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打過槍……”
關燈
小
中
大
于是我們商量了一個辦法。
這天晚上，我的姑娘們穿上了她們最好看的衣服來到小草坪上。
一個姑娘對着飛行員那邊拉起了手風琴，他們聞聲趕來，跳起了舞。
可是我們都說好了：絕不和任何一個飛行員跳舞。
他們湊了過來，但沒有姑娘理睬他們，整個晚上，姑娘們隻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
最後飛行員們求饒說：“一個傻瓜出言不遜，你們卻怪罪我們大家……” 一般說來，非軍事人員是不得關禁閉的，但你跟前兒這一百多個姑娘，對她們怎麼管理呢？比如，我們這兒空襲警報常常要到夜裡十一點才解除，可是她們誰也不把它當一回事，總是千方百計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
我隻得把幾個姑娘關了禁閉。
有一回，附近部隊的首長到我們這兒來，恰好在我的房間裡正關着兩位。
“這是怎麼搞的？你們把非軍事人員關禁閉？”他們問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說： “上校同志，您想給上級打報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
可我還是得嚴明紀律。
我的隊伍要有良好的秩序。
” 他們隻好走開了。
紀律是不能動搖的。
有一次我從房間裡走出來，看到一個大尉正好從我屋子旁邊走過。
他看到我，停了下來。
“我的天哪！您怎麼從這兒出來了，您知道這屋子裡住的是誰嗎？”大尉對我說。
“我知道。
” “這兒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的住處，您不知道她有多麼厲害嗎？” 我說，她厲害不厲害我從沒聽說過。
“我的天！她從來沒笑過，總是一臉氣勢洶洶的。
” “莫非您想跟她認識認識嗎？” “謝天謝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對他說： “讓我們認識一下吧，我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 “不，這不可能！人家給我講過她的事……” 但我也很愛護自己的姑娘們。
我們洗衣隊裡有個很漂亮的姑娘，叫華麗娅。
有一次，上級有事把我叫去司令部，十天沒回來。
回到洗衣隊時，我聽說華麗娅這些天常常回來很晚，在偷偷和一個什麼大尉來往。
好啊，好啊，原來在幹這種事！兩個月過去，我聽說華麗娅懷孕了。
我把她叫來：“華麗娅，這是怎麼搞的？你現在到哪兒去好呢？你後媽（她沒有母親，隻有後媽）也還住在掩蔽部裡呢。
”她哭了，對我說：“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離開，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了。
”——她們和我在一起，就像和母親、和大姐姐在一起。
華麗娅還穿着單薄的衣服，天氣已經挺冷了。
我就把自己的軍大衣送給了她。
我的華麗娅就這樣走了…… 1945年3月8日這天，我們正在過婦女節。
我們燒了熱茶，還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糖果。
我的姑娘們從屋裡出來時，突然發現從樹林裡鑽出兩個德國兵，自動槍挂在身後……是兩個傷兵……姑娘們立刻把他倆收拾了。
我作為政治指導員，理所當然地向上級寫了一份請功報告：今天，3月8日，洗衣女工俘虜了兩個德國兵…… 第二天，我們去參加幹部會議，政治部主任頭一件事就說： “聽着，同志們，我先要讓大家高興一下：戰争很快就要結束了。
還有，就在昨天，二十一野戰洗衣隊的洗衣女工們抓了兩個德國俘虜……” 大家鼓起掌來。
戰争進行當中我們沒得過任何獎勵。
在戰争結束時，上級對我說：“你們洗衣隊可以嘉獎兩個人。
”我一聽就火了，憤憤不平，據理力争說： “我是洗衣隊的政治指導員，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勞動有多麼繁重，她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氣，手上起了濕疹，姑娘們都很年輕，洗衣機也沒有她們洗得多，她們就像牽引車一樣負重。
”上級問我：“您明天能再上報一些需嘉獎者的材料嗎？我們再獎勵一批……”于是我和隊長又研究嘉獎人員名單，一夜未睡。
結果，很多姑娘獲得了勇敢獎章和戰功勳章，還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紅星勳章。
這是一位最優秀的女工，她時刻不離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筋疲力盡、累得躺倒時，她仍在埋頭洗。
