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打過槍……”
關燈
小
中
大
杉球果……嗯，至少能卷起些波浪來……
——瓦希莉莎·尤日妮娜
（列兵，理發員）
我隻讀過很少的書……所以無法講得很好聽……我們的工作就是給士兵們換衣服、洗衣服、熨衣服，這就算是我們的英雄行為了吧。
我們全是騎馬，很少乘火車，馬匹真是苦死了，也可以說，我們是一路步行到達柏林的。
如果回憶我們做過的全部事業，就是這樣的：我們幫助衛生員背過傷員，在德聶伯河畔搬運過炮彈，因為不能用大車運，隻好捧在懷裡硬是走了好多公裡，我們挖過掩蔽部，我們鋪設過橋梁…… 我們也陷入過包圍圈，我和大夥兒一樣，邊打邊突圍。
我說不出自己到底殺過人還是沒殺過人。
反正就是一邊開槍一邊逃出重圍，和大夥兒一樣。
我覺得我記得的東西太少了。
總共沒有幾件事情！我再想想吧……等你下次再來…… ——安娜·紮哈洛夫娜·戈爾拉契 （列兵，洗衣員） 我的故事很不起眼…… 司務長問我：“小姑娘，你多大啦？” “十八歲了，幹嗎？” “是這樣，”他說，“我們不收不夠年齡的人。
” “随便您派我幹什麼，就是烤面包也行。
” 于是他們就接受我了…… ——娜塔莉亞·穆哈梅金諾娃 （列兵，面包員） 我被列入文書編制……說定了我到司令部去做這項工作……上級對我說，我們知道您戰前曾經在照相館工作，那就在我們部隊負責照相吧。
我記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不想給死亡者拍照，死人的照片我不能拍。
我總是在士兵們休息的時候、抽煙的時候和說說笑笑的時候給他們拍照，特别是在授予獎章、勳章的時候。
可惜的是當時我沒有彩色膠卷，隻有黑白膠卷。
要是有彩色膠卷的話，在授予戰鬥團旗幟的時候，我就可以拍得很美很美…… 而今天……就常有記者到我這裡來問：“您給犧牲者拍過照片嗎？在戰場上……”我就開始找……我很少有犧牲者的照片……如果有人死了，小夥子們都請求我：“你有他生前的照片嗎？”我們去找他活着時的照片……為了看到他的微笑…… ——葉蓮娜·維倫斯卡雅 （中士，文書） 我們是工程兵……就是修建鐵路、搭建浮橋、構築掩體。
前線就在旁邊，我們隻能在夜間挖戰壕，以避免被敵人發現。
我們也做伐林工作。
我那個班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都非常年輕。
男人沒有幾個，因為這是非戰鬥部門。
我們怎麼伐樹？所有人一起砍倒一棵樹，然後把它拖走。
整個班就圍繞一棵樹。
我們手上都磨出了血淋淋的水泡……肩膀上也是血…… ——卓雅·盧基亞諾夫娜·維爾什畢斯卡雅 （工兵營，班長） 我讀完了師範學校……等拿到畢業文憑時，戰争已經爆發了。
既然開戰了，我們也就沒有畢業分配，被打發回各自老家。
回到家裡沒過幾天，就接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員會去。
媽媽不放我走。
不錯，我那時還年輕，隻有十八歲。
媽說：“我送你到哥哥家裡去，對别人就說你不在家。
”我說不行：“我是個共青團員呀！”兵役委員會把我們集中起來，如此這般地動員了一番，要求我們婦女去為前線烤面包。
活兒很重。
我們共有八個大烤爐，每到一個被破壞的村鎮或城市，就要把烤爐架起來。
架好烤爐，又需要柴火，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
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們兩個人一抓就扛起來了。
或者是四十個戰争面包放在擔架上，像我這樣的身子骨根本擡不起來。
我們日日夜夜地烤面包，這幾盆的面還在發酵，那幾盆的面已經快做成面包了。
敵人炸敵人的，我們做我們的…… ——瑪麗娅·謝苗諾夫娜·庫拉柯娃 （列兵，面包員） 整整四年戰争我都是在車輪上度過的……我們按照“繡錦農莊”或“科盧羅農莊”等指示牌四處奔波，在市場上征集煙草、香煙和打火石，如果沒有這一切，士兵們是不能上前線的。
在一個地方收購後，還要繼續上路。
有時我們乘汽車，有時我們坐馬車，更多的就是步行，和一個或兩個士兵一起。
