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我一人回到媽媽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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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在那次戰鬥中犧牲了很多戰友，我們挖了一個巨大的戰友合墓，把所有的小夥子安葬在一起，和以往一樣，每個人都沒有棺材，柳芭的身體安置在最上面。
我實在無法相信這一事實：她已經不在了，我永遠也看不到她了。
我想要從她那兒得到點東西留做紀念。
那時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什麼質料的，金的還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
雖然小夥子們都勸我，說你還是不要拿，這是不祥之兆，但我還是把那枚戒指取了下來。
最後告别時，每個人都按慣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扔了下去，投進墳裡，留給柳芭……我記得她很喜歡我這枚戒指……她的家人中，父親參加了整個戰争，活着回來了，哥哥也從戰場上回來了。
連男人們都活着回來了，柳芭卻死了…… 舒拉·基賽廖娃，是我們幾個當中最漂亮的一個，她是被燒死的。
她把重傷員藏在幹草垛裡，敵人開槍掃射，草垛着了火。
舒拉本可以逃出來，可那就得扔下傷員，而他們誰都動彈不了……結果，傷員全都燒死了，舒拉也和他們在一起…… 托妮亞·鮑布柯娃犧牲的詳細經過，我是不久前才得知的。
她是為了掩護愛人才被迫擊炮彈片擊中的。
彈片飛舞時，那可真是千鈞一發啊……她居然還能搶在彈片的前頭？她救了彼佳·鮑依切夫斯基中尉的性命，因為她愛他。
中尉就這樣活了下來。
三十年後，彼佳·鮑依切夫斯基從克拉斯諾達爾來到莫斯科。
在我們前線老戰士的聚會上，他找到了我，這一切都是他告訴我的。
我和他一起到了鮑裡索夫，找到了托妮亞犧牲的地點。
他從她墳上取回了一把土……捧在手上親吻…… 我們本來是五個姑娘，科納柯沃城五姐妹，一起離開母校……可是隻有我一個人回到了媽媽身邊……瞧，她們的照片全挂在這裡，我們一共五個人……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誦起詩來： 姑娘勇敢地跳上鐵甲 為的是保衛祖國和家 橫飛滾燙的彈片奈她如何 因為她心中燃着一團火 當我們擡起擔架上的女孩 朋友，定要記住那淡淡的秀臉 她承認她在前線就寫詩，我已經知道她們中間很多人在前線寫詩，到如今她們還在用心謄寫，保存在家庭檔案裡——雖然詩歌寫得笨拙，但令人感動，充滿了真誠的情感。
前線相冊也是感情的詩篇，在每個人的家裡，她們都給我看相冊，反複回憶姑娘們可愛的影像。
在戰場上的時候她們常常談愛情，而現在她們卻在談論死亡。
我現在有一個和睦的家庭，很好的家庭，三代同堂……可是我還是活在戰争中，感覺總是在戰場上……十年前，我找到了我的朋友瓦尼亞·波茲得尼亞柯夫。
我們當時都以為他死了，誰知道他還活着。
他那輛坦克（他是車長）在普羅霍洛夫卡大戰中打掉了德軍的兩輛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
坦克手們全犧牲了，隻剩下瓦尼亞一個人——但他失去了雙眼，全身燒傷。
我們把他送到醫院裡，大家都以為他活不成了，因為他全身沒有一處好皮膚，全燒焦了。
不料過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的地址……已經過了大半輩子……我還記得，自己走上他家那座樓梯時，兩腿直發軟；會是他嗎？不會弄錯人吧？他親自開了門，用雙手撫摸着我，辨認着：“小尼娜，是你嗎？小尼娜，真是你嗎？”過了這麼多年，他還認得我！ 他母親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他和她一起過活。
我們一起坐在桌旁，她隻是不停地抹眼淚。
我問她：“您幹嗎還要哭？我們老戰友會面了，應該高興才對。
” 她回答我說：“我有三個兒子上了戰場。
兩個死了，隻有瓦尼亞活着回來了。
” 可是她的瓦尼亞兩隻眼睛沒了…… 我問他：“瓦尼亞，你最後看到的是普羅霍洛夫卡戰場，是坦克大戰……你還記得那一天嗎？” 您猜他是怎麼回答我的？ “我隻有一件事感到遺憾：我過早下命令叫全體成員離開燃燒的坦克，本來可以再打掉一輛德國坦克的，而小夥子們後來還是都犧牲了……” 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一直到今天…… 我和他在戰争中是有過好感的……雖然彼此間沒有挑明了說，什麼都沒有說過。
