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我一人回到媽媽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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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車前往莫斯科……關于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娅，我所知道的情況在活頁夾裡暫時隻占了幾頁紙：十七歲上前線，在第五集團軍三十二坦克旅第一營作戰，任衛生指導員。
她參加過著名的普羅霍洛夫卡坦克大戰——蘇聯和德國雙方在那次戰役中一共投入了一千二百輛坦克和火炮戰車，是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坦克大戰。
為了給解放自己家鄉的第三十二坦克旅建立陳列館，鮑裡索夫市的中學生調查組收集了大量資料，也是他們悄悄給了我維什涅夫斯卡娅的住址。
坦克部隊的衛生指導員通常由男性擔任，可是這裡卻突然冒出個小丫頭來。
我希望了解其中的故事，馬上收拾行裝上路去采訪她…… 我已經開始琢磨：如何在數十個被采訪者的地址中進行選擇？起初，我把所有被采訪者的姓名都記錄下來。
随着電話一個接着一個地打來，她們輪番向我講述，邀請我去采訪，通常都會和她們一起吃茶點。
我開始從四面八方收到信函，地址也都是前線郵戳。
她們寫道：“你也是我們中的一員，你也是前線的姑娘了。
”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不可能面面俱到，應該采用另外一種篩選和積累資料的辦法。
怎麼做呢？我先把現有的地址分門别類，再建立這樣一個原則：盡量記錄不同軍事崗位上婦女的事迹。
要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通過自己所從事的事業，通過我們在生活中，或參與事件中的定位去認識人生的。
可以這樣假設：護士看到的是一種戰争，面包師看到的是另一種戰争；空降兵看到的是一種戰争，飛行員則又是一種戰争；沖鋒槍排排長看到的也與别人不同……在戰争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野半徑。
一位女性是在手術台邊工作的，她說：“我見過多少截下來的胳膊和大腿啊……簡直無法相信世上還會有四肢完整的男人了。
似乎男人們不是受傷，就是陣亡了……”（捷姆琴科，上士，護士）另一位女性是圍着炊事車的鍋台轉的，她說：“有時打完一仗，誰也沒活下來……熱粥熱湯全做好了，可就是沒人來吃……”（季尼娜，列兵，炊事員）還有一位女性的活動半徑隻是小小的飛行艙：“我們的營地在密林深處。
有一次我飛行歸來，打算在森林裡散散步。
這時已經是仲夏季節，草莓都長出來了。
我沿着林中小徑走着，突然發現：地上躺着一個德國人……身體都已經發黑了……當時我真是吓得魂飛魄散。
别看我已經打了一年仗，但在這以前我還從未見過死人。
那是在高空中，是另一碼事……隻要一起飛，我們心裡便隻有一個念頭：找目标，扔炸彈，返航。
我們不必去看什麼死人，所以這種驚恐我們從沒經曆過……”（邦達列娃，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而在女遊擊隊員的腦海中，至今還會把戰争與熊熊篝火的氣味聯系在一起：“幹什麼都少不了篝火——烤面包啦，煮湯啦。
就是篝火燒剩下的一些黑炭，我們也要在上面烘烤皮襖啦、氈靴啦什麼的。
夜間所有人都靠炭火取暖……”（葉·薇索茨卡雅） 但是，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單獨與自己的思想相處。
在火車上，女乘務員送來了茶水，車廂裡立刻熱鬧起來，大家彼此愉快地做了自我介紹。
桌子上有一瓶傳統的莫斯科牌伏爾加，還有自制小吃，于是，就如我們常說的，開始了一番坦誠親密的交談：關于自己的家庭秘密和政治傳聞，關于愛情和仇恨，關于領導和鄰居，等等。
我早先以為，我們隻是同路人和閑聊伴侶而已…… 我也告訴他們，我此行是去看望誰，是為了什麼目的。
我的那兩位同行旅客，一個當時是工兵營長，在戰争中一直打到柏林，另一個在白俄羅斯森林裡打了四年遊擊。
于是我們就開始談論起了戰争。
後來，我是根據自己的回憶把我們的談話記錄了下來。
“我們已經是瀕臨死絕的種類了，就像猛犸一樣！我們那一代人，堅信人世間總有比普通人生更為偉大的東西。
祖國就是偉大的思想。
嗯，還有斯大林。
為什麼要撒謊呢？就像俗話說的，在歌曲中，歌詞是不能被抹去的。
” “這是當然……我們遊擊隊裡就有個勇敢的女孩……經常去破壞德國人的鐵路線。
