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聽筒可射不出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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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國内戰争的英雄,抗擊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叛亂的鐵甲列車指揮員。

    1931年,他被授予紅旗勳章,那時這種勳章是極少的,尤其是在我們西伯利亞,這是莫大的榮譽和尊貴。

    父親的身上有十九處傷,簡直沒一塊好肉了。

    母親曾經說過(當然不是給我講,是給親戚們講的),捷克白匪判處父親二十年苦役時,母親請求與父親見一面,當時她正懷着我姐姐塔夏,還有一個月就要生了。

    監獄裡有一條很長的走廊,壞蛋們不讓媽媽從這兒走着過去看父親,喝令她:“布爾什維克母狗!爬過去吧……”她再有幾天就要分娩了,就這麼在長長的水泥走廊上朝父親爬去。

    他們就是這樣安排我父母相會的。

    媽媽簡直認不出父親來,他的頭發全白了,就像一個白發老人,而他那年隻有三十歲…… 既然我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裡,有這樣一位父親,當敵人又來糟蹋我們的國土時,我怎麼可能無動于衷地在家安坐?我身上流動着父親的血,血脈相傳……父親真是飽經風霜,1937年有人告他的黑狀,诽謗陷害他,把他打成人民敵人。

    唉,這都是恐怖的斯大林肅反人員……葉若夫[葉若夫:1936年9月至1938年11月擔任蘇聯内務部人民委員,是斯大林肅反運動的執行者。

    ]之流幹的……當時斯大林同志說是無風不起浪。

    宣布新的階級鬥争其實是讓整個國家繼續生活在恐懼中,使人人都委曲求全。

    可是父親設法求見了加裡甯,這才讓他的名譽得到了恢複。

    我爸爸可是聲名顯赫,無人不知…… 這些都是親戚們後來講給我聽的…… 就這樣,到了1941年……我還記得最後一次中學下課的鈴聲。

    那時大家都有自己的計劃和自己的理想,這就叫女孩子啊。

    開過畢業晚會,我們坐船去鄂畢河上的一座小島,我們當時那麼快樂而幸福……就像俗話所說的,還都是沒被男人吻過的黃花少女呢,我身邊甚至連個男孩子也沒有。

    回程之前,我們在島上觀看了日出……可此時整個城市都已經沸騰了,人們都在一邊哭着一邊傳着壞消息:“戰争!戰争來了!”所有的無線電廣播都開着。

    我們卻一點也不明白:什麼是戰争?我們是那麼幸福,醞釀着各自的打算:要麼繼續升學,要麼挑選工作。

    可是突然冒出個戰争來!成年人都在哭喊,可我們一點都不害怕,還彼此安慰鼓勵說,要不了一個月,“我們就會敲碎法西斯的腦殼!”——這是戰前大家都愛唱的一支歌。

    我們的軍隊當然就會越過國境去追殲敵人……沒有一點懷疑……真的,我們絲毫都不懷疑…… 一直到家家戶戶都收到陣亡通知書時,我們才開始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我一下就病倒了:“這怎麼回事啊,就是說,上面全都是胡說八道?”德國人已經準備在紅場上閱兵了…… 我父親開始沒有被批準上前線,但他一次又一次到兵役委員會去要求,終于如願以償。

    爸爸身體不好,滿頭白發,而且還患有慢性肺結核,剛剛好轉一點點。

    可是對他來說,年齡又算得了什麼?他還是走了,而且參加了鋼鐵師團,就是當時所說的斯大林師團[斯大林師團:斯大林的名字原意為鋼鐵。

    ],師團成員中很多都是西伯利亞人。

    我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沒有我們,戰争就打不下去,我們必須參戰。

    立刻發給我們武器吧!我們整個班級都跑到了兵役委員會。

    這樣,我2月10日就上了前線。

    繼母痛哭着說:“瓦麗娅,你不要走……你能做什麼啊?你還這樣小,這樣瘦弱,你算哪門子武士呀?”我從小得過佝偻病,持續了好多年。

    那是在我親媽被打死後得的,直到五歲我連路都不會走……可是我的勇氣也正是由此而産生的。

     我們坐在悶罐車裡行進了兩個月。

    兩千名姑娘,裝了整整一趟軍列,西伯利亞列車。

    到達前線後,我們都看到了什麼?我記得有那麼一刻,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在一個被炸爛的火車站站台上,有一批水兵在用手臂撐着跳躍式地走路,他們沒有腿腳也沒有拐杖,就是用手臂在行走……整個站台上全都是……他們還在抽煙……看到我們這些姑娘,他們就笑起來,還和我們打趣開玩笑。

    看到這情景,我的心跳加快了,撲通撲通地跳……我們會去哪裡?火車要開向何方?為了壯膽,我們就唱歌,唱很多很多歌。

     每節車廂裡都有指揮員,指導我們訓練并且鼓舞我們士氣。

    我們學習的是通信聯絡。

    列車開到烏克蘭,我們在那兒第一次遇到了轟炸。

    當時大家正在進行衛生檢疫和洗澡。

    我們洗澡時,那兒有位大叔在值班照管澡堂。

    在他面前洗澡真難為情,就是嘛,我們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輕的女孩子。

    可是轟炸開始後,我們全都奔到那位大叔跟前求救。

    我們趕緊穿上衣服就往外逃,我用一條毛巾包住頭發,那條毛巾是紅色的。

    一奔出澡堂,有一個簡直還是個大男孩的上尉,沖着我就喊起來:“姑娘,快到避彈所裡去!把毛巾扔掉!注意僞裝……” 而我卻從他身邊跑開了: “我沒什麼好僞裝的!媽媽不許我披着濕頭發到處跑。

    ” 轟炸過後,他找到了我: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我是你的指揮員。

    ” 我不相信他: “就你?當我的指揮員,還不夠格吧?……” 我跟他大吵起來,就像女孩和男孩吵嘴。

    我們年齡不相上下。

     發給我們的軍大衣又肥又大,我們穿上這種大衣,臃腫不堪,活像一捆一捆的莊稼,根本走不成路,動不動就摔倒。

    一開始,我們連穿的靴子都沒有,倒也不是沒有靴子,而是都隻有男人的尺碼。

    後來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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