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聽筒可射不出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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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換了一種靴子——靴頭是紅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穿這樣的鞋子我們才能走路!因為我們身材都很瘦小,男兵的套頭上裝穿在我們身上,簡直就像挂着大袍子。
凡是會針線活兒的姑娘,就多少能讓自己穿上合身一點的衣服。
我們還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呢,畢竟是姑娘家嘛!司務長來給我們量身材,被我們弄得哭笑不得。
這時,營長過來問:“怎麼樣,司務長把你們的女性必需品都發了吧?”司務長隻好支吾着說:“量過了,會發的。
” 我在高炮部隊當通信兵,天天在指揮所值班,搞通信聯絡。
如果不是得到父親陣亡的消息,也許一直到戰争結束我還會當通信兵的。
我最心愛的爸爸沒有了,我失去了最親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
于是我開始向上級申請:“我要報仇,我要為爸爸的死去向敵人算賬。
”我想殺人……想開槍……雖然上級勸我,說炮兵部隊的電話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電話聽筒可射不出子彈啊……我向團長寫了申請報告,他拒絕了。
我又不假思索地直接給師長寫了信。
師長克拉斯内赫上校來到我們團,集合起全體人員,問道:“想當炮長的姑娘是哪一個呀?”我站了出來。
我是什麼模樣啊!小小的個子,細溜溜的頸子,而且還挂着一支沖鋒槍。
槍很沉,有七十一發子彈……可以想見,當時我是怎樣一副可憐相,都把師長逗笑了。
他又問道:“你想幹什麼?”我對他說:“我想射擊。
”我不知道師長在想些什麼。
他久久沒有說話,然後猛地轉過身子,走了。
“得,”我想,“沒指望了,準得拒絕。
”不料過了一會兒,團長跑過來對我說:“上校同意了……” 這些你都理解嗎?現在能夠理解了吧?我希望你理解我的感情……沒有仇恨你是不會想去開槍的。
這是戰争,而不是打獵。
我記得在政治課上老師給我們讀過一篇伊利亞·愛倫堡的文章《殺了他!》,其中寫道:你見到德國人多少次,就殺他多少回。
那時候所有人都讀這篇著名文章,而且倒背如流。
它對我的影響十分強烈,整個戰争期間這本書和爸爸的陣亡通知書都一直在我的包裡……開炮!射擊!我一定要報仇…… 我參加了一個速成訓練,時間非常短,隻有三個月。
學會了射擊,我很快就當上了炮長。
确切地說,我被吸收進一三五七高炮團。
最初那段時間,炮聲震得我從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腸胃痙攣得厲害……喉嚨幹燥得要嘔吐……夜裡還不怎麼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像飛機就沖着你飛來,直對着你的高射炮飛來。
而且緊跟着你不放松,頃刻之間,就要把你整個兒地化為烏有。
這真不是姑娘們該幹的事……對于女孩子的耳朵和眼睛都很不好……我們先是操縱八十五毫米高射炮,這種炮在莫斯科防空戰中表現出色,後來把它們調去打坦克,又配給我們三十七毫米高射炮。
我們當時在爾熱夫一線,戰鬥相當激烈……春天,伏爾加河上的冰在破裂……你猜,我們都瞧見了些什麼?我們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塊黑紅色的冰,冰塊上有兩三個德國鬼子和一個俄國士兵……他們死的時候還互相緊緊抱在一起,然後在這塊冰上凍住了,這塊冰整個兒地成了血紅色。
