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還記得這雙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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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還在繼續……不過這一次我不需要遠行……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條大街，是用蘇聯英雄瓦西裡·紮哈羅維奇·科爾日的名字命名的。
他參加過國内戰争，又是西班牙戰争的英雄，後來是偉大衛國戰争中的遊擊隊領導人。
每個白俄羅斯人都讀過關于他的書，就是在中學課本上和電影中也有他。
他是白俄羅斯的傳奇。
雖然我無數次地在信封和電報紙上寫過這個名字，卻從來沒有把他作為一個現實的人去想過。
神話早已取代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成了他的雙胞胎。
可是這一次，我是懷着嶄新的感受走在這條大街上的：我乘了半個鐘頭電車趕到市區的另一邊，專程去看望他的女兒和妻子，英雄的兩個女兒也都曾經在前線作戰。
我眼中的傳奇神話變活了，變成了凡人的日常生活，降落到了人間，宏大變成微小。
不論我喜歡仰望天空還是眺望海洋，隻要從顯微鏡中看，每一粒沙子都要比我大得多，一滴水中可見大千世界，我從戰争中發現了深刻得難以估量的個人生活。
當宇宙與個人的維度同樣都是廣闊無邊的時候，又怎能把小稱之為小，把大稱之為大呢？我早已經區分不開它們。
對于我來說，一個人是如此豐富而複雜，他可以包含一切，也可以失去一切。
我找到了正确的地址，這又是一幢龐大而笨拙的高層建築，我走進第三個門洞，按了第七層電梯按鈕…… 他的小女兒給我開的門，她叫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那寬寬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誠的目光，一如照片上她的父親。
“請進吧，我們正等着您呢……奧麗雅姐姐今天早晨才從莫斯科趕來，她常住那邊，在盧蒙巴各民族友誼大學教書。
我們的媽媽住在我這裡。
瞧，我倒要感謝您使我們家人相聚了。
” 這兩姐妹，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和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都曾經在騎兵連裡當過衛生指導員。
她們并排坐在一起，但眼光都望向她們的母親，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
母親先開腔了： “敵人轟炸我們這兒時，到處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們往後方疏散……我們跋涉了很長時間，才走到斯大林格勒。
婦女兒童繼續往後方撤，男人就迎頭向前方趕。
收割機司機和拖拉機司機們都上了前線，所有卡車司機也都開上了前線。
我記得有一次，一個人在車上站了起來，沖着我們喊：‘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些糧食，支援我們打敗敵人！’這時，全車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們緻意。
而我們出來時唯一來得及帶着的，就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就把孩子們舉起來，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裡。
那人還在朝我們喊着：‘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糧食……’” 這以後，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再沒有插一句話。
女兒們時不時地輕輕撫摸她的雙手，安撫媽媽。
我們那時住在明斯克……我隻有十四歲半，奧麗雅十六歲，弟弟廖尼亞十三歲。
那幾天，我們剛好要送奧麗雅去少年兒童療養院，父親也想和我們一起去趟鄉下，看看他的親戚……可是這天夜裡他實際上沒在家過夜。
他白天在州黨委會辦公，深夜人們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來。
他跑進廚房，匆匆吃點東西，說：“孩子們，戰争爆發了，你們哪兒也别去，等着我……” 到了夜裡，我們離開了家。
父親有一件他最珍貴的西班牙戰争紀念品——一支獵槍，很名貴，帶彈夾。
這是對他勇敢作戰的獎勵。
他把獵槍交給哥哥說： “你是家裡最大的孩子，已經是男子漢了，應該照看好媽媽和妹妹……” 在整個戰争期間我們一直珍藏着這支獵槍。
家裡值錢的東西全都賣掉了，或者換了糧食。
可是這杆獵槍卻始終保存了下來。
我們不能同它分開，它寄托着我們對爸爸的懷念。