到前線戰壕時，所有的東西都在自己身上扛着背着，因為不能趕着馬匹，那樣德國人會聽到馬蹄作響，所以全都壓在自己身上，就像駱駝似的，而我的身材是非常瘦小的…… ——葉蓮娜·尼基甫洛芙娜·葉夫斯卡娅 （列兵，物資供應員） 戰争開始時……我是十九歲……我住在弗拉基米爾州的穆羅姆市。
1941年10月，我們一批共青團員被派去修建穆羅姆市——高爾基市——庫列巴基的汽車公路。
當我們從勞動第一線返回時，又被征集入伍了。
我被送到高爾基市的通信學校學習郵政信使課程。
課程結束後就參加了作戰部隊，第六十步兵師，負責一個團的郵政信件。
我親眼看到前線的戰士們收到家信後如何一邊親吻信封一邊痛哭。
很多官兵的親人都被敵人殺死，或者是在敵占區度日，不能寫信來。
那個時候我們還以陌生的姑娘的名義寫了很多信給戰士們：“親愛的兵哥哥，我是一個與你素不相識的女孩，我寫信給你，是想知道你是怎麼打擊敵人的？你什麼時候能夠帶着勝利勳章回家？”我們整夜整夜地坐在那兒寫信……為了戰争，我寫了數百封這樣的信…… ——瑪利亞·阿列克賽耶夫娜·雷姆涅娃 （少尉，信使） 凱牌特殊肥皂和警衛室 我是五一節結的婚……6月22日戰争就爆發了。
第一批德國飛機進行了空襲。
戰前我在西班牙兒童保育院工作，孩子們都是1937年從西班牙送到我們基輔來的……那時是西班牙内戰……德寇空襲時，我們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們已經開始在院内挖壕溝了。
他們倒是全都懂……我們把他們送到後方，然後我到了平劄州。
上級交給我的任務，是組建一個護士訓練班。
1941年年底，由我主持了這個訓練班的考試，因為所有的醫生都上前線了。
我給學員們發了證件後，自己也申請上前線。
上級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進了陸軍野戰醫院。
我在周圍的姑娘們中間是最年長的，至今還和我保持友誼的索尼亞·烏特魯戈瓦雅，那時才十六歲，剛剛讀完九年級，就進了這個醫務訓練班。
我們到了前線，都第四天了，索尼亞還坐在小樹林裡哭。
我走到她身邊： “索涅奇卡，你怎麼還在哭啊？” “怎麼你不懂，我已經三天沒見到我媽媽了！”她回答我。
現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來。
在庫爾斯克會戰時，上級把我從醫院調到了野戰洗衣隊當政治指導員，洗衣員都是非軍事人員，所以通常是這樣：我們坐在大車上，車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溫桶，最上面坐着身穿五彩缤紛的裙子的姑娘們。
這一下，誰見了都大笑着說：“洗衣大軍來了！”……人們把我叫作“洗衣政委”。
過了好長時間，我的姑娘們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像俗話說的那樣，馬馬虎虎過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
那時聽都沒有聽過什麼叫洗衣機，全是手洗……全靠女人們的雙手……我們每到一地，上級就撥一間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給我們，我們就在裡面洗衣服。
為了先滅虱子，必須先用一種專門的凱牌肥皂水浸泡，然後再洗淨烘幹。
滅虱劑是有的，可是當時滅虱劑已經不頂用了，我們隻能用凱牌肥皂。
這種肥皂非常難聞，氣味簡直吓人。
而在這間房子裡，我們不但要洗衣、烘衣，還要在裡面睡覺。
上級規定每個戰士洗衣服的肥皂定額是二十到二十五克，全都發到我們手中。
這肥皂像土塊一樣，黑乎乎的。
很多姑娘因為長期洗衣負擔過重和緊張過度而得了疝氣病，還有很多人雙手都被凱牌肥皂腐蝕出了濕疹，指甲脫落，我們都以為指甲不會再長出來了。
不過，隻能歇上一兩天，就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們都很聽我的話…… 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營地，那裡駐紮着空軍飛行員，整整一個飛行大隊。
您想想吧，他們都在盯着我們看，而我們卻穿得破破爛爛、邋邋遢遢。
