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長長吧，姑娘……你們還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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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杜布尼亞科娃
（上士，衛生指導員）
我們遇到了空襲……敵機一遍一遍地轟炸，沒完沒了地轟炸。
人們都争先恐後四散逃命……我也拼命地跑。
忽然聽到有人在聲音微弱地呼喊：“幫幫我……救救我……”而我還在繼續跑……過了一會兒，喊叫聲又傳到我耳朵裡，我這才突然感到了肩膀上救護挎包的分量，還有一種負疚感。
恐懼頓時抛到九霄雲外！我扭頭就往回跑：原來是一個受傷的士兵在呻吟。
我立刻沖上去為他包紮，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戰鬥到深夜才結束。
清晨又下了一場雪，大雪覆蓋上很多很多的屍體……很多人的手臂都是朝上舉着……伸向天空……您不是問我那時候有沒有幸福感嗎？我告訴您：突然在死人堆裡發現了一個活着的人，那種感覺就是幸福…… ——安娜·伊萬諾夫娜·貝麗娅 （護士） 那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個死者……我低頭站在他旁邊哭……痛哭不已……就在這時有傷員喊叫起來：“快來給我包紮腿啊！”他的一條腿在褲子上搖晃着，已經被炸斷了。
我撕下他的褲子。
“把我的腿給我，放在我旁邊！”我就那樣做了。
他們隻要還有意識，就絕不丢下他們的手臂或腿腳。
他們要回自己的斷肢，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一起。
在戰争中我曾想過：對于所發生的任何事情我永遠不會忘。
而事實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漸淡忘了…… 一個年輕漂亮又風趣幽默的小夥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
我本來以為所有犧牲的人都會得到隆重安葬，但人們隻是把他擡起來，送到了一片榛樹林裡，草草挖了個墳坑……既沒有棺材，也沒有任何儀式，就把他放進坑裡了，然後直接蓋上了土。
陽光是那麼強烈，照曬着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連遮太陽的篷布也沒有，沒有任何陪葬，隻好讓他穿着身上現有的軍裝和馬褲。
好在他的服裝還是嶄新的，顯然他剛到前線不久。
就這樣把他安葬了，坑很淺，剛好夠他躺進去。
他的傷口不大，卻是緻命傷——一槍命中了太陽穴，血也流得不多。
這樣一個人現在躺在那兒，就跟活着一樣，隻不過臉色是蒼白的。
掃射之後便開始地毯式轟炸，炸爛了這片地方。
我不知道還會留下什麼…… 但我們在那種處境裡怎樣埋葬死者？隻好就近，在我們所待的掩體附近，挖個坑，把他們埋掉就得。
隻留下一個土堆，不用說，隻要是德國人緊跟過來，或者開來汽車，墳頭會立刻被軋平，成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麼痕迹都不會留下。
我們經常在樹林裡掩埋戰友……就在那些橡樹底下，在那些白桦樹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沒勇氣到森林裡去，特别是到長着老橡樹和白桦樹的森林……我不能在那種地方停留……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柯爾日 （騎兵連衛生指導員） 在前線我失聲了……我有一副美麗的歌喉…… 直到打完仗返回家鄉我的嗓音才恢複了。
晚上親朋好友聚餐時，幾杯酒下肚大家就說：“來，維拉，唱一個吧。
”我就放歌一曲…… 我離開家上前線時，可以說是個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是個成績優異、品行良好的蘇聯女中學生。
可是到了前線……在那裡我開始禱告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祈禱，出聲地禱告，祈禱詞也很簡單……都是我自己的大白話……意思隻有一個，就是上天保佑我能活着回家看爸爸媽媽。
真正的祈禱方式我并不知道，我從沒有讀過《聖經》。
也沒有人看見我祈禱，我是暗地裡悄悄祈禱，小心翼翼。
