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長長吧，姑娘……你們還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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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聲音……幾十種聲音……揭開了不同尋常的真相，深深重創了我。
而這個真相，在我從小就熟悉的“我們是勝利者”的簡短定論中卻沒有立錐之地。
現在，仿佛發生了劇烈的化學反應：那些昂揚激情原來是一種最短命的物質，很快就消融于活躍而複雜的人類命運之中。
命運卻往往又是深深隐藏在文字語言的背後。
幾十年過去了，我還想聽到什麼？是曾經在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城下爆發的戰役原委？是對軍事行動的具體描述？是那些被人遺忘的大大小小高地的名稱？我難道是需要有關陣地和戰線移動的叙述、退敗和反攻的紀事、遊擊隊敵後襲擊和破壞火車的數量，和所有那些已經被寫過數千本書的東西嗎？不，我要尋找的是另類，我要搜集被稱為精神科學的東西，我在沿着心靈生活的足迹，去從事心靈的記錄。
對我來說，人的心路曆程比他們經曆的事件更為重要，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并不重要或者并不那麼重要，更不是第一位的。
令人激動和恐懼的是另一個問題：在戰場上，人們的内心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所看到并理解的究竟是什麼？他們普遍怎樣對待生與死？最後，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是在寫一部感情史和心靈故事……不是戰争或國家的曆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傳記，而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些從平凡生活中被抛入史詩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們被抛進了大曆史。
對于1941年的女孩子們……我首先想問的就是：她們都是來自何方？為什麼她們會有這麼多？她們如何敢與男人肩并肩地拿起武器？她們為什麼開槍射擊、布雷爆破、駕機轟炸，為什麼殺人？ 早在十九世紀，普希金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
普希金在《現代人》雜志上刊出了投入抵抗拿破侖戰争的處女騎兵娜傑日達·杜洛娃的日記片段，并在按語中寫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一個年輕少女，上流貴族的大家閨秀，離開溫暖的家庭，女扮男裝出現在戰場上，去承擔連男人們都畏懼的艱難責任呢？（對手是誰？不可一世的拿破侖大軍！）有什麼事情刺激了她？是隐秘的心靈創傷、熾烈的幻想、桀骜不馴的天性，還是愛情的召喚？……” 這究竟是因為什麼？！百年之後，問題依舊…… 誓言與禱告 我想說……我要說話，統統說出來！總算有人願意聽聽我們說話了，我們沉默了這麼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聲，都幾十年了。
從戰場回來的第一年，我說啊說啊，可是沒有人要聽。
于是我靜默了……現在你來了真好。
我一直在等着什麼人，我知道有人會來，一定會來的。
那時我還年輕，純潔無瑕，真可惜。
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甚至記不得了…… 在戰争爆發前幾天，我和閨密談到戰争，我們都堅信不會打仗的。
我和她去電影院，正片前放的新聞紀錄片就是裡賓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畫外音解說深入我腦海中：德國是蘇聯的忠實朋友。
可是不到一個月，德國軍隊已經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們家有八個孩子，前面四個都是女孩，我是老大。
有一天爸爸下班回來，他流着淚說：“我以前還為我頭幾個孩子是姑娘而高興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
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線，唯獨咱家沒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們呢，都是丫頭片子，兒子們呢，又太小……”我們全家人都很為此而難過。