可是我心裡有數…… 為什麼隻有我活了下來？為了什麼啊？我總是在想……我隻能這樣理解——這是為了給後來人講述這些事……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娅 （準尉，坦克營衛生指導員）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觸還在繼續，不過已經是書信交往了。
根據錄音帶，我把最令我感動和震撼的故事挑選出來後，遵照諾言給她寄了一份去。
幾個星期後，從莫斯科來了一包很重的挂号印刷品。
我拆開一看，是剪報、文章，還有關于衛國戰争老戰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各中學所進行的軍事愛國主義教育的正式報告。
我寄給她的那本資料也郵了回來，裡面簡直沒剩下什麼了——删得面目全非。
關于炊事員在大鍋裡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絲毫無損于她的“大叔，那邊的大叔派我給您送來這個”那段，也删掉了……在寫有米沙故事的那頁紙上，畫了三個憤怒的問号并在旁邊寫了批注：“對我兒子來說，我是個女英雄。
上帝啊！讀過這些之後，他會對我怎麼想啊？” 後來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這種事：在同一個人身上存在着兩種真實：一種是被強行隐藏于地下的個人真實，還有一種是充滿時代精神的整體真實，散發着報紙的氣味。
前一種真實很難抵抗後一種龐大勢力的沖擊。
譬如，如果房間裡除了講述人之外，還有一些親朋好友或者鄰裡街坊，那她就會講得缺乏激情、缺乏可信度，遠不如和我單獨待在一起的時候。
于是她的講述就成了一種公共談話，對觀衆的演講，就不可能深入到她私人的體會中去，結果我發現的是一種堅固的内心自我保護意識和自我審查，而且還不斷地進行修正。
甚至形成了這樣一個規律：聽者越多，故事越枯燥無味，越顧左右而言他。
于是可怕的事件表現為偉大的事業，而人類内心的隐晦陰暗一瞬間就變成了光明清澈。
但我已經深陷于曆史的荒野，在那裡，聳立的紀念碑上，不僅镌刻着功勳和自豪，還留下了令人費解的一切。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也是這樣一種情形：她對我談的是一種戰争：“就像跟女兒談心一樣，要讓你知道，當時我們完全還是孩子，是被迫經曆那一切的。
”而為演講大廳準備的卻是另一種戰争：“人家怎麼說我也怎麼說，像報紙上寫的關于英雄和功勳的官樣文章，用完美的榜樣教育年輕人……”這種對于普通人性的不信任，每次都令我震驚與無奈，這是企圖用理想和理念去偷換和替代生活本身。
那些司空見慣的溫暖，其實卻是冰冷之光。
但我還是不能忘記在她家的廚房裡無拘無束喝茶的情景。
她一個人講，我們兩人一起哭。
在那次戰鬥中犧牲了很多戰友，我們挖了一個巨大的戰友合墓，把所有的小夥子安葬在一起，和以往一樣，每個人都沒有棺材，柳芭的身體安置在最上面。
我實在無法相信這一事實：她已經不在了，我永遠也看不到她了。
我想要從她那兒得到點東西留做紀念。
那時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什麼質料的，金的還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
雖然小夥子們都勸我，說你還是不要拿，這是不祥之兆，但我還是把那枚戒指取了下來。
最後告别時，每個人都按慣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扔了下去，投進墳裡，留給柳芭……我記得她很喜歡我這枚戒指……她的家人中，父親參加了整個戰争，活着回來了，哥哥也從戰場上回來了。
連男人們都活着回來了，柳芭卻死了…… 舒拉·基賽廖娃，是我們幾個當中最漂亮的一個，她是被燒死的。
她把重傷員藏在幹草垛裡，敵人開槍掃射，草垛着了火。
舒拉本可以逃出來，可那就得扔下傷員，而他們誰都動彈不了……結果，傷員全都燒死了，舒拉也和他們在一起…… 托妮亞·鮑布柯娃犧牲的詳細經過，我是不久前才得知的。
她是為了掩護愛人才被迫擊炮彈片擊中的。
彈片飛舞時，那可真是千鈞一發啊……她居然還能搶在彈片的前頭？她救了彼佳·鮑依切夫斯基中尉的性命，因為她愛他。
中尉就這樣活了下來。
三十年後，彼佳·鮑依切夫斯基從克拉斯諾達爾來到莫斯科。
在我們前線老戰士的聚會上，他找到了我，這一切都是他告訴我的。
我和他一起到了鮑裡索夫，找到了托妮亞犧牲的地點。
他從她墳上取回了一把土……捧在手上親吻…… 我們本來是五個姑娘，科納柯沃城五姐妹，一起離開母校……可是隻有我一個人回到了媽媽身邊……瞧，她們的照片全挂在這裡，我們一共五個人……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誦起詩來： 姑娘勇敢地跳上鐵甲 為的是保衛祖國和家 橫飛滾燙的彈片奈她如何 因為她心中燃着一團火 當我們擡起擔架上的女孩 朋友，定要記住那淡淡的秀臉 她承認她在前線就寫詩，我已經知道她們中間很多人在前線寫詩，到如今她們還在用心謄寫，保存在家庭檔案裡——雖然詩歌寫得笨拙，但令人感動，充滿了真誠的情感。