因為……我們那時是另外一種人，當時都是另一種生活。
您明白嗎？我們想事情和現在不一樣，我們都明白……因為……我來給您講個偶然事件……有一次，在新兵當中發現一個教徒，當他祈禱時，士兵們都嘲笑他：“怎麼樣，上帝給了你什麼幫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為什麼要容忍這一切發生呢？”對于一個人要趴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痛哭，他們絕對不理解，說是如果耶稣愛你，為啥他不來救你啊？我是戰争結束後才開始讀《聖經》的……現在我要一輩子讀《聖經》……說回到那個士兵，他也不再是一個年輕人了，就是不要開槍。
他拒絕說：“我不能啊，我不能殺生！”其他人都同意殺人，但他就是不同意。
時代？那是什麼時代啊……可怕的時代……就因為信教……他被送交軍法審判，兩天之後就被槍決了……造孽啊！ 那是另一個時代……那是另一種人……該怎麼向您解釋呢？該怎麼解釋啊…… 幸運的是，我從來沒見過那些被我殺死的人……但是，反正都一樣……現在我認識到自己也是殺生的。
現在想到這些了……是因為我老了吧。
我為自己的靈魂祈禱，我囑咐女兒們，在我死後，我所有的戰鬥勳章都不要送進博物館，要交到教會去，送給神父……那些死者，他們經常來到我的夢中……被我殺死的人們……雖然我沒有看到過他們，但他們卻在夢中來看我。
我睜大眼睛找啊找，也許有人隻是受傷，雖然身受重傷，但仍然能救活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反正他們都死了…… ——維拉·鮑裡索夫娜·桑基帕 （中士，高射機槍手） 我最受不了的是給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條腿都鋸下來，當我把斷腿搬出去，放到盆子裡時，抱都抱不動。
我記得，那些斷腿都很沉。
我輕輕地抱着，不能被那個截肢的傷員聽到，又像抱個孩子，像照顧嬰兒那樣小心翼翼……特别是幾乎從大腿根上截下來的腿，我最受不了。
那些麻藥還起作用的傷員，要麼是在呻吟，要麼就在叫罵，俄語中所有罵人的話都用盡了。
我身上總是濺着血迹……像點點櫻桃一樣……不過是黑色的…… 可是給媽媽寫信我從來不寫這些事。
我隻寫道：這裡一切都好，我吃得飽穿得暖。
媽媽已經把三個孩子送上前線，她心裡夠難過的啦…… ——瑪麗亞·賽麗維斯特羅夫娜·巴若科 （戰地護士） 我出生在克裡米亞……距離敖德薩不遠。
1941年，我從克爾登姆區的斯洛博德中學十年級畢業。
戰争爆發後，開始幾天我一直從電台收聽廣播。
我聽懂了，我軍是在撤退中……我跑到兵役委員會要求參軍，被送回了家。
又去了那裡兩次，兩次被拒絕。
7月28日，後撤下來的軍隊通過我們斯洛博德，我就與他們一起奔赴前線，根本沒有什麼入伍通知書。
我頭一次看到傷員，吓得昏了過去。
過後就挺過來了。
我第一次爬到槍林彈雨中救傷員時，拼命大叫着，好像要壓倒炮火的轟鳴。
後來就完全習慣了，過了十天後，我自己也被打傷，我就自己把彈片拔出來，自己給自己包紮…… 1942年12月25日，我們五十六集團軍三三三師堅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
敵人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把它奪過去。
戰鬥打響了，德軍坦克向我們進攻，但我軍的炮火打得它們寸步難行。
德國人退了下去。
在開闊地帶，我們一個炮兵中尉受傷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
幾名衛生員沖上去想把他救回來，結果都犧牲了。
兩條救生犬爬過去（我在那兒生平第一次看到這種狗），也給打死了。
這時，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來，先是小聲，然後就高聲唱起一支我們在戰前最喜愛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勳》。
雙方的士兵——我們這邊和德國人那邊——全都安靜下來。
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彎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陣地。
我一邊走一邊暗自想：“隻要不打後背就行，甯可讓他們打我的腦袋。