後來上面舉辦了護士訓練班，父親趕緊把我和一個妹妹送去。
那年我十五歲，妹妹十四歲。
爸爸逢人就說：“我是為勝利盡最大貢獻了……獻出我親愛的女兒……”當時根本沒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後，我就上了前線…… ——納塔利亞·伊萬諾夫娜·謝爾蓋耶娃 （列兵，衛兵員） 最初那幾天……城市一片混亂，充滿動蕩不安和冷漠的恐懼。
人人都在抓間諜，彼此之間都要敦促對方：“不要中了敵人的反間計。
”甚至沒有人敢想我們的軍隊已經崩潰了，幾個星期之前已經被打散了。
我們還被教導說，我們将到别國土地上去作戰。
宣傳部門說：“我們的土地一寸也不會放棄……”事實是我軍正在敗退…… 在戰争之前早就風傳希特勒準備侵略蘇聯了，可是這些言論被全面杜絕，有關部門嚴禁傳播……您知道那是什麼部門嗎？它叫内務人民委員部，就是肅反特工……如果有人私下議論，不管在家裡、在食堂，或者筒子樓裡，就必須躲進自己房間鎖上門，或躲在浴室裡打開水龍頭。
但是，當斯大林說話時，當他向我們發出号召，說“兄弟們姐妹們”時，人們頓時都忘記了自己的不滿……在我們家裡，大舅正在蹲勞改營，他是鐵路工人，一名老共産黨員。
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您知道是誰抓的他嗎？是内務部……他是我們最喜愛的舅舅，我們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對此堅信不疑。
他在國内戰争中還立過功……但聽了斯大林的講話後，媽媽對我們說：“我們先保衛祖國，然後再申訴自己的冤情。
”我們全家人都是愛祖國的。
我立即跑到征兵委員會，是帶病去的，扁桃體發炎還沒完全退燒呢。
但我迫不及待了…… ——葉蓮娜·安東諾夫娜·庫金娜 （列兵，司機） 我母親沒有兒子，她一共養了五個女兒。
我對音樂有出色的感覺，曾經夢想進音樂學院學習。
但是聽到廣播裡宣布戰争爆發後，我立即決定要把自己的天賦聽力用到前線上去，我可以當通信兵。
我們和媽媽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被圍困時，我們都自願上了前線。
全家都上前線了：一個媽媽和五個女兒。
父親那時早已在作戰了…… ——安東尼娜·瑪克西莫夫娜·克尼亞傑瓦 （下士，通信兵） 我們大家都有個相同的願望：上前線。
害怕嗎？當然有些怕……不過反正就那麼回事……我們到了兵役委員會，可是那兒的人卻對我們說：“再長長吧，姑娘……你們還嫩呢……”是啊，我們當時都隻有十六七歲。
不過我還是達到了目的，他們把我收下了。
我本想和女友進狙擊學校的，可是人家告訴我們：“你們隻能當調配員，而且沒工夫教你們打槍。
” 我們要乘火車走了，媽媽一連好幾天守候在車站上。
看到我們要集合，她趕緊跑過來，把餡餅和十幾個雞蛋塞給我，然後就暈倒了…… ——達吉揚娜·葉菲莫夫娜·謝苗諾娃 （中士，調度員） 形勢在急速變化……我還記得最初那些日子……媽媽每天黃昏就靠在窗邊祈禱，我以前還不知道媽媽是信上帝的。
她一遍又一遍對着天空禱告。
我原來是個醫生，就入伍了。
我是出于責任感而參軍的。
女兒上前線去保衛祖國，老爸很高興。
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員會，領取了我的入伍通知書，又專門趕大早返回來，就是想讓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兒要上前線了…… ——葉夫羅西尼亞·格裡戈利葉夫娜·勃柳思 （大尉，醫生） 那是夏季，是最後一個和平的日子……晚上我們都去參加舞會，那年我們都是十六歲，出來進去都結伴而行，回家也是大家一起，送完一個再送另一個。
我們還不确定誰和誰是一對兒，如果出門，總是六個男孩六個女孩一起走。
僅僅過了兩個星期，這些曾經作為我們舞伴的小夥子，成了坦克學校的學員，後來又遍體鱗傷地纏着繃帶被送了回來。
這太可怕了，令人恐怖！當時，我就是聽到别人的笑聲，都感覺是不能原諒的。
在如此殘酷的戰争正在進行時，怎麼還能笑出來，怎麼還可以高興？ 不久，我爸爸也加入了後備役部隊。
家中隻留下幼小的弟弟們和我，兩個弟弟，一個七歲，一個三歲。
在我告訴媽媽我要上前線時，她頓時就哭了，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
但我還是從家裡逃走了……我到部隊才給媽媽寫了信，她那時已經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 ——莉利亞·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護士） 聽到命令全體列隊……我們馬上按照個頭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個。