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襖扔到我們車上，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車站上，我們換乘了火車，可是還沒有到戈麥爾，就遭到敵機的激烈掃射。
上面下令：“統統下車，到樹叢裡去趴下！”掃射結束後……先是一陣寂靜，接着就是一片哭聲……大家都朝火車跑過去……媽媽和小弟弟及時鑽進車廂，而我就落在了下面。
我很害怕……真的好怕！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留下過。
突然就隻剩下我一個人了，我覺得自己那段時間甚至突然失語了……啞巴了……有人問我什麼，我卻說不出話來……後來我就緊跟着一個女人，幫助她，她是個醫生。
大家叫她“大尉醫生”。
我就随着她的衛生部隊一起出發了。
他們給我吃給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問我：“你多大了？” 我知道，要是我說實話，他們就會把我送到哪個兒童收容院去。
我馬上就想到了。
可是我再也不願離開這些有能力的大人，我想和他們一樣去打仗。
那時我們總是不斷地得到保證，父親也常說，我們就要打到敵人老家去了，目前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戰争很快就會勝利結束。
既然如此，我怎麼能不參加呢？我那時的想法也太天真了。
于是我回答他們，說我十六歲了，這樣他們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訓。
我在訓練班學習了四個多月，除了學習，大部分時間是照料傷員。
我習慣了戰争……當然是需要逐漸習慣的……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衛生營裡訓練出來的。
我們撤退時，帶了很多傷員。
我們不能走大路，因為大路常常遭到轟炸和掃射。
我們隻能走沼澤地，走羊腸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進。
隻要什麼地方集合了許多人，就是說，那裡要進行戰鬥了。
就這樣走啊，走啊，走啊。
我們路過了大片田野，地裡莊稼多好啊！我們走着看着，踩踏着無人收割的黑麥。
那是前所未有的豐收年景，莊稼長得很高很高。
綠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陽光，可是地裡卻躺着死人，凝着血……死人當中也有活人。
樹木燒黑了……火車站被炸毀了……在熏黑的車廂上，挂着燒焦的屍體……我們就這樣走到了羅斯托夫。
在那兒又遇上一場轟炸，我受了傷。
當我恢複知覺時，已經在火車上了。
這時迷迷糊糊聽到一個烏克蘭老兵在訓一個年輕人：“你老婆生孩子的時候，她沒哭，你倒哭了。
”他回過頭，看到我已經睜開了眼睛，就對我說：“你哭幾聲吧，孩子，哭幾聲吧。
哭哭，心裡好受些。
你是可以哭的。
”我想起了媽媽，于是哭了起來…… 出院後，上級安排我休個什麼長假。
我就想方
他參加過國内戰争，又是西班牙戰争的英雄，後來是偉大衛國戰争中的遊擊隊領導人。
每個白俄羅斯人都讀過關于他的書，就是在中學課本上和電影中也有他。
他是白俄羅斯的傳奇。
雖然我無數次地在信封和電報紙上寫過這個名字，卻從來沒有把他作為一個現實的人去想過。
神話早已取代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成了他的雙胞胎。
可是這一次，我是懷着嶄新的感受走在這條大街上的：我乘了半個鐘頭電車趕到市區的另一邊，專程去看望他的女兒和妻子，英雄的兩個女兒也都曾經在前線作戰。
我眼中的傳奇神話變活了，變成了凡人的日常生活，降落到了人間，宏大變成微小。
不論我喜歡仰望天空還是眺望海洋，隻要從顯微鏡中看，每一粒沙子都要比我大得多，一滴水中可見大千世界，我從戰争中發現了深刻得難以估量的個人生活。
當宇宙與個人的維度同樣都是廣闊無邊的時候，又怎能把小稱之為小，把大稱之為大呢？我早已經區分不開它們。
對于我來說，一個人是如此豐富而複雜，他可以包含一切，也可以失去一切。
我找到了正确的地址，這又是一幢龐大而笨拙的高層建築，我走進第三個門洞，按了第七層電梯按鈕…… 他的小女兒給我開的門，她叫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那寬寬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誠的目光，一如照片上她的父親。
“請進吧，我們正等着您呢……奧麗雅姐姐今天早晨才從莫斯科趕來，她常住那邊，在盧蒙巴各民族友誼大學教書。
我們的媽媽住在我這裡。
瞧，我倒要感謝您使我們家人相聚了。
” 這兩姐妹，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和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都曾經在騎兵連裡當過衛生指導員。
她們并排坐在一起，但眼光都望向她們的母親，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
母親先開腔了： “敵人轟炸我們這兒時，到處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們往後方疏散……我們跋涉了很長時間，才走到斯大林格勒。