”當時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後一瞬間……想知道我當時感覺到痛苦沒有？太可怕了，我的媽啊！可是最終，一聲槍響也沒有…… 那時發給我們的衣服根本不夠用：就算是發了新衣服過兩天也全都沾滿血迹。
我救的頭一個傷員是上尉貝洛夫，最後一個傷員是謝爾蓋·彼得洛維奇·特羅菲莫夫，迫擊炮排的中士。
1970年他來我家做客，我把他頭部受傷的地方指給女兒們看，那兒落下一塊很大的傷疤。
我從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傷員。
有個新聞記者算了算：整整一個步兵營……我們要把那些比自己重兩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傷員就更沉重了，不但要背人，還要拖走他的武器，他們還有軍大衣和大皮靴，都要帶走……放下一個，立刻再回去背下一個傷員，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沖鋒就要來回這樣五六次，而我自己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芭蕾舞蹈演員的體重。
現在簡直不能相信……我們那時怎麼能做到這一點…… ——瑪麗亞·彼得洛夫娜·斯米爾諾娃 （娘家姓古哈爾斯卡娅，衛生指導員） 那是1942年，我們越過前線去執行任務，隐蔽在一片墳場附近。
我們知道，德國人距離我們隻有五公裡遠。
這是在深夜，他們一個勁兒地發射傘式照明彈。
照明彈一發接一發，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
排長把我帶到墳場邊，指給我看照明彈是從哪裡發射出來的，那兒是一片灌木叢，裡面可能有德國人。
雖說我不害怕死人，從小就不怕墳地，可我那時才二十二歲啊，又是第一回站崗，所以兩個鐘頭裡吓得夠嗆。
結果，早晨我發現了一绺初生的白發。
我站崗時，眼睛緊盯着那片灌木叢，它簌簌作響，搖搖晃晃，我總覺得好像有德國鬼子從那裡走出來……好像總是人影綽綽……鬼怪精靈在附近……而我孤單一人……深夜裡在墳場站崗，這難道是女人幹的事嗎？男人們對待一切都比較簡單，他們往往就是這樣想的：該站崗了，該射擊了……而對于我們，這畢竟太難以接受了。
或者一口氣急行軍轉移三十公裡，背着全部戰鬥裝備，又熱又乏，連馬匹都累癱了…… ——薇拉·薩弗隆諾夫娜·達維多娃 （列兵，步兵） 你想問在戰争中最可怕的是什麼？你在等我答複……我知道你在等什麼答案……你以為我的答複一定是，戰争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亡，是丢掉性命。
呶，是這樣吧？我認識你那幫哥們兒，新聞記者那些玩意兒……哈哈哈……你怎麼不笑啊？啊？ 其實我要說的是不同的答案……對我來說，在戰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式内褲，這才是最可怕的了。
這對我來說就好像……我形容不出來……嗯，首先吧，非常難看……你上了戰場，本來是準備為祖國去犧牲的，可是身上穿着男人的内褲。
看起來總是很可笑、很荒唐。
那時候的男式内褲都是又長又寬，是用棉緞制作的。
在我們掩蔽洞裡有十個女孩子，全都是穿男人的内褲。
哦，我的天啊！春夏秋冬，整整過了四年。
後來我軍反攻，打出了蘇聯邊境……用我們政委給我們上政治課時的話說，就是我們打到野獸的巢穴去了。
我們到達第一個波蘭村莊附近時，全都換了服裝，上級發給了我們新的制服……而且……啊呀呀，還第一次給我們送來了女人内褲和胸罩，整個戰争中這可是頭一次。
哈哈哈……嗯，明白嗎？我們總算盼到了正常的女人内衣…… 你為什麼不笑？你哭了……是啊，為什麼要哭呢？ ——蘿拉·阿赫梅托娃 （列兵，射手） 人家不批準我上前線……我當時剛過十六周歲，離十七歲還差得遠呢。
我們家有個鄰居被征召了，她是個醫助，入伍通知書送到她家，她哭個不停，因為她家裡還有個很小的男孩。
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員會對他們說：“讓我代替她去吧……”媽媽不許我去參軍，她說：“尼娜，你才幾歲啊？再說戰争很快就會結束的。
”母親就是疼愛孩子。
戰士們看到我，有的送我面包幹，有的送我方塊糖，都很體貼照顧我。
那時我還不知道我軍有喀秋莎火箭炮，它就僞裝隐蔽在我們後面。
開始射擊時，真是天搖地動，火光四起。
刹那間，我都驚呆了。
震耳欲聾的轟鳴、喧嚣和閃電般的火光把我吓壞了，我一頭栽進水窪中，軍帽也丢了。