連長走過來，掃視了一遍，朝着我走過來： “這是哪兒來的拇指姑娘啊？你在這兒會做什麼呢？要不，先回到媽媽身邊去，再長長個頭吧？” 可是我已經沒有媽媽了……媽媽在轟炸中死掉了…… 我畢生難忘的最強烈印象……是在戰争的第一年。
當時我們正在後撤……雖然我們是躲藏在灌木叢後面，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我們的戰士是用步槍和德國的坦克對陣，是用木槍托和鐵甲車拼！隻要還沒倒下，他們就流着淚水怒吼着厮打，直到中了德軍機槍手的掃射。
用步槍對付德軍的坦克和轟炸機，這就是戰争的第一年…… ——波林娜·謝苗諾夫娜·諾茲德拉喬娃 （衛生指導員） 我事先就請求媽媽，甚至是央求媽媽，到時候千萬不要哭出來。
當時雖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裡一片哭聲。
我們的母親們都在為自己的女兒送行，她們簡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号啕大叫了。
我媽媽倒确實沒有哭，她那麼呆呆地站着，就像塊石頭。
難道她真舍得我走嗎？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來。
我是她最小的女兒，家裡人都寵着我。
而此時我的頭發給剪得像個男孩，隻剩下一小绺劉海兒。
媽媽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線，但我那時心中隻有一個念頭：上前線，上前線，上前線！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館裡的那些宣傳畫，像《祖國母親在召喚！》啦，《你為前線做了些什麼？》啦，當時舉目皆是，對我影響可大了。
當時有什麼歌曲？唱的都是“起來，強大的國家……挺起身，殊死搏鬥”這些歌。
我們出發時，驚訝地看到車窗外的站台上已經擺放了屍體。
戰争已經在進行……不過青年就是青年，我們還一路高歌，甚至還很高興，紛紛說笑打趣。
戰争接近結束時，我們全家都參戰了。
爸爸、媽媽和姐姐當了鐵路員工，随着戰線向前推進，修複鐵路，我們家人都獲得了勝利獎章：父母、姐姐、我…… ——葉夫蓋尼亞·謝爾格葉芙娜·薩普洛諾娃 （近衛軍中士，航空機械員） 戰前我就在軍中做電話接線員。
戰争爆發後那幾個星期，我們的部隊就駐紮在鮑裡索夫，通信站站長召集我們大家排好隊。
我們不是現役軍人，不是士兵，而是平民職工。
他對我們說：“殘酷的戰争已經開始，姑娘們，你們将會遭遇很多艱難、很多危險。
趁現在還不算遲，如果誰想離開，可以回到自己家裡去。
願意留在前線的，請向前跨出一步……” 這時，全體姑娘就像一個人似的，“唰”的一聲同時向前邁出了一步。
我們一共二十個人，一緻決心保衛祖國。
戰前我連打仗的連環畫都不喜歡看，隻喜歡讀愛情小說。
可是瞧瞧現在的我呢？！ 我們沒日沒夜地幹着。
士兵們把飯盒送到電話總機旁，我們匆匆吃點東西，在總機旁打個盹兒，再戴上耳機繼續工作。
根本沒有時間洗洗頭發，我隻好提出這樣的請求：“姑娘們，把我的辮子剪去吧……”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紮波爾斯卡娅 （電話接線員） 我們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員會…… 我已經不記得多少次了，當我們又一次上門時，兵役委員總算沒把我們趕出去：“好吧，你們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比如做過護士啦、司機啦什麼的……你們行嗎？你們在戰場上到底能做些什麼？”我們聽不懂他的話。
能做什麼？我們面前不存在這類問題啊。
我們就是想打仗，這就夠了，根本沒有想過，上戰場還需要哪些本事，需要具體的能力。
他一下子可把我們問住了。
于是我和其他幾個女孩就去學了護理課程。
訓練班要求我們至少學習六個月，而我們堅決表示：不！時間太長了，對我們不合适。
還有一個學制隻有三個月的短訓班。
說實話，三個月我們也認為太長。
好在這個訓練班就要結業了，我們便申請參加考核。
隻學習了一個月，晚上在醫院實習，白天上課。
就這樣，我們總共隻學了一個月多一點…… 但是，并沒把我們派到前線，而是派到了醫院。
那是在1941年8月底，學校、醫院和俱樂部統統都住滿了傷員。
但是到了次年二月，我離開了醫院，幹脆說吧，我是逃出來的，開了小差。
我不可能公開提出來。
我身上沒有證件，也沒帶任何物品，就這麼鑽上了衛生專列。
我寫了一張紙條留給醫院：“我不來值班了，我上前線了。
