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隻獲得了小小的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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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都去打開自己的信箱……
我的私人信箱越來越像是兵役委員會或博物館的信箱了：“來自瑪林娜·拉斯柯娃航空團女飛行員的問候……”“我受鐵人旅全體女遊擊隊員的委托給您寫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賀……祝您已經開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戰洗衣隊的戰士們向您報告……”到現在為止，對于我的會見請求隻有少數幾位斷然拒絕：“不，這像可怕的噩夢……我受不了！我說不出！”或者：“我不願意回憶！我不想回憶！已經忘記很久了……”
我還記住了另一封信，上面沒有寄信人地址：
“我的丈夫，光榮勳章的獲得者，戰後卻被關了十年勞改營……祖國就是這樣對待自己的英雄們，這樣對待勝利者的嗎？！就因為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在大學裡的同事，說他很難為我們的勝利感到驕傲：在本國或者異鄉的土地上布滿了俄羅斯人的屍體，浸透了我們的鮮血。
他立即就被逮捕……摘下了軍人肩章…… “斯大林去世後，他才從哈薩克斯坦回來……已經是滿身病痛。
我們沒有孩子。
我不需要記住戰争，我畢生都在作戰……” 不是所有的人都決心寫自己的回憶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訴諸文字。
就像女報務員A.布拉克娃中士所說：“淚水阻礙了我們……”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回憶錄隻不過抄錄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體内的金屬夠多的了……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傷，彈片鑽進了肺裡，離心髒隻有三厘米。
第二塊彈片打在右肺上，還有兩塊彈片在腹部…… 這就是我的地址……請您來看我吧。
我不能繼續寫了，眼淚使我什麼都看不清楚…… ——瓦蓮京娜·德米特裡耶夫娜·格羅莫娃 （衛生指導員） 我沒有立過什麼大功，隻得了幾枚獎章。
我不知道對我的生平您是否感興趣，可我總想把自己的經曆對别人說說…… ——B.沃倫諾娃 （電話接線員）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馬加丹地區的極北鎮。
丈夫當司機，我當檢查員。
戰争剛一爆發，我們兩人就申請上前線。
有關部門答複我們說，你們應當幹好本職工作。
于是我們便給斯大林同志發電報，并捐獻了五萬盧布來建造坦克（當時可是一筆大錢，是我們家全部的積蓄），并表達了我們倆共同上前線的心願。
我們收到了政府的感謝信。
1943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裡亞賓斯克坦克技術學校學習，我們作為旁聽生在那裡畢了業。
我們在那裡領到一輛坦克。
我們夫妻倆都是一級坦克駕駛員，可是一輛坦克裡隻能有一名駕駛員。
于是指揮部決定任命我為“HC-122”坦克車長，任命我丈夫為正駕駛員。
就這樣，我們倆一直打到了德國。
我們倆都受過傷，也都得過獎。
戰争期間，有不少姑娘當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隻有我一個人。
我有時想：要是能把自己的一生寫給哪位作家就好了。
我自己寫不成書，應該找作家…… ——A.鮑依科 （少尉，坦克手） 1942年，我被任命為營長。
團政委提前告誡我： “大尉，請您注意，您将指揮的不是普通的營，而是個‘少女營’。
這個營裡一半成員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對待、特别關注和照顧的人。
”我雖然知道當時有許多姑娘在軍中服役，但對眼前的情況可是一點都沒料到。
我們這些現役軍官，對于“弱性别”擔任軍職始終持有保留态度，這行當曆來都是男子幹的。
當然，比如說，醫院裡的護士，我們還是看得慣的。
她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接着是在國内戰争中，曾經表現得很英勇。
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隊裡能幹些什麼呀？在我們這種炮兵部隊，得扛一普特[普特：普特系俄制重量單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
]一顆的炮彈呀！再說，怎麼把她們分配到各個炮連去呢？每個炮連隻有一個掩蔽部，裡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員。
她們還得一連幾個小時坐在火炮機械上，而這些設備全是鐵的，就連火炮座位也是鐵的，她們是姑娘啊，怎麼能吃得消？最後的麻煩是，她們在哪兒洗頭發，怎樣吹幹頭發？問題一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問題…… 我經常到各個炮兵連走走看看。
見到姑娘挎着步槍站崗，見到姑娘拿着望遠鏡守在瞭望哨上，說實話，我心裡是很不舒服的——也許因為我是從前線、從前沿陣地上回來的。
姑娘們的性格各個不同，有腼腆的，有膽小的，有嬌氣的，也有果斷的，甚至火爆的。
軍事紀律不是人人都能服從的，女人的天性本來就與軍事秩序格格不入。
她們不是忘記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收到家信後哭上整整半天。
要是懲罰她們吧，第二天準得取消——心腸硬不下來。
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這幫姑娘坑了！可是沒過多久，我就不得不消除了全部疑慮。
姑娘們都變成了出色的軍人。
我和她們一起走過了殘酷的曆程。
請您來吧。