士兵們看了捧腹大笑：“你這是怎麼了，小尼娜？你怎麼了，小寶貝？” 常常進行肉搏戰……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什麼呢？記得最清楚的是肉搏時發出的骨頭折裂聲……肉搏開始了：立刻出現了這種骨頭折裂聲，軟骨咯咯響，還有野獸般的狂叫。
每次沖鋒我總和士兵們一塊兒上去，當然是跟着他們，但隻是稍稍靠後，可以說就在他們身邊。
所以我什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清清楚楚……男人之間扭在一起厮打……往死裡整，砍殺不眨眼，直接把刺刀往嘴裡捅，往眼睛裡紮，往心髒和肚子裡戳……這情景……怎麼描述啊？我太軟弱了……不能描繪那場面……一句話，女人從來不會見識到男人會這樣子，她們在家時從未見過這樣的男人。
女人們和孩子們都沒見過。
叫人毛骨悚然…… 戰後我回到土拉老家，還經常在夜裡做噩夢大喊大叫。
媽媽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頭……我總是被我自己的驚叫聲所吓醒…… ——尼娜·弗拉季米羅夫娜·克維連諾娃 （上士，步兵連衛生指導員） 我們到達了斯大林格勒……那兒正在進行殊死的戰鬥，是生死攸關之地……鮮血把水和土地都染紅了……而我們必須從伏爾加河這邊跨到對岸去。
根本沒有人理睬我們的央求：“你們在說什麼啊，丫頭們？誰會需要你們這些人啊！我們需要步槍和機槍射手，不是通信兵。
”可是我們有很多人，八十多個女孩子。
到了傍晚，那些大一些的姑娘被接受了，就剩下我和另一個小女孩沒人要，嫌我們個子太矮，沒有長大。
他們想把我們留在預備隊，于是我拼命大哭起來…… 第一次作戰，軍官們就不斷把我從掩體上推下去，而我總要從戰壕裡探出頭，好能親自看到一切。
那時是充滿了好奇心，幼稚的好奇心……很天真呢！連長就大聲吼道：“列兵謝苗諾娃，列兵謝苗諾娃，你瘋了嗎！我的小祖宗啊……敵人會殺死你的！”我當時還不能夠明白，我隻是剛剛來到前線，怎麼就一定會被殺死呢？我那時還不知道，死亡是一件多麼尋常的事情，又是多麼随意的事情。
死神是不請自來而并非相約而至的。
破舊的卡車拉着增援部隊上來了，上面都是老人和男孩。
發給他們每人兩枚手榴彈就投入了戰鬥，根本沒有槍，槍支隻能用在正規的戰場上。
一仗打下來，沒有誰還需要包紮搶救……全都戰死了…… ——尼娜·阿列克賽耶娃·謝苗諾娃 （列兵，通信兵） 我從頭至尾參加了全部戰争…… 我背着第一個傷員時，兩腿軟綿綿的。
我一邊背着他走，一邊哭着小聲嘟囔：“你可别死啊……可别死啊……”我一邊給他包紮，一邊哭着，還一邊溫柔地哄他。
這時一個軍官從旁邊走過，對我大罵起來，甚至罵得很粗魯…… 為什麼他要罵您？ 因為像我這樣憐憫和哭泣是不許可的。
我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可是還有很多很多傷員要救。
我們乘車一路過來，到處躺着死人……剃得精光的腦袋泛着青色，就像被太陽曬過的土豆……他們就像遍地的土豆散落着……姿勢還是像在奔跑一樣，卻已經橫屍在被炮彈翻耕過的野地裡……就像散落的土豆…… ——葉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葉娃 （列兵，衛生指導員） 我現在已經說不清那是在哪兒，是在什麼地方了……一次就有二百多名傷員擠在一個闆棚裡，而護士隻有我一個。
傷員從戰場直接運來，很多很多。
好像是在某個村子裡……過去這麼多年我不記得是哪兒了……但我記得，當時我連續四天沒睡覺，沒坐下來歇口氣，每個人都在喊我：“護士……小護士……救救我，親愛的！……”我從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絆倒了，倒在地上立刻就昏睡了過去。
但叫喊聲又把我驚醒。
這時有個軍官，是個年輕的中尉，也是傷員，撐起沒有負傷的半邊身子對他們喝道：“靜一靜！不許叫，我命令你們！”他理解我，知道我是精疲力竭了，可是其他的人還在叫喊，他們疼得厲害呀：“護士……小護士……”我一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兒跑，要幹些什麼。
這是我到前線後第一次放聲大哭…… 就是這樣……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的心。
冬天，一群被俘的德國兵走過我們的部隊。
他們凍得瑟瑟發抖，褴褛的毛毯蓋在腦袋上，身上的大衣都結了冰。
嚴寒使得森林裡的鳥兒都飛不起來，連鳥兒都凍僵了。
在俘虜行列中有個士兵……還是個小男孩……他臉上的淚水都結冰了……我當時正推着一獨輪車的面包去食堂。
他的眼睛就一直離不開我的手推車，根本不看我，就是死盯着獨輪車。