”就是這樣…… ——葉蓮娜·巴夫洛夫娜·雅科夫列娃 （準尉，護士） 我那天本來是有個約會……我簡直就像插上翅膀飛着過去的……我還以為他那天會向我表白，說“我愛你”呢，不料他滿面愁容地來了：“薇拉，戰争來了！我們要直接從課堂被派上前線去。
”他是讀軍校的。
這樣子，我當然也必須讓自己扮演聖女貞德的角色。
隻要能上前線，隻要能拿起武器，隻要我們能在一起，在一起是必須的！我跑到兵役委員會，但遭到嚴厲駁回：“我們現在需要的隻是護士，而且至少要學習六個月。
”六個月？我呆住了。
對我來說，這可是感情問題啊…… 人家告訴我，不管怎樣都必須學習。
好吧，我去學習，不過不是學護士……我想學開槍！像他那樣去射擊。
反正我已經準備好就這樣了。
在我們學校常常有參加過内戰和西班牙戰争的英雄來演講。
女生都覺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但他們瞧不起我們。
反倒是在童年讀書的時候，我們常聽到的是：“姑娘們，去駕駛拖拉機吧！”“姑娘們，去當飛機駕駛員！”當然了，我這裡面含有愛情成分，我甚至想象到我和他兩人如何死在一起，當然是在同一場戰鬥中…… 我是在戲劇學校學習的，一直夢想當一名演員。
我的理想，是當拉裡薩·賴斯納[拉裡薩·賴斯納：蘇聯内戰時期的著名女革命家。
]那樣的女人。
穿着皮夾克的女政委，我喜歡她那種美麗…… ——薇拉·丹尼洛夫采娃 （中士，狙擊手） 所有比我年紀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線了……剩下我獨自一人沒被錄取，我痛哭了一場。
别人對我說：“丫頭，你應該去學習啊。
” 但是剛剛學習了沒有多久，我們院長突然來了，宣布說： “姑娘們，戰争終究會結束，然後你們可以繼續完成學業，但現在是需要保家衛國。
” 我們上前線那天，工廠的領導們都來送行。
那是夏天。
我記得所有的車廂都裝飾得五彩缤紛。
人們紛紛給我們贈送禮品。
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餅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動得在站台上跳起了烏克蘭戈帕克舞！ 列車晝夜兼程了許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們在一個車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點喊出來：一列接一列的車廂裡，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着歌向我們招手，有的揮舞頭巾，有的揚起船型軍帽。
我們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夠了，他們都犧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現在由我們姑娘去接替他們。
媽媽給我寫了一個禱告，我把它放在一個小盒裡，也許真的會保佑吧？最後我真的平安返回家鄉了。
每次打仗之前，我都會親吻這個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羅維奇 （護士） 我在戰争時期是個飛行員…… 早在我讀七年級時，我們家鄉就第一次有飛機來過。
您想吧，那還是1936年，在那些年頭，飛機是很稀奇的。
那時有個口号說：“好姑娘和好小夥兒，我們都去開飛機！”作為一名共青團員，我當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報名參加了飛行俱樂部。
不過父親卻堅決反對。
在此之前我們是冶金世家，幾代人都是做高爐冶煉工作，爸爸認為冶金事業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飛行員不是。
飛行俱樂部的頭兒知道了，就特批父親和我一起坐上飛機，我帶着父親升到空中。
打那天之後他不再吭聲了，也喜歡上了飛機。
我以優異成績從航空俱樂部畢業，而且跳傘也很棒。
我還在戰争爆發之前嫁了人，生下一個女兒。
從戰争開始的頭幾天起，我們飛行俱樂部就開始了重組：男人都當兵走了，我們女人接替了他們的工作。
學員都由我們來教，從早忙到晚，工作很多。
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線的，隻給我留下了一張照片：我倆雙雙站在飛機前，戴着飛行員頭盔……這樣一來，隻有我和女兒相依為命，所有時間都住在營地裡。
怎樣過日子？我每天淩晨四點鐘要去飛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兒關在家裡，給她留下熬好的粥。
等到傍晚回家時，也不知道她是吃了還是沒吃，反正她渾身上下都是粥。
女兒甚至從來都不哭，隻是瞪着眼睛看我。
