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還記得這雙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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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受不住這種打擊。
于是我們決定，我得申請到别的連隊去。
可是怎麼分開……怎麼能呢？ 把您調走了嗎？ 是的，我們倆分開作戰。
起初是在不同的騎兵連，後來甚至不在同一個師了。
但隻要有機會，就互相轉達問候，了解一下對方是否還活着……死神在每一步之外等候着，等待着你……我還記得在亞拉拉特山下的一件事……我們紮營在沙漠中。
亞拉拉特還被德寇占據着。
那天是聖誕節，德國人在休息過節。
我們選出了一個騎兵連和一個四十毫米口徑炮兵連。
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們開始出發，徹夜行軍。
黎明時分見到了我們的偵察員，他們剛剛從那個鎮子上出來。
城鎮就在山下……一切如常……德國鬼子怎麼也不會料到我們居然能夠從這樣的沙漠中走過來，他們防守很松散。
我們神不知鬼不覺地繞到他們的身後。
從山上沖下去，馬上抓住了哨兵，摸進了鎮子，好像從天上飛下來的。
德國大兵們還在赤身裸體地唱啊跳啊，隻是沖鋒槍還抓在手裡。
他們在聖誕樹邊狂歡……酩酊大醉……每個院子裡都停有至少兩三輛坦克。
有輕型坦克，還有裝甲運兵車……所有的裝備都在。
我們就在原地把這些裝備炸毀了，當時是槍聲大作、炸彈橫飛，德國人驚恐萬狀，四處流竄，一片混亂……當時的情況太可怕了，每個人都唯恐逃之不及。
那真是火海一般……聖誕樹燃成了火炬…… 那次我救了八個傷員……把他們一個個背上山……但是我們卻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疏漏：沒有切斷通信聯絡。
結果德寇的炮火劈頭蓋臉地炸向我們，又是迫擊炮又是榴彈炮，火力非常密集。
我急忙把自己的傷員放到救護馬車上運走……但是我又眼睜睜地看着一顆炮彈落到救護馬車上，把它炸得粉碎。
當我再過去看時，隻見到有一個人還活着。
這時候德國人已經上山來了……那個傷員求我：“護士，丢下我吧……别管我了……我就快死了……”他的肚子被炸爛了……腸子都流了出來……這樣子……他又自己把腸子攏在一起，塞回肚子裡…… 我以為我的馬是因為這個傷員而沾了滿身的血，可是再一看，原來它的一側也受了傷，我把全部的急救包都給馬用上了。
最後發現身上還有幾塊糖，就把糖也給它吃了。
這時子彈從四面八方射過來，可我就是看不到德國人和自己人都在哪裡。
我騎着馬走了十幾米，不斷遇上傷員……我想，還是得找到一駕馬車，把所有傷員都帶走。
我走到了一個斜坡，看到下面有三條路：一條向左，一條向右，還有一條向前。
我迷了路……到底要向哪兒走呢？隻好牢牢地抓住缰繩，任由馬兒走，往哪兒走都行。
其實，當時我不知道怎麼才好，就是一種本能暗示我，聽說走到這種三岔口，馬兒自己可以憑着嗅覺找方向，于是我就放松缰繩，讓它朝着與我自己想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方向走下去。
走啊走啊，一直走了下去。
我渾身無力地坐在馬背上，不在乎馬兒往哪兒走，走哪兒算哪兒吧。
它就這樣走啊走啊，後來它似乎越來越高興起來，開始搖頭晃腦，我就提起缰繩抓在手中，又彎下身子，輕輕用手撫摸它的傷口。
繼續走着，馬兒顯得更加歡快，還嘶鳴起來，顯然是聽到了什麼。
我卻擔心了：可别突然出現德國人啊。
我決定先跳下馬再說，這時我自己也發現了新鮮蹤迹：馬匹踩出的蹄印，還有車輪的轍印，看來是有五十多人走過去了。
又經過了二三百米，馬兒就一頭撞到前面一輛大車上了。
大車上躺着我們的傷員，就是說找到了我們騎兵連的散落人員。
不久，援助人員也找到了我們，帶來了馬車、牛車……原來上級下了命令：要找回所有人員。
哪怕冒着槍林彈雨，也要把自己人全部找到，一個人都不能丢下，傷員和死者都要帶回去。
我也上了一輛牛車。
我在那裡找到了所有人，就連那個肚子炸開的傷員也找到了，所有人都運了出來。
隻有被射殺的戰馬留在了那裡。
黎明那麼美麗，一邊走一邊看，成群結隊，那麼漂亮而強壯的馬群……晨風吹起了它們的鬃毛…… ——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 在我們坐着的大房間裡，整面牆壁挂滿了姐妹倆在戰前和前線的放大照片。