那是面包……面包……我拿出一個面包，掰了一塊給了他。
他拿在手裡……還不敢相信。
他不信我會給他面包……不相信！ 我當時心裡是幸福的……我為自己不去仇恨而幸福。
我當時也為自己的行為而驚訝…… ——納塔利亞·伊萬諾夫娜·謝爾蓋耶娃 （列兵，衛生員）
人們都争先恐後四散逃命……我也拼命地跑。
忽然聽到有人在聲音微弱地呼喊：“幫幫我……救救我……”而我還在繼續跑……過了一會兒，喊叫聲又傳到我耳朵裡，我這才突然感到了肩膀上救護挎包的分量，還有一種負疚感。
恐懼頓時抛到九霄雲外！我扭頭就往回跑：原來是一個受傷的士兵在呻吟。
我立刻沖上去為他包紮，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戰鬥到深夜才結束。
清晨又下了一場雪，大雪覆蓋上很多很多的屍體……很多人的手臂都是朝上舉着……伸向天空……您不是問我那時候有沒有幸福感嗎？我告訴您：突然在死人堆裡發現了一個活着的人，那種感覺就是幸福…… ——安娜·伊萬諾夫娜·貝麗娅 （護士） 那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個死者……我低頭站在他旁邊哭……痛哭不已……就在這時有傷員喊叫起來：“快來給我包紮腿啊！”他的一條腿在褲子上搖晃着，已經被炸斷了。
我撕下他的褲子。
“把我的腿給我，放在我旁邊！”我就那樣做了。
他們隻要還有意識，就絕不丢下他們的手臂或腿腳。
他們要回自己的斷肢，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一起。
在戰争中我曾想過：對于所發生的任何事情我永遠不會忘。
而事實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漸淡忘了…… 一個年輕漂亮又風趣幽默的小夥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
我本來以為所有犧牲的人都會得到隆重安葬，但人們隻是把他擡起來，送到了一片榛樹林裡，草草挖了個墳坑……既沒有棺材，也沒有任何儀式，就把他放進坑裡了，然後直接蓋上了土。
陽光是那麼強烈，照曬着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連遮太陽的篷布也沒有，沒有任何陪葬，隻好讓他穿着身上現有的軍裝和馬褲。
好在他的服裝還是嶄新的，顯然他剛到前線不久。
就這樣把他安葬了，坑很淺，剛好夠他躺進去。
他的傷口不大，卻是緻命傷——一槍命中了太陽穴，血也流得不多。
這樣一個人現在躺在那兒，就跟活着一樣，隻不過臉色是蒼白的。
掃射之後便開始地毯式轟炸，炸爛了這片地方。
我不知道還會留下什麼…… 但我們在那種處境裡怎樣埋葬死者？隻好就近，在我們所待的掩體附近，挖個坑，把他們埋掉就得。
隻留下一個土堆，不用說，隻要是德國人緊跟過來，或者開來汽車，墳頭會立刻被軋平，成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麼痕迹都不會留下。
我們經常在樹林裡掩埋戰友……就在那些橡樹底下，在那些白桦樹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沒勇氣到森林裡去，特别是到長着老橡樹和白桦樹的森林……我不能在那種地方停留……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柯爾日 （騎兵連衛生指導員） 在前線我失聲了……我有一副美麗的歌喉…… 直到打完仗返回家鄉我的嗓音才恢複了。
晚上親朋好友聚餐時，幾杯酒下肚大家就說：“來，維拉，唱一個吧。
”我就放歌一曲…… 我離開家上前線時，可以說是個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是個成績優異、品行良好的蘇聯女中學生。
可是到了前線……在那裡我開始禱告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祈禱，出聲地禱告，祈禱詞也很簡單……都是我自己的大白話……意思隻有一個，就是上天保佑我能活着回家看爸爸媽媽。
真正的祈禱方式我并不知道，我從沒有讀過《聖經》。
也沒有人看見我祈禱，我是暗地裡悄悄祈禱，小心翼翼。
因為……我們那時是另外一種人，當時都是另一種生活。