她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她全家人都死了。
我要送姑娘們回家了，真想送點東西給她們。
她們全都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而那裡已經徹底毀于戰火了。
我怎麼能讓她們兩手空空地回到家鄉呢？我們那時正好駐紮在一個德國村莊裡，村裡有一個縫紉工場。
我跑過去一瞧：縫紉機都在那兒，完好無缺。
我真為此慶幸。
就這樣，我們送給了每個要走的姑娘一份禮物。
我當時的高興勁兒就甭提了，好幸福啊。
這就是我力所能及為姑娘們所做的一切了。
其實，所有人都想回家，但又害怕回家。
沒有人知道在家鄉等待我們的是什麼…… ——瓦蓮金娜·庫茲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鮑爾肖夫斯卡娅 （中尉，野戰洗衣隊政治指導員） 說說我爸爸……我親愛的爸爸是一個共産黨員、一個聖潔的人。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好的人，他總是教育我：“要是沒有蘇維埃政權，我什麼都不是，就是個窮光蛋，給富農扛長活兒的。
是蘇維埃政權給了我一切，讓我受了教育，成為一名橋梁工程師。
所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給祖國政權。
” 我自己也熱愛蘇維埃政權，熱愛斯大林，熱愛伏羅希洛夫，熱愛所有的國家領導人。
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
戰争在進行，我在成長。
每到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唱《國際歌》，唱《神聖的戰争》，爸爸還拉手風琴伴奏。
到我一滿十八周歲，爸爸就帶我去了兵役委員會…… 我從部隊上寫了一封信回家，告訴爸爸我在修建和保護橋梁。
這是我們全家人的快樂！爸爸使我們家裡人都愛上了橋梁，我們從小就喜歡橋梁。
每當我看到那些因轟炸或爆破而毀掉的橋梁，我都會難過得哭出來，我對待橋梁就像對待一個寵物，而不是一個戰略設施……我一路上親眼看見大大小小幾百座橋梁遭到破壞，戰争中首先就是要摧毀橋梁，那是第一目标。
每當我們通過了毀塌的橋梁時，我總是要想：要重新修複它們，又得需要多少年啊？戰争也是在扼殺時間，扼殺人類的寶貴時間。
我清楚地記得，每一座爸爸建立的大橋是花了多少年時間。
他每天夜裡都坐在那兒看圖紙，即使是周末也不休息。
戰争中我感到最痛惜的就是時間。
爸爸的時間…… 爸爸早已不在了，可是我還繼續愛着他。
當有人說我爸爸這樣一批人相信斯大林是愚蠢和盲從或者是因為懼怕斯大林的時候，我絕對不信。
他們是真誠地相信列甯思想，真正是始終如一的。
請相信我，他們都是善良而誠實的人，他們倒不是相信斯大林和列甯，而是相信共産主義思想，就像後來所說的那樣，是相信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提出建設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相信要為所有人謀幸福，要為每個人謀幸福。
他們是一批夢想家，一批理想主義者，但絕不是盲從的人，我絕不認為他們是盲目追随者，絕不同意這樣說！在戰争中期，我們也有了優質的坦克和飛機，有了精良武器，但是如果沒有信念，我們也不可能打敗如此兇惡的敵人，希特勒的軍隊是強大而有紀律的軍隊，他們征服了整個歐洲。
沒有信仰，我們不可能打斷他們的脊梁骨。
我們的主要武器就是信念，而不是恐懼。
我對您說的是一個誠實黨員的心裡話，我是戰争期間入黨的，至今也是共産黨員。
我不以為有黨員證是恥辱的，我從來沒有抛棄過黨證。
從1941年開始，我的信念就沒有改變過…… ——塔瑪拉·盧基亞諾娃·托洛普 （列兵，建築工程師） 我們在沃羅涅日城外阻止了德寇的侵犯……他們每天狂轟濫炸，但是久久攻不下這座城市。
德國飛機每天飛過我們莫斯科夫卡村。
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敵人，隻見到了他們的飛機。
但我很快就意識到，戰争就是這樣的…… 上級派人到我們醫院傳達說，沃羅涅日城下有一列火車遭到轟炸，命令我們立即趕赴現場。
在那裡我們放眼看去……看到了什麼啊？到處是被炸碎的血肉……我都說不出話來！我記得主治醫生是先來到的。
他大聲喊道：“擔架！”那時我是最年輕的，剛滿十六歲，他們全都看着我，怕我昏倒過去。
我們沿着鐵軌，一節一節地爬上車廂查看。
已經沒有人可以放上擔架了：車廂燒毀了，已經聽不到任何呻吟或哭喊聲，已經找不到完整的人形。
我的心跳簡直要停止了，吓得閉上雙眼。
等我們回到了醫院，所有人都倒下了，有人把頭放在桌上，有人癱在椅子上，就這樣睡着了。