她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在戰前被鎮壓了：父親、母親和兩個哥哥。
她和她的阿姨，就是母親的妹妹，住在一起。
從戰争的第一天起她就尋找遊擊隊。
在遊擊隊中，大家都看到，哪兒危險她往哪兒沖……就是想證明什麼……可是所有人都獲得過嘉獎，隻有她從來沒有。
因為她父母是人民的敵人，就從來不表彰她。
在我軍反攻到來之前，她的一條腿被炸斷了。
我到醫院裡去看她，她哭着對我說‘現在大家總應該相信我了吧’。
那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當時有兩個小姑娘到我這個營來，還要當什麼工兵排長。
誰知道是幹部處的哪個蠢貨把她們派到我這兒來的。
我當即把她們打發回去，盡管她們氣得死去活來。
就她們，居然還想到前沿去當工兵排長，排雷開路！” “您幹嗎要把她們攆回去？”我問。
“理由多了。
第一，我有足夠的優秀中士，派來的這兩個小姑娘能做的事，他們全能做好；第二，我認為，女人沒必要到前線去摸爬滾打、日曬雨淋。
我們男人已經足夠了。
而且我還知道，必須要為她們挖單獨的掩蔽部，還要下令安排一大堆女孩子必不可少的、各種各樣的讨厭事情。
” “這麼說，您認為姑娘們在戰争中隻能是多餘的累贅了？” “不是，我可沒這麼說。
要是回顧曆史，在各個時代，俄羅斯婦女不僅送丈夫、兄弟、兒子去作戰，為他們擔驚受怕，等待他們回來，而且還有雅羅斯拉夫娜公主那樣的例子——親自登上要塞城牆，把煮沸的松香澆到敵人頭上。
可是在我們心裡，在我們男人的心裡，總還是有一種負疚感：竟然讓女孩子們來打仗！我心裡一直有這種感覺……我到今天還記得，那是我們撤退的時候，正值秋天，連續幾天大雨滂沱，沒日沒夜地下。
我就看到一個被打死的姑娘躺在路邊……長長的辮子，渾身是污泥……” “這是當然……我曾聽說過，我們的護士們在陷入敵軍重圍後，冒着四面八方的子彈保護傷員，因為這時傷員就跟孩子一樣虛弱，對這一層我能理解。
可是這樣一番情景我就不能理解了：兩個女人帶着狙擊槍爬到中間地帶去殺敵。
我無法擺脫這樣的感覺，這畢竟是‘狩獵’呀……我自己就是個狙擊手……但我到底是個男人呀……” “可她們是在保衛自己家園啊，是在拯救自己的祖國啊……” “當然當然……或許我能帶這樣的女人去偵察，但是我不能帶我老婆去……嗯，是這樣的，我們已經習慣于把婦女當作母親、當作未婚妻，然後是美麗的太太。
我弟弟給我講過一件事，當時一群德國俘虜被押着從我們城裡經過，我弟弟那幫小鬼就朝俘虜隊伍打彈弓。
我母親看到了，‘啪’地給了弟弟一個嘴巴。
原來，俘虜也是些大孩子，希特勒把最後的老本也抛出來啦。
我弟弟那會兒才七歲，但他記得很清楚：我媽媽怎樣
她參加過著名的普羅霍洛夫卡坦克大戰——蘇聯和德國雙方在那次戰役中一共投入了一千二百輛坦克和火炮戰車，是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坦克大戰。
為了給解放自己家鄉的第三十二坦克旅建立陳列館，鮑裡索夫市的中學生調查組收集了大量資料，也是他們悄悄給了我維什涅夫斯卡娅的住址。
坦克部隊的衛生指導員通常由男性擔任，可是這裡卻突然冒出個小丫頭來。
我希望了解其中的故事，馬上收拾行裝上路去采訪她…… 我已經開始琢磨：如何在數十個被采訪者的地址中進行選擇？起初，我把所有被采訪者的姓名都記錄下來。
随着電話一個接着一個地打來，她們輪番向我講述，邀請我去采訪，通常都會和她們一起吃茶點。
我開始從四面八方收到信函，地址也都是前線郵戳。
她們寫道：“你也是我們中的一員，你也是前線的姑娘了。
”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不可能面面俱到，應該采用另外一種篩選和積累資料的辦法。
怎麼做呢？我先把現有的地址分門别類，再建立這樣一個原則：盡量記錄不同軍事崗位上婦女的事迹。
要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通過自己所從事的事業，通過我們在生活中，或參與事件中的定位去認識人生的。
可以這樣假設：護士看到的是一種戰争，面包師看到的是另一種戰争；空降兵看到的是一種戰争，飛行員則又是一種戰争；沖鋒槍排排長看到的也與别人不同……在戰争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野半徑。
一位女性是在手術台邊工作的，她說：“我見過多少截下來的胳膊和大腿啊……簡直無法相信世上還會有四肢完整的男人了。
似乎男人們不是受傷，就是陣亡了……”（捷姆琴科，上士，護士）另一位女性是圍着炊事車的鍋台轉的，她說：“有時打完一仗，誰也沒活下來……熱粥熱湯全做好了，可就是沒人來吃……”（季尼娜，列兵，炊事員）還有一位女性的活動半徑隻是小小的飛行艙：“我們的營地在密林深處。