您明白嗎？我們想事情和現在不一樣，我們都明白……因為……我來給您講個偶然事件……有一次，在新兵當中發現一個教徒，當他祈禱時，士兵們都嘲笑他：“怎麼樣，上帝給了你什麼幫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為什麼要容忍這一切發生呢？”對于一個人要趴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痛哭，他們絕對不理解，說是如果耶稣愛你，為啥他不來救你啊？我是戰争結束後才開始讀《聖經》的……現在我要一輩子讀《聖經》……說回到那個士兵，他也不再是一個年輕人了，就是不要開槍。
他拒絕說：“我不能啊，我不能殺生！”其他人都同意殺人，但他就是不同意。
時代？那是什麼時代啊……可怕的時代……就因為信教……他被送交軍法審判，兩天之後就被槍決了……造孽啊！ 那是另一個時代……那是另一種人……該怎麼向您解釋呢？該怎麼解釋啊…… 幸運的是，我從來沒見過那些被我殺死的人……但是，反正都一樣……現在我認識到自己也是殺生的。
現在想到這些了……是因為我老了吧。
我為自己的靈魂祈禱，我囑咐女兒們，在我死後，我所有的戰鬥勳章都不要送進博物館，要交到教會去，送給神父……那些死者，他們經常來到我的夢中……被我殺死的人們……雖然我沒有看到過他們，但他們卻在夢中來看我。
我睜大眼睛找啊找，也許有人隻是受傷，雖然身受重傷，但仍然能救活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反正他們都死了…… ——維拉·鮑裡索夫娜·桑基帕 （中士，高射機槍手） 我最受不了的是給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條腿都鋸下來，當我把斷腿搬出去，放到盆子裡時，抱都抱不動。
我記得，那些斷腿都很沉。
我輕輕地抱着，不能被那個截肢的傷員聽到，又像抱個孩子，像照顧嬰兒那樣小心翼翼……特别是幾乎從大腿根上截下來的腿，我最受不了。
那些麻藥還起作用的傷員，要麼是在呻吟，要麼就在叫罵，俄語中所有罵人的話都用盡了。
我身上總是濺着血迹……像點點櫻桃一樣……不過是黑色的…… 可是給媽媽寫信我從來不寫這些事。
我隻寫道：這裡一切都好，我吃得飽穿得暖。
媽媽已經把三個孩子送上前線，她心裡夠難過的啦…… ——瑪麗亞·賽麗維斯特羅夫娜·巴若科 （戰地護士） 我出生在克裡米亞……距離敖德薩不遠。
1941年，我從克爾登姆區的斯洛博德中學十年級畢業。
戰争爆發後，開始幾天我一直從電台收聽廣播。
我聽懂了，我軍是在撤退中……我跑到兵役委員會要求參軍，被送回了家。
又去了那裡兩次，兩次被拒絕。
7月28日，後撤下來的軍隊通過我們斯洛博德，我就與他們一起奔赴前線，根本沒有什麼入伍通知書。
我頭一次看到傷員，吓得昏了過去。
過後就挺過來了。
我第一次爬到槍林彈雨中救傷員時，拼命大叫着，好像要壓倒炮火的轟鳴。
後來就完全習慣了，過了十天後，我自己也被打傷，我就自己把彈片拔出來，自己給自己包紮…… 1942年12月25日，我們五十六集團軍三三三師堅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
敵人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把它奪過去。
戰鬥打響了，德軍坦克向我們進攻，但我軍的炮火打得它們寸步難行。
德國人退了下去。
在開闊地帶，我們一個炮兵中尉受傷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
幾名衛生員沖上去想把他救回來，結果都犧牲了。
兩條救生犬爬過去（我在那兒生平第一次看到這種狗），也給打死了。
這時，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來，先是小聲，然後就高聲唱起一支我們在戰前最喜愛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勳》。
雙方的士兵——我們這邊和德國人那邊——全都安靜下來。
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彎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陣地。
我一邊走一邊暗自想：“隻要不打後背就行，甯可讓他們打我的腦袋。
”當時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後一瞬間……想知道我當時感覺到痛苦沒有？太可怕了，我的媽啊！可是最終，一聲槍響也沒有…… 那時發給我們的衣服根本不夠用：就算是發了新衣服過兩天也全都沾滿血迹。
我救的頭一個傷員是上尉貝洛夫，最後一個傷員是謝爾蓋·彼得洛維奇·特羅菲莫夫，迫擊炮排的中士。