她長了一雙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陣亡通知書：丈夫在莫斯科保衛戰中陣亡了，他是飛行中隊長。
我很愛我的女兒，但還是把她送給丈夫的家
而這個真相，在我從小就熟悉的“我們是勝利者”的簡短定論中卻沒有立錐之地。
現在，仿佛發生了劇烈的化學反應：那些昂揚激情原來是一種最短命的物質，很快就消融于活躍而複雜的人類命運之中。
命運卻往往又是深深隐藏在文字語言的背後。
幾十年過去了，我還想聽到什麼？是曾經在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城下爆發的戰役原委？是對軍事行動的具體描述？是那些被人遺忘的大大小小高地的名稱？我難道是需要有關陣地和戰線移動的叙述、退敗和反攻的紀事、遊擊隊敵後襲擊和破壞火車的數量，和所有那些已經被寫過數千本書的東西嗎？不，我要尋找的是另類，我要搜集被稱為精神科學的東西，我在沿着心靈生活的足迹，去從事心靈的記錄。
對我來說，人的心路曆程比他們經曆的事件更為重要，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并不重要或者并不那麼重要，更不是第一位的。
令人激動和恐懼的是另一個問題：在戰場上，人們的内心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所看到并理解的究竟是什麼？他們普遍怎樣對待生與死？最後，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是在寫一部感情史和心靈故事……不是戰争或國家的曆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傳記，而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些從平凡生活中被抛入史詩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們被抛進了大曆史。
對于1941年的女孩子們……我首先想問的就是：她們都是來自何方？為什麼她們會有這麼多？她們如何敢與男人肩并肩地拿起武器？她們為什麼開槍射擊、布雷爆破、駕機轟炸，為什麼殺人？ 早在十九世紀，普希金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
普希金在《現代人》雜志上刊出了投入抵抗拿破侖戰争的處女騎兵娜傑日達·杜洛娃的日記片段，并在按語中寫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一個年輕少女，上流貴族的大家閨秀，離開溫暖的家庭，女扮男裝出現在戰場上，去承擔連男人們都畏懼的艱難責任呢？（對手是誰？不可一世的拿破侖大軍！）有什麼事情刺激了她？是隐秘的心靈創傷、熾烈的幻想、桀骜不馴的天性，還是愛情的召喚？……” 這究竟是因為什麼？！百年之後，問題依舊…… 誓言與禱告 我想說……我要說話，統統說出來！總算有人願意聽聽我們說話了，我們沉默了這麼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聲，都幾十年了。
從戰場回來的第一年，我說啊說啊，可是沒有人要聽。
于是我靜默了……現在你來了真好。
我一直在等着什麼人，我知道有人會來，一定會來的。
那時我還年輕，純潔無瑕，真可惜。
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甚至記不得了…… 在戰争爆發前幾天，我和閨密談到戰争，我們都堅信不會打仗的。
我和她去電影院，正片前放的新聞紀錄片就是裡賓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畫外音解說深入我腦海中：德國是蘇聯的忠實朋友。
可是不到一個月，德國軍隊已經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們家有八個孩子，前面四個都是女孩，我是老大。
有一天爸爸下班回來，他流着淚說：“我以前還為我頭幾個孩子是姑娘而高興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
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線，唯獨咱家沒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們呢，都是丫頭片子，兒子們呢，又太小……”我們全家人都很為此而難過。
後來上面舉辦了護士訓練班，父親趕緊把我和一個妹妹送去。
那年我十五歲，妹妹十四歲。
