子後面,桌上覆蓋着紅布。

    我想我是最後一次坐在這張桌子後面了。

     警衛隊長講話:“我知道,巴比納同志,你是第一個參加的。

    而你們所有人,姑娘們,年輕人,也都很勇敢。

    戰争是結束了,你們本可以回家的,但你們還要出發去保衛自己的祖國。

    ” 兩天後我們出發了。

    上級給我們派出一列貨運火車,車廂裡鋪着幹草,彌漫着草味。

     我早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斯特雷這個城市,現在就是我們要守護的一個地方。

    我不喜歡這個恐怖的小城,日日飄蕩着哀樂,天天有人被埋葬:要麼是警察,要麼是共産黨員和共青團員。

    我們再次看到了死亡。

    我和一個女孩佳麗雅·克洛波金娜交上了朋友,後來她就犧牲在那裡。

    我還有另一個女伴……也被刺死在夜裡……我自從到了那個地方後,就完全沒有再說笑過…… ——葉蓮娜·伊萬諾夫娜·巴比納 (戰時警衛隊戰士) 燒壞的軸承和罵娘的髒話 我長得很像我爸爸……一看就是他的女兒…… 我的父親米隆·帕夫洛維奇·連科夫,由一個沒文化的小夥子成長為一名國内戰争時期的紅軍排長,是一位真正的共産黨員。

    他犧牲的時候,我和母親正住在列甯格勒,我身上所有的優點都應歸功于這座城市。

    我對讀書着迷,被麗吉娅·察爾斯卡雅[麗吉娅·阿列克賽耶夫娜·察爾斯卡雅(1875—1937):俄羅斯著名女作家。

    ]的愛情小說感動得痛哭流涕,對屠格涅夫的作品愛不釋手,還喜歡讀詩歌…… 那是1941年夏天……六月底我們家人一起去頓河的外婆家做客,走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戰争。

    攜帶軍事委員部特急件的信差騰雲駕霧般地策馬飛馳。

    哥薩克女人們唱着歌,喝着酒,号啕大哭着,送哥薩克男人上戰場。

    我趕到鮑柯夫斯克鎮,到了區兵役委員會。

    那裡的幹部生硬而幹脆地說: “我們不要小孩子上前線。

    你還是共青團員?這非常好,就請你幫助集體農莊幹活去。

    ” 我們在貯糧窖裡用鏟子翻動糧食,以免黴爛,接着又是收蔬菜。

    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繭,嘴唇也裂開了,臉被草原的陽光曬得漆黑。

    如果我與村姑們還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我知道很多詩歌,在從地裡回家的長長道路上,我一口氣能背出許多詩。

     戰場在逼近。

    10月17日,法西斯占領了塔幹羅格。

    人們紛紛離家疏散。

    外婆自己留下不走,把我和妹妹送走了,說:“你們都還年輕,要逃生去啊。

    ”我們走了五天五夜,到達了奧勃利夫斯克。

    平底涼鞋扔掉了,我們是光着腳走進這個哥薩克鎮的。

    火車站站長提醒所有人:“你們不要等客車了,就坐上露天車皮走得了。

    現在我給你們去張羅機車,把你們送到斯大林格勒去。

    ”真走運,我們爬上了運燕麥的車皮。

    我們光着腳丫子踩進燕麥裡,用頭巾裹着臉,彼此緊緊依偎着,打起盹兒來……糧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無分文。

    最後那幾天,哥薩克女人就勻給我們一些東西吃,我們不好意思接受,因為沒什麼好報答的。

    她們就勸我們:“吃吧,可憐見的,現在大家都在受苦,應當互相幫助。

    ”我暗暗發誓,永遠不忘這些善良的好人。

    永遠不能忘記!不管怎樣,都不會忘記。

     我們從斯大林格勒乘輪船,然後轉乘火車,在一天深夜兩點鐘到了梅德韋吉茨車站。

    人潮把我們帶到月台上,因為我們兩個都要凍成冰棍了,動都動不了,隻好站在那兒,抱在一起,免得倒下去被人踩斷骨頭。

    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隻青蛙從燃燒的氧氣中跳出來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

    幸虧有和我們一起來的什麼人還記得我們。

    來了一輛裝滿人的四輪大車,他們就把我們拴在車子後面,給我們穿上棉襖說:“你們得走走路,不然會凍死的。

    身上沒暖過來,不能讓你們上車。

    ”我們起初一邁步就倒下,但又爬起來走,後來幹脆跑了起來,就這樣跑了十六公裡…… 弗蘭克村,又叫五一集體農莊。

    集體農莊主席聽說我是從列甯格勒來的,而且念完了九年級,高興得很:“這很好,你就留在這裡助我一臂之力吧,頂替會計員。

    ” 我起初很高興,可是我馬上就看到了,在農莊主席身後挂着一幅宣傳畫:“姑娘們,握緊方向盤!” “我不坐辦公室,”我對主席說,“隻要能教我,我一定會開拖拉機。

    ” 拖拉機停在地裡,落滿了雪。

    我們把它們從雪裡拖出來打掃幹淨。

    天冷得滴水成冰,手隻要碰到金屬,立刻就被粘去一層皮。

    緊緊擰住并且生鏽的螺絲釘好像焊死了一樣,逆時針方向擰不動,我們就試着往順時針方向擰。

    在這節骨眼上,好像故意為難似的,生産隊長伊萬·伊萬諾維奇·尼基金像是從地裡突然鑽出來一樣。

    他是集體農莊唯一的正規拖拉機手,也就是我們的老師。

    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亂罵髒話。

    “嘿,他媽的!”……他罵的聲音倒是很輕,但是我還是一下子就哭了出來……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機開進地裡的:這台斯大林格勒出産的拖拉機,變速箱裡的大部分齒輪都已經老掉了牙。

    原因也很簡單,變速箱是從那些行駛了兩萬公裡、在設備賬上已報廢的拖拉機上拆下來裝成的。

    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機手薩羅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沒發現散熱器漏水,結果把馬達弄壞了。

    當然又是一頓臭罵:“嘿,他媽的!”…… 我在戰前連騎自行車都沒有學會,在這裡卻開上拖拉機了。

    馬達長時間運轉,違背操作規程,很容易起火。

    我知道超負荷運轉是怎麼回事,也知道按照這種程序如何駕駛拖拉機——不能轉圈,也不能斜着往前開……潤滑劑和燃料全都按照戰時定額标準使用,得對每一滴油盡心負責,對每一個哪怕已徹底磨損的軸承也得視若性命。

    嘿,他媽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樣……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打開齒輪箱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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