1970年他來我家做客，我把他頭部受傷的地方指給女兒們看，那兒落下一塊很大的傷疤。
我從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傷員。
有個新聞記者算了算：整整一個步兵營……我們要把那些比自己重兩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傷員就更沉重了，不但要背人，還要拖走他的武器，他們還有軍大衣和大皮靴，都要帶走……放下一個，立刻再回去背下一個傷員，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沖鋒就要來回這樣五六次，而我自己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芭蕾舞蹈演員的體重。
現在簡直不能相信……我們那時怎麼能做到這一點…… ——瑪麗亞·彼得洛夫娜·斯米爾諾娃 （娘家姓古哈爾斯卡娅，衛生指導員） 那是1942年，我們越過前線去執行任務，隐蔽在一片墳場附近。
我們知道，德國人距離我們隻有五公裡遠。
這是在深夜，他們一個勁兒地發射傘式照明彈。
照明彈一發接一發，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
排長把我帶到墳場邊，指給我看照明彈是從哪裡發射出來的，那兒是一片灌木叢，裡面可能有德國人。
雖說我不害怕死人，從小就不怕墳地，可我那時才二十二歲啊，又是第一回站崗，所以兩個鐘頭裡吓得夠嗆。
結果，早晨我發現了一绺初生的白發。
我站崗時，眼睛緊盯着那片灌木叢，它簌簌作響，搖搖晃晃，我總覺得好像有德國鬼子從那裡走出來……好像總是人影綽綽……鬼怪精靈在附近……而我孤單一人……深夜裡在墳場站崗，這難道是女人幹的事嗎？男人們對待一切都比較簡單，他們往往就是這樣想的：該站崗了，該射擊了……而對于我們，這畢竟太難以接受了。
或者一口氣急行軍轉移三十公裡，背着全部戰鬥裝備，又熱又乏，連馬匹都累癱了…… ——薇拉·薩弗隆諾夫娜·達維多娃 （列兵，步兵） 你想問在戰争中最可怕的是什麼？你在等我答複……我知道你在等什麼答案……你以為我的答複一定是，戰争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亡，是丢掉性命。
呶，是這樣吧？我認識你那幫哥們兒，新聞記者那些玩意兒……哈哈哈……你怎麼不笑啊？啊？ 其實我要說的是不同的答案……對我來說，在戰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式内褲，這才是最可怕的了。
這對我來說就好像……我形容不出來……嗯，首先吧，非常難看……你上了戰場，本來是準備為祖國去犧牲的，可是身上穿着男人的内褲。
看起來總是很可笑、很荒唐。
那時候的男式内褲都是又長又寬，是用棉緞制作的。
在我們掩蔽洞裡有十個女孩子，全都是穿男人的内褲。
哦，我的天啊！春夏秋冬，整整過了四年。
後來我軍反攻，打出了蘇聯邊境……用我們政委給我們上政治課時的話說，就是我們打到野獸的巢穴去了。
我們到達第一個波蘭村莊附近時，全都換了服裝，上級發給了我們新的制服……而且……啊呀呀，還第一次給我們送來了女人内褲和胸罩，整個戰争中這可是頭一次。
哈哈哈……嗯，明白嗎？我們總算盼到了正常的女人内衣…… 你為什麼不笑？你哭了……是啊，為什麼要哭呢？ ——蘿拉·阿赫梅托娃 （列兵，射手） 人家不批準我上前線……我當時剛過十六周歲，離十七歲還差得遠呢。
我們家有個鄰居被征召了，她是個醫助，入伍通知書送到她家，她哭個不停，因為她家裡還有個很小的男孩。
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員會對他們說：“讓我代替她去吧……”媽媽不許我去參軍，她說：“尼娜，你才幾歲啊？再說戰争很快就會結束的。
”母親就是疼愛孩子。
戰士們看到我，有的送我面包幹，有的送我方塊糖，都很體貼照顧我。
那時我還不知道我軍有喀秋莎火箭炮，它就僞裝隐蔽在我們後面。
開始射擊時，真是天搖地動，火光四起。
刹那間，我都驚呆了。
震耳欲聾的轟鳴、喧嚣和閃電般的火光把我吓壞了，我一頭栽進水窪中，軍帽也丢了。
士兵們看了捧腹大笑：“你這是怎麼了，小尼娜？你怎麼了，小寶貝？” 常常進行肉搏戰……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什麼呢？記得最清楚的是肉搏時發出的骨頭折裂聲……肉搏開始了：立刻出現了這種骨頭折裂聲，軟骨咯咯響，還有野獸般的狂叫。
每次沖鋒我總和士兵們一塊兒上去，當然是跟着他們，但隻是稍稍靠後，可以說就在他們身邊。