于是，這些花花公子輕蔑地說：“真了不起，原來是洗衣大姐們啊……”我的姑娘們聽了這些話差點氣哭了：“指導員，您瞧他們……” “沒關系，我們會報複他們的。
”
我們全是騎馬，很少乘火車，馬匹真是苦死了，也可以說，我們是一路步行到達柏林的。
如果回憶我們做過的全部事業，就是這樣的：我們幫助衛生員背過傷員，在德聶伯河畔搬運過炮彈，因為不能用大車運，隻好捧在懷裡硬是走了好多公裡，我們挖過掩蔽部，我們鋪設過橋梁…… 我們也陷入過包圍圈，我和大夥兒一樣，邊打邊突圍。
我說不出自己到底殺過人還是沒殺過人。
反正就是一邊開槍一邊逃出重圍，和大夥兒一樣。
我覺得我記得的東西太少了。
總共沒有幾件事情！我再想想吧……等你下次再來…… ——安娜·紮哈洛夫娜·戈爾拉契 （列兵，洗衣員） 我的故事很不起眼…… 司務長問我：“小姑娘，你多大啦？” “十八歲了，幹嗎？” “是這樣，”他說，“我們不收不夠年齡的人。
” “随便您派我幹什麼，就是烤面包也行。
” 于是他們就接受我了…… ——娜塔莉亞·穆哈梅金諾娃 （列兵，面包員） 我被列入文書編制……說定了我到司令部去做這項工作……上級對我說，我們知道您戰前曾經在照相館工作，那就在我們部隊負責照相吧。
我記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不想給死亡者拍照，死人的照片我不能拍。
我總是在士兵們休息的時候、抽煙的時候和說說笑笑的時候給他們拍照，特别是在授予獎章、勳章的時候。
可惜的是當時我沒有彩色膠卷，隻有黑白膠卷。
要是有彩色膠卷的話，在授予戰鬥團旗幟的時候，我就可以拍得很美很美…… 而今天……就常有記者到我這裡來問：“您給犧牲者拍過照片嗎？在戰場上……”我就開始找……我很少有犧牲者的照片……如果有人死了，小夥子們都請求我：“你有他生前的照片嗎？”我們去找他活着時的照片……為了看到他的微笑…… ——葉蓮娜·維倫斯卡雅 （中士，文書） 我們是工程兵……就是修建鐵路、搭建浮橋、構築掩體。
前線就在旁邊，我們隻能在夜間挖戰壕，以避免被敵人發現。
我們也做伐林工作。
我那個班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都非常年輕。
男人沒有幾個，因為這是非戰鬥部門。
我們怎麼伐樹？所有人一起砍倒一棵樹，然後把它拖走。
整個班就圍繞一棵樹。
我們手上都磨出了血淋淋的水泡……肩膀上也是血…… ——卓雅·盧基亞諾夫娜·維爾什畢斯卡雅 （工兵營，班長） 我讀完了師範學校……等拿到畢業文憑時，戰争已經爆發了。
既然開戰了，我們也就沒有畢業分配，被打發回各自老家。
回到家裡沒過幾天，就接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員會去。
媽媽不放我走。
不錯，我那時還年輕，隻有十八歲。
媽說：“我送你到哥哥家裡去，對别人就說你不在家。
”我說不行：“我是個共青團員呀！”兵役委員會把我們集中起來，如此這般地動員了一番，要求我們婦女去為前線烤面包。
活兒很重。
我們共有八個大烤爐，每到一個被破壞的村鎮或城市，就要把烤爐架起來。
架好烤爐，又需要柴火，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
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們兩個人一抓就扛起來了。
或者是四十個戰争面包放在擔架上，像我這樣的身子骨根本擡不起來。
我們日日夜夜地烤面包，這幾盆的面還在發酵，那幾盆的面已經快做成面包了。
敵人炸敵人的，我們做我們的…… ——瑪麗娅·謝苗諾夫娜·庫拉柯娃 （列兵，面包員） 整整四年戰争我都是在車輪上度過的……我們按照“繡錦農莊”或“科盧羅農莊”等指示牌四處奔波，在市場上征集煙草、香煙和打火石，如果沒有這一切，士兵們是不能上前線的。
在一個地方收購後，還要繼續上路。
有時我們乘汽車，有時我們坐馬車，更多的就是步行，和一個或兩個士兵一起。
到前線戰壕時，所有的東西都在自己身上扛着背着，因為不能趕着馬匹，那樣德國人會聽到馬蹄作響，所以全都壓在自己身上，就像駱駝似的，而我的身材是非常瘦小的…… ——葉蓮娜·尼基甫洛芙娜·葉夫斯卡娅 （列兵，物資供應員） 戰争開始時……我是十九歲……我住在弗拉基米爾州的穆羅姆市。