爸爸逢人就說：“我是為勝利盡最大貢獻了……獻出我親愛的女兒……”當時根本沒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後，我就上了前線…… ——納塔利亞·伊萬諾夫娜·謝爾蓋耶娃 （列兵，衛兵員） 最初那幾天……城市一片混亂，充滿動蕩不安和冷漠的恐懼。
人人都在抓間諜，彼此之間都要敦促對方：“不要中了敵人的反間計。
”甚至沒有人敢想我們的軍隊已經崩潰了，幾個星期之前已經被打散了。
我們還被教導說，我們将到别國土地上去作戰。
宣傳部門說：“我們的土地一寸也不會放棄……”事實是我軍正在敗退…… 在戰争之前早就風傳希特勒準備侵略蘇聯了，可是這些言論被全面杜絕，有關部門嚴禁傳播……您知道那是什麼部門嗎？它叫内務人民委員部，就是肅反特工……如果有人私下議論，不管在家裡、在食堂，或者筒子樓裡，就必須躲進自己房間鎖上門，或躲在浴室裡打開水龍頭。
但是，當斯大林說話時，當他向我們發出号召，說“兄弟們姐妹們”時，人們頓時都忘記了自己的不滿……在我們家裡，大舅正在蹲勞改營，他是鐵路工人，一名老共産黨員。
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您知道是誰抓的他嗎？是内務部……他是我們最喜愛的舅舅，我們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對此堅信不疑。
他在國内戰争中還立過功……但聽了斯大林的講話後，媽媽對我們說：“我們先保衛祖國，然後再申訴自己的冤情。
”我們全家人都是愛祖國的。
我立即跑到征兵委員會，是帶病去的，扁桃體發炎還沒完全退燒呢。
但我迫不及待了…… ——葉蓮娜·安東諾夫娜·庫金娜 （列兵，司機） 我母親沒有兒子，她一共養了五個女兒。
我對音樂有出色的感覺，曾經夢想進音樂學院學習。
但是聽到廣播裡宣布戰争爆發後，我立即決定要把自己的天賦聽力用到前線上去，我可以當通信兵。
我們和媽媽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被圍困時，我們都自願上了前線。
全家都上前線了：一個媽媽和五個女兒。
父親那時早已在作戰了…… ——安東尼娜·瑪克西莫夫娜·克尼亞傑瓦 （下士，通信兵） 我們大家都有個相同的願望：上前線。
害怕嗎？當然有些怕……不過反正就那麼回事……我們到了兵役委員會，可是那兒的人卻對我們說：“再長長吧，姑娘……你們還嫩呢……”是啊，我們當時都隻有十六七歲。
不過我還是達到了目的，他們把我收下了。
我本想和女友進狙擊學校的，可是人家告訴我們：“你們隻能當調配員，而且沒工夫教你們打槍。
” 我們要乘火車走了，媽媽一連好幾天守候在車站上。
看到我們要集合，她趕緊跑過來，把餡餅和十幾個雞蛋塞給我，然後就暈倒了…… ——達吉揚娜·葉菲莫夫娜·謝苗諾娃 （中士，調度員） 形勢在急速變化……我還記得最初那些日子……媽媽每天黃昏就靠在窗邊祈禱，我以前還不知道媽媽是信上帝的。
她一遍又一遍對着天空禱告。
我原來是個醫生，就入伍了。
我是出于責任感而參軍的。
女兒上前線去保衛祖國，老爸很高興。
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員會，領取了我的入伍通知書，又專門趕大早返回來，就是想讓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兒要上前線了…… ——葉夫羅西尼亞·格裡戈利葉夫娜·勃柳思 （大尉，醫生） 那是夏季，是最後一個和平的日子……晚上我們都去參加舞會，那年我們都是十六歲，出來進去都結伴而行，回家也是大家一起，送完一個再送另一個。
我們還不确定誰和誰是一對兒，如果出門，總是六個男孩六個女孩一起走。
僅僅過了兩個星期，這些曾經作為我們舞伴的小夥子，成了坦克學校的學員，後來又遍體鱗傷地纏着繃帶被送了回來。
這太可怕了，令人恐怖！當時，我就是聽到别人的笑聲，都感覺是不能原諒的。
在如此殘酷的戰争正在進行時，怎麼還能笑出來，怎麼還可以高興？ 不久，我爸爸也加入了後備役部隊。
家中隻留下幼小的弟弟們和我，兩個弟弟，一個七歲，一個三歲。
在我告訴媽媽我要上前線時，她頓時就哭了，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
但我還是從家裡逃走了……我到部隊才給媽媽寫了信，她那時已經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 ——莉利亞·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護士） 聽到命令全體列隊……我們馬上按照個頭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個。
連長走過來，掃視了一遍，朝着我走過來： “這是哪兒來的拇指姑娘啊？你在這兒會做什麼呢？要不，先回到媽媽身邊去，再長長個頭吧？” 可是我已經沒有媽媽了……媽媽在轟炸中死掉了…… 我畢生難忘的最強烈印象……是在戰争的第一年。