所以我什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清清楚楚……男人之間扭在一起厮打……往死裡整，砍殺不眨眼，直接把刺刀往嘴裡捅，往眼睛裡紮，往心髒和肚子裡戳……這情景……怎麼描述啊？我太軟弱了……不能描繪那場面……一句話，女人從來不會見識到男人會這樣子，她們在家時從未見過這樣的男人。
女人們和孩子們都沒見過。
叫人毛骨悚然…… 戰後我回到土拉老家，還經常在夜裡做噩夢大喊大叫。
媽媽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頭……我總是被我自己的驚叫聲所吓醒…… ——尼娜·弗拉季米羅夫娜·克維連諾娃 （上士，步兵連衛生指導員） 我們到達了斯大林格勒……那兒正在進行殊死的戰鬥，是生死攸關之地……鮮血把水和土地都染紅了……而我們必須從伏爾加河這邊跨到對岸去。
根本沒有人理睬我們的央求：“你們在說什麼啊，丫頭們？誰會需要你們這些人啊！我們需要步槍和機槍射手，不是通信兵。
”可是我們有很多人，八十多個女孩子。
到了傍晚，那些大一些的姑娘被接受了，就剩下我和另一個小女孩沒人要，嫌我們個子太矮，沒有長大。
他們想把我們留在預備隊，于是我拼命大哭起來…… 第一次作戰，軍官們就不斷把我從掩體上推下去，而我總要從戰壕裡探出頭，好能親自看到一切。
那時是充滿了好奇心，幼稚的好奇心……很天真呢！連長就大聲吼道：“列兵謝苗諾娃，列兵謝苗諾娃，你瘋了嗎！我的小祖宗啊……敵人會殺死你的！”我當時還不能夠明白，我隻是剛剛來到前線，怎麼就一定會被殺死呢？我那時還不知道，死亡是一件多麼尋常的事情，又是多麼随意的事情。
死神是不請自來而并非相約而至的。
破舊的卡車拉着增援部隊上來了，上面都是老人和男孩。
發給他們每人兩枚手榴彈就投入了戰鬥，根本沒有槍，槍支隻能用在正規的戰場上。
一仗打下來，沒有誰還需要包紮搶救……全都戰死了…… ——尼娜·阿列克賽耶娃·謝苗諾娃 （列兵，通信兵） 我從頭至尾參加了全部戰争…… 我背着第一個傷員時，兩腿軟綿綿的。
我一邊背着他走，一邊哭着小聲嘟囔：“你可别死啊……可别死啊……”我一邊給他包紮，一邊哭着，還一邊溫柔地哄他。
這時一個軍官從旁邊走過，對我大罵起來，甚至罵得很粗魯…… 為什麼他要罵您？ 因為像我這樣憐憫和哭泣是不許可的。
我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可是還有很多很多傷員要救。
我們乘車一路過來，到處躺着死人……剃得精光的腦袋泛着青色，就像被太陽曬過的土豆……他們就像遍地的土豆散落着……姿勢還是像在奔跑一樣，卻已經橫屍在被炮彈翻耕過的野地裡……就像散落的土豆…… ——葉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葉娃 （列兵，衛生指導員） 我現在已經說不清那是在哪兒，是在什麼地方了……一次就有二百多名傷員擠在一個闆棚裡，而護士隻有我一個。
傷員從戰場直接運來，很多很多。
好像是在某個村子裡……過去這麼多年我不記得是哪兒了……但我記得，當時我連續四天沒睡覺，沒坐下來歇口氣，每個人都在喊我：“護士……小護士……救救我，親愛的！……”我從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絆倒了，倒在地上立刻就昏睡了過去。
但叫喊聲又把我驚醒。
這時有個軍官，是個年輕的中尉，也是傷員，撐起沒有負傷的半邊身子對他們喝道：“靜一靜！不許叫，我命令你們！”他理解我，知道我是精疲力竭了，可是其他的人還在叫喊，他們疼得厲害呀：“護士……小護士……”我一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兒跑，要幹些什麼。
這是我到前線後第一次放聲大哭…… 就是這樣……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的心。
冬天，一群被俘的德國兵走過我們的部隊。
他們凍得瑟瑟發抖，褴褛的毛毯蓋在腦袋上，身上的大衣都結了冰。
嚴寒使得森林裡的鳥兒都飛不起來，連鳥兒都凍僵了。
在俘虜行列中有個士兵……還是個小男孩……他臉上的淚水都結冰了……我當時正推着一獨輪車的面包去食堂。
他的眼睛就一直離不開我的手推車，根本不看我，就是死盯着獨輪車。
那是面包……面包……我拿出一個面包，掰了一塊給了他。
他拿在手裡……還不敢相信。
他不信我會給他面包……不相信！ 我當時心裡是幸福的……我為自己不去仇恨而幸福。
我當時也為自己的行為而驚訝…… ——納塔利亞·伊萬諾夫娜·謝爾蓋耶娃 （列兵，衛生員）