有一張照片上，她們還是中學生，戴着太陽帽，捧着鮮花，這是在戰争爆發前兩周拍的一張照片。
兩張純樸而又帶孩子氣的面孔，笑盈盈的，因為想顯得成熟些，而稍稍有點一本正經。
在旁邊的照片上，她們已經穿起了哥薩克的袍子和騎兵的氈靴，是1942年拍攝的，時間上雖然隻隔了一年，但面孔卻大變樣了，簡直是判若兩人。
這張照片是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從前線寄給母親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獎章。
還有幾張照片是兩姐妹在勝利那天拍的……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們神态的變化：從輕柔稚氣的線條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還含有某些堅毅的嚴厲。
很難相信這些神态的變化是在短短的幾個月或幾年時間裡完成的。
在和平的年代，這種變化會十分緩慢，而且不知不覺。
人的面孔是靠長年累月塑造成型的，而在面孔上會慢慢顯現出靈魂。
但戰争卻很快就能創造出自己的人物肖像，書寫出自己的人物畫廊。
我們攻占了一個大村莊，有三百多戶人家。
還留下了一所德國人的醫院，就在當地醫院的一幢大樓内。
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院内挖了一個大坑，裡面有一些被槍斃的德國傷兵——在逃跑之前，德國人殺死了自己的傷員。
顯然他們認為我們也會殺掉他們，以為我們也會做出他們對我們的傷病員所做的那些事情。
隻有一個病房的傷員留了下來，看來是他們沒來得及動手殺掉他們，也可能是存心抛棄他們，反正他們都沒有腿腳。
我們走進病房時，德國傷兵都用仇視的眼光看着我們，大概以為我們是來要他們命的。
翻譯告訴他們，我們不殺害傷員，而且會給予治療，這時有個傷員提出要求說，他們三天三夜滴水未進了，三天沒有換藥了……我過去一瞧，果然不錯，真是太危險了。
德軍醫生早就不管他們了，傷口化膿腐爛，繃帶都長到肉裡去了。
你們憐憫他們嗎？ 我不能說出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憐憫或者同情，這畢竟是一種情感。
我還從來沒有體驗過這種情感。
這是另一回事……我們還遇到過這麼一件事……有個戰士打了一個俘虜……
于是我們決定，我得申請到别的連隊去。
可是怎麼分開……怎麼能呢？ 把您調走了嗎？ 是的，我們倆分開作戰。
起初是在不同的騎兵連，後來甚至不在同一個師了。
但隻要有機會，就互相轉達問候，了解一下對方是否還活着……死神在每一步之外等候着，等待着你……我還記得在亞拉拉特山下的一件事……我們紮營在沙漠中。
亞拉拉特還被德寇占據着。
那天是聖誕節，德國人在休息過節。
我們選出了一個騎兵連和一個四十毫米口徑炮兵連。
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們開始出發，徹夜行軍。
黎明時分見到了我們的偵察員，他們剛剛從那個鎮子上出來。
城鎮就在山下……一切如常……德國鬼子怎麼也不會料到我們居然能夠從這樣的沙漠中走過來，他們防守很松散。
我們神不知鬼不覺地繞到他們的身後。
從山上沖下去，馬上抓住了哨兵，摸進了鎮子，好像從天上飛下來的。
德國大兵們還在赤身裸體地唱啊跳啊，隻是沖鋒槍還抓在手裡。
他們在聖誕樹邊狂歡……酩酊大醉……每個院子裡都停有至少兩三輛坦克。
有輕型坦克，還有裝甲運兵車……所有的裝備都在。
我們就在原地把這些裝備炸毀了，當時是槍聲大作、炸彈橫飛，德國人驚恐萬狀，四處流竄，一片混亂……當時的情況太可怕了，每個人都唯恐逃之不及。
那真是火海一般……聖誕樹燃成了火炬…… 那次我救了八個傷員……把他們一個個背上山……但是我們卻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疏漏：沒有切斷通信聯絡。
結果德寇的炮火劈頭蓋臉地炸向我們，又是迫擊炮又是榴彈炮，火力非常密集。
我急忙把自己的傷員放到救護馬車上運走……但是我又眼睜睜地看着一顆炮彈落到救護馬車上，把它炸得粉碎。
當我再過去看時，隻見到有一個人還活着。
這時候德國人已經上山來了……那個傷員求我：“護士，丢下我吧……别管我了……我就快死了……”他的肚子被炸爛了……腸子都流了出來……這樣子……他又自己把腸子攏在一起，塞回肚子裡…… 我以為我的馬是因為這個傷員而沾了滿身的血，可是再一看，原來它的一側也受了傷，我把全部的急救包都給馬用上了。