我們好好長談一番…… ——伊萬·阿爾卡吉耶維奇·列維茨基 （原七八四高炮團第五營營長） 我手裡有四面八方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輔、克拉斯諾達爾州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爾加格勒、雅盧托羅夫斯克、蘇茲達裡、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怎麼才能包圓兒呢？我們國家這麼大。
這時出現的一件事幫到了我，是個出乎意料的提醒。
有一天，郵筒裡來了一份請柬，是巴托夫将軍的六十五集團軍老戰士協會發來的：“我們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紅場聚會
他立即就被逮捕……摘下了軍人肩章…… “斯大林去世後，他才從哈薩克斯坦回來……已經是滿身病痛。
我們沒有孩子。
我不需要記住戰争，我畢生都在作戰……” 不是所有的人都決心寫自己的回憶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訴諸文字。
就像女報務員A.布拉克娃中士所說：“淚水阻礙了我們……”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回憶錄隻不過抄錄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體内的金屬夠多的了……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傷，彈片鑽進了肺裡，離心髒隻有三厘米。
第二塊彈片打在右肺上，還有兩塊彈片在腹部…… 這就是我的地址……請您來看我吧。
我不能繼續寫了，眼淚使我什麼都看不清楚…… ——瓦蓮京娜·德米特裡耶夫娜·格羅莫娃 （衛生指導員） 我沒有立過什麼大功，隻得了幾枚獎章。
我不知道對我的生平您是否感興趣，可我總想把自己的經曆對别人說說…… ——B.沃倫諾娃 （電話接線員）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馬加丹地區的極北鎮。
丈夫當司機，我當檢查員。
戰争剛一爆發，我們兩人就申請上前線。
有關部門答複我們說，你們應當幹好本職工作。
于是我們便給斯大林同志發電報，并捐獻了五萬盧布來建造坦克（當時可是一筆大錢，是我們家全部的積蓄），并表達了我們倆共同上前線的心願。
我們收到了政府的感謝信。
1943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裡亞賓斯克坦克技術學校學習，我們作為旁聽生在那裡畢了業。
我們在那裡領到一輛坦克。
我們夫妻倆都是一級坦克駕駛員，可是一輛坦克裡隻能有一名駕駛員。
于是指揮部決定任命我為“HC-122”坦克車長，任命我丈夫為正駕駛員。
就這樣，我們倆一直打到了德國。
我們倆都受過傷，也都得過獎。
戰争期間，有不少姑娘當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隻有我一個人。
我有時想：要是能把自己的一生寫給哪位作家就好了。
我自己寫不成書，應該找作家…… ——A.鮑依科 （少尉，坦克手） 1942年，我被任命為營長。
團政委提前告誡我： “大尉，請您注意，您将指揮的不是普通的營，而是個‘少女營’。
這個營裡一半成員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對待、特别關注和照顧的人。
”我雖然知道當時有許多姑娘在軍中服役，但對眼前的情況可是一點都沒料到。
我們這些現役軍官，對于“弱性别”擔任軍職始終持有保留态度，這行當曆來都是男子幹的。
當然，比如說，醫院裡的護士，我們還是看得慣的。
她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接着是在國内戰争中，曾經表現得很英勇。
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隊裡能幹些什麼呀？在我們這種炮兵部隊，得扛一普特[普特：普特系俄制重量單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
]一顆的炮彈呀！再說，怎麼把她們分配到各個炮連去呢？每個炮連隻有一個掩蔽部，裡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員。
她們還得一連幾個小時坐在火炮機械上，而這些設備全是鐵的，就連火炮座位也是鐵的，她們是姑娘啊，怎麼能吃得消？最後的麻煩是，她們在哪兒洗頭發，怎樣吹幹頭發？問題一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問題…… 我經常到各個炮兵連走走看看。
見到姑娘挎着步槍站崗，見到姑娘拿着望遠鏡守在瞭望哨上，說實話，我心裡是很不舒服的——也許因為我是從前線、從前沿陣地上回來的。
姑娘們的性格各個不同，有腼腆的，有膽小的，有嬌氣的，也有果斷的，甚至火爆的。
軍事紀律不是人人都能服從的，女人的天性本來就與軍事秩序格格不入。
她們不是忘記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收到家信後哭上整整半天。
要是懲罰她們吧，第二天準得取消——心腸硬不下來。
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這幫姑娘坑了！可是沒過多久，我就不得不消除了全部疑慮。
姑娘們都變成了出色的軍人。
我和她們一起走過了殘酷的曆程。
請您來吧。
我們好好長談一番…… ——伊萬·阿爾卡吉耶維奇·列維茨基 （原七八四高炮團第五營營長） 我手裡有四面八方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輔、克拉斯諾達爾州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爾加格勒、雅盧托羅夫斯克、蘇茲達裡、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怎麼才能包圓兒呢？我們國家這麼大。
這時出現的一件事幫到了我，是個出乎意料的提醒。
有一天，郵筒裡來了一份請柬，是巴托夫将軍的六十五集團軍老戰士協會發來的：“我們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紅場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