婦女兒童繼續往後方撤，男人就迎頭向前方趕。
收割機司機和拖拉機司機們都上了前線，所有卡車司機也都開上了前線。
我記得有一次，一個人在車上站了起來，沖着我們喊：‘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些糧食，支援我們打敗敵人！’這時，全車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們緻意。
而我們出來時唯一來得及帶着的，就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就把孩子們舉起來，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裡。
那人還在朝我們喊着：‘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糧食……’” 這以後，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再沒有插一句話。
女兒們時不時地輕輕撫摸她的雙手，安撫媽媽。
我們那時住在明斯克……我隻有十四歲半，奧麗雅十六歲，弟弟廖尼亞十三歲。
那幾天，我們剛好要送奧麗雅去少年兒童療養院，父親也想和我們一起去趟鄉下，看看他的親戚……可是這天夜裡他實際上沒在家過夜。
他白天在州黨委會辦公，深夜人們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來。
他跑進廚房，匆匆吃點東西，說：“孩子們，戰争爆發了，你們哪兒也别去，等着我……” 到了夜裡，我們離開了家。
父親有一件他最珍貴的西班牙戰争紀念品——一支獵槍，很名貴，帶彈夾。
這是對他勇敢作戰的獎勵。
他把獵槍交給哥哥說： “你是家裡最大的孩子，已經是男子漢了，應該照看好媽媽和妹妹……” 在整個戰争期間我們一直珍藏着這支獵槍。
家裡值錢的東西全都賣掉了，或者換了糧食。
可是這杆獵槍卻始終保存了下來。
我們不能同它分開，它寄托着我們對爸爸的懷念。
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襖扔到我們車上，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車站上，我們換乘了火車，可是還沒有到戈麥爾，就遭到敵機的激烈掃射。
上面下令：“統統下車，到樹叢裡去趴下！”掃射結束後……先是一陣寂靜，接着就是一片哭聲……大家都朝火車跑過去……媽媽和小弟弟及時鑽進車廂，而我就落在了下面。
我很害怕……真的好怕！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留下過。
突然就隻剩下我一個人了，我覺得自己那段時間甚至突然失語了……啞巴了……有人問我什麼，我卻說不出話來……後來我就緊跟着一個女人，幫助她，她是個醫生。
大家叫她“大尉醫生”。
我就随着她的衛生部隊一起出發了。
他們給我吃給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問我：“你多大了？” 我知道，要是我說實話，他們就會把我送到哪個兒童收容院去。
我馬上就想到了。
可是我再也不願離開這些有能力的大人，我想和他們一樣去打仗。
那時我們總是不斷地得到保證，父親也常說，我們就要打到敵人老家去了，目前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戰争很快就會勝利結束。
既然如此，我怎麼能不參加呢？我那時的想法也太天真了。
于是我回答他們，說我十六歲了，這樣他們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訓。
我在訓練班學習了四個多月，除了學習，大部分時間是照料傷員。
我習慣了戰争……當然是需要逐漸習慣的……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衛生營裡訓練出來的。
我們撤退時，帶了很多傷員。
我們不能走大路，因為大路常常遭到轟炸和掃射。
我們隻能走沼澤地，走羊腸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進。
隻要什麼地方集合了許多人，就是說，那裡要進行戰鬥了。
就這樣走啊，走啊，走啊。
我們路過了大片田野，地裡莊稼多好啊！我們走着看着，踩踏着無人收割的黑麥。
那是前所未有的豐收年景，莊稼長得很高很高。
綠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陽光，可是地裡卻躺着死人，凝着血……死人當中也有活人。
樹木燒黑了……火車站被炸毀了……在熏黑的車廂上，挂着燒焦的屍體……我們就這樣走到了羅斯托夫。
在那兒又遇上一場轟炸，我受了傷。
當我恢複知覺時，已經在火車上了。
這時迷迷糊糊聽到一個烏克蘭老兵在訓一個年輕人：“你老婆生孩子的時候，她沒哭，你倒哭了。
”他回過頭，看到我已經睜開了眼睛，就對我說：“你哭幾聲吧，孩子，哭幾聲吧。
哭哭，心裡好受些。
你是可以哭的。
”我想起了媽媽，于是哭了起來…… 出院後，上級安排我休個什麼長假。
我就想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