前線相冊也是感情的詩篇，在每個人的家裡，她們都給我看相冊，反複回憶姑娘們可愛的影像。
在戰場上的時候她們常常談愛情，而現在她們卻在談論死亡。
我現在有一個和睦的家庭，很好的家庭，三代同堂……可是我還是活在戰争中，感覺總是在戰場上……十年前，我找到了我的朋友瓦尼亞·波茲得尼亞柯夫。
我們當時都以為他死了，誰知道他還活着。
他那輛坦克（他是車長）在普羅霍洛夫卡大戰中打掉了德軍的兩輛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
坦克手們全犧牲了，隻剩下瓦尼亞一個人——但他失去了雙眼，全身燒傷。
我們把他送到醫院裡，大家都以為他活不成了，因為他全身沒有一處好皮膚，全燒焦了。
不料過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的地址……已經過了大半輩子……我還記得，自己走上他家那座樓梯時，兩腿直發軟；會是他嗎？不會弄錯人吧？他親自開了門，用雙手撫摸着我，辨認着：“小尼娜，是你嗎？小尼娜，真是你嗎？”過了這麼多年，他還認得我！ 他母親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他和她一起過活。
我們一起坐在桌旁，她隻是不停地抹眼淚。
我問她：“您幹嗎還要哭？我們老戰友會面了，應該高興才對。
” 她回答我說：“我有三個兒子上了戰場。
兩個死了，隻有瓦尼亞活着回來了。
” 可是她的瓦尼亞兩隻眼睛沒了…… 我問他：“瓦尼亞，你最後看到的是普羅霍洛夫卡戰場，是坦克大戰……你還記得那一天嗎？” 您猜他是怎麼回答我的？ “我隻有一件事感到遺憾：我過早下命令叫全體成員離開燃燒的坦克，本來可以再打掉一輛德國坦克的，而小夥子們後來還是都犧牲了……” 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一直到今天…… 我和他在戰争中是有過好感的……雖然彼此間沒有挑明了說，什麼都沒有說過。
可是我心裡有數…… 為什麼隻有我活了下來？為了什麼啊？我總是在想……我隻能這樣理解——這是為了給後來人講述這些事……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娅 （準尉，坦克營衛生指導員）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觸還在繼續，不過已經是書信交往了。
根據錄音帶，我把最令我感動和震撼的故事挑選出來後，遵照諾言給她寄了一份去。
幾個星期後，從莫斯科來了一包很重的挂号印刷品。
我拆開一看，是剪報、文章，還有關于衛國戰争老戰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各中學所進行的軍事愛國主義教育的正式報告。
我寄給她的那本資料也郵了回來，裡面簡直沒剩下什麼了——删得面目全非。
關于炊事員在大鍋裡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絲毫無損于她的“大叔，那邊的大叔派我給您送來這個”那段，也删掉了……在寫有米沙故事的那頁紙上，畫了三個憤怒的問号并在旁邊寫了批注：“對我兒子來說，我是個女英雄。
上帝啊！讀過這些之後，他會對我怎麼想啊？” 後來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這種事：在同一個人身上存在着兩種真實：一種是被強行隐藏于地下的個人真實，還有一種是充滿時代精神的整體真實，散發着報紙的氣味。
前一種真實很難抵抗後一種龐大勢力的沖擊。
譬如，如果房間裡除了講述人之外，還有一些親朋好友或者鄰裡街坊，那她就會講得缺乏激情、缺乏可信度，遠不如和我單獨待在一起的時候。
于是她的講述就成了一種公共談話，對觀衆的演講，就不可能深入到她私人的體會中去，結果我發現的是一種堅固的内心自我保護意識和自我審查，而且還不斷地進行修正。
甚至形成了這樣一個規律：聽者越多，故事越枯燥無味，越顧左右而言他。
于是可怕的事件表現為偉大的事業，而人類内心的隐晦陰暗一瞬間就變成了光明清澈。
但我已經深陷于曆史的荒野，在那裡，聳立的紀念碑上，不僅镌刻着功勳和自豪，還留下了令人費解的一切。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也是這樣一種情形：她對我談的是一種戰争：“就像跟女兒談心一樣，要讓你知道，當時我們完全還是孩子，是被迫經曆那一切的。
”而為演講大廳準備的卻是另一種戰争：“人家怎麼說我也怎麼說，像報紙上寫的關于英雄和功勳的官樣文章，用完美的榜樣教育年輕人……”這種對于普通人性的不信任，每次都令我震驚與無奈，這是企圖用理想和理念去偷換和替代生活本身。
那些司空見慣的溫暖，其實卻是冰冷之光。
但我還是不能忘記在她家的廚房裡無拘無束喝茶的情景。
她一個人講，我們兩人一起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