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還記得這雙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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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我看來是不應該的，所以去保護了那個俘虜，雖然我很明白，那是他心靈的呐喊……他認識我，痛罵了我，當然他比我年長。
但是他沒有再打那個俘虜，而是對我大喊大叫：“你都忘記了嗎……媽的！你難道都忘了他們怎麼對待我們的……他媽的！”我當然什麼都沒忘記，我清楚地記得見過的那些靴子……當時德國人竟然在他們的戰壕前擺上一排帶着斷腿的長筒靴。
那是在嚴冬，那些穿着靴子的腿豎立在那裡，就像一排木樁子……那些靴子……都是我們在自己同志身上看到過的……留下來的…… 我還記得水兵們是如何趕來援救我們的……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地雷炸死，我們當時撞入了一片雷區。
這些水兵，他們在地上躺了很久。
在太陽底下躺着……屍體都腫脹起來，他們穿着海魂衫，腫脹得看上去就像西瓜，好像大片野地裡一個個巨大的西瓜，很大很大。
我當然不會忘記，我絕不會忘記。
但是我卻不能去打俘虜，雖然因為他已經沒有武器。
不過，這是每個人自己的決定，為了自己，這是很重要的。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 那次戰鬥在布達佩斯城下，是在冬季……我正在背着一個傷員，中士機槍班長。
我自己身穿棉褲和棉襖，頭戴遮耳棉帽。
一邊背着傷員，一邊看到：前面的白雪中有一大塊黑色……燒焦的黑色……我意識到那是一個深深的大坑，這正是我需要的。
我滑到這個大坑中，發現裡面還有活着的人，我覺得他還活着，還有咯吱咯吱的金屬聲音……我轉過身，原來是個腿部受傷的德國軍官，躺在那兒，用沖鋒槍對着我。
當時我的長發從棉帽中露出來，肩背着急救挎包，挎包上有紅十字标記。
當我轉過身時，他看到了我的臉，意識到這是一個女孩，顯然情緒就放松了！他本來緊張的神經平複下來，扔掉了槍，他也就沒有什麼特别的了…… 此時在一個坑中有三個人：我們的傷員、我和這個德國人。
坑很小，我們彼此的腿都搭在一起。
我身上都是他們的血迹，我們的血都混合在一起。
那德國人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他那雙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看我會對他做什麼。
該死的法西斯！但是他馬上扔下了槍，你明白嗎？這一幕……我們的傷員都沒有去想這是怎麼回事，就抓起了槍……挺起身子想掐死那個德國人……而德國人就看着我……現在我還記得他那雙眼睛……我給自己人做了包紮，而德國人還在血泊中，他的血快流盡了，一條腿完全炸斷了。
再流一會兒血他就會死掉。
我很明白這一點。
于是，我還沒有給我們的傷員包紮完，就轉身去給這個德國人撕開軍服做包紮，纏上止血帶。
然後我又轉身回來給我們的傷員包紮。
那德國人不住地說：“好人，好人。
”不停地重複這個詞。
而我們的傷員就對我大叫着發脾氣，直到失去知覺……我撫摸着他，安慰他。
這時候救護馬車到了，把他們兩個都裝上車，運走了……德國人也救走了。
您明白嗎？ ——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 當男人們在前線看到女人時，他們臉色都會起變化，就連女人的嗓音也會使他們的神态跟原來不同。
有一天夜裡，我坐在掩蔽部外面，小聲唱着歌。
我以為大家都睡着了，沒有人聽得見我在唱歌。
可是第二天早上，連長對我說：“我們都沒睡着。
我們真渴望聽聽女人的聲音……” 還有一次，我給一個坦克手包紮傷口……戰鬥還在繼續，轟轟隆隆的。
他卻突然問起我：“姑娘，您叫什麼名字？”口氣中帶着明顯的暧昧。
我說我叫奧麗雅，我對于在這隆隆的炮聲中，在戰火紛飛的險境裡還要把名字告訴人家，自己都感到驚愕不解。
我平時總是力圖保持整潔端莊的外表，别人常常議論我：“天哪，難道她在戰鬥中還這麼幹幹淨淨的嗎？”我就是害怕自己萬一被打死，躺在地上會很難看。
我見過一些被打死的姑娘……在泥巴中、在污水中……那怎麼行……我可不願意死的時候像她們那樣……有時我躲避掃射，不是考慮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臉藏起來以免毀容，還有雙手也不能難看。
我覺得所有姑娘都是這樣想的。
而男人們總是嘲笑我們這一點。
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滑稽可笑。