有一次我飛行歸來，打算在森林裡散散步。
這時已經是仲夏季節，草莓都長出來了。
我沿着林中小徑走着，突然發現：地上躺着一個德國人……身體都已經發黑了……當時我真是吓得魂飛魄散。
别看我已經打了一年仗，但在這以前我還從未見過死人。
那是在高空中，是另一碼事……隻要一起飛，我們心裡便隻有一個念頭：找目标，扔炸彈，返航。
我們不必去看什麼死人，所以這種驚恐我們從沒經曆過……”（邦達列娃，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而在女遊擊隊員的腦海中，至今還會把戰争與熊熊篝火的氣味聯系在一起：“幹什麼都少不了篝火——烤面包啦，煮湯啦。
就是篝火燒剩下的一些黑炭，我們也要在上面烘烤皮襖啦、氈靴啦什麼的。
夜間所有人都靠炭火取暖……”（葉·薇索茨卡雅） 但是，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單獨與自己的思想相處。
在火車上，女乘務員送來了茶水，車廂裡立刻熱鬧起來，大家彼此愉快地做了自我介紹。
桌子上有一瓶傳統的莫斯科牌伏爾加，還有自制小吃，于是，就如我們常說的，開始了一番坦誠親密的交談：關于自己的家庭秘密和政治傳聞，關于愛情和仇恨，關于領導和鄰居，等等。
我早先以為，我們隻是同路人和閑聊伴侶而已…… 我也告訴他們，我此行是去看望誰，是為了什麼目的。
我的那兩位同行旅客，一個當時是工兵營長，在戰争中一直打到柏林，另一個在白俄羅斯森林裡打了四年遊擊。
于是我們就開始談論起了戰争。
後來，我是根據自己的回憶把我們的談話記錄了下來。
“我們已經是瀕臨死絕的種類了，就像猛犸一樣！我們那一代人，堅信人世間總有比普通人生更為偉大的東西。
祖國就是偉大的思想。
嗯，還有斯大林。
為什麼要撒謊呢？就像俗話說的，在歌曲中，歌詞是不能被抹去的。
” “這是當然……我們遊擊隊裡就有個勇敢的女孩……經常去破壞德國人的鐵路線。
她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在戰前被鎮壓了：父親、母親和兩個哥哥。
她和她的阿姨，就是母親的妹妹，住在一起。
從戰争的第一天起她就尋找遊擊隊。
在遊擊隊中，大家都看到，哪兒危險她往哪兒沖……就是想證明什麼……可是所有人都獲得過嘉獎，隻有她從來沒有。
因為她父母是人民的敵人，就從來不表彰她。
在我軍反攻到來之前，她的一條腿被炸斷了。
我到醫院裡去看她，她哭着對我說‘現在大家總應該相信我了吧’。
那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當時有兩個小姑娘到我這個營來，還要當什麼工兵排長。
誰知道是幹部處的哪個蠢貨把她們派到我這兒來的。
我當即把她們打發回去，盡管她們氣得死去活來。
就她們，居然還想到前沿去當工兵排長，排雷開路！” “您幹嗎要把她們攆回去？”我問。
“理由多了。
第一，我有足夠的優秀中士，派來的這兩個小姑娘能做的事，他們全能做好；第二，我認為，女人沒必要到前線去摸爬滾打、日曬雨淋。
我們男人已經足夠了。
而且我還知道，必須要為她們挖單獨的掩蔽部，還要下令安排一大堆女孩子必不可少的、各種各樣的讨厭事情。
” “這麼說，您認為姑娘們在戰争中隻能是多餘的累贅了？” “不是，我可沒這麼說。
要是回顧曆史，在各個時代，俄羅斯婦女不僅送丈夫、兄弟、兒子去作戰，為他們擔驚受怕，等待他們回來，而且還有雅羅斯拉夫娜公主那樣的例子——親自登上要塞城牆，把煮沸的松香澆到敵人頭上。
可是在我們心裡，在我們男人的心裡，總還是有一種負疚感：竟然讓女孩子們來打仗！我心裡一直有這種感覺……我到今天還記得，那是我們撤退的時候，正值秋天，連續幾天大雨滂沱，沒日沒夜地下。
我就看到一個被打死的姑娘躺在路邊……長長的辮子，渾身是污泥……” “這是當然……我曾聽說過，我們的護士們在陷入敵軍重圍後，冒着四面八方的子彈保護傷員，因為這時傷員就跟孩子一樣虛弱，對這一層我能理解。
可是這樣一番情景我就不能理解了：兩個女人帶着狙擊槍爬到中間地帶去殺敵。
我無法擺脫這樣的感覺，這畢竟是‘狩獵’呀……我自己就是個狙擊手……但我到底是個男人呀……” “可她們是在保衛自己家園啊，是在拯救自己的祖國啊……” “當然當然……或許我能帶這樣的女人去偵察，但是我不能帶我老婆去……嗯，是這樣的，我們已經習慣于把婦女當作母親、當作未婚妻，然後是美麗的太太。
我弟弟給我講過一件事，當時一群德國俘虜被押着從我們城裡經過，我弟弟那幫小鬼就朝俘虜隊伍打彈弓。
我母親看到了，‘啪’地給了弟弟一個嘴巴。
原來，俘虜也是些大孩子，希特勒把最後的老本也抛出來啦。
我弟弟那會兒才七歲，但他記得很清楚：我媽媽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