當時我們正在後撤……雖然我們是躲藏在灌木叢後面，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我們的戰士是用步槍和德國的坦克對陣，是用木槍托和鐵甲車拼！隻要還沒倒下，他們就流着淚水怒吼着厮打，直到中了德軍機槍手的掃射。
用步槍對付德軍的坦克和轟炸機，這就是戰争的第一年…… ——波林娜·謝苗諾夫娜·諾茲德拉喬娃 （衛生指導員） 我事先就請求媽媽，甚至是央求媽媽，到時候千萬不要哭出來。
當時雖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裡一片哭聲。
我們的母親們都在為自己的女兒送行，她們簡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号啕大叫了。
我媽媽倒确實沒有哭，她那麼呆呆地站着，就像塊石頭。
難道她真舍得我走嗎？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來。
我是她最小的女兒，家裡人都寵着我。
而此時我的頭發給剪得像個男孩，隻剩下一小绺劉海兒。
媽媽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線，但我那時心中隻有一個念頭：上前線，上前線，上前線！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館裡的那些宣傳畫，像《祖國母親在召喚！》啦，《你為前線做了些什麼？》啦，當時舉目皆是，對我影響可大了。
當時有什麼歌曲？唱的都是“起來，強大的國家……挺起身，殊死搏鬥”這些歌。
我們出發時，驚訝地看到車窗外的站台上已經擺放了屍體。
戰争已經在進行……不過青年就是青年，我們還一路高歌，甚至還很高興，紛紛說笑打趣。
戰争接近結束時，我們全家都參戰了。
爸爸、媽媽和姐姐當了鐵路員工，随着戰線向前推進，修複鐵路，我們家人都獲得了勝利獎章：父母、姐姐、我…… ——葉夫蓋尼亞·謝爾格葉芙娜·薩普洛諾娃 （近衛軍中士，航空機械員） 戰前我就在軍中做電話接線員。
戰争爆發後那幾個星期，我們的部隊就駐紮在鮑裡索夫，通信站站長召集我們大家排好隊。
我們不是現役軍人，不是士兵，而是平民職工。
他對我們說：“殘酷的戰争已經開始，姑娘們，你們将會遭遇很多艱難、很多危險。
趁現在還不算遲，如果誰想離開，可以回到自己家裡去。
願意留在前線的，請向前跨出一步……” 這時，全體姑娘就像一個人似的，“唰”的一聲同時向前邁出了一步。
我們一共二十個人，一緻決心保衛祖國。
戰前我連打仗的連環畫都不喜歡看，隻喜歡讀愛情小說。
可是瞧瞧現在的我呢？！ 我們沒日沒夜地幹着。
士兵們把飯盒送到電話總機旁，我們匆匆吃點東西，在總機旁打個盹兒，再戴上耳機繼續工作。
根本沒有時間洗洗頭發，我隻好提出這樣的請求：“姑娘們，把我的辮子剪去吧……”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紮波爾斯卡娅 （電話接線員） 我們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員會…… 我已經不記得多少次了，當我們又一次上門時，兵役委員總算沒把我們趕出去：“好吧，你們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比如做過護士啦、司機啦什麼的……你們行嗎？你們在戰場上到底能做些什麼？”我們聽不懂他的話。
能做什麼？我們面前不存在這類問題啊。
我們就是想打仗，這就夠了，根本沒有想過，上戰場還需要哪些本事，需要具體的能力。
他一下子可把我們問住了。
于是我和其他幾個女孩就去學了護理課程。
訓練班要求我們至少學習六個月，而我們堅決表示：不！時間太長了，對我們不合适。
還有一個學制隻有三個月的短訓班。
說實話，三個月我們也認為太長。
好在這個訓練班就要結業了，我們便申請參加考核。
隻學習了一個月，晚上在醫院實習，白天上課。
就這樣，我們總共隻學了一個月多一點…… 但是，并沒把我們派到前線，而是派到了醫院。
那是在1941年8月底，學校、醫院和俱樂部統統都住滿了傷員。
但是到了次年二月，我離開了醫院，幹脆說吧，我是逃出來的，開了小差。
我不可能公開提出來。
我身上沒有證件，也沒帶任何物品，就這麼鑽上了衛生專列。
我寫了一張紙條留給醫院：“我不來值班了，我上前線了。
”就是這樣…… ——葉蓮娜·巴夫洛夫娜·雅科夫列娃 （準尉，護士） 我那天本來是有個約會……我簡直就像插上翅膀飛着過去的……我還以為他那天會向我表白，說“我愛你”呢，不料他滿面愁容地來了：“薇拉，戰争來了！我們要直接從課堂被派上前線去。
”他是讀軍校的。
這樣子，我當然也必須讓自己扮演聖女貞德的角色。