他們說，姑娘們擔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們擔心什麼，傻不傻。
都是女人的那些胡思亂想。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 死神是無法馴服的……沒有可能……必須習慣與它交往……有一次我們部隊躲開德國鬼子，退到山裡。
留下了五個重傷員沒法走，他們全都傷在腹部，而且是緻命傷，過上一兩天他們肯定是要死的。
帶他們走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辦法挪走他們。
上級要我和另一個叫奧克薩諾奇卡的衛生指導員留在闆棚裡照料傷員，對我們說：“過兩天我們就回來接你們。
”可他們過了三天才來接我們。
我們和這些傷員們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
他們本來都是些身強力壯的男子漢，他們不願意死……而我們隻有些消炎粉，别的什麼都沒有……他們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給他們喝水啊。
有些人理解，另一些人就罵人，什麼粗野的話語都用了。
有人摔杯子，有人扔靴子……這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三天。
我們眼睜睜地看着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卻完全沒法幫他們…… 您問我的第一次獎賞？上級決定授予我一枚勇敢獎章，可是我沒去領它，因為我不服氣。
我的上帝，真好笑！您猜是怎麼回事？因為我的一個女友被授予了戰功獎章，而我隻弄了個勇敢獎章。
她總共隻參加過一次戰鬥，而我在庫紹夫斯克和其他地方參加過好多次戰役。
我可委屈了：她隻參加過一次戰鬥，就得了戰功獎章，那就是說有許多功勳，而我，到頭來隻有一枚勇敢獎章，好像我隻有一次是勇敢的[戰功獎章中的“戰功”一詞為複數，而“勇敢”是單數，所以才引起女主人公的委屈。
]。
後來指揮員來了，當他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時，忍不住笑了。
他告訴我：勇敢獎章是最高等級的獎章，隻差一點就是勳章了。
在頓巴斯的馬克耶夫卡，我負了傷。
傷在屁股上，一塊石頭子兒大小的彈片鑽了進去，卡在裡面。
我發覺自己流血了，趕忙把急救藥棉塞在傷口上，又繼續跑起來，給傷員包紮。
我不好意思向别人說及此事。
一個姑娘家受了傷，再說又是傷在屁股上，這種事，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是羞于承認、不敢告訴
但是他沒有再打那個俘虜，而是對我大喊大叫：“你都忘記了嗎……媽的！你難道都忘了他們怎麼對待我們的……他媽的！”我當然什麼都沒忘記，我清楚地記得見過的那些靴子……當時德國人竟然在他們的戰壕前擺上一排帶着斷腿的長筒靴。
那是在嚴冬，那些穿着靴子的腿豎立在那裡，就像一排木樁子……那些靴子……都是我們在自己同志身上看到過的……留下來的…… 我還記得水兵們是如何趕來援救我們的……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地雷炸死，我們當時撞入了一片雷區。
這些水兵，他們在地上躺了很久。
在太陽底下躺着……屍體都腫脹起來，他們穿着海魂衫，腫脹得看上去就像西瓜，好像大片野地裡一個個巨大的西瓜，很大很大。
我當然不會忘記，我絕不會忘記。
但是我卻不能去打俘虜，雖然因為他已經沒有武器。
不過，這是每個人自己的決定，為了自己，這是很重要的。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 那次戰鬥在布達佩斯城下，是在冬季……我正在背着一個傷員，中士機槍班長。
我自己身穿棉褲和棉襖，頭戴遮耳棉帽。
一邊背着傷員，一邊看到：前面的白雪中有一大塊黑色……燒焦的黑色……我意識到那是一個深深的大坑，這正是我需要的。
我滑到這個大坑中，發現裡面還有活着的人，我覺得他還活着，還有咯吱咯吱的金屬聲音……我轉過身，原來是個腿部受傷的德國軍官，躺在那兒，用沖鋒槍對着我。
當時我的長發從棉帽中露出來，肩背着急救挎包，挎包上有紅十字标記。
當我轉過身時，他看到了我的臉，意識到這是一個女孩，顯然情緒就放松了！他本來緊張的神經平複下來，扔掉了槍，他也就沒有什麼特别的了…… 此時在一個坑中有三個人：我們的傷員、我和這個德國人。
坑很小，我們彼此的腿都搭在一起。
我身上都是他們的血迹，我們的血都混合在一起。
那德國人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他那雙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看我會對他做什麼。