最後發現身上還有幾塊糖，就把糖也給它吃了。
這時子彈從四面八方射過來，可我就是看不到德國人和自己人都在哪裡。
我騎着馬走了十幾米，不斷遇上傷員……我想，還是得找到一駕馬車，把所有傷員都帶走。
我走到了一個斜坡，看到下面有三條路：一條向左，一條向右，還有一條向前。
我迷了路……到底要向哪兒走呢？隻好牢牢地抓住缰繩，任由馬兒走，往哪兒走都行。
其實，當時我不知道怎麼才好，就是一種本能暗示我，聽說走到這種三岔口，馬兒自己可以憑着嗅覺找方向，于是我就放松缰繩，讓它朝着與我自己想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方向走下去。
走啊走啊，一直走了下去。
我渾身無力地坐在馬背上，不在乎馬兒往哪兒走，走哪兒算哪兒吧。
它就這樣走啊走啊，後來它似乎越來越高興起來，開始搖頭晃腦，我就提起缰繩抓在手中，又彎下身子，輕輕用手撫摸它的傷口。
繼續走着，馬兒顯得更加歡快，還嘶鳴起來，顯然是聽到了什麼。
我卻擔心了：可别突然出現德國人啊。
我決定先跳下馬再說，這時我自己也發現了新鮮蹤迹：馬匹踩出的蹄印，還有車輪的轍印，看來是有五十多人走過去了。
又經過了二三百米，馬兒就一頭撞到前面一輛大車上了。
大車上躺着我們的傷員，就是說找到了我們騎兵連的散落人員。
不久，援助人員也找到了我們，帶來了馬車、牛車……原來上級下了命令：要找回所有人員。
哪怕冒着槍林彈雨，也要把自己人全部找到，一個人都不能丢下，傷員和死者都要帶回去。
我也上了一輛牛車。
我在那裡找到了所有人，就連那個肚子炸開的傷員也找到了，所有人都運了出來。
隻有被射殺的戰馬留在了那裡。
黎明那麼美麗，一邊走一邊看，成群結隊，那麼漂亮而強壯的馬群……晨風吹起了它們的鬃毛…… ——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 在我們坐着的大房間裡，整面牆壁挂滿了姐妹倆在戰前和前線的放大照片。
有一張照片上，她們還是中學生，戴着太陽帽，捧着鮮花，這是在戰争爆發前兩周拍的一張照片。
兩張純樸而又帶孩子氣的面孔，笑盈盈的，因為想顯得成熟些，而稍稍有點一本正經。
在旁邊的照片上，她們已經穿起了哥薩克的袍子和騎兵的氈靴，是1942年拍攝的，時間上雖然隻隔了一年，但面孔卻大變樣了，簡直是判若兩人。
這張照片是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從前線寄給母親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獎章。
還有幾張照片是兩姐妹在勝利那天拍的……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們神态的變化：從輕柔稚氣的線條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還含有某些堅毅的嚴厲。
很難相信這些神态的變化是在短短的幾個月或幾年時間裡完成的。
在和平的年代，這種變化會十分緩慢，而且不知不覺。
人的面孔是靠長年累月塑造成型的，而在面孔上會慢慢顯現出靈魂。
但戰争卻很快就能創造出自己的人物肖像，書寫出自己的人物畫廊。
我們攻占了一個大村莊，有三百多戶人家。
還留下了一所德國人的醫院，就在當地醫院的一幢大樓内。
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院内挖了一個大坑，裡面有一些被槍斃的德國傷兵——在逃跑之前，德國人殺死了自己的傷員。
顯然他們認為我們也會殺掉他們，以為我們也會做出他們對我們的傷病員所做的那些事情。
隻有一個病房的傷員留了下來，看來是他們沒來得及動手殺掉他們，也可能是存心抛棄他們，反正他們都沒有腿腳。
我們走進病房時，德國傷兵都用仇視的眼光看着我們，大概以為我們是來要他們命的。
翻譯告訴他們，我們不殺害傷員，而且會給予治療，這時有個傷員提出要求說，他們三天三夜滴水未進了，三天沒有換藥了……我過去一瞧，果然不錯，真是太危險了。
德軍醫生早就不管他們了，傷口化膿腐爛，繃帶都長到肉裡去了。
你們憐憫他們嗎？ 我不能說出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憐憫或者同情，這畢竟是一種情感。
我還從來沒有體驗過這種情感。
這是另一回事……我們還遇到過這麼一件事……有個戰士打了一個俘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