伏爾加母親河遍體都被血染紅了…… 她突然停下了:“讓我歇歇吧……不然我又要會哭出來,破壞我們這次會面……”她轉身面向窗外抑制一下自己,過了一分鐘又露出了笑容,“說實話,我不是個喜歡哭的女人。
從小就學會了不要哭……” “聽瓦麗娅講這些,我想起了被圍困的列甯格勒。
”一直默不作聲的亞曆山德拉·費多洛夫娜·詹欽科加入了我們的對話: 特别是其中一件事,讓我們大家極為震驚。
我們聽說,有一位老年婦女,每天都打開窗戶,用小勺子向馬路上潑水,一次次地,越潑越遠。
起初人們以為:“哦,她大概精神不太正常。
”在圍困期間是無奇不有的。
可是人們到她家去之後,才弄清是怎麼回事。
你們聽聽她是怎麼說的:“如果法西斯進了列甯格勒,走在我們的大街上,我就用開水澆他們。
我老了,再不能幹些什麼了,可我能這樣,拿開水來燙死他們。
”她這是在演習……日複一日……那時圍困剛剛開始,城市裡還有熱水供應……這是個頗有書卷氣的老婦人。
我直到今天還記得她的模樣。
她選擇了她力所能及的抗争方式。
想象一下當時的情形吧……敵人就在眼前,納爾瓦凱旋門一帶正在激戰,基洛夫工廠的車間每天遭到掃射……每個人都在想自己可以為保護城市做些什麼。
死是很容易的,但必須要做點什麼,有所行動。
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麼想的…… “我想找到一些詞語……我們怎麼才能表達呢?”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問我們,也是問自己。
我從戰場上回來,成了殘廢人,一塊彈片擊中了我的脊背。
傷口不大,可是我卻一下子被掀到遠處的一個雪堆裡。
我本來就一連幾天沒能烤幹自己的氈靴,不是缺少柴火,就是輪不上我烤火。
因為爐子太小,而圍着爐子的人又很多。
結果等我被人發現時,雙腿已經凍壞了。
幸虧我在被雪埋住時,還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救生犬發現了。
它們扒開雪層,把我的棉帽交給了衛生員。
我的死亡通知書都填好了——每個人都有這樣一份通知書,上面寫着你的親屬名字,還有寄發通知書的地址。
他們把我從雪裡挖了出來,放到帆布擔架上,我穿的一件短皮襖浸滿了血……可誰也沒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醫院裡躺了六個月。
醫生想把我的一條腿截去,從膝蓋以上鋸掉,因為我已
凡是會針線活兒的姑娘,就多少能讓自己穿上合身一點的衣服。
我們還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呢,畢竟是姑娘家嘛!司務長來給我們量身材,被我們弄得哭笑不得。
這時,營長過來問:“怎麼樣,司務長把你們的女性必需品都發了吧?”司務長隻好支吾着說:“量過了,會發的。
” 我在高炮部隊當通信兵,天天在指揮所值班,搞通信聯絡。
如果不是得到父親陣亡的消息,也許一直到戰争結束我還會當通信兵的。
我最心愛的爸爸沒有了,我失去了最親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
于是我開始向上級申請:“我要報仇,我要為爸爸的死去向敵人算賬。
”我想殺人……想開槍……雖然上級勸我,說炮兵部隊的電話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電話聽筒可射不出子彈啊……我向團長寫了申請報告,他拒絕了。
我又不假思索地直接給師長寫了信。
師長克拉斯内赫上校來到我們團,集合起全體人員,問道:“想當炮長的姑娘是哪一個呀?”我站了出來。
我是什麼模樣啊!小小的個子,細溜溜的頸子,而且還挂着一支沖鋒槍。
槍很沉,有七十一發子彈……可以想見,當時我是怎樣一副可憐相,都把師長逗笑了。
他又問道:“你想幹什麼?”我對他說:“我想射擊。
”我不知道師長在想些什麼。
他久久沒有說話,然後猛地轉過身子,走了。
“得,”我想,“沒指望了,準得拒絕。
”不料過了一會兒,團長跑過來對我說:“上校同意了……” 這些你都理解嗎?現在能夠理解了吧?我希望你理解我的感情……沒有仇恨你是不會想去開槍的。
這是戰争,而不是打獵。