我值班後回到家。
帶着滿臉淚痕倒
這天晚上，我的姑娘們穿上了她們最好看的衣服來到小草坪上。
一個姑娘對着飛行員那邊拉起了手風琴，他們聞聲趕來，跳起了舞。
可是我們都說好了：絕不和任何一個飛行員跳舞。
他們湊了過來，但沒有姑娘理睬他們，整個晚上，姑娘們隻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
最後飛行員們求饒說：“一個傻瓜出言不遜，你們卻怪罪我們大家……” 一般說來，非軍事人員是不得關禁閉的，但你跟前兒這一百多個姑娘，對她們怎麼管理呢？比如，我們這兒空襲警報常常要到夜裡十一點才解除，可是她們誰也不把它當一回事，總是千方百計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
我隻得把幾個姑娘關了禁閉。
有一回，附近部隊的首長到我們這兒來，恰好在我的房間裡正關着兩位。
“這是怎麼搞的？你們把非軍事人員關禁閉？”他們問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說： “上校同志，您想給上級打報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
可我還是得嚴明紀律。
我的隊伍要有良好的秩序。
” 他們隻好走開了。
紀律是不能動搖的。
有一次我從房間裡走出來，看到一個大尉正好從我屋子旁邊走過。
他看到我，停了下來。
“我的天哪！您怎麼從這兒出來了，您知道這屋子裡住的是誰嗎？”大尉對我說。
“我知道。
” “這兒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的住處，您不知道她有多麼厲害嗎？” 我說，她厲害不厲害我從沒聽說過。
“我的天！她從來沒笑過，總是一臉氣勢洶洶的。
” “莫非您想跟她認識認識嗎？” “謝天謝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對他說： “讓我們認識一下吧，我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 “不，這不可能！人家給我講過她的事……” 但我也很愛護自己的姑娘們。
我們洗衣隊裡有個很漂亮的姑娘，叫華麗娅。
有一次，上級有事把我叫去司令部，十天沒回來。
回到洗衣隊時，我聽說華麗娅這些天常常回來很晚，在偷偷和一個什麼大尉來往。
好啊，好啊，原來在幹這種事！兩個月過去，我聽說華麗娅懷孕了。
我把她叫來：“華麗娅，這是怎麼搞的？你現在到哪兒去好呢？你後媽（她沒有母親，隻有後媽）也還住在掩蔽部裡呢。
”她哭了，對我說：“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離開，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了。
”——她們和我在一起，就像和母親、和大姐姐在一起。
華麗娅還穿着單薄的衣服，天氣已經挺冷了。
我就把自己的軍大衣送給了她。
我的華麗娅就這樣走了…… 1945年3月8日這天，我們正在過婦女節。
我們燒了熱茶，還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糖果。
我的姑娘們從屋裡出來時，突然發現從樹林裡鑽出兩個德國兵，自動槍挂在身後……是兩個傷兵……姑娘們立刻把他倆收拾了。
我作為政治指導員，理所當然地向上級寫了一份請功報告：今天，3月8日，洗衣女工俘虜了兩個德國兵…… 第二天，我們去參加幹部會議，政治部主任頭一件事就說： “聽着，同志們，我先要讓大家高興一下：戰争很快就要結束了。
還有，就在昨天，二十一野戰洗衣隊的洗衣女工們抓了兩個德國俘虜……” 大家鼓起掌來。
戰争進行當中我們沒得過任何獎勵。
在戰争結束時，上級對我說：“你們洗衣隊可以嘉獎兩個人。
”我一聽就火了，憤憤不平，據理力争說： “我是洗衣隊的政治指導員，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勞動有多麼繁重，她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氣，手上起了濕疹，姑娘們都很年輕，洗衣機也沒有她們洗得多，她們就像牽引車一樣負重。
”上級問我：“您明天能再上報一些需嘉獎者的材料嗎？我們再獎勵一批……”于是我和隊長又研究嘉獎人員名單，一夜未睡。
結果，很多姑娘獲得了勇敢獎章和戰功勳章，還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紅星勳章。
這是一位最優秀的女工，她時刻不離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筋疲力盡、累得躺倒時，她仍在埋頭洗。
她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她全家人都死了。
我要送姑娘們回家了，真想送點東西給她們。
她們全都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而那裡已經徹底毀于戰火了。
我怎麼能讓她們兩手空空地回到家鄉呢？我們那時正好駐紮在一個德國村莊裡，村裡有一個縫紉工場。
我跑過去一瞧：縫紉機都在那兒，完好無缺。
我真為此慶幸。
就這樣，我們送給了每個要走的姑娘一份禮物。
我當時的高興勁兒就甭提了，好幸福啊。
這就是我力所能及為姑娘們所做的一切了。
其實，所有人都想回家，但又害怕回家。
沒有人知道在家鄉等待我們的是什麼…… ——瓦蓮金娜·庫茲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鮑爾肖夫斯卡娅 （中尉，野戰洗衣隊政治指導員） 說說我爸爸……我親愛的爸爸是一個共産黨員、一個聖潔的人。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好的人，他總是教育我：“要是沒有蘇維埃政權，我什麼都不是，就是個窮光蛋，給富農扛長活兒的。
是蘇維埃政權給了我一切，讓我受了教育，成為一名橋梁工程師。
所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給祖國政權。
” 我自己也熱愛蘇維埃政權，熱愛斯大林，熱愛伏羅希洛夫，熱愛所有的國家領導人。
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
戰争在進行，我在成長。
每到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唱《國際歌》，唱《神聖的戰争》，爸爸還拉手風琴伴奏。
到我一滿十八周歲，爸爸就帶我去了兵役委員會…… 我從部隊上寫了一封信回家，告訴爸爸我在修建和保護橋梁。
這是我們全家人的快樂！爸爸使我們家裡人都愛上了橋梁，我們從小就喜歡橋梁。
每當我看到那些因轟炸或爆破而毀掉的橋梁，我都會難過得哭出來，我對待橋梁就像對待一個寵物，而不是一個戰略設施……我一路上親眼看見大大小小幾百座橋梁遭到破壞，戰争中首先就是要摧毀橋梁，那是第一目标。
每當我們通過了毀塌的橋梁時，我總是要想：要重新修複它們，又得需要多少年啊？戰争也是在扼殺時間，扼殺人類的寶貴時間。
我清楚地記得，每一座爸爸建立的大橋是花了多少年時間。
他每天夜裡都坐在那兒看圖紙，即使是周末也不休息。
戰争中我感到最痛惜的就是時間。
爸爸的時間…… 爸爸早已不在了，可是我還繼續愛着他。
當有人說我爸爸這樣一批人相信斯大林是愚蠢和盲從或者是因為懼怕斯大林的時候，我絕對不信。
他們是真誠地相信列甯思想，真正是始終如一的。
請相信我，他們都是善良而誠實的人，他們倒不是相信斯大林和列甯，而是相信共産主義思想，就像後來所說的那樣，是相信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提出建設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相信要為所有人謀幸福，要為每個人謀幸福。
他們是一批夢想家，一批理想主義者，但絕不是盲從的人，我絕不認為他們是盲目追随者，絕不同意這樣說！在戰争中期，我們也有了優質的坦克和飛機，有了精良武器，但是如果沒有信念，我們也不可能打敗如此兇惡的敵人，希特勒的軍隊是強大而有紀律的軍隊，他們征服了整個歐洲。
沒有信仰，我們不可能打斷他們的脊梁骨。
我們的主要武器就是信念，而不是恐懼。
我對您說的是一個誠實黨員的心裡話，我是戰争期間入黨的，至今也是共産黨員。
我不以為有黨員證是恥辱的，我從來沒有抛棄過黨證。
從1941年開始，我的信念就沒有改變過…… ——塔瑪拉·盧基亞諾娃·托洛普 （列兵，建築工程師） 我們在沃羅涅日城外阻止了德寇的侵犯……他們每天狂轟濫炸，但是久久攻不下這座城市。
德國飛機每天飛過我們莫斯科夫卡村。
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敵人，隻見到了他們的飛機。
但我很快就意識到，戰争就是這樣的…… 上級派人到我們醫院傳達說，沃羅涅日城下有一列火車遭到轟炸，命令我們立即趕赴現場。
在那裡我們放眼看去……看到了什麼啊？到處是被炸碎的血肉……我都說不出話來！我記得主治醫生是先來到的。
他大聲喊道：“擔架！”那時我是最年輕的，剛滿十六歲，他們全都看着我，怕我昏倒過去。
我們沿着鐵軌，一節一節地爬上車廂查看。
已經沒有人可以放上擔架了：車廂燒毀了，已經聽不到任何呻吟或哭喊聲，已經找不到完整的人形。
我的心跳簡直要停止了，吓得閉上雙眼。
等我們回到了醫院，所有人都倒下了，有人把頭放在桌上，有人癱在椅子上，就這樣睡着了。
我值班後回到家。
帶着滿臉淚痕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