隻要能上前線，隻要能拿起武器，隻要我們能在一起，在一起是必須的！我跑到兵役委員會，但遭到嚴厲駁回：“我們現在需要的隻是護士，而且至少要學習六個月。
”六個月？我呆住了。
對我來說，這可是感情問題啊…… 人家告訴我，不管怎樣都必須學習。
好吧，我去學習，不過不是學護士……我想學開槍！像他那樣去射擊。
反正我已經準備好就這樣了。
在我們學校常常有參加過内戰和西班牙戰争的英雄來演講。
女生都覺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但他們瞧不起我們。
反倒是在童年讀書的時候，我們常聽到的是：“姑娘們，去駕駛拖拉機吧！”“姑娘們，去當飛機駕駛員！”當然了，我這裡面含有愛情成分，我甚至想象到我和他兩人如何死在一起，當然是在同一場戰鬥中…… 我是在戲劇學校學習的，一直夢想當一名演員。
我的理想，是當拉裡薩·賴斯納[拉裡薩·賴斯納：蘇聯内戰時期的著名女革命家。
]那樣的女人。
穿着皮夾克的女政委，我喜歡她那種美麗…… ——薇拉·丹尼洛夫采娃 （中士，狙擊手） 所有比我年紀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線了……剩下我獨自一人沒被錄取，我痛哭了一場。
别人對我說：“丫頭，你應該去學習啊。
” 但是剛剛學習了沒有多久，我們院長突然來了，宣布說： “姑娘們，戰争終究會結束，然後你們可以繼續完成學業，但現在是需要保家衛國。
” 我們上前線那天，工廠的領導們都來送行。
那是夏天。
我記得所有的車廂都裝飾得五彩缤紛。
人們紛紛給我們贈送禮品。
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餅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動得在站台上跳起了烏克蘭戈帕克舞！ 列車晝夜兼程了許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們在一個車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點喊出來：一列接一列的車廂裡，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着歌向我們招手，有的揮舞頭巾，有的揚起船型軍帽。
我們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夠了，他們都犧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現在由我們姑娘去接替他們。
媽媽給我寫了一個禱告，我把它放在一個小盒裡，也許真的會保佑吧？最後我真的平安返回家鄉了。
每次打仗之前，我都會親吻這個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羅維奇 （護士） 我在戰争時期是個飛行員…… 早在我讀七年級時，我們家鄉就第一次有飛機來過。
您想吧，那還是1936年，在那些年頭，飛機是很稀奇的。
那時有個口号說：“好姑娘和好小夥兒，我們都去開飛機！”作為一名共青團員，我當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報名參加了飛行俱樂部。
不過父親卻堅決反對。
在此之前我們是冶金世家，幾代人都是做高爐冶煉工作，爸爸認為冶金事業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飛行員不是。
飛行俱樂部的頭兒知道了，就特批父親和我一起坐上飛機，我帶着父親升到空中。
打那天之後他不再吭聲了，也喜歡上了飛機。
我以優異成績從航空俱樂部畢業，而且跳傘也很棒。
我還在戰争爆發之前嫁了人，生下一個女兒。
從戰争開始的頭幾天起，我們飛行俱樂部就開始了重組：男人都當兵走了，我們女人接替了他們的工作。
學員都由我們來教，從早忙到晚，工作很多。
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線的，隻給我留下了一張照片：我倆雙雙站在飛機前，戴着飛行員頭盔……這樣一來，隻有我和女兒相依為命，所有時間都住在營地裡。
怎樣過日子？我每天淩晨四點鐘要去飛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兒關在家裡，給她留下熬好的粥。
等到傍晚回家時，也不知道她是吃了還是沒吃，反正她渾身上下都是粥。
女兒甚至從來都不哭，隻是瞪着眼睛看我。
她長了一雙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陣亡通知書：丈夫在莫斯科保衛戰中陣亡了，他是飛行中隊長。
我很愛我的女兒，但還是把她送給丈夫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