我記得在政治課上老師給我們讀過一篇伊利亞·愛倫堡的文章《殺了他!》,其中寫道:你見到德國人多少次,就殺他多少回。
那時候所有人都讀這篇著名文章,而且倒背如流。
它對我的影響十分強烈,整個戰争期間這本書和爸爸的陣亡通知書都一直在我的包裡……開炮!射擊!我一定要報仇…… 我參加了一個速成訓練,時間非常短,隻有三個月。
學會了射擊,我很快就當上了炮長。
确切地說,我被吸收進一三五七高炮團。
最初那段時間,炮聲震得我從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腸胃痙攣得厲害……喉嚨幹燥得要嘔吐……夜裡還不怎麼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像飛機就沖着你飛來,直對着你的高射炮飛來。
而且緊跟着你不放松,頃刻之間,就要把你整個兒地化為烏有。
這真不是姑娘們該幹的事……對于女孩子的耳朵和眼睛都很不好……我們先是操縱八十五毫米高射炮,這種炮在莫斯科防空戰中表現出色,後來把它們調去打坦克,又配給我們三十七毫米高射炮。
我們當時在爾熱夫一線,戰鬥相當激烈……春天,伏爾加河上的冰在破裂……你猜,我們都瞧見了些什麼?我們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塊黑紅色的冰,冰塊上有兩三個德國鬼子和一個俄國士兵……他們死的時候還互相緊緊抱在一起,然後在這塊冰上凍住了,這塊冰整個兒地成了血紅色。
伏爾加母親河遍體都被血染紅了…… 她突然停下了:“讓我歇歇吧……不然我又要會哭出來,破壞我們這次會面……”她轉身面向窗外抑制一下自己,過了一分鐘又露出了笑容,“說實話,我不是個喜歡哭的女人。
從小就學會了不要哭……” “聽瓦麗娅講這些,我想起了被圍困的列甯格勒。
”一直默不作聲的亞曆山德拉·費多洛夫娜·詹欽科加入了我們的對話: 特别是其中一件事,讓我們大家極為震驚。
我們聽說,有一位老年婦女,每天都打開窗戶,用小勺子向馬路上潑水,一次次地,越潑越遠。
起初人們以為:“哦,她大概精神不太正常。
”在圍困期間是無奇不有的。
可是人們到她家去之後,才弄清是怎麼回事。
你們聽聽她是怎麼說的:“如果法西斯進了列甯格勒,走在我們的大街上,我就用開水澆他們。
我老了,再不能幹些什麼了,可我能這樣,拿開水來燙死他們。
”她這是在演習……日複一日……那時圍困剛剛開始,城市裡還有熱水供應……這是個頗有書卷氣的老婦人。
我直到今天還記得她的模樣。
她選擇了她力所能及的抗争方式。
想象一下當時的情形吧……敵人就在眼前,納爾瓦凱旋門一帶正在激戰,基洛夫工廠的車間每天遭到掃射……每個人都在想自己可以為保護城市做些什麼。
死是很容易的,但必須要做點什麼,有所行動。
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麼想的…… “我想找到一些詞語……我們怎麼才能表達呢?”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問我們,也是問自己。
我從戰場上回來,成了殘廢人,一塊彈片擊中了我的脊背。
傷口不大,可是我卻一下子被掀到遠處的一個雪堆裡。
我本來就一連幾天沒能烤幹自己的氈靴,不是缺少柴火,就是輪不上我烤火。
因為爐子太小,而圍着爐子的人又很多。
結果等我被人發現時,雙腿已經凍壞了。
幸虧我在被雪埋住時,還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救生犬發現了。
它們扒開雪層,把我的棉帽交給了衛生員。
我的死亡通知書都填好了——每個人都有這樣一份通知書,上面寫着你的親屬名字,還有寄發通知書的地址。
他們把我從雪裡挖了出來,放到帆布擔架上,我穿的一件短皮襖浸滿了血……可誰也沒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醫院裡躺了六個月。
醫生想把我的一條腿截去,從膝蓋以上鋸掉,因為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