該死的法西斯！但是他馬上扔下了槍，你明白嗎？這一幕……我們的傷員都沒有去想這是怎麼回事，就抓起了槍……挺起身子想掐死那個德國人……而德國人就看着我……現在我還記得他那雙眼睛……我給自己人做了包紮，而德國人還在血泊中，他的血快流盡了，一條腿完全炸斷了。
再流一會兒血他就會死掉。
我很明白這一點。
于是，我還沒有給我們的傷員包紮完，就轉身去給這個德國人撕開軍服做包紮，纏上止血帶。
然後我又轉身回來給我們的傷員包紮。
那德國人不住地說：“好人，好人。
”不停地重複這個詞。
而我們的傷員就對我大叫着發脾氣，直到失去知覺……我撫摸着他，安慰他。
這時候救護馬車到了，把他們兩個都裝上車，運走了……德國人也救走了。
您明白嗎？ ——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 當男人們在前線看到女人時，他們臉色都會起變化，就連女人的嗓音也會使他們的神态跟原來不同。
有一天夜裡，我坐在掩蔽部外面，小聲唱着歌。
我以為大家都睡着了，沒有人聽得見我在唱歌。
可是第二天早上，連長對我說：“我們都沒睡着。
我們真渴望聽聽女人的聲音……” 還有一次，我給一個坦克手包紮傷口……戰鬥還在繼續，轟轟隆隆的。
他卻突然問起我：“姑娘，您叫什麼名字？”口氣中帶着明顯的暧昧。
我說我叫奧麗雅，我對于在這隆隆的炮聲中，在戰火紛飛的險境裡還要把名字告訴人家，自己都感到驚愕不解。
我平時總是力圖保持整潔端莊的外表，别人常常議論我：“天哪，難道她在戰鬥中還這麼幹幹淨淨的嗎？”我就是害怕自己萬一被打死，躺在地上會很難看。
我見過一些被打死的姑娘……在泥巴中、在污水中……那怎麼行……我可不願意死的時候像她們那樣……有時我躲避掃射，不是考慮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臉藏起來以免毀容，還有雙手也不能難看。
我覺得所有姑娘都是這樣想的。
而男人們總是嘲笑我們這一點。
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滑稽可笑。
他們說，姑娘們擔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們擔心什麼，傻不傻。
都是女人的那些胡思亂想。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 死神是無法馴服的……沒有可能……必須習慣與它交往……有一次我們部隊躲開德國鬼子，退到山裡。
留下了五個重傷員沒法走，他們全都傷在腹部，而且是緻命傷，過上一兩天他們肯定是要死的。
帶他們走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辦法挪走他們。
上級要我和另一個叫奧克薩諾奇卡的衛生指導員留在闆棚裡照料傷員，對我們說：“過兩天我們就回來接你們。
”可他們過了三天才來接我們。
我們和這些傷員們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
他們本來都是些身強力壯的男子漢，他們不願意死……而我們隻有些消炎粉，别的什麼都沒有……他們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給他們喝水啊。
有些人理解，另一些人就罵人，什麼粗野的話語都用了。
有人摔杯子，有人扔靴子……這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三天。
我們眼睜睜地看着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卻完全沒法幫他們…… 您問我的第一次獎賞？上級決定授予我一枚勇敢獎章，可是我沒去領它，因為我不服氣。
我的上帝，真好笑！您猜是怎麼回事？因為我的一個女友被授予了戰功獎章，而我隻弄了個勇敢獎章。
她總共隻參加過一次戰鬥，而我在庫紹夫斯克和其他地方參加過好多次戰役。
我可委屈了：她隻參加過一次戰鬥，就得了戰功獎章，那就是說有許多功勳，而我，到頭來隻有一枚勇敢獎章，好像我隻有一次是勇敢的[戰功獎章中的“戰功”一詞為複數，而“勇敢”是單數，所以才引起女主人公的委屈。
]。
後來指揮員來了，當他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時，忍不住笑了。
他告訴我：勇敢獎章是最高等級的獎章，隻差一點就是勳章了。
在頓巴斯的馬克耶夫卡，我負了傷。
傷在屁股上，一塊石頭子兒大小的彈片鑽了進去，卡在裡面。
我發覺自己流血了，趕忙把急救藥棉塞在傷口上，又繼續跑起來，給傷員包紮。
我不好意思向别人說及此事。
一個姑娘家受了傷，再說又是傷在屁股上，這種事，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是羞于承認、不敢告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