1941年10月，我們一批共青團員被派去修建穆羅姆市——高爾基市——庫列巴基的汽車公路。
當我們從勞動第一線返回時，又被征集入伍了。
我被送到高爾基市的通信學校學習郵政信使課程。
課程結束後就參加了作戰部隊，第六十步兵師，負責一個團的郵政信件。
我親眼看到前線的戰士們收到家信後如何一邊親吻信封一邊痛哭。
很多官兵的親人都被敵人殺死，或者是在敵占區度日，不能寫信來。
那個時候我們還以陌生的姑娘的名義寫了很多信給戰士們：“親愛的兵哥哥，我是一個與你素不相識的女孩，我寫信給你，是想知道你是怎麼打擊敵人的？你什麼時候能夠帶着勝利勳章回家？”我們整夜整夜地坐在那兒寫信……為了戰争，我寫了數百封這樣的信…… ——瑪利亞·阿列克賽耶夫娜·雷姆涅娃 （少尉，信使） 凱牌特殊肥皂和警衛室 我是五一節結的婚……6月22日戰争就爆發了。
第一批德國飛機進行了空襲。
戰前我在西班牙兒童保育院工作，孩子們都是1937年從西班牙送到我們基輔來的……那時是西班牙内戰……德寇空襲時，我們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們已經開始在院内挖壕溝了。
他們倒是全都懂……我們把他們送到後方，然後我到了平劄州。
上級交給我的任務，是組建一個護士訓練班。
1941年年底，由我主持了這個訓練班的考試，因為所有的醫生都上前線了。
我給學員們發了證件後，自己也申請上前線。
上級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進了陸軍野戰醫院。
我在周圍的姑娘們中間是最年長的，至今還和我保持友誼的索尼亞·烏特魯戈瓦雅，那時才十六歲，剛剛讀完九年級，就進了這個醫務訓練班。
我們到了前線，都第四天了，索尼亞還坐在小樹林裡哭。
我走到她身邊： “索涅奇卡，你怎麼還在哭啊？” “怎麼你不懂，我已經三天沒見到我媽媽了！”她回答我。
現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來。
在庫爾斯克會戰時，上級把我從醫院調到了野戰洗衣隊當政治指導員，洗衣員都是非軍事人員，所以通常是這樣：我們坐在大車上，車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溫桶，最上面坐着身穿五彩缤紛的裙子的姑娘們。
這一下，誰見了都大笑着說：“洗衣大軍來了！”……人們把我叫作“洗衣政委”。
過了好長時間，我的姑娘們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像俗話說的那樣，馬馬虎虎過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
那時聽都沒有聽過什麼叫洗衣機，全是手洗……全靠女人們的雙手……我們每到一地，上級就撥一間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給我們，我們就在裡面洗衣服。
為了先滅虱子，必須先用一種專門的凱牌肥皂水浸泡，然後再洗淨烘幹。
滅虱劑是有的，可是當時滅虱劑已經不頂用了，我們隻能用凱牌肥皂。
這種肥皂非常難聞，氣味簡直吓人。
而在這間房子裡，我們不但要洗衣、烘衣，還要在裡面睡覺。
上級規定每個戰士洗衣服的肥皂定額是二十到二十五克，全都發到我們手中。
這肥皂像土塊一樣，黑乎乎的。
很多姑娘因為長期洗衣負擔過重和緊張過度而得了疝氣病，還有很多人雙手都被凱牌肥皂腐蝕出了濕疹，指甲脫落，我們都以為指甲不會再長出來了。
不過，隻能歇上一兩天，就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們都很聽我的話…… 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營地，那裡駐紮着空軍飛行員，整整一個飛行大隊。
您想想吧，他們都在盯着我們看，而我們卻穿得破破爛爛、邋邋遢遢。
于是，這些花花公子輕蔑地說：“真了不起，原來是洗衣大姐們啊……”我的姑娘們聽了這些話差點氣哭了：“指導員，您瞧他們……” “沒關